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及其当代价值
一、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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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观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虽属两个文明体系，但在生态观方面有许多相同、相似或相契的理念。
伊斯兰文明的生态观与它的宇宙观是分不开的。伊斯兰文明认为，真主创造了自然万物、日月星辰，使整个大自然气象万千，多姿多彩，和谐美妙。有高山，有平原；有沙漠，有绿洲；有陆地，有海洋；有湖泊，有河流；有戈壁，有草原；还有空气、阳光、水和生活在地球上的无数种动植物以及其他生物和无生物。《古兰经》启发人们说：“难道他们没有仰视天体吗?我是怎样建造它，点缀它，使它没有缺陷的?我曾展开大地，并将许多的山岳投在上面，还使各种美丽的植物生长出来，为的是启发和教诲每一个归依的仆人。”关于大自然的和谐、天地万物的井然有序及其生态平衡，《古兰经》启示道：“我展开大地并把许多山岳安置在大地上，而且使各种均衡的东西生出来。”“太阳疾行，至一定所……。月亮，我为它预定星宿……。太阳不得追及月亮，黑夜不得超越白昼，各自在一个轨道上浮游着。”
水为生命之源，万物生长都离不开它，《古兰经》就此明确指出：“我用水创造了一切生物。”“我从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做饮料。”“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
正因为有了水，才使大地披上了绿装，大自然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古兰经》用独特的语言描述了这一景象，说道：“我从云中降下定量的雨水，然后，我使它停留在地上——我对于使中手涸是全能的——然后，我借它而为你们创造许多枣园和葡萄园。”“大地上有许多邻近的区域，有葡萄园，有庄稼，有椰枣树，其中有二珠同根生的、二珠异根生的，
(这些都是)用同样的水灌溉的，我却使这一部分果实比那一部分佳美。”“他创造了许多园圃，其中有蔓生的和直立的果木，与果实各异的海枣和百合，形同味异的油橄榄和石榴”。
关于大自然的千姿百态和生物多样性，《古兰经》提示道：“难道你还不知道吗?真主从云中降下雨水而生产各种果实。山上有白的、红的、各色的条纹，和漆黑的岩石。人类、野兽和牲畜中，也同样有不同的种类。”“他创造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御寒，可以其乳和肉充饥，还有许多益处。”“你的主曾启示蜂蜜：
‘你可以筑房在山上和树上，以及人们所建造的蜂房里。然后你从每种果实上吃一点，并驯服地遵循你的主的道路。’将有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
总之，大自然中的所有上述这些景观——秀美的山川、茂密的森林、成群的动物、丰沛的雨水、灿烂的群星、广阔的海洋、微微的暖气、滚滚的寒流、蓝蓝的天空、飘动的云彩、潺潺的流水，以及由此而来的湖光山色、鸟语花香构成了一个协调有序、相互依存、生机盎然的宇宙大家庭。人类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但不是唯一的成员)，而且是万物之灵长、天地间的精华，因而真主让人成为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奉真主之命，受真主之托，治理好这个世界，建设好这个世界，使整个世界走向繁荣昌盛，使各族百姓安居乐业。为此，人除了处理好同类(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外，还得处理好同自身赖以生存的大自然之间的关系。
处理好同自然之间的关系，要求人们把握两点：一是接近自然而不崇拜自然；二是开发自然而不滥用自然，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伊斯兰文明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如刮风下雨、日起日落、昼夜循环、四季交替等，绝无神秘之处，人们不应对此心怀恐惧，盲目加以崇拜，而应该仔细观察自然，探索自然，领悟其中的奥妙，总结其中的规律，坚定自己的信仰。《古兰经》号召人们说：“你们要观察天地之间的森罗万象。”中世纪的穆斯林积极把目光投向大自然，没有为“天地间的森罗万象”而晕头转向；没有产生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心理；没有为自己树立什么山神、太阳神、月亮神、水神、火神等偶像。相反，他们通过接近自然，观察自然，探索自然，悟出了一些道理，把握了一些规律，最终在天文学、地理学、数学、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和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些成就成为中世纪伊斯兰文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对欧洲文艺复兴，对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在研究自然、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还要开发自然，造福人类。《古兰经》鼓励人们合理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有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享受真主的恩赐。《古兰经》指出：“他(指真主一笔者所加)以大地为你们的席，以天空为你们的幕，并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生出许多果实，做你们的给养。”“我(指真主——笔者所加)在大地上生产百谷，与葡萄和苜蓿，与梓檄和海枣，与茂密的园圃、水果和牧草，以供你们和你们的牲畜享受。”这就告诉人们，大自然中一切都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生成的。海水蒸发上升为云，又从云中降下雨水，雨水集中汇流成河，最后又归于大海。同时，水的循环给大地带来生机，土壤中的种子和树根需要水分时，恰逢天降甘霖，水滋润植物使之吸取周围其它养分。由于水、肥、阳光的光合作用，结出了人畜所需要的果实。一部分植物还可用作燃料以及纺织、建筑和器具的原料。吃过用过的废物返回土中，腐烂成肥，参加下一轮循环。生命如此循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大自然如同一个伟大的母亲，用其乳汁无私地滋养着人类。那么人类也应该相应地爱护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否则糟踏自然，滥用自然，势必自毁家园，自食其果。《古兰经》说：“灾害因众人所犯的罪恶而显现于大陆和海洋，以至真主使他们尝试自己行为的一点报酬，以便他们悔悟。”今天，人类因破坏生态平衡而遭到了大自然的报复，尝够了苦果之后，提出了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的口号。
