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证券市场的发展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证券市场已成为我国整个金融市场体系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它的成熟和发展对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目前证券市场发展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对我国证券市场的开放进程需要持以高度谨慎态度。 加入wto对证券市场的挑战 我国证券市场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我国证券市场到目前为止还是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新兴市场，我们刚完成市场的“奠基阶段”，正在进行“市场化阶段”；二是我国证券市场一直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基础上开放我国的证券市场将使我国有可能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的数量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严重的话还可能干扰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给整个经济体系带来不稳定的因素。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机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更使人们清醒地看清楚了过快开放本国证券市场的风险。虽然我国是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因而享有开放市场的很多缓冲手段，但是随着缓冲期的结束，国内证券市场必然将更加开放。因而加入wto将给我国这样一个不成熟、不完善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的挑战。 在wto的22个协定中，涉及金融业开放最主要的是《服务贸易总协定》，该协定共有29个条款和8个附件，其中两个是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阐明了定义、范围等，与正文一样具有法定约束力。此外，1997年12月13日wto成员国在日内瓦达成了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 《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参与原则、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逐步自由化原则。其中前三项原则为一般性原则，各缔约方在所有服务贸易领域都必须遵守。而市场准入、国民待遇和逐步自由化原则属于特定义务，需要各缔约方经过谈判达成具体承诺并加以执行。在三条可协商的原则中，我国政府对证券市场开放所持的立场是： （1）对于逐步自由化原则，中国坚持金融部门的开放必须循序渐进，在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之前，外资全面进入的可能性不大。但最终会全面开放市场，使得外资能从事中国证券市场中的一切业务。 （2）对于证券市场准入原则，我国所做的承诺主要有：确保在华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证券服务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允许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华设立机构并有开业权；确保外资证券服务提供者在我境内提供本国暂缺的任何形式的新金融服务。 （3）对于证券市场的国民待遇原则，我国所作的承诺主要有：外国证券服务提供者在取得我境内证券组织成员资格，进入任何形式的证券市场享有与本国证券服务提供者相同的待遇，包括投资品种、投资数量、投资比例等方面。就证券市场的透明度来说，除紧急情况之外，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其余证券市场有关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它决定、规定以及习惯做法，最迟在生效之前予以公布，以便给国内外市场主体有充分的时间予以了解和掌握，尽量使得市场环境变得可以预见，并进而决定自身的行为取向。 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对证券市场的开放提出了更加具体的要求： （1）对各缔约方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和金融信息市场； （2）允许缔约国在国内建立证券服务公司并按公平竞争原则运行； （3）缔约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 （4）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 （5）允许缔约国资本在国内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 上面这些要求，尤其是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实际上将所有缔约国的金融市场都连成一体，伴随着未来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中国完全开放证券市场是必然趋势。但我们要注意到中国证券市场开放的现实基础，不成熟、不完善、在相对封闭环境下发展起来市场的过快开放必将给我国的金融安全和民族证券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表现在：
