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在讨论资本主义精神和新教伦理亲和关系的同时也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起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韦伯打破以往将经济增长起源问题局限在经济学领域的传统，在经济法以外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寻找动因。
一、《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论证逻辑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最初于1904年11月和1905年6月两次以论文形式发表，1920年加上一篇为《宗教社会学论集》而作的导论，作为韦伯“世界宗教经济伦理”研究的第一部分出版。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导论中韦伯扼要地说明了他研究的意图和着眼点，即试图从观念或意识形态的层面阐释如下问题：现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会仅仅在西方得到持续的发展?为什么中国、印度等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东方国家在政治、经济、艺术、建筑和科学方面没能走上西方特有的理性化道路?以及这些“仅仅在西方文明中才显现出来的文化现象究竟应归结为那些事件的合成作用”?最终韦伯将问题的答案归结为以理性主义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精神”。正如他在导论中所说：“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资本主义精神看似非理性的“神秘的关照”(contemplation)，在他看来却也是如“理性化的经济生活、理性化的技术、理性化的科学研究、理性化的军事训练、理性化的法律和行政机关一样”理性化关照。第二部分，问题篇，韦伯主要探讨了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的关系，从现象层面勾画出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并以富兰克林的一段话对“资本主义精神”作了描述性的阐释。引出了新教伦理中的“天职观”、“预定论”和“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亲和关系的判断。之后，韦伯把对路德“职业”概念的深入分析作为此书的研究任务，以此作为研究和论证的逻辑起点。在第三部分中，韦伯首先分别讨论了禁欲主义新教诸教派的实践伦理观及其基础，然后分析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尤其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最终论证得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至此，他回答了在本书伊始提出的问题——资本主义精神正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乃至文化持续发展的“社会精神气质”，而其来源正是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
韦伯是如何论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亲和关系的呢?
路德的“职业”(Beruf)概念是韦伯论证的起点。欧洲宗教改革始于马丁·路德，新教也自此伊始。“Beruf”是他依据拉丁文“Vacatio ”的德文翻译，意为“圣召”，即“上帝安排的工作”。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译为职业，但我们可以把握住它的要领，即是“上帝安排的”世俗世界的事务。在基督教的教义体系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将之视为自己生活的目的和获得上帝恩宠的唯一途径。“天职观”是韦伯新教伦理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告诉人们：现实社会中的工作，是人们必须负担的责任，是自身价值的体现，逃避世俗社会的责任是违背上帝的要求。此后，韦伯讨论了加尔文教的恩宠观和预定论，认为其颠覆了以往上帝是为拯救人类而存在的传统基督教观点。上帝不再是为人类而存在，相反，人类所进行的一切世俗事务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这些宗教伦理直接地产生了现实社会生活中人们勤俭、节约、敬业和禁欲主义的精神气质，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财富积累。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源泉。
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的时候，韦伯重点论述了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区别。他认为对于财富的追求普遍存在于任何一种社会中，不能作为区别前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准，区别的关键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克制财富追求欲望的理性主义，同时他还认为二者的区别不仅表现在资本主义企业家有意识遵守资本主义观点和原则的行为上，也体现在劳动者身上。在资本主义遭遇来自传统主义劳动观念的限制时，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提高单位的工资，显然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二是降低单位的工资，这个方法常常为雇主所采用，但在那些需要高度专注和创新精神的劳动中又难以奏效。就在此时，韦伯分析了“天职”观念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的作用，并且通过又一个例子提出了他的解决办法：“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也就是说，宗教伦理“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力的基础”。资本主义精神究竟是什么?在韦伯看来，实质上是一种艰苦劳动和积极进取的理性精神，同时又是为上帝增加荣耀、承担现实生活责任的伦理原则，具有双重的特性。
