翻译法学著作的尝试，吸引了许多中国学者的注意力，大家争相把翻译一、两部著作或者若干篇论文作为自己学术的起点，而且翻译的多是热点，基础性的还是较少。十多年前，我读硕士的时候，就把某国某法导论作为教材，为的是当时恰有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可以参考。参考是参考了，学了几段后，也是发现那个译本不知所云，难得有比原文能更明白的语句。
由此养成了逢译文必要核对原文的习惯，从而干脆舍弃译文，去研读原文。功夫是花多了，甚或是一种浪费和自负，但是心里踏实。法学教师、学生如果没有这样的习惯，那是最大的错误。有人开口柏拉图，闭口德沃金，我想他们和我一样也都是念了一些译文，而且当然是中文本。至于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读了是不是就懂了，不得而知。一些西方学术经典，成百、成千年地被学者们所玩味，译本是可以信服的，是可以读的。
问题在于那些属于时尚的、流行的、热门的西方学者的著作，已经没有许多人可以坐下来仔细推敲，用“信、达、雅”的砝码去衡量译文的水准。译好的有之，我不能一概否定。次品的居多，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不算翻译吧，确实是方块汉字；算是翻译吧，遣词造句、语法、逻辑、修辞洋洋稀松，更无需说“法的精神”了。
“法的精神”尚且不明不白，“流行时尚”究竟是什么，已无法考究，以至于法律的移植和本土化，缺乏有生命力的“法律器官”。这让我们想起日本来。日本教育水平不能说不高，但是很多学者的英文不能说不憋足，不仅不会说，而且不会念。不过日本有很发达的学术翻译队伍，掷地有声，学者即使没有很好的英、美、德、法文，他也不缺乏英、美、德、法的信息。因此，日本的大学教育，并一律不把外语作为敲门砖，甚至日本大学接受中国留学生的日语水平这个门槛，也没有多高的要求。过去好多中国学生在中国的高考中失败了，然后就学点日语到日本留学，念大学、念硕士、念博士。其中也不乏念了十来年日本法律的，去学习发达国家法律的真谛和法学的真知。
日本有法律移植和本土化的成功历程，他们移植了中国的文字，后来用中国的文字迻译西方法律，我们中国人也从中受益非浅，从日本移植了难以数计的法律术语。假如日本的翻译队伍都不足信，拿不起放不下，那么日本立国的学术方面还要靠什么根基？日本大学还能为中国人所向往？中国考不上大学才去留学的，还能被培养成人？这是个连锁反应，最终会导致日本一无是处，形象大打折扣，结局很悲惨。不过，这些都是假设而已。
中国的一些法学译著，读的时候需要硬着头皮，硬着头皮读了还是不能懂。反过来，如果有人问这本书怎么样？只是翘起大拇指夸赞“好，好，好”，没有敢说“不”字的，因为大多数人好大喜功，说好听的就高兴，说不好听的就不高兴；大多数人阿谀奉承是拿手好戏，溜须拍马是小菜一碟。法学学者和司法机关是最为接近的，在社会关系方面的学习也是最为成功的。法学学者宁肯忍着耐着，也不肯说实话，假意逢迎，敷衍了事，还期待有一天能得到对方照应，因为自己某一天也会给别人留下小辫子。
在官场上，官官相护，管他正义与邪恶，公平与偏私，遵纪守法与胡作非为，情面是很重要了，优先考虑，高抬贵手。在法学的学术上，当然多数情况也是心心相应，只唱颂人之长，莫掐算人之短，照顾情面，以至于是非也不讲究了。结果，铮铮铁骨，铁石心肠是没有用场的。中国文化就是很少讲究个人的价值，很少发挥个人的潜能，很少承载个人的责任。在经济管理领域和管理管理领域推行责任制，个人享有了一定权利，承担一定义务，才是对于文化的些许改变。除此而外，就都是集体义务，集体负责，其自然的后果就是这些个人彼此形成了心照不宣的互相利用。在学术领域也不例外。
还有一些，属于点缀自己文章的虚荣，用柏拉图、德沃金装饰一下自己的论著吧，还不知道原文所云；因噎废食吧，于心不忍，于是就凑合着从译文里断章取义，于是这些译文虽然拙劣，却受到很多的青睐。因为受到很多的青睐，译者以为译文水准很高，放弃了改进，实则以讹传讹。如果是很拙劣的译文，不断改进也是可以弥补的，但是我们的好多译本实际上都是“绝本”。译的时候本来怀有某种急功近利的目的，出版了以为荣耀。因为他们占了一个时间上的优先和空间上的优位，被人们所看重，结果急功近利变成了一劳永逸。
为这弥补我们本来匮乏的学术资源，有时候拙劣的翻译是情有可原的。哪怕只有片言只语传达了一种思想的真谛，特别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东西，也应当认为有很高的参考价值。而法条的翻译则应当慎之又慎。中国的法律体系正处于要完善而未实现的剧烈变动当中，翻译了发达法制国家的法条就是为了能借鉴。好不容易看到中文的译本，如果谬误百出，那岂不贻害无穷。
一言以蔽之，翻译需要不断改进，而不是首先放在那里供奉起来，当作崇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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