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导演、编剧、演员西德尼·吕美特（Sidney Lumet，1924—2011）一生成就斐然，在他所拍摄的50余部电影中，获得过46次奥斯卡的提名。[1]尽管吕美特在被淋巴肿瘤夺去生命之前，最终与最佳导演奖擦肩而过，但在他所执导的电影中，英格丽·褒曼、阿尔·帕西诺、凯瑟琳·赫本等人都有杰出表现，可以说吕美特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 吕美特电影主要有两方面的特色：一是对其所生活的纽约极度的偏爱，吕美特绝大多数的作品都以纽约这座现代大都市为背景;二是吕美特对法律题材的偏爱。吕美特曾经表示，电影并不是用来“看”的，而是需要被心灵感受的。这也就决定了吕美特的电影并不通过炫目的特效技巧与大牌演员的名单来吸引观众，而是凭借精妙的剧本和拍摄手法促使人们对人性进行反思。法律问题往往事关人的命运，具有叩问人性的沉重性。在电影史上，法律电影并不如动作片、科幻片等类型片得到观众的重视。然而法律却是与人们当代生活息息相关，并极易从中挖掘出戏剧冲突的。吕美特很少表现纽约上层社会中的精英人士，而是极其擅长选择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通过对他们与法律产生的命运纠葛，来展示纽约复杂的生活与当代人深邃的人性。 一、吕美特电影对生命的尊重 生命对于人无疑是最珍贵的，而涉及法律问题的事件则极有可能意味着人的生命的被剥夺。这对观众来说是极易产生同情情绪的，而吕美特所擅长的便是淋漓尽致地展现电影中的各种冲突，强化观众的这种情绪。 在《十二怒汉》（Twelve Angry Men，1957）中，整部电影的场景几乎都发生在一个狭小的房间中，演员也只有12位性格、身份、背景各异的白人男士（由于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女性与黑人的地位还有待提高，因此陪审团中并没有女性与黑人陪审员）。观众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着对电影情节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便是因为观众已经将自己代入陪审团的角色当中，成为这个房间中并不存在的第13人。观众的思维也跟随着整部电影的节奏，从一开始的“有罪”逐渐转换到了最后心悦诚服的“无罪”。观众的投入便是在于这是一场命案。早在电影一开始，法庭工作人员就表示，已经有一个人失去了生命，而剩下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还要被剥夺，就取决于12位陪审团了。在影片的一开始，由于陪审团成员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因此在第一轮投票时赞成有罪的一方形成了11比1的压倒性优势。而8号陪审员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从证据的薄弱之处入手，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唤醒人们对生命的重视。 然而即使是在当今社会中，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尊重他人生命的重要性。吕美特在《十二怒汉》中充分展现了这种漠不关心。由于陪审团每天的报酬只有寥寥几美元，加之天气炎热房间中又没有空调，因此大多数的陪审员讨论的是球赛、广告或家长里短，以打发闷热的无聊时间并希望早点结束这一项工作。另外，从《十二怒汉》引用证人证词中也可发现，证人在有意无意之间做了伪证，而动机却是暧昧难明的，如那位声称自己看到凶手的行动不便的老头，仅仅是因为这是他一生中唯一能够引人注意的一次机会，就绘声绘色地描绘少年行凶时的场面。如果人类不能克服人性中这种冷漠与自私，法律将很难从某种困境中走出，人的生命价值也很难提升。最终男孩是否真的是弑父凶手，吕美特没有给出答案，电影并不旨在揭露客观事实意义上的真相，毕竟人是不可能了解全部真相的，而是希望人们能够在法律意义上谨慎运用手中对他人生命生杀予夺的权力。 二、吕美特电影对人性弱点的包容 如前所述，吕美特电影始终保持某种真挚的底层情结。