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府行为对本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政府为了削弱汇率变动的负面影响,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调节,主要有关税、出口退税、配额等。关税和出口退税是政府运用税收的办法调整进出口商品的价格。关税就是对进口商品课税,向外国物品征收,提高了国外商品的销售价格,减少了国内消费者对它的需求,所以提高关税是对进口商的限制。出口退税补贴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税金返还,是对出口商的一种补偿,提高出口退税率,实质上相当于本币贬值,这是用国内的货币补贴国外消费者,用来对冲本币名义上对外升值而形成的对出口的冲击。这表明:本币汇率变动(升值),对出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出口退税补偿,对进口商说,能够通过提高关税进行抵消。进一步说,本币升值的效应能够通过提高有效出口退税率来抵消,也能够通过提高关税抵消。但是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各有其特点,效应是不同的。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刺激国内产出,补贴要优于关税,因为关税加大了进口消费成本,却无助于对国内贸易部门的产出。如果贸易保护的目标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的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最小,而补贴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外向型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简单地说,可以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另外,两者作用的后果也不一致,关税限制了国内消费者需求,国外生产者亦支付了更高的进入成本,约束了国际间比较成本优势的发挥,对整个社会而言,只会引起社会整体福利的净损失,普遍提高关税这个效果是应当防止的。而且,一国关税的提高,往往会遭致贸易伙伴国报复性关税反击,造成“双输”的局面。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商品通常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商品,依赖性强,进口弹性差,提高关税只会加重国内消费的负担,自身的福利损失更大些。出口退税补贴的实施要有政府财力做为保障。在财力不足的情况下,出口退税补贴会成为一张空头支票,对外贸易企业不能得到及时的货币补偿,引起企业支付能力和周转能力下降,陷入生产危机。另外,出口退税补贴的多少,即出口退税率的确定,还要考虑外汇紧缺程度,如果外汇短缺、储备不足时,提高出口退税率,能够调动出口企业的积极性,增加创汇;反之,就有条件订得低些。 以上两种措施是政府在改变进出口商品的价格上施加影响,政府还可以通过配额在进口商品数量上直接控制,来抵消由于本币升值使得进口商品成本低,进口商品有条件降价而形成的对国内生产厂商的冲击。配额的使用有一个特点:弹性较差,进口配额上升会受到贸易国伙伴的欢迎,但下降就会招致强烈的抗议,因为配额的数量是透明的,贸易伙伴按照原本配额设定产品数量组织生产进行供给,配额减少后,进口数量遭到强制压缩,无疑会使其生产能力闲置,形成投资浪费、加大失业。所以,配额增加容易减少难。 综上所述,政府在对本币升值进行政策抵消时就可以综合考虑三个因素,即关税调整、出口退税率和配额。假设在人民币升值情况下,我们能否还用这几种措施进行抵消呢?首先,从关税上讲,加入wto后,我国郑重承诺大幅降低整体关税水平,再次提升关税水平势必影响大国的诚信和形象,配额也是如此,只能是一个逐步扩大、放松,乃至取消的趋势。从出口退税上来讲,出口退税率调整确实对出口增长的影响非常直接,中国出口企业对税收成本的增减非常敏感。1999年在东南亚国家货币相继贬值的浪潮中,我国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坚挺,事实上是人民币升值的过程,外贸部门的出口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于是将出口退税率平均由6%提高到15%,政策效果显著,当年出口额为1949亿美元,到2002年底增加到3256亿美元,年均增长速度为18.6%。据有关专家测算,平均出口退税率上调一个百分点,中国出口增速将增加4.9个百分点,出口退税对本币升值的作用可见一斑。但应该看到,我国目前扩张的财政政策已形成巨额赤字,财政状况比较薄弱,出口退税的拖欠问题越来越严重。前不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文下调了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了3%左右。毫无疑问,动用出口退税政策来冲销本币升值必须有充足的财力作后盾,况且近几年外汇储备高速增长,由短缺变为盈余,迫切需要外汇的压力变小,政府不愿在出口退税上再做文章。
三、市场自我调节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市场运行机制的自我调整是指在本币升值后,影响了出口商的经营行为,进而改变国内市场供求状况,带来物价的全方位下跌,进而又为出口改善了贸易条件,市场自身的力量使本币升值后尽可能回落。这一机理作用过程如下:本币的汇率升值,首先影响到进出口价格,使得进口价格降低,出口价格上升。出口价格上升,削弱了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会很快丧失国际贸易中的份额,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进口商品价格下跌,排斥了本国商品供给,使得本国商品生产萎缩,丧失出口能力,使进出口失衡,这一点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也产生过。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往往是传统的日用品制造业、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附加值低,他们之间的产品出口替代性强,因而其出口贸易不仅要接受发达国家的歧视性定价,还面临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激烈竞争。一旦本币汇率升值,价格优势丢失,原来拥有的国际市场会迅速被其它发展中国家所占领。本国贸易部门生产出的庞大产品规模只得转销入国内市场,加剧国内商品市场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只能是日用品市场价格水平的下跌。