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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导论
自工业革命以来，为了摆脱贫困，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日本的这个过程缩短到不足100年，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系的这一过程缩短到不足40年。冷战结束以后，以内战和恐怖行动为表现形式的多边的民族和地方冲突取代了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全球性的对抗。如果国际经济的不平等不断地扩大，这些规模相对较小但数量众多且无所不在的冲突，将很可能导致世界政治体系的重大不稳定。因此，让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摆脱贫困，不仅是出于人道主义的愿望，也是和平与繁荣要依赖于国际秩序稳定的发达国家的需要。
长期以来，贫困一直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一个噩梦，因此，如何脱贫致富也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事实上，通过经济增长摆脱贫困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目标。所以，二次大战后实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均实施了旨在赶超高收入国家的宏伟计划，其中比较成功的典型就是诸如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这样的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2 贫困与环境污染
库兹涅茨曾经提出这样一个假说：污染程度最初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而上升，在收入水平达到某个门槛后开始下隆，这是一个和收入分配变化相似的倒U型曲线(Selden 和Song， 1994; Grossman和Krueger， 1995; Stern， 1998)，环境污染的倒U型曲线通常被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在1945年以来的50年间，发展中国家土壤退化面积达约20亿公顷，或约占世界植被总面积的17%，其中大约30%的退化是由毁林引起的，7%是由于过度采集燃料和饲料引起的，35%是由于过度放牧引起的，28%是由于农业活动引起的，1%是由于工业化引起的。大部分毁林是由商业性采伐造成的。由发展现代农业造成的退化，如使用过量的灌溉用水和化学物品也是不能忽略的。然而，最大的原因是贫困人口的自然资源开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一直是贫困和落后的代名词。在传统的农业技术下，适宜耕作的土地供给随着人口增长变得越来越短缺，农民被迫开垦山区贫瘠和脆弱的土地，人们砍伐森林以获得木材、薪材和在草地上放养牧畜，导致洪水发生率和土壤侵蚀程度的提高，导致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和流失，自然环境的恶化迫使人们更多地依赖于开发边际土地上的脆弱的、产权没有确定的自然资源，造成了可怕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中国爆炸式的人口增长导致传统上支撑其经济的自然资源的退化，造成了贫困加剧和环境恶化。
爆炸式人口增长下的经济停滞意味着贫困和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为了避免这种危机，迫使政府需要能以“看得见的”速度改进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在工业化初期，随着工业占国内收入份额的扩大，会导致能源消费的增长快于国民产品的增长，而各级地方政府促进重化工业的政策倾向，又加剧了这一趋势。由于整个社会盲目地追求经济增长，反污染的法规通常显得很软弱无力，工业部门能源消费的增加往往会使有害气体和水的排放量增加，由工厂排放有害的气体和水，城市家庭的垃圾堆积等因素引起的污染问题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严重。另一方面，随着私家车的普及，导致了城市交通的极度拥挤和严重的空气污染。
随着现代传媒向贫困人群传播发达国家的富裕生活和少数上层人士对这种富裕生活的模仿，社会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稳定局面，人们不再认为贫困是他们的命运。
3 政策建议
经济发展的当前目标是缓解贫困，而长期目标是达到可与发达国家相比的富裕程度。
(1)通过诸如农林复合经营和耕地与草地互补性利用这样的手段，来提高脆弱的地区的生产率和进行环境保护。
(2)短期的救济措施，如食品、水和医疗服务的公共配合，对营救穷人摆脱贫困的陷阱来说可能是必要的。然而，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办法应该是通过改进已投入使用的有限土地的生产率来增加就业和收入。
(3)有效地借用发达国家开发的技术，是工业化的后起国追赶先行国的关键所在。就像格申克隆(1962)所证实的，一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时间越晚，所积累的可供它借用的技术就越多，以至于它的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比先行国更快。
有效地借用技术需要制度创新。要有效地开发借用的技术，就必须进行适宜的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形式主要受文化传统的限制。根据诱致性创新模型，预期利润是诱致技术和制度创新的动力。然而不管诱致力有多么强大，如果它们同植根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规范不一致，对社会有利的创新就不可能实现。
作者简介
王国跃(1958—)，男，江西余江人，硕士研究生，贵州财经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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