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民俗学意识与风情风物描写的内在关联两个层面分析了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一、民俗学意识中的城镇小说文化创作意识
新时期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有着比较透彻的民俗学意识维系。新时期小城镇小说中的民俗学意识同样经历了一个由“无意注意”到“有意注意”的过程。《水葬》《惨雰》《菊英的出嫁》等作品含有一定的民俗学描写，被视为现代文学阶段民俗描写的代表作，《水葬》等作品的作者对于客观的民俗的关注是一种无意注意，作品的整体描写并非从民俗学角度切。“京派作家”如沈从文、废名他们的创作有着丰富的民俗学内涵，但是他们并非具有清晰的民俗意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原因是他们的乡风民俗描写是指向乡村乡土，而不是乡风民俗本身，他们并无意发掘乡风民俗的深层内涵，而是构建与都市对峙的世外桃源，虚拟寄寓。京派文化作家们的描述的人文景色，如古代犹存的“边城”、恬静的“竹林”、古朴的“河上柳”、静谧的“桃园”、菜畦城垣等，以及笔下冰清玉洁或古道热肠的人物，如“翠翠、三姑娘、琴子、陈老爹”等。但这些阐述并不是用于展示风物风情之异，而是为了反对工业社会的骚乱，用来抵制”资本主义文明”的侵入。很明显，作家们的整体阐述不是指向民风乡俗本身，不是构造作品的民俗学内容，不是参照民俗学事项本身，不是揭示民风乡俗的文化底蕴，而是指向作家的精神家园和作为心理乡土的乡村。正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作家的风俗民情阐述不是指向风俗民情本身，而是乡村乡土，所以我们明确的认为他们的风俗民情描写不是完全出自民俗学视角，他们的描写暂时还没有得到民俗学意识的支撑，或者可以说他们的民俗学意识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我们认为，当代文学创作的"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普遍出现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普遍出现，受到许多因素的驱动，如“文化热”、西方文化学思想涌人、“寻根”思潮的勃兴、工业时代到来、传统风俗在时代背景中的蜕变与磨蚀等等。作家们开始有意识的考察民俗事项，有意识地发掘民俗事项下所蕴藏的文化素质是民俗学意识支撑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显著标志。在许多作家笔下，民俗本身成为观感对象，在许多情况下，民俗事项被意象化。到了80年代初期，王安忆的《小鲍庄》、韩少功的《爸爸爸》、郑义的《老棒子酒馆》等作品展示自己的民俗学角度，带有某种幽雅的夸张成分。随着时间的延续，他们的民俗学意识开始慢慢走向深刻。举例、民俗和地区的关系、文化与文化圈和民俗乡民的关系、文化与生态、民俗等这些话题开始引起部分作家的关注。像莫言的《红高粱》从地域、文化传承、经济等角度发掘了民俗民风背后久远的民族性格基因，解读了高密乡剽悍刚烈的民风。《那五》《俗世奇人》《白鹿原》《小巷人物志》《马桥词典》等作品的产生，也揭示着民俗学意识的新发展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已经成为一种创作意识。在这一创作意识的指引与带动下，作家们能够进行更深层次的文化底蕴的发现和沉思的文化考虑。
二、小城镇小说的风情风物描写与民俗学意识
“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的产生，标志着民俗学意识的“成熟”，文学创作的民俗学意识的“成熟”，对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影响深远，我们认为，“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叙事的民俗学描写的最大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意注意"使小城镇风情风物在部分作家的作品中成為相对独立的描写对象，在。自觉。的民俗学意识的引导之下，出现了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核心描写对象的作品和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作家以小城镇风情风物为核心描写对象的作品，一般将“风俗审美”当成全部的创作主旨，刻意展示小城镇的风情风物，这类作品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出自汪曾祺、林斤澜等少数作家之手，进人21世纪后这类作品大量出现例如，钟秀灵的《小城人物》着重展示依山傍水的三峡小城昨天的纯朴民风与特殊物产，孙方友小镇人物。系列中的部分作品既写“人情”又写"风物。马克思曾经说"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对于小城镇风俗风物描写而言，只有能发现小城镇风俗风物存在价值的眼睛，才能发现小城镇风俗风物的存在及其独特性“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民俗学描写的另二重大影响，是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成为小城镇叙事小说审美构成的重要元素。在民俗学意识成为。自觉意识之后，作家有意识地运用特定的风俗、风尚、风物来承载自己的风俗审美体验，此时，小城镇风情风物在作家笔下发挥着隐喻时代风尚、聚焦文化变迁、承载文化内涵等叙事功能。有时，作品中的风情风物描写，似乎是不经意的，但这些描写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集中的指向。例如，在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中，我们能看到这样一些似乎很随意的风情风物点缀。"更多的发廊冒出来，俅温州发廊、深圳发廊。这些描写。散布"在作品中，或展示小城深层的文化底蕴，或揭示风尚的蜕变，或缅怀一个远逝的时代，或抒发作者的文化感伤，风情风光描写发挥着多种叙事功能，"自觉。的民俗学意识支配者作者的风情风光描写。在民俗学意识。自觉"之后，创作主体常常通过民俗来寄托深层次的文化思考，在理性民俗学意识的推动下，创作主体会采用不同方式构造民俗事项与文化思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意象化是民俗或民俗事项意象化，最常见的手段，意向的主观之意与客观之像有机结合，无论是精神民俗或物质民俗都可以成为负载主观之意的像，即作家对民俗或民俗意识的符号化处理之后，都可成为具有所指功能的能指。人类制造的作品、制作作品的过程和制作的人，是物质民俗学的三个最关注对象。传统手工业产品、工艺生产流程及手工业者本身，确实是物质民俗学的最关注对象。在作家孙方友的小城镇民俗叙事中，这些关注对象就是一项反复出现的集合意象。《曾家膏药》《刘家果铺》《马家茶馆》《胡家烧饼》《雷家炮铺》等众多作品有“作品”“过程”和“人”这三个“描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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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品中，手工业者本身、传统手工业产品以及工艺生产流程，三者构成了一个集合意象。这个集合意象负载的是作者对大工业时代的拒斥与悚惧，对一个已经远逝的时代的缅怀。随着大都市的不断扩大和乡村在城市化背景中的演变，小城镇的第三种社会特点日趋明显，于是，那些打上了地域印章的小城镇风物乡情及独有的民俗生存进人了作家们的视线。民俗或民俗事项的意象化，是作家们对小城镇传统风俗存在价值的深刻认识的外在表现。此外，作家们对那些曾经被否定、被“批判”的“遗风”“遗俗”的肯定或重新甄别，也体现了作家们认识的深化。当然，我们在讨论。有意注意。的民俗学意识对小城镇民俗学描写的重大影响时，不可忽略小城镇意识的觉醒这一大前提只有在作家有意识地将小城镇当成特定的审视对象之后，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才有可能成为相对独立的描写对象，小城镇风情风物才有可能成为小城镇叙事小说审美构成的重要因素。张丽华（作者单位：内蒙古师范大学青年政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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