分析了诸如“职业”、“天职观”、“恩宠论”、“预定论”和禁欲主义等新教伦理的核心概念之后，韦伯将目光投放在新教伦理转换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过程上。基督教的禁欲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遗传了新教伦理的规范，与之相反，加尔文教(特别是早期加尔文教)存在着大量对资本主义不利的精神气质。合法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弗兰克·帕金在谈到宗教功能时所指出的：“享有政治和经济特权的阶层(笔者注：这里指资产阶级)指定了宗教的基本功能：合法化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特权阶级向宗教要求的东西——或许是唯一的东西便是这种合法性”。其次，理性化在宗教伦理向资本主义精神转化过程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韦伯认为理性化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方面，它不仅体现在经济、技术等物质层面的理性化，在政治和制度方面也是一个逐步理性化的进程，甚至是宗教本身在他看来也是一个从非理性向合理性转变得“祛魅”过程。宗教渐渐摆脱各种神秘的巫术力量而通过人为控制的因素作用时，正是宗教实现理性化并对人们现实社会生活影响最为直接和深远的时候。其次，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的主体作用。正是人将理性的宗教伦理内化为勤勉于世俗事务的社会行动原则，同样也正是作为主体的人的社会行动形成了韦伯构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理想类型的具体实践基础。在本书的最后一章，韦伯鲜明地表达了他的看法：禁欲主义哺育了近代“经济人”观念，树立了特殊的经济伦理，还给资产阶级以令其安慰的信念等等，是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源头。
二、作为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与作为宗教观念的新教伦理
综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文中所提到的资本主义更多是作为一种经济制度而言的，而新教伦理也毫无疑问地被划在宗教观念的框架之下。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理解：
首先，韦伯特别强调的理性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重要因素——企业和家庭、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与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以及由此深入探讨的以自由劳动组织为特征的资本主义起源，都是从经济或经济制度的角度阐发的。理性主义正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共有的精神气质，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正是二者亲和关系的实质所在(affinity)。
其次，在谈到什么是资本主义精神时，韦伯比较了前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不同，认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不是对财富的不断追求，与之相反是对“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但他也并没有否定追求财富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地位，认为“资本主义等同于通过理性的、自由的劳动组织和企业行为追求利润的过程”。不难看出，经济生活或者说经济行为仍然是韦伯论证的切入点和有力论据，即使是作为逻辑起点的“职业”也是经济行为中最基础概念。
再就是禁欲主义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人们的经济行为之上，即是对财富的积累。对财富的积累一直存在，财富是人们经济行为的目标。但在禁欲主义新教伦理的影响下，原本作为经济活动目标的财富变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追求财富的过程，原本的目的异化为完成“上帝安排工作”的手段，成为衡量人们承担世俗责任的标准。在这里，韦伯找到了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增长的内在动因，就是追求财富和节制禁欲的在社会个体观念上的结合。这一结合使得资本积累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资本家不再将盈利的财富用于挥霍消费，劳动者也逐渐突破了传统主义劳动观念的束缚。当财富转化为资本，近代资本主义也就脱离了传统主义的限制，真正进入了理性主义时代。
韦伯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亲和关系，实际可以简化为现代经济史的一个中心问题——资本主义产生和持续增长的动因。韦伯打破以往江经济增长起源问题局限在经济学领域的传统，在经济以外的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寻找动因，为我们研究资本主义提供了另类的视角，也引出很多就此方面的争论。在肯定韦伯这一基本假设(即观念或意识形态队竞技增长具有推动作用)的前提下，笔者最感兴趣的是除了新教伦理之外，是否有另外的观念或意识也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持续增长起着推动作用，尤其是作为资本主义经济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因?显然是有的，譬如说民族主义。
历来对资本主义的研究都是从经济或经济制度的角度进行，如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转变角度来认识，有的学者从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划分角度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进行认知，韦伯则是从观念意识的角度寻找解释的途径。我们不能说谁就真正抓住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实质或是精神，研究的多样性在告诉我们有多个方面和多种可能的同时，更是告诉我们要怎样认识一个事物。
作者：苏美莉 来源：世纪桥 2015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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