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6-0045-05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快速发展，这种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城乡之间相互流动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这种社会结构类型下，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成为新的城市劳动力，同时也成为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据相关数据统计显示，至2009年底，中国农民工劳动力外出就业的人数达到23亿人［1］，农民工已经走进城市开始进行社会融入和发展。我国的城市农民工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城市社会融入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制度和文化方面的制约因素，限制着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和社会行为。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庞大的社会群体，他们的体育参与和身心健康对于我国提高全民健身意识，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我国现阶段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和社会融合中的限制性因素，同时探讨我国农民工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和社会公平感，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民工体育的和谐健康发展。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城市农民工的体育参与为主要研究对象，以在北京务工的300名农民工为调查对象。 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 运用CNKI数据库以农民工体育参与、社会公平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查阅相关研究资料，为本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2.2问卷调查法 在研究项目确立后就组织课题组成员设计了关于农民工体育参与和社会公平的调查问卷。从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和社会公平两个维度设计相关的题目选项，问卷设计完成后为保证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对16名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的专家进行三轮问卷意见征询，最终形成调查表。通过重测法和专家调查法最终通过反馈确定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分别为0.82和0.87，完全符合社会学调查分析的标准。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共发放300份，剔除无效问卷21份，回收有效问卷279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 1.2.3数理统计法 对调查数据收集整理后，运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我国农民工的公平感研究 农民工的公平感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行为学中，具体是指一种社会心理的构建过程，是农民工对自身有关的制度、政策、措施和待遇的一种个人感受，一种主观个人认知和心理体验。关于公平感的形成心理机制主要有两大学派之争，分别为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理性主义（rationalist）主要强调认识在判断公平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公平的判断是基于相关的理性信息的权衡评估；直觉主义认为人们的情绪、冲动反应导致做出快速的公平判断。（见图1） 在有关农民工的公平理论研究中认为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在农民工的认知过程中同时存在，目前对于公平感的研究主要趋向于对内在情绪、文化、情景等因素在社会公平与认知中的影响。通过公平理论将公平感这一心理过程很客观地加以描述和分析，但由于公平感是一个主观判断的过程，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参照对象的选择。有关社会比较理论的研究认为，理解和把握公平感的核心在于公平的社会比较过程中所选择的参照对象，参照对象决定了最终的公平感认知。对农民工而言，在参照对象的选择上往往会与“他人”相比较，这种他人主要包括组织内的他人和组织外的他人。组织内的他人是指类似的农民工，组织外的他人是指农民工以外的社会阶层群体和个人。本研究在研究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公平感时选取了三个主要的变量因子，包括心理认同因子、差异趋同因子和受歧视因子。 2.2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公平感比较分析 2.2.1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 根据国家的《全民健身计划》，农民工体育发展需要结合地方的体育发展现状，根据农民工体育发展的特点，因地制宜的实行切实有效的农民工体育发展策略。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民工体育参与的现状，对农民工的业余休闲消遣方式、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目的、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活动和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组织场所等进行了调查分析。 在对农民工的业余休闲消遣方式的调查中选择从事体育锻炼的比例比较低，只有9.7%，大部分选择在家休息睡觉，占59.8%，选择打牌的占12.5%，选择上网的占11.2%，选择逛街和其他的占6.8%。由于农民工的工作大多集中在劳动强度比较大的体力劳动，体力劳动按照劳动强度大小来分可以分为4级，1级为较轻的劳动，2级为中等强度的劳动，3级为比较重强度的劳动，4级为重强度劳动。农民工的劳动强度一般为3级或4级，而且每天工作的时间在8到9个小时以上，这种长时间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农民工在工作中消耗了过多的精力和体力，当工作完后基本上已经处于比较疲劳的状态，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参与体育锻炼。因此，我国农民工的业余休闲消遣方式比较简单单调，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水平整体较低，体育参与在农民工的生活中占据的内容较少，体育参与水平有待提高。