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财务会计的批判不绝于耳。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认为财务会计所提供的信息，主要反映的内容是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所以很难在资源配置的决策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许多财务会计学者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认识，对历史财务信息的相关性也存在着强烈的质疑和批判。但是在实务中，我们仍然可以观察到财务会计信息在资源配置决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反映已经发生交易或者事项的财务信息，仍然可以传递出关于资源配置的信息。那么，究竟是新古典经济学错了，还是财务会计错了？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基于历史的财务会计系统，究竟是如何传递出这种关于资源配置决策信息的？新古典经济学对反映历史的财务会计的批判究竟存在着什么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探讨历史财务信息究竟是如何提供关于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历史财务信息可以传递出支持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文章也是对现代会计学界关于历史成本信息或者财务信息不相关的批评的一个回应。本文期望深化历史财务信息在资源配置功能决策中作用的认识，从而使得学界对于历史财务信息有更好的认识。二、新古典经济学在论述资源配置决策时存在的问题(一)新古典经济学自身存在的逻辑冲突自从19世纪70年代“边际革命”产生之后，边际分析的概念充斥了整个新古典经济学。而在资源配置决策中，最关键的概念就是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概念。证券估价模式也可以被看做是这种边际概念的延伸。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只要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投资项目就是可行的，反之则不可行。这里的投资决策所涉及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是某个项目在未来所新增的收益，或者成本。这是未来市场波动所产生的。投资者能够做的事情，就是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所以投资者应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对其作出预测。在这种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那些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既然已经发生了，就不应该对未来的决策产生影响。经济学中一句经典名言是：永远不要为打翻的牛奶而哭泣。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片面的。它割断了历史与现在的联系。因为如果我们可以从打翻牛奶这一行为获取关于打翻牛奶的人行为的信息，那么“打翻牛奶”这一行为对我们未来的资源配置决策还是非常有用的。新古典经济学是在完全和完美信息的假设基础之上给出上述分析方法的。这意味着决策中能够完全得知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并作出毫无偏差的预测，从而可以作出关于资源配置的恰当决策。实际上这个概念本身否定了市场经济自身存在的必要。如果个体能够作出这种毫无差错的决策，那么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政府同样可以作出这样的估计和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为何还需要市场经济呢？一般均衡理论下的“拍卖人”和中央政府的计划者在新古典经济学假设下又会具有多大的差别呢？(左大培，2003)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其存在的前提，就是因为个人在作出关于资源配置决策时就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而个体在搜集和处理“分散化的知识”的时候，比中央政府更有优势。这才决定了市场存在的必要。如果市场是完美的，信息是完全的，那么市场也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市场能做的事情，中央政府也能够做。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信息完全的完美假设，本身就与其自身的存在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一直未能很好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投资决策的过程中，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究竟是怎么样计算出来的。特别是在投资者投资于企业的时候，这种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概念和计算将异常复杂，投资者是如何有效地计算出这些信息来的。新古典经济学先天性地假定，这些知识都是个人在决策时已经知道的，这种假设未免太过天真。所以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资源配置决策的强调，本身并没有问题。但问题在于这些假设离现实过于遥远，从而很难对现实进行一个有效的解释。(二)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会计现象如果认为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对于未来的决策无用，那么为什么现代财务会计一直会存在？Yuji Ijiri(1975)曾指出：建立在历史成本基础上的资源计价，即历史成本计价，成为传统会计计价的中坚已经超过几个世纪了。当然，这句话过于绝对。实际上就西方会计计量史而言，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不同的阶段曾经表现出采用不同的计量属性。Jacques Richard(2005)通过对法国和德国的会计计量历史的研究表明，从1673年到1800年，基于历史成本的会计估价系统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在整个19世纪，一种特殊的公允价值估价制度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实际上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美国才开始重新将历史成本制度推到了主流地位。