尤其吕美特选择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时代作为电影的背景，这是美国不断崛起并强大，在美苏的“冷战”争霸中逐渐成为世界霸主的时期，正是成千上万的小人物的努力与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对公平公正社会的坚定捍卫才造就了美国的强大。但同时在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小人物也需要时常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与选择，在选择中难免展现出人性的弱点。而吕美特则在尽情展现这种弱点之后又对他们表示了包容。 在《十二怒汉》的有罪与无罪交锋中，12人的陪审团其实交流的是关于人类和世界的重大命题，个人是否需要服从集体的表决意见，弱势个人在社会上究竟应该得到怎样对待，面对言之凿凿的所谓“真相”时怀疑的价值是否会得到重视，当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等级时又是什么来保障人们拥有平等的尊严，当人们在交换意见时如 何保持理性与控制情绪，在利益与良心面前究竟该如何抉择等，这些争论与探讨无疑都是直指人心的。如坚持有罪一方坚持到最后的那位陪审员，在一番咆哮之后撕碎了自己儿子的照片。即使在情势已经逆转，11个陪审员都认为男孩无罪的情况下，他依然固执己见希望把男孩送上电椅，实际上暴露了他内心对于自己叛逆的、离家出走的儿子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感情。与其说他是在与“无罪方”对峙，不如说他是在进行自己内心的天人交战。最后这位陪审员在发泄完后痛苦地流着眼泪说出了“他无罪”，影片也由此达到了高潮。这种高潮并不在于主人公以智慧取胜，而在于人直面自己人性弱点的勇气。这也是拍摄于20世纪50年代的《十二怒汉》成为法律片的经典，并在后来被移植到社会背景完全不同的俄罗斯、日本以及中国等国家进行翻拍的缘故。在翻拍之际，在不同陪审员的个人臆断方面不同版本的电影有所区别，但是火花四溅的几处场景却大抵相似，因为这些场景恰恰体现了不同文化之中人们共同的人性弱点。 吕美特尤其擅长构造一个封闭的叙事空间，在有限的场景与有限的人物中让人物发生冲突，人性的弱点便在这种戏剧化冲突中暴露出来。[2]除《十二怒汉》之外，《热天午后》（Dog Day Afternoon，1975，又译为《炎热的下午》）亦是如此。这是一部表面轻松但是却有着沉重内核的电影。影片根据20世纪7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真实事件改编，暴露出当时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如贫富差距加大、人们对政府不信任等。桑尼和朋友沙尔在一个酷热的下午策划了一起抢劫银行的事件，然而不仅银行当时并没有多少现金，他们还因为计划的幼稚很快陷入警察的重重围困中。年轻的阿尔·帕西诺所饰演的桑尼从表面看似乎是一个令人不齿、希望不劳而获又有勇无谋的小混混，但随着剧情的展开，吕美特开始深入桑尼的内心与坎坷命运中，桑尼最后能否脱困也就成了观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这不仅关系到电影悬念的设置，同时也是电影对人性弱点进行展现并包容的一种叙事动力。桑尼负担着全家的家计已经不堪重负，同时又与同性好友列昂深深相爱，他抢劫银行的动机主要是希望能让列昂去做变性手术。而派来与桑尼谈判的人恰恰就是列昂。而银行的职员们不害怕桑尼反而害怕外面的警察。桑尼忽而被视作反抗政府的英雄忽而又被视作一个令人鄙夷的同性恋。从个人到群体的人性弱点（莽撞、盲从、歧视等）在一次抢劫案中暴露无遗，但是吕美特却对之报以理解与同情。 三、吕美特电影对公平正义的追求 公平正义无疑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尺度。尤其在二战以后飞速发展并成为世界领导者的美国，公平正义的精神既是时代要求也是美利坚民族所肯定的立国精神，一旦这一点得不到保障，就相当于一个稳定健康的社会肌体在一个重要环节上出现巨大差错，将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秩序与民族凝聚力。[3]但是在吕美特的电影中，对于公平正义的思索不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甚至可以说出现了两种矛盾的公平正义观。 一类是对法律尊严的捍卫。