出口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销售带来国内产品价格下跌,这和本币对外升值带来的进口商品价格下跌共同形成了物价水平整体下降,是同样的效应,即意味着本币对内升值。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素质较低,科学技术不很发达,使得国内产业在适应新的出口形势而进行结构调整时显得更为漫长,物价往往持续地滑坡,低迷不振,把经济拖入通货紧缩的泥潭。因此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情况下,如果本币升值一步到位不再调整,可以说本币的对外升值也会通过市场自身的机制诱发货币对内升值。按照前面的假设,名义汇率不再调整,货币对内升值,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就意味着实际汇率下跌,因而可以抵消名义汇率在前期上升的部分幅度。前文已经论述过,对内升值可以起到减缓进口商品涌入的速度,为出口商压缩生产成本扩大出口创造条件;其实质是市场通过自身的力量影响货币价值而进行的自我恢复性调节。这种市场性的调节会带来市场机制的通病:作用链条长,时间缓慢、形成资源的浪费。要充分认识到市场自我的调节机制对货币对内价值的作用,使之尽量为国民经济发展施加正面影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时,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一时间大量商品出口受阻,积压严重,只有拿到国内市场上出售,致使供过于求,物价下跌。而货币当局没有预测到这种现象,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加剧了通货紧缩的程度,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只有依靠后来加大财政货币政策的力度去刺激经济增长。应当说,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会产生负面作用。 四、本币对内价值变动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在国内市场上可以运用货币政策使货币价值变动,即使其对内贬值或升值,对冲本币对外的升值或贬值。比如,在国内市场上,使货币贬值的方法是造成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造成的国际贸易的后果一般说来,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因为进口商品在国内市场上销售能随着物价的上涨趋势多卖钱,出口商却因为原材料、能源、劳动力工资等因素的上涨而加大生产成本,以本币计算的出口换汇收益就要下降,减弱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使出口数量减少。所以,在外汇汇率管制的条件下,本币对外升值,而对内贬值,对出口商会产生双重利空,但对进口商而言,却是双重利好,这样会迅速恶化国际收支状况,导致贸易失衡,所以应该采用货币对内升值的办法来抵冲对外升值给出口带来的影响。这样,出口商便能以低的成本进行生产,以低的价格出口,改善本币升值的不利局面。但是,又可能出现另一个问题,本币的对内升值,即通货紧缩,会造成国内经济的不景气,是货币当局不愿看到的。这样的货币政策操作便是以牺牲国内整体经济发展速度来保证贸易部门的利益,对此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根据实际进行利弊权衡、政策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在一个外贸依存度高的国家,外贸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货币政策则优先考虑的应该是外贸部门的利益,阻止贸易状况因本币升值而过度恶化,通过贸易部门平稳发展来带动整体经济;反之,如果外贸依存度不高,国内经济运行对通货紧缩反应强烈,则货币政策要侧重考虑整体经济的发展情况,不宜使货币对内升值,要暂时牺牲外贸部门的利益来保证整体经济的健康运行。
五、利率调整对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 汇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外价格,利率是货币资金的对内价格。如果本币汇率上涨,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在赚钱,持有外汇多的人吃亏,因此会影响企业出口创汇的意愿。如果利率下跌,则持有本币多的人吃亏。运用这一机理,在人民币汇率上调的情况下,出口企业的损失可调节利率杠杆来弥补。也就是说,作为出口型的企业,本币的升值,意味着财务环境恶化,外币收入转化为本币收入后减少,为了保证他们获得合理的利润,要使用利率手段增加拥有外币的收益,减少运用本币的成本,可谓堤外损失堤内补。操作的手法有:一方面,上调外汇存款利率,增加持有外汇的收益,使之相对于人民币存款更具有吸引力,变相提高外汇对本币的兑换价格,增强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针对外向型企业,提供人民币的优惠贷款,考虑允许外向型企业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行债券直接融资,降低外向型企业的财务成本和运营成本,创造低成本的融资环境。这些措施属于结构性的,目的明确,针对性强,不会干扰其他经济变量,也无关国际经济利益。尤其是我国很多出口企业是中小型企业,要对冲人民币升值的负面效应,尤为重要的是解决他们的融资困境,降低融資成本,在出口中获得更多的金融支持。 中国加入wto两年了,越来越深刻地融入国际经济关系的大家庭中。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汇率一向是焦点所在,它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还越来越多地蒙上了政治的色彩,汇率的高低也远非一国所愿,汇率变动的方向和幅度随着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性而带有不确定性。几年前,我们还沉没在人民币贬值的一片呼声中,现在却又深刻地感受到了升值的压力。面对人民币升值的纷争,我们所要做的绝非只是以静制动,人民币汇率一成不变终究不是万全之策,而要以务实的态度,考虑各种可能性,深入研究人民币升值的可替代性,考察它的对冲机制和机理,以更灵活适度的政策措施配合汇率政策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谋求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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