直至今天，这种状态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在历史成本制度下，财务会计信息系统所计量的对象，主要是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而且尽量避免对尚未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在财务报表中进行确认。现在关于历史财务信息有用性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历史财务信息具有较强的可靠性和可验证性，从而更加有利于企业契约的缔结，降低企业各个主体之间进行交易的成本。而对历史财务信息在支持资源配置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往往持有很大的怀疑态度。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的会计学术界，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端倪。但是会计信息，特别是历史财务信息难道本身就不具有支持决策的功能了吗？实际上，正如在现实中所观察到的一样，反映历史行为的财务信息已经成为了债权人、股东、员工进行资源配置决策的基础。特别是在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的今天，资本市场已经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用脚投票”的良好平台。很多投资者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已经缺乏足够的动力去约束一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的行为，投资者越来越关注历史财务信息的预测功能。基于决策有用性导向的准则，已经存在了近半个世纪。但是现在财务报表的主体，依然在反映已经发生的交易或者事项。换句话说，在强调“预测未来”的投资环境中，历史财务信息依然在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如果认为这种反映已经发生交易或者事项的制度无效，那么为什么它还会如此长期存在，至今还难以看到其消亡的迹象。这种现象的长期存在可能意味着：历史财务信息不仅有利于企业契约的缔结，它同样能够传递出与决策相关的信息。Ijiri Yuji(1975)指出：历史成本是基于实际交易和事项的会计计量属性，具有决策相关性，历史成本可能提供关于资产过去物理变化情况的有用信息。将这种观点继续思考下去，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资产过去物理变化情况”究竟可以传递出什么现在市场或者企业自身估计所不能传递的信息。Demski和Christensen(2004)曾指出：报告一个组织某时点的财务历史可以使我们获知原来并不知道的事情。对一个组织历史的兴趣并不是追求新奇或窥探癖，它是一种旨在解决资源分配问题的兴趣。组织的历史将信息传达给至今仍未完全确定但已经被广泛解释的资源分配的实践中。那么报告一个组织的财务历史，究竟可以帮助投资者获取哪些其原来并不知道的信息？这将是本文接下来将要探讨的内容。三、现代企业契约的特征本文认为，从契约经济学的视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找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契约经济学关于企业的基本观点，将作为本文立论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反映一个企业历史财务活动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在何种状态下，能够提供关于一个企业活动未来的信息，以及是何因素在决定历史财务信息的决策支持功能。企业究竟是什么？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争论的一个焦点。如果这个问题可以得到有效的解答，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将会迎刃而解。周其仁(1996)认为，现代企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在于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特殊契约，这个观点得到了国内许多经济学者的赞同。但是他又进一步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企业的财务资本是不需要激励的，而人力资本是需要激励的(周其仁，1996)。②从而在这种逻辑下，推导出了与传统的“资本雇佣劳动”截然相反的结论。这种命题得出的根本原因在于：周其仁所考察的财务资本不需要激励，是指财务资本要素所有者已经将其资源投入到企业契约之后。在财务资源所有者按照契约，将其使用权转让给企业的人力资本使用之后，如果企业不面临着继续的筹资压力，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可能缺乏动力去继续激励企业的财务资本。但是周其仁忽视了企业财务资本是如何被吸引到企业契约中来的。实际上财务资本并不单纯是作为财务资本出现的，它表现为其拥有者未来可以消费的金额，这里面同样体现了这批人的意志。在财务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签订企业这样一组契约之前，关键的一个环节是如何吸引财务资本所有者参与到这个契约之中来。换句话说，在签订企业契约之前，契约的各个主体需要激励财务资本所有者将其财务资本投入到这个契约之中。这是因为在财务资本的使用权一旦被投入到企业中，企业的财务资本容易受到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的“虐待”，从而损害企业财务资本所有者的利益。在签订这组契约之前，契约所涉及的各个主体需要给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一个恰当的预期。张维迎(1996)认为，在古典企业的模式下，由于财富资本的信号作用和人力资本的不可抵押性，并且企业的财务资本容易受到人力资本的虐待，所以将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归属于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将有利于降低契约签订和维持的交易费用。所以在企业的契约签订之前，如何给予企业财务资本所有者一个恰当的预期，从而使他们愿意参与到企业的契约之中，本质上体现为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认为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将会如何运作财务资本所有者投入的资源。所以说，企业的财务资本也是需要激励的。当然，本文也赞成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特殊契约。