在这类电影中，最重要的并不是事实正义，而是程序正义，这也是美国主流价值观中肯定的。从著名的“辛普森案”便可看出，美国的大众观念中，只有保证了程序正义才可以保障绝大多数人，包括执法者的利益。在《十二怒汉》中，陪审团制度本身就是一种为尽力保证犯罪嫌疑人权益所做的尝试，就这种制度目前的运用来看，无疑也有一定的逻辑与实践的合理性。而电影最终的意义也不在于给予少年“无罪”的结果，而是在于整个辩论过程，由亨利·方达饰演的8号陪审员能合理提出自己对案件的疑点，而其余11个陪审员尽管各自立场、思路、性格并不一致，但都遵守了陪审团的规则，在没有达成12人都统一意见的情况下没有放弃对案件的关注，即使其中对案件最不屑一顾急于离开之人，都未中途退场。因为担任陪审员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而8号陪审员所要表达的是检方所提供的证物证词是不完善的，是带有重重疑点的，8号陪审员并非坚持少年一定“无辜”（innocent），而是他认为少年不一定是“有罪”（guilty），为了保证法律不冤枉一个好人，他们宁可要冒放过一个“坏人”的风险，判定他“无罪”（not guilty）。因为放掉一个真正的凶手，还有可能通过继续侦查，完善证据链的方式将他绳之以法，但若冤枉一个无辜之人，就会彻底动摇他对法律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使他成为真正的罪犯。 另一类则是在认为法律无法对人的尊严或权益进行有效保护的情况下，以人心目中认定的正义标准进行私刑制裁，或是在遭受法律不公平对待后以违法方式逃出生天，如某些越狱题材电影等。这种行为固然是出于一种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但同时又是对法律的挑战。这一类题材也是众多推理小说与影片所偏爱的主题。在根据著名女推理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名著改编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1974）中，吕美特就以悬疑电影的方式传递出一种另类的追求公平正义的方式。来自比利时智力超群的侦探波洛的职责应该是找出真相，而抓捕犯人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宣判则是警察与陪审团的责任。然而波洛最终却选择了与东方快车车厢上的12个人一起共同制造了一份完美口供，完成了一次仪式般的复仇谋杀。被杀的美国富商正是五年前绑架小女孩，并害死了五个人的主谋，但他却逃过了法律制裁。而与小女孩关系密切的12个人一起组织了一次精心策划的报仇行动，借着多人犯罪来掩盖个人罪行。这个计划的天衣无缝和波洛推理的精彩似乎掩盖了背后的法律问题。问题在于，在波洛的整个推理中，似乎并没有确凿证据表示被害者就是绑架小女孩的元凶，即使他确实曾经害死小女孩，他是否就应该被判处死刑？当人们的仇恨亟须发泄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公平正义”是否还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抑或是一种偏执的个人意志？但是电影的巧妙又在于，这12个人的无法定罪又恰恰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那就 是波洛的全部推理都是建立在他个人的头脑风暴之上的，除了一些不能用以定罪的口供以外，他实际上并没有提取到真正的能将12个人送入法网的罪证，所以波洛所能做的也仅是选择不包庇这12人。 对吕美特来说，拍摄取材于法律事件的电影仅仅是一种手段，而目的则是表现人性的善良与美好，正是这些人性中的光明一面铸就了一个伟大的美国。在中国的法治进程日益加快的同时，我国的电影人无疑也把目光投到了这一不断成熟的领域。尽管中国由于法律体系问题不能照搬吕美特的电影，但就以电影来透视人性这一方面，吕美特电影的关注重点、处理方式等无疑是极具借鉴价值的。 [参考文献] [1] 皮克溪·西德尼·吕美特.用有限的空间展示纽约[J].南方人物周刊，2011（12）. [2] 王清亮.《十二怒汉》表现手法和艺术主题评析[J].电影文学，20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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