首先，国际资本的流动将给我国这样一个小规模的市场带来极大的风险。在证券市场完全开放后，如果国内外资产的价格存在明显的差异，或者本国市场存在明显的盈利空间，大规模的资本流动将不可避免。频繁而大量的资本流动将可能严重地干扰本国金融市场正常发展，给金融市场带来巨大的风险。如果本国市场的规模本来就不大，市场的流动性也不充分，那么一定规模的外资流入或流出都会十分明显地影响本国市场的价格走势，加剧市场的波动。我国证券市场产生的时间短，发展水平低，尤其是市场规模小，很容易被大资金所控制。到2001年10月底我国资本市场流通市值仅14560.16亿元，而国外一只大的基金管理的资产即有上千亿美元。中国证券市场的个股规模就显得更为袖珍。从资金量上来说，操纵和控制中国股市易如反掌，这将给中国的资本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稳定因素。 其次，国外金融机构进入与本国金融机构开展全方位的竞争将给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带来极大的挑战。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开放，会有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进入我国，出现更多的中外合资金融机构甚至外国独资机构，与国内金融机构在金融业务、市场占有率、技术、金融服务、人才等方面开展激烈的竞争。这些金融机构大多历史悠久，在长期的、严峻的市场竞争中经历了多次考验，已经建立了一整套非常严密、成熟的业务经营管理制度以及风险管理制度，形成了十分完善的竞争策略、竞争手段和丰富的市场竞争经验，在世界上的知名度比较高，具有良好的国际信誉，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技术实力，软硬件设备先进，资产规模和经营规模都很庞大，资产质量优良，不仅金融技术手段先进、发达，服务品种多样化，而且创新能力和开拓市场的能力非常强，产品的科技化程度较高，服务品种多而且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非常高。外资金融机构这种整体上的竞争优势，将在短期内对国内证券业的业务经营活动形成较大的冲击，打破我国金融体系原有的均衡，使中资机构的经营环境恶化，生存空间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可能一时难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导致其部分业务和客户的丧失，市场份额的下降，对于那些目前经营状况已经不佳的机构的冲击就更大，甚至有可能引起这些机构出现动荡和危机，以至于危及我国的金融安全。 以资本规模上的比较为例，我国证券经营机构发展的时间都不长，资本积累尚很不充分。《证券法》实施后虽然出现了新一轮增资扩股，但目前最大的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也不过45亿元，总资产只有30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客户账户的资金），所有证券公司的总资产加起来还不到2000亿人民币，而目前仅仅一个美林证券的总资产就超过3280亿美元，并且其总资产尚不包括客户账户上的资金，就客户账户的资金而言，1997年美林证券客户账户的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两者相比较，规模与实力相差实在太远。资本规模太小限制了我国券商扩大规模、发展核心竞争力，使整个行业处在低水平过度竞争状态，抗风险能力较低，根本无法参与国际竞争。更为重要的是1999年11月美国正式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使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可以更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使得投资银行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 最后，证券市场的开放将给我国的市场监管带来巨大挑战。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本身蕴含着极大的风险，对金融监管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如果金融监管无法满足这种要求，无法对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那就可能使证券市场的风险越积越多，甚至酿成金融危机。尤其是证券市场的开放，一方面使得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同时也推动了中国金融机构走向国际市场开展国际化经营，这就对国际监管提出了要求。但在实际中这种国际性的监管还是十分困难的。一方面本国监管当局无法有效监管外国金融机构在母国的业务，另一方面，监管当局也无法对本国金融机构的海外业务进行及时有效的监管。
从现实监管水平来看，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监管水平仍不适应资本市场开放的要求。例如，在证券、银行、保险以及财政、计划、外汇管理这些与金融运行息息相关的监管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政策协调、沟通机制，容易出现政策、规则不一致的现象。此外，如何对开放条件下的中国证券市场进行有效监管，我们也缺乏经验和清晰的应对思路。所以我国的金融监管急需进行深刻的变革。 入世对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 及外汇管理制度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人民币的自由兑换进程和外汇管理制度看似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在实际过程中将对我国的货币自由兑换特别是资本项目下开放的进程以及外汇管理制度产生重要的间接影响。 加入wto对一国外汇制度的主要影响体现在国际收支和金融服务业业务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允许缔约方为保障本国国际收支的平衡而采取某些限制性措施，例如其中第二部分第十五条“外汇安排”中规定，缔约方全体应当谋求与imf的合作，以便使imf主管的外汇问题与全体缔约方在数量限制和贸易政策上相协调。