更为具体一点，企业契约是要素资本所有者使用权相互结合所构成的一个契约。企业是市场中由要素所有者签订的一组不完备的要素使用权交易合约的履行过程(谢德仁，2002)。在一定的前提下，企业的财务资本所有者让渡出其财务资本的使用权，而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让渡出其人力资本使用权，在一定的契约约定下界定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所投入的时间、数量和可以获取的报酬。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财务资本一旦投入到企业的运行之中，其效力的发挥往往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本使用权发挥的程度和人力资本能力的大小。前者包括了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自身努力的程度和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协调程度。而后者是指企业人力资本所具备的内在能力。这两者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财务资本是如何被使用的，对它们的预期，则共同决定了企业财务资本所有者投入到企业契约中的积极性。相比而言，财务资本所有者的契约履行程度能够更好地得到监督，而企业的人力资本契约的履行程度则较难得到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促使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更加积极地完成和履行契约是契约经济学所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一个企业的最终产出，可以被看做是企业人力资本、财务资本、外部环境共同发挥效力的结果。但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在企业各方主体签订契约之前，各方对企业人力资本努力程度和能力、外部环境的预期，而在企业签订之后，主要就是企业的人力资本所有者所投入的人力资本的努力程度和其自身实际的能力。前者决定了契约的交易成本，其大小最终也会对企业的价值带来影响，而后者决定了企业价值的真正创造。同样的财务资本，外部环境在不同的人力资本努力程度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某种意义上讲，企业所拥有的财务资本使用权，其自身并不会主动创造价值，必须要人力资本在其中发挥良好的主观能动性，才能真正创造价值。③但是企业的人力资本并不会主动地发挥效力，需要多种制度的良好配合才能够完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各种产权保护机制和流通机制越来越完善，现代企业所面临的竞争也是越来越激烈。在这种激烈竞争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大。风险主要包括两部分：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和企业所面临的内部风险。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可能包括产品价格波动，产品市场范围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企业原材料价格波动，与供应商关系的波动，与政府关系的波动，企业所面临的筹资环境的变化。而企业所面临的内部风险，可能包括企业内部部门之间不能够有效协调运作所带来的风险，企业缺乏足够的激励机制和控制机制，带来的企业员工的消极怠工，企业内部资源错误配置，员工过多地将企业资源用于自身消费所带来的风险。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和内部风险也就越来越大了。所幸的是，很多风险可以通过人力资本个人的努力来消除。企业在面临这些风险的时候，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通过企业人力资本得到有效消除的。在很多情况下，企业人力资本配置得越有效，企业人力资本越努力，越有可能规避这些风险。所以，企业的人力资本的特质性在企业契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或者可以这样说，伴随着竞争的加剧，企业所面临环境波动性的加剧，企业人力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更加重要。企业发展的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了恰当的人力资本；是否将这些人力资本在企业内部进行了恰当的配置；是否建立了较好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促使企业的人力资本更加努力。企业只有将恰当的人放在恰当的位置，并提供恰当的补偿，才会获取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所以企业契约关注两个问题：第一，如何确保要素所有者投入要素的问题；第二，就是在要素投入后，如何激励企业的人力资本的问题。前者往往体现为对财务资本的激励，而后者主要体现为对人力资本的激励。而财务会计系统本质上就是通过对第二个问题的反映来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四、历史财务信息所能够提供的资源配置决策信息诚如上面的论述，现代企业可以被看做是一组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的特殊契约。那么，历史财务信息是如何通过对历史行为的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来提供对于资源配置有用的信息。也就是说，历史财务信息是如何提供预测未来信息的？它提供了关于什么的预测信息？这是接下来需要继续探讨的内容。(一)企业未来现金流创造的分类根据FASB(1978)对决策有用观的具体界定：财务会计系统的目标主要是向投资者提供帮助他们预测未来现金流流量、金额、不确定性以及时间方面的信息。本文也把这个目标看做是历史财务信息所追求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从资源的视角来看，企业的未来现金流最起码受到两方面的影响：企业外部资源和企业内部资源。企业的内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拥有较为完整权利的人力资本(契约规定范围内的使用权)和财务资本。而企业的外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经营所处环境下，能够影响企业未来现金流，但不是由企业所拥有或者能够控制的资源。这包括企业所处环境中公共产品的数量、质量和顾客资源等。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企业未来现金流流量。对企业所进行的估值往往也是基于这三种因素的存量大小和变动情况。