中华文明的生态观虽然在一些细微处与伊斯兰文明的生态理念不尽相同，但只要细心探究，就会发现仍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比如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论与伊斯兰文明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论，就有相通之处。“天人合一”论虽然包含着丰富、复杂的内容，但它最基本的涵义就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即人与自然亲密无间，和谐相处。中华文明所讲的“天”有意志之“天”、命运之“天”、义理之“天”等涵义，但它最基本
的涵义就是指自然界，即天地之“天”、自然之“天”、有形之“天”。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他哲学家如荀子、刘禹锡、章太炎等等所讲的“天”也是指自然界或自然运行的规律。而“天人合一”论是代表中华文明的主流的观点。儒家主要是从“天人一体”、“性天相通”、“天人合德”的角度来论证天人合一的。孔子作《春秋》，上揆天之道，下质诸人性。相传，他作《易传》，阐发天、地、人三才之道，《说卦传》中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民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日阴与阳；立地之道，日柔与刚；立人之道，日仁与义。”《序卦传》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天之道是“始万物”：地之道是“生万物”；人之道是“成万物”。这三者是不可分割的，“生成”与“实现”是统一的，这就是“天人合一”。
孟子以“诚”这一概念阐述天人关系，他说：“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他以“诚”作为“天人合一”的理论指向。儒家经典《中庸》指出：“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又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不过，比较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乃是董仲舒，他说：“事物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天人之际，合而为一。”他又说：“天地人万物之本也。天生之，地养之，人成之。天生以孝悌，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礼乐。三者相为手足，不可一无也。”张载最早正式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他说：“儒者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人只是天地中之一物，“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他认为人和万物都是由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气”所构成的，“气”的流行变化的本性就是人和万物的本性，因此可以说它们统统都是一家人，“乾称父，坤称母”，宇宙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与朋友，而非敌人，理应善待万物，与之和谐相处。朱熹把宇宙本体解释为“生”，即生命精神和生长之道。他说：“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己具，情之已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王阳明进一步发挥了程朱泛爱万物的思想，他说：“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又说：“大人之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岂为大人，虽小人之心亦莫不然，彼顾自小之耳。是故见孺子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悯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者也，见瓦石之毁而必有顾惜之心，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是其一体之仁也，虽小人之心亦必有之。是乃根于天命之心，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他认为这种与孺子、鸟兽、草木、瓦石的“一体之仁”是人之天性使然，同时也是人类的最高伦理情感，是人对天地万物的一种责任意识。
道家则主要是从人必须顺应自然，抑制过分的人为，使人的行为符合自然规律，即“道”来讲“天人合一”的，如老子说：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对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体认，“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表明“道”离不开宇宙间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道”是宇宙万物的构成，它是更为本原的一种东西，先于天地而存在。故老子强调：“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蓄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这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伦理思想。道生出万物，但道不是孤立的存在，它要依赖于“德”。这个“德”指的是道所体现出的德的本性和要求，它是从自然界中产生，实际上是自然之德。这个德不同于人之德，因为人之德是有为的，而自然之德是无为的，它不是体现了人的意志，而是体现了自然本有的内在要求。到正是依据这个自然之德才得以彰显。所以，庄子说：“夫明白于天地为德者，此之为大本大宗，与天和者也；所以均调天下，与人和者也。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在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思想的指导下，道家所追求的理想的生态环境是：
“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