缔约方在外汇管理问题上采取的行动是否符合imf的条款，是否符合缔约方之间所签订的特别外汇条款，这些问题接受imf组织的判定，各方不得以外汇方面的行动妨碍imf意图的实现。如果全体缔约国认为某一缔约方有关进口支付和 转账方面的外汇限制与某些外贸数量限制的例外条款不符，可以向imf组织报告以寻求解决方法。 imf组织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前，一直致力于推行各国货币在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进程，并且进展较为顺利。但是由于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特别是其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世界各国普遍对于发展中国家过快地开放本国货币和金融市场持反思甚至怀疑的态度，加上imf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遭受到普遍的批评和指责，尤其是对马来西亚货币管制的不恰当认识，使得imf组织今后在这方面的政策将变得更加谨慎。因此外汇管理和汇率的自由化很难像贸易和金融自由化那样成为一种世界性的要求。但是这并非意味着不进行货币和汇率的自由化，而是说将更多地由各国自己去决定制度选择和进程安排。 wto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没有直接涉及外汇管理和汇率制度，但是有很多间接涉及到的条款。例如服务贸易中的国民待遇条款和金融服务的附录，其中所定义的金融服务范围极其广泛，其中有些重要的内容是中国境内目前对外资禁止或没有开展或是刚刚开始的业务，由此引发的本币和外币之间的业务关系以及资金的进出，显然将促进本国货币兑换制度和汇率制度的开放进程。以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为例，今后不仅可以经营外汇业务，还可以经营人民币业务，甚至可能经营衍生金融产品业务，这些银行本身以境外为背景和支持，资金的流动、进出非常迅速，这将在事实上突破中国目前所允许的人民币经常项目兑换范围，出现事实上的某些资本项目货币自由兑换。 此外，从产品贸易的角度来看，由于企业进出口经营权从审批制度转向登记制度，以及中国将在平等贸易条件下与wto组织各缔约方广泛开展国际贸易，我国的进出口规模将大大增加，外汇流量也将大量增加，外汇供求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增加，这都需要有更灵活的外汇使用和监管制度，适当灵活的货币兑换也成为社会的需要。 因此，我国人民币自由兑换进程不受加入wto的直接影响，相应地说，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资本流动的全面开放与加入wto没有直接关系，wto所约束的主要是证券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但是加入wto对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开放将产生积极的间接推动作用，从而也必然间接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上证券交易、资本流动的对外开放进程。 发展我国证券业的政策建议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的现实要求下，中国证券市场的开放是一种必然趋势。但与此同时，证券市场开放并非有利无弊，它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世界及开放国带来财富的同时也使世界经济、本国经济潜伏着随时可能爆发的巨大金融风险。尤其是证券市场开放带来庞大的国际资本流动，其投机性和迅捷的流动性使整个金融体系变得更加脆弱。因此，一方面我们要积极顺应历史潮流，通过主动性地调整国内的法律制度框架、政策安排，加大力度发展和完善证券市场，来迎接市场开放的挑战。同时我们也要积极维护我国的金融安全、经济安全，从整个国家经济安全的角度来认识证券市场开放可能带来的冲击，认识到发展民族金融业的重要性。我们要发展，也要安全，要以发展来求安全。
由于中国证券市场目前的开放程度十分低下，并且风险防范的措施也不尽完善，因此，要实现中国证券市场的完全开放，建立全方位的风险防范措施，并真正融合到全球资本市场中去，中国证券市场将在各个方面做出根本性的变革。我们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在法律制度框架、市场规模与结构、市场参与者定位和交易工具4个方面必须进行深刻调整。 具体而言，我们可能需要完成以下一些工作：大力推动证券公司的增资扩股、兼并收购，以提升我国证券公司的实力，在未来8—10年里培育3至5家具有参与国际竞争实力的超大型证券公司；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和新的《金融服务贸易协定》中的原则和条款，对我国证券业加大合法保障的力度，以有计划地逐步开放证券市场；用市场化的理念彻底改革我国的证券发行制度；规范上市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以保持证券市场的可持续发展；积极推动上市公司国有股减持，解决国有股、法人股不可流通的问题以利于证券市场功能的提升；规范并促进上市公司的收购兼并以进一步激活资本市场的作用和实现优胜劣汰；探索建立股指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大力完善风险投资体系和建立创业板市场以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结构；大力发展机构投资者以提高其在资本市场投资者队伍中的比重与地位；促进证券公司向经营全面业务的投资银行转变，并促进其人才队伍建设和创新业务的研究与实践；完善上市公司的退出机制；培育公正、客观独立的中介机构（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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