（见图2） 在对农民工的体育锻炼参与目的进行调查分析发现农民工进行体育锻炼参与的目的性较为单一，大多为体育健身和休闲娱乐。对被调查人员按照年龄分类统计发现，青年人比较重视体育健身，对于体育健身的目的和功能认识比较全面，认识到了体育健身促进社会交往和锻炼意志品质的社会功能。20岁以下的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要目的是娱乐，20-30岁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要目的是社会交往，30-40岁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参与的主要目的是健身，40岁以上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的主要目的是健身。我国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目的主要集中在健身和娱乐上，其中青年阶段的农民工认识到了体育参与中促进社会交往的社会价值，我国农民工对于体育健身的功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已经有所提高，同时也显示出农民工参与体育健身的目的随着年龄和文化程度的不同而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见图3） 在对农民工进行体育参与活动的内容进行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活动主要有跑步、散步、篮球、羽毛球、乒乓球、台球、跳舞、瑜伽、健美操、骑自行车、传统武术等，跑步和散步占的比重最大，占到43.2%。从农民工的健身活动类型可以看出农民工的体育健身活动受到收入和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体育健身的经费投入较小，发展性高层次消费较低。由于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大多用于基本消费和家庭消费，用来进行体育健身的精力和财力有限，限制了农民工体育锻炼的消费结构和消费水平。（见图4） 在对农民工体育参与组织场所的调查发现大多数农民工的体育锻炼场所为开放性、免费的公园、街道和社区，还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固定的锻炼场所。农民工在告别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后开始进入城市接受城市的生活和文化，但是受到自身收入水平的限制，不能够很好的享受与城市人一样的生活方式。在被调查的农民工中，选择消费性体育场所的仅有2.4%，大多数农民工都是就近在方便的社区或公园进行体育锻炼，这显示出农民工体育锻炼场所的局限性和短缺性，有59%的农民工认为体育锻炼场地和体育健身器材匮乏。农民工受到生活因素、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在进行体育锻炼时大多选择自己的同事或老乡一起进行体育锻炼，或者是与自己的家人一起锻炼，具有较强的地缘性和自发性特征，但是其组织性和融合性较差。农民工在进行体育锻炼时的组织化程度较低，组织是进行体育参与的纽带和平台，农民工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民工的体育参与程度成正相关。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参与方式大多都是自发零散的，缺少专业的组织和指导。 2.2.2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因素分析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体育参与的整体性水平较低，体育参与程度较差，体育锻炼内容相对单调，体育锻炼场地随便、体育锻炼设施匮乏，体育参与组织性低，参与形式较为分散。从制约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因素来分析，制约农民工体育参与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6个方面，分别是文化素质、体育消费能力、体育锻炼认知、体育健身知识、体育健身组织、体育健身环境。（见表1） 通过表1可见，制约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六个因素分别是文化素质（F1）、体育消费能力（F2）、体育锻炼认识（F3）、体育健身知识（F4）、体育健身组织（F5）、体育健身环境（F6）。运用正交旋转法得到27个变量在六个维度上的载荷系数值（见表2）。其中，第一个公因子F1文化素质主要由年龄（X1）、性别（X2）、文化程度（X3）、知识（X4）、趣味（X5）控制着，这些变量主要涉及农民工自身的文化素质水平。不同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知识、审美等将直接影响着农民工个体的体育参与行为，文化素质通过农民工的意识和认知将直接转换为行为，因而将这一公因子命名为文化素质因子；第二公因子F2体育消费能力主要由个人收入（X6）、家庭条件（X7）、基本消费（X8） 、家庭消费（X9）、体育消费（X10）控制着，这些变量主要涉及农民工的个人及家庭收入。农民工的体育消费水平主要受到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的影响，由于农民工的经济收入水平相对较低，经济收入主要用于基本消费和家庭消费，相对来讲就缺少经济能力进行体育消费。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的体育消费目前还主要集中于实物性较低档次的体育消费，参与性体育消费的比例比较低，因而将这一影响公因子命名为体育消费能力因子；第三公因子F3体育锻炼认识主要由体育锻炼认知 （X11）、体育锻炼意识（X12）、体育价值认识（X13）、 体育锻炼精神（X14）、体育锻炼意义（X15）控制着。这些变量主要涉及农民工对于体育锻炼的意义、价值和认可等方面的内容。农民工对于体育健身参与的认识和理解是农民工进行体育参与的前提和先导，对体育锻炼价值的认识和健身理念的建立将有利于推动农民工的体育参与行为，因而将这一影响公因子命名为体育锻炼认识因子；第四公因子F4体育健身知识主要由体育健身类别（X16）、体育健身方法（X17）、体育健身内容（X18）、体育健身项目（X19）控制着。农民工对于体育健身知识、体育健身项目、体育健身内容的了解和熟悉可以丰富农民工体育参与活动的内容。在对农民工体育锻炼参与现状的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活动类型较为单一，跑步和散步占的比重最大占到43.2%，农民工的健身知识与农民工的体育参与成正相关，因而将这一影响因子命名为体育健身知识因子；第五公因子F5体育健身组织主要由体育组织指导（X20）、体育组织建设（X21）、体育组织管理（X22）、体育组织活动（X23）控制着。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受到组织化的影响，组织化程度的高低与农民工体育参与的自主性强弱有正相关的关系。通过农民工体育锻炼参与现状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的参与方式大多都是自发零散的，缺少专业的组织和指导，组织是满足农民工体育锻炼需要的重要平台，因而将这一影响因子命名为体育健身组织因子；第六公因子F6体育健身环境主要由体育锻炼场所（X24）、体育锻炼设施（X25） 、体育锻炼器材（X26）、体育锻炼环境（X27）控制着。体育场地、体育设施和器材是进行体育锻炼的必备条件，由于农民工受到经济收入的限制一般居住在条件相对较差的居民区，相应的体育健身场所和健身设备不齐全，不能充分满足农民工体育锻炼的现实需求，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发展，因而将这一影响因子命名为体育健身环境。