由上可知，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理念，尽管不尽一致，尤其是作为生态观基础的宇宙观差异较大，但是，二者也有许多相通之处，都强调天地万物不是人类的敌人，而是人类的朋友；都强调大自然不是人类的对立面，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生活的家园；都强调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相依为命。这就为二者在生态环境问题领域的对话和沟通，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2、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环保制度和举措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思路和基本原则。这与西方文明所强调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人是自然的立法者”、“知识就是力量”、“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理念，完全不同。提出这种原则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各自都提出了一些维护生态平衡、保护人类环境方面的具体主张，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采取了一些举措，从而使抽象的原则和理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和贯彻。
伊斯兰文明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方面有哪些主张呢?在这方面，伊斯兰文明既有一些原则主张，又有很多具体要求和措施。伊斯兰文明在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环境方面的总原则是：人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在伊斯兰历史论文联盟http://上较早关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学者是动物学家扎黑祖、医学家拉齐和历史学家伊本·赫尔东。扎黑祖论述了人与环境、动物与环境的关系，反复提醒人们注意保护生存环境，否则空气污染会导致水的污染，而水的污染又会导致土壤的污染，进而会危及人和动物的健康。拉齐用他的环境知识和独特的方法为阿拔斯统治者选定了巴格达医院的院址。他先将几块动物肉分别放在巴格达的不同区位，然后观察数天，最后以保鲜时间最长、肉质腐烂最慢的区位为建造医院的最佳位置，因为这说明这个区位空气最洁净、环境最佳，有利于病人康复。伊本·赫尔东在其名著《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的历史殷鉴》绪论中，分析了气候和自然环境对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并指出炎热地区可通过植树种草来降温，改善生活环境。而当代一些伊斯兰学者依据《古兰经》和《圣训》的基本原则，结合当今世界的环境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大自然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各国、各民族在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同时，必须以保护环境为
前提，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来的经济发展，不但害人，而且害己，既不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也不符合本国本民族的长远利益。因为一国环境的破坏与污染必然会殃及邻国乃至全球。全人类都在同一艘船上，必须同舟共济，共同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利人利己，共存共荣。有的学者强调，大自然是人类可爱可亲的家园，而非人类的敌人，人类不能也不应以征服自然为能事，而应该亲近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相处，并有计划有节制地开发自然，利用自然，在空间上要最大限度地兼顾地球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对资源的多层次的需求；在时间上也要充分考虑子孙后代对资源的长久需求。为此，一要做到“给苏峙”(公正)，二要做到“麦瓦则努”(均衡)。
伊斯兰文明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具体要求和措施很多，如对资源的消费要求有所节制，禁止浪费，认为浪费是犯罪。《古兰经》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浪费，真主确实不喜欢浪费者。”“你不要挥霍；挥霍者确是恶魔的朋友，恶魔原是辜负主恩的。”对资源的消费的理想状态是“既不挥霍，也不吝啬，谨守中道。”对于自然资源，不但匮乏时需要节约，而且富余时也不能浪费。相传，穆罕默德时代，一个人在涛涛的河边做小净，准备礼拜、祈祷，穆罕默德看见此人用水无节制，就批评说：“即使在河边也不应为祈祷而洗脸三次以上”。至于对粮食和其它食物的浪费，更在禁止之列。
穆罕默德禁止人们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他首先下令将麦加、麦地那和塔乙夫三城及其周围定为保护区，不允许人们砍伐树木，不允许人们捕猎野生动物。
在禁止人们乱砍滥伐的同时，号召人们多植树，多造林，绿化、美化、优化环境。穆罕默德说：“任何人植一棵树，并精心培育，使其成长、结果，然后为人、鸟和牲畜所食，等于施舍，必将在后世受到真主的赏赐。”对植树造林，绿化大地，给予了极高的重视，他甚至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当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棵枣树苗，明知自己明天就要死亡，也要把这棵树种下去。”对生命、对生物的热爱之情达到如此高的程度。他还说：“谁砍掉一棵酸枣树，真主就让他进火狱。”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嘱咐远征军，与出征将士约法三章，说道：“你们要切记：不要伐树毁林，不要砍伐果树，不要宰杀幼羔和牛犊”。可见，伊斯兰文明保护动植物，战时也不例外。关于热爱生命，保护生物，穆罕默德还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古代有一位先知，被蚂蚁咬了一口，盛怒之下，便下令手下人将一窝蚂蚁全部烧死。真主为此告诫他说：‘咬你的只是一只蚂蚁，而被你毁掉的却是一整窝，那一窝蚂蚁在赞颂我’”。穆罕默德借此晓谕人们：“对一只动物之兽行与对人之善行同样可贵；对一只动物之暴行与对人之暴行有同样的罪孽。”有一次，穆罕默德听说有人从鸟巢中抓出了几只雏鸟，而母鸟在空中盘旋哀啼，他便问：“是谁抓了幼鸟而使母鸟伤心?”随即命令立即将幼鸟放回原处。他不允许人们把动物捆绑起来，不允许将动物用作练习射击的活靶，不允许捕猎动物，笼养取乐，或以耍弄动物为营生，如街头耍猴、用动物表演等。穆罕默德还给人们讲述了一个保护动物的感人故事：有一个人在长途旅行中口渴难忍，半路上发现一口井，喜出望外，汲水痛饮，饮毕上路。途中见一条狗卧在路边，急喘气，舔湿土，有口渴状。此人自语：此狗必渴，如同我方才之难忍。于是他又走到井口汲上水来，返回去让狗喝，真主因此赐福于此人。穆罕默德意味深长地说道：“有爱心的人们，仁慈的真主也会爱他们。请你们慈爱大地上的一切生物。”由此，伊斯兰文明确认了动物应有的权利，如：人们有义务向动物提供必需的饲料和饮水，动物的主人在役使它们的时候，不能使其超过负荷，过度劳累，也不能把它们约束在有害其健康的地方，不能使其受到同类或异类动物的伤害。屠宰时对它们态度要和善，等其咽气；肉体冷却后才能剥皮、割肉；在发情季节，为雌雄动物提供相遇的机会和环境；从动物身上挤奶应考虑母畜对幼畜喂养的需要，不能使其幼仔受伤害；从蜂窝里取蜂蜜时，不能取尽，要留下适当的部分让蜂蜜自己食用，等等。
