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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规学前教育对于幼儿成长的关键性与重要性已被家长和社会广泛认知。目前我国的优质学前教育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人园难”日益成为社会热点话题。2010年，《国务院关于当前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以多种形式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旨在通过建立更多公益性、普惠性的幼儿园，满足更多居民的学前教育需求。文件特别指出，城镇幼儿园建设要充分考虑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促使流动人口大量进人城市，他们为社会发展增添活力，满足了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为城市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根据马晓微、张岩(2004)的计算，1997年到2003年间，流动人口以占北京市19.18%的人口比例贡献了27.96%的国民生产总值。然而，我国特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户籍制度使得基本公共服务配置不均的问题日渐突出。由于户籍制度及与之相关的教育、卫生、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体制，流动人口被排斥在城市体系之外。
户籍制度的歧视、再加上家庭社会经济资源的巨大差异，使得外地户籍幼儿在学前教育机会和质量上均远远落后于北京户籍幼儿。统计数据表明，近年来北京市新生儿中非户籍人口已超过户籍人口。①外地户籍幼儿与北京户籍幼儿的学前教育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北京市学前教育中的突出矛盾。
抛弃歧视性的教育政策，通过政府“看得见的手”配置教育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是促进学前教育公平的必经之路。为了保障政策实施的有效性，我们需要认识问题的症结所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利用北京市幼儿家长微观调查数据，本文定量地考察了北京户籍幼儿和外地户籍幼儿在所获得的学前教育资源上的差异及其原因。
二、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2010年“学前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的“北京市幼儿园收费问题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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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调查在北京市随机选取了28个调查点，采用街头拦访的调查方式，共收集到863个有效样本。其中，外地户籍样本375个，占43.45%，本地户籍样本488个，占56.55%。调查内容包括幼儿园基本情况、收费情况与家庭背景三方面的内容。调查全程录音，保证了数据质量的可靠性。表1通过父亲职业及受教育程度、家庭人均月收人、发放托儿补助、附近是否有正规幼儿园几个维度，反映了北京户籍与外地户籍家庭之间社会经济地位、学前教育服务便利性的差异。
从父亲受教育程度来看，北京户籍家庭以专科和本科为主，外地户籍家庭集中在高中及以下。北京户籍孩子中，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在本科及以上的比例近60%，而外地户籍仅占18%，有近67%外地户籍孩子的父亲的受教育程度处于高中及以下的水平。从家庭人均月收人来看，北京户籍家庭主要集中在3000元以上，而外地户籍家庭在十个收人组之间分布较为均匀。
由于调查数据的限制，我们的职业分类比较简单。例如，数据没有区分外企、民企还是国企，这使得有近40%以上的幼儿父亲被划人到企业普通职工行列。北京户籍孩子的父亲职业占比从高到低排序前四位依次为企业普通职丁、公务员或事业单位职丁、企业管理人员、高校科研人员，所占比重分别约为43%、26%、7.4%、6.6%;外地户籍孩子的父亲职业占比从高到低排序前四位依次为企业普通职丁、个体户自营职业者、自由职业或临时丁、私营业主，所占比重分别约为40%、31%、11.5%、6.7%。职业分类过于简化，可能无法较好地度量北京户籍与外地户籍家长职业的真实差异。因此，我们采用单位是否发放托儿补助费作为家长职业信息的补充。可以发现，有19.28%的北京户籍家长单位发放托儿补助费，而外地户籍家长中拥有该项福利的比重仅为1.07%。在发放托儿补助费的家庭中，北京户籍家长的托儿补助费均值47元，而外地户籍家长均值仅为6兀。
家附近是否有正规幼儿园可以度量学前教育服务便利性。北京市学前教育资源的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区域差异。将全部样本根据调查地点所在区域进行划分，可以发现，样本中外地户籍人口比重越大的地区，家附近没有正规幼儿园的可能性也越大。整体而言，北京户籍孩子家庭附近2公里之内有正规幼儿园比例为84.28%，外地户籍为67.81%。
与家庭特征的差异相似，外地户籍幼儿在学前教育资源的各个方面都落后于北京户籍幼儿。表2从四个方面呈现了这种差异:人园选择、所在班教师数、所在园玩具图书情况、家庭年均学前教育支出。外地户籍幼儿仅有25%进人公办园，北京户籍幼儿则有72%进人公办园。限于篇幅，表中仅列出了均值这一个统计量。非北京户籍幼儿所在班教师数平均为2.68,其中13%仅有一名教师。北京户籍幼儿所在班教师数平均为3.26,其中90%教师数在3名以上。在玩具图书情况方面，北京户籍幼儿平均得分3.68,外地户籍幼儿平均得分3.15。北京户籍幼儿图书玩具比较丰富的占58%,比较少或极少的比重仅2%。外地户籍幼儿图书玩具比较丰富的只占26%，玩具图书极少和比较少的占20%。家庭学前教育年均支出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保育费、赞助费、兴趣班费、伙食费。外地户籍幼儿学前教育年均支出均值为9056元，北京户籍幼儿为15852元。保育费和赞助费是家庭学前教育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两类家庭学前教育支出差异的最主要来源。供给数量、学前教育服务便利性等因素。国外针对学前教育资源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家长选择正规育儿中心的影响因素。首先，由家庭收人或母亲收人决定的家庭支付能力会影响学前教育的选择™10][11]，而且母亲收人的影响要远大于其他家庭人员收人。[12]在20世纪早期，美国家庭普遍倾向于由家庭(主要是母亲)来照看学龄前儿童，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始，随着学龄前儿童母亲就业率的大幅增加，这一现象有所转变，母亲会在工作与照顾儿童间进行权衡，照顾孩子机会成本的变化影响了母亲的就业决定及照看儿童方式的选择。[13]其次，幼儿家长的一些人口特征也会影响育儿服务的偏好，如母亲的受教育水平、种族、家庭观念、婚姻情况。[14][15]—些研究发现，在控制收人、受教育水平等因素之后，种族的影响会消失。[16]也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母亲工作、家庭收人及社会因素之后，种族的影响依旧存在，可能是文化偏好和地区供给的相互作用的结果。[17]最后，育儿服务场所更多的供给可增加低收人家庭选择正规育儿服务的可能性[18]，育儿服务的地理位置、便利性、运营时间、课程设置，育儿服务供给者的经验、受教育水平及态度等特征都可以影响到家长对于学前教育的选择。
为了更好地理解不同户籍幼儿学前教育资源的差异，我们首先构建模型讨论了学前教育资源的决定因素。我们选取四个变量衡量幼儿所获得的学前教育资源：是否进人公办园、家庭年均学前教育支出、孩子所在班级教师数、所在幼儿园玩具图书情况。其中，第一个变量衡量幼儿园选择，第二个变量度量了家庭学前教育支出，最后两个变量度量了幼儿园质量。
综合考虑以往研究结论以及数据可得性，模型解释变量囊括了调查数据中全部家庭背景信息：户籍、家庭人均月收人、父亲受教育程度、父亲职业、父母单位是否发放托儿补助费。此外，我们还包含了2个非家庭背景信息变量：(1)幼儿性别变量，考察不同性别幼儿是否存在学前教育资源差异;(2)家附近2公里内是否有正规幼儿园，考察教育服务便利性对学前教育资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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