（见表2） 2.2.3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公平感分析 为了探讨农民工的体育参与与公平感之间的关系，本研究以农民工的公平感作为因变量建立因子分析模型，主要目的是预测表1、表2中农民工体育参与限制因素的6个主要因素和27个控制变量的公平感分析。农民工的公平感具体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心理认同因子层面、差异趋同因子层面和受歧视因子层面。（见表3）研究认为农民工的公平感来自于体育参与实践过程中的与参照对象比较的过程中获得的心理体验，主要涉及心理认同、差异趋同和受歧视层面的指标，是农民工体育参与中公平感衡量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上述三个指标的具体测量说明如下：（1）心理认同因子指标。向被调查的农民工询问是否满意，内容涉及文化素质、体育消费能力、体育锻炼认知、体育健身知识、体育健身组织、体育健身环境等6个主要方面，答案分为5个等级即“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把这5等级依次赋值为1、2、3、4、5分。得分越高，说明被调查农民工的心理认同感越强、公平感越强。（2）差异趋同因子。向对调查的农民工询问“你是否认为你在如下几个方面与城市居民（同时、邻居、同乡）存在差异？”具体包括文化素质、体育消费能力、体育锻炼认知、体育健身知识、体育健身组织、体育健身环境等6个主要方面，答案分别为“相差很大”、“有一些差别”和“差不多”，把一系列问题的3个答案进行赋值，分别赋予1分、3分和5分、得分越高，说明农民工所感觉到的差异性越小，趋同程度越高、公平感越高。（3）受歧视因子。在调查中，我们询问被调查农民工“在生活和工作中是否感觉被公平对待？”答案分别为“有明显不同”、“有一点不同”、“没有明显不同”，把问题答案赋值得分分别为1分、3分、5分。得分越高说明农民工受歧视的程度越低，公平感越高。（见表3）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通过对农民工体育参与中的公平感研究（见表3）认为：（1）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心理距离对公平感产生重要的影响。心理认同是农民工融入程度的重要衡量指标之一，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过程中心理认同感相对较低，均值为2.78。其中，文化素质的心理认同因素得分最高为3.78，体育健身组织因素的心理认同得分最低为1.34.实际上，农民工来到城市以后，农民工就会不自觉的在与城市居民的对比中确定自己的定位。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条件和待遇往往比较低，在城市市民的比较中会产生不公平感，这种不公平感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参与和体育参与。（2）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中与城市人的趋同性越高，公平感越强。差异趋同因素对农民工体育参与中的公平感受具有正相关性，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的差异趋同因素得分均值为2.88。其中体育健身环境差异趋同得分最高为4.04，体育消费能力得分最低为1.69，说明农民工认为体育消费能力与城市市民有较大的差距，公平感较低，在体育健身环境、体育健身知识和体育健身意识等方面的差异性得分高于平均分，差异性较小公平感较高。体育消费能力与自身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关联，农民工参照周围的城市居民群体容易得出自己的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心理评价，影响农民工对公平感的认同。（3）我国农民工的受歧视因素影响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和社会融入。我国农民工体育参与受歧视因素的均值为3.06，其中体育锻炼认识、体育锻炼知识和体育健身环境得分较高，分别为3.87、3.17、3.88，体育健身组织得分最低为1.65.受歧视因素对农民工的公平感具有十分大的负面作用，受歧视感会使农民工产生被剥夺感，拉大农民工与市民之间的实际距离，造成农民工被边缘化。 3.2建议 受歧视感与公平感成负相关的关系，消除农民工的受歧视感对于保护和提升农民工的公平感，推动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为提高农民工的体育参与和公平感，特提出以下建议措施： （1）改进农民工的劳动关系，加强劳动保障，提高经济收入。经济基础是农民工进行体育参与的物质保障，同时还要改善劳动关系，加强劳动保障，完善工会制度，丰富农民工的业余休闲生活，关注农民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 （2）消除制度上的障碍，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制度障碍是造成农民工社会公平感低，社会融入差的根本原因。城乡差异的户籍制度和制度保障将农民工和城市人划分开来，为农民工打上了不可消除的烙印。农民工在城市中生活处处都可以感受到来自制度政策方面的限制和差异，各级政府应该加快制定各项政策来实现农民工向市民的快速转变。 （3）提升农民工自身的素质能力，转变理念加速社会融入。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受到自身素质能力的限制，只能从事技能水平较低的工作，从而使自身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受到限制。因此，农民工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能力，接受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转变理念注重身心健康，提高社会融合和体育参与水平。 参考文献： ［1］胡小明.体育休闲娱乐理论与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20. ［2］龚正伟.当代中国体育伦理建构研究［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9： 48. ［3］［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1. ［4］Jan-Willem ven Prooijen，Kees van den Bos，et do people react to negative procedures？ 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authority，s biased attitude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Psychology.2006，（5）：632-644. ［5］汪行福.社会公正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13. ［6］陈济川.家庭体育：实现全民健身运动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5，（2）：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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