伊斯兰文明把保护环境、防止污染提高到信仰的高度来看待。穆罕默德郑重其事地指出：“清洁是信仰的一部分。”他非常厌恶污染环境的行为，他说：“三种行为是受诅咒的：在水中、路上和树阴下大小便。”
当代伊斯兰教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已经和正在采取种种措施来解决所存在的问题。2000年10月23日～25日，由伊斯兰会议组织、联合国环境计划署、伊斯兰发展银行等机构代表和一些伊斯兰学者、政府官员、企业界人士参加的伊斯兰国家环保会议在沙特阿拉伯港口城市吉达召开。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反复协商，通过一个重要文件——《吉达宣言》。《宣言》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恢复和发展伊斯兰的生态平衡理态和环保实践；第二，要建立与当今全球环保事业相适应的并能体现伊斯兰精神的伊斯兰世界环保机构；第三，鼓励专家学者致力于环境科学与伊斯兰法学相结合的学术研究，以便适应不断发展的环保形势；第四，强调环保教育的重要性和从伊斯兰的角度提高穆斯林大众环保意识的必要性；第五，强调清真寺、各种媒体、各级各类学校和民间组织在提高公众环保意识方面的责任和义务；第六，呼吁尽快建立伊斯兰世界环境信息中心，并利用互联网，加强交流，促进合作；第七，重视沙漠化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并努力寻找对策；第八，与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加强合作，以改善伊斯兰世界环境状况。在当代伊斯兰国家中，阿联酋的环保工作成就突出，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联合国环境计划署高度评价阿联酋在发展农业、绿化国土、防沙治沙、净化环境，减少沙尘等方面所做的努力和取得的重大进展。
中华文明的环保措施和制度同样很多，有些方面还很具体。比如先秦时期的政治家管仲在齐国为相时，就非常重视保护山林川泽和草木鸟兽等自然资源。他说：“山林菹泽草莱者，薪蒸之所出，牺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此给之。”山林川泽是薪柴和水产的产地，政府对它进行管理，让百姓有序地打柴、捕鱼，然后政府按官价收购，百姓也可以以此为生，从而使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管仲提出了“以时禁论文联盟http://发”的原则，强调用立法和执法的途径保护生物资源，他说“修火宪，敬山泽林薮草木，天财之所出，以时禁发也”。“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苟山之见荣者，谨封而为禁。有动封山者罪死而不赦。有犯令者，左足入，左足断；右足入，右足断。”他把保护山泽林木作为君王为君的基本条件之一，主张“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孔子也非常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善于保护和合理利用，《尚书大传》载孔子答子张说：“夫山，草木生焉，鸟兽蕃焉，财用殖焉，出云雨以通乎天地之间，阴阳和合，雨露之泽，万物以成，百姓以食，此仁之者乐山者也。”对山林的爱惜之情溢于言表。孟子认为，生物资源“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因此，人类只要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那么，人类就可以充分地持续享用自然的果实，他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
数罟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荀子则很注重生物生长的规律，提出了符合这些规律的较为系统的自然资源的保护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天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淤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论文联盟http://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也就是说，只要遵循自然规律，保护和利用相结合，而不采取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式的短期行为，那么，百姓就会有“余食”、“余用”、“余材”。
《礼记-月令》中有比较全面的生物保护措施，它对一年四季乃至每个月怎样保护生物资源都提出了非常明确而具体的要求。如孟春之月，正是首春，是生育和生长的季节，此间祭祀山林川泽时不许用牝的，如母牛、母羊之类；禁止砍伐树木；不许猎取怀胎的母兽、幼兽，不准捕杀小鹿；不准打雏鸟，不准掏取鸟卵。仲春二月，要“安萌芽，养幼少”，“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三月，捕杀鸟兽的各种器具和毒药都不许带出城门，禁止任何人砍伐桑条和柘枝。孟春四月，是所有生物长大长高的时候，故更不可毁坏之；到孟秋七月、仲秋八月才可以伐木“修宫室，坯墙垣”；到仲冬十一月、季冬十二月才允许采猎野生动植物和捕鱼。
显而易见，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环保制度和举措有许多共同之处，都强调有节制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禁止挥霍浪费，并以大量具体的规定和措施来确保对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禁止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
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生态环境理念的当代价值
在当今世界生态危机、环境恶化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有着独特的价值。
首先，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整体的宇宙生态观对于当代人类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生态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启示意义。当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多方面的，既有天灾，也有人祸，人祸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世界观和思维方式，即长期以来被人们奉为“真理”的“天人对立”，“主客二分”，“主宰自然”，“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在此世界观的指导和支配下，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得到长足发展，经济增长速度的不断加快促使人们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采取了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急功近利的态度，结果，物质财富增加的同时，造成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出现了严重的后果。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关于人手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只要对其进行现代诠释，赋予其现代内涵，促使其现代转换，从而使其成为有活力的思想文化资源，便将有助于当代人克服“人类中心主义”，摆正自身在整个宇宙中的位置，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善待自然，保护自然，与自然相依为命，共存共荣，从而实现生态文明的高度自觉。
第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有助于建立一种既能维护生态平衡，又能适应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纯粹的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威胁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反映。在人与自然这一对矛盾中，有知有识，有所作为的人显然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历史上和今天的生态环境问题主要是由人的活动造成的。而人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关系的不合理与不协调，往往妨碍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当代全球生态危机的生成，说到底是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当代全球化只能算是初级阶段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初级阶段是资本征服世界、控制全球的历史进程。而资本的本性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资本增值的内在驱动机制，必然建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的贪欲，驱使他们想办法开发自然，掠夺资源，不惜以破坏生态平衡和污染环境(往往把污染后果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为代价，换取巨额利润；另一方面，大量的消费伴着大量的废弃，不断向自然界排放着各种废弃物，以超越自然净化能力的速度污染环境。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不但主张“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还强调与人为善，天下主义，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强调对资源的合理分配，适度消费。在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的全球化时代，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这些理念，通过赋予其时代特点，必将有助于当代人超越民族中心主义和集团利益至上的狭隘观念，改变人的非理性的生存和发展模式，超越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坚持以人为本，即以人类整体为本位，从全人类的长远发展利益出发对未来发展进行理性思考和谋划，以践履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第三，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环境理念有助于弥补西方文明所崇尚的科学主义之不足，从而实现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有机结合。科学技术在正确认识自然、开发自然、利用自然、造福人类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是不可否认的。但科学技术是靠人认识和掌握的，人们在依靠科技进步推动经济机增长、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如果对科技把握不当，如果过分陶醉于科技进步带来的物质财富和对自然的征服，奉行“科技万能论”，必然会产生许多严重的后果，后果之一，便是在工业社会，人们对自然的征服意识导致了盲目开发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将人类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目前流行的环境保护技术，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手段，设法补偿或部分补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尽管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它日益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但是，因为它是先破坏，后补偿，所以是滞后的、消极的。先污染再来治理，不但代价高，而且也很难使生态环境完全恢复到原先的状态。所以，更主要的是，应当设法不破坏或少破坏，这才是超前的、积极的方法和思路。上述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生态理念恰好能够为当今人类提供这样的思路。有了这样的思路，再伴之以科技手段，当今全球性的生态环境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如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共存共荣理念指引下，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绿色工业、生物工程和生物仿制技术，大力开发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新型能源及资源综合利用技术、低能耗、高效率工艺技术等等，从而在环境安全、环境健康、环境舒适、环境欣赏等四个量度上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的高度和谐。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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