但在一定程度上，企业所拥有的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的价值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于相同的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其给企业带来的未来现金流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谢德仁(1998)曾经指出：同样的非人力资产与工人人力资产在不同的经营者的人力资产“带领”下，完全会产生差异巨大的不同现金流。换句话说，在涉及企业人力资本具有异质性的情况下，即使企业拥有相同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这些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在未来期间给企业带来的现金流也将具有明显的差异。从这个视角来看，企业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具有消极性，而企业的人力资本具有积极性，是企业的人力资本在主导市场对企业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价值的判断。继续分析下去，对企业价值的估计，本文可以建立这样一个公式：企业未来现金流创造=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创造+人力资本无法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创造。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主要是指企业的人力资本通过其行为的表现可以改变该部分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未来的现金流分布的状态。具体而言，这部分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对企业未来现金流的影响，已经在不同的程度上与外部市场相独立。而人力资本无法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主要是指人力资本的能力和努力大小很难改变该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未来的现金流分布的状态。(二)对这两种不同现金流创造的估值模式对于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所带来的未来现金流，其价值大小已经与企业自身所拥有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相分离，其存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对其价值的判断，也不是单纯地根据财务资本的市场价格来对其进行定价。但对于外部利益相关者而言，企业人力资本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是很难直接观察到的。企业财务资源的非独立存在和企业人力资本行为的不可直接观察性，导致了市场对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的估值难题。在这个时候，市场已经难以独立地对这部分财务资源和人力资本进行估价。要考察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的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对企业的人力资本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作出估计。只有在对企业的人力资本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作出恰当估计的情况下，才能够有效地判断这部分资源在未来可能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的现金流。对企业人力资本历史行为的反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供对这部分信息的估计。在企业契约的具体运行之中，企业的人力资本和财务资本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耦合，企业人力资本是否得到恰当的配置和激励，将会表现在企业日常的具体运行之中。企业的具体运行可以被看做是：企业人力资本对企业内部财务资本和企业外部资源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系列行为，这种行为将最终表现为一定的财务绩效和财务状况。具体而言，企业人力资本行为将导致企业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等指标的不同分布。企业内部的人力资本能力越大，努力程度越高，协调能力越强，企业将会更加有效地把握内部风险和外部风险对企业未来现金流带来的影响；企业的盈利能力、资产周转率、偿债能力将会表现出更加优良的特征。例如，两家相同的制造型企业，即使拥有完全相同的财务资源及其配置，也不能够单纯地认为这两家制造型企业的价值就完全一样。因为在不同的人力资本的能力和努力程度的影响下，会产生不同的盈利边际、资产周转率等，它们应付企业风险的策略也可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对这部分资源的估价必须考虑企业人力资本的因素。通过对这部分人力资本过去行为的考察，可以帮助外部利益相关者来推测企业人力资本的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进而判断其在未来期间可能创造的价值。所以，计量企业人力资本历史行为的历史财务信息，可以反映出企业人力资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作用于企业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能力的大小和努力程度。而这本身可以体现企业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否在有效地激励企业的人力资本发挥其能力，从而考察出企业各种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历史财务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企业财务资本非独立，人力资本能力和努力程度不可直接观察情况下的公司定价问题。可以这样说，从公司定价的视角来考虑，历史财务信息主要是在解决对企业人力资本定价的问题。以上分析只是说明了通过历史财务信息，可以反映企业人力资本特质性方面的信息，从而帮助解决对企业定价的问题。但企业定价问题是针对企业的未来现金流而言的，所以当且仅当企业人力资本的特质性具有可持续性时，历史财务信息才能够真正有效地解决企业定价的问题。如果企业的人力资本能力大小和努力程度，本身面临着极大的不确定性或者波动性，那么反映他们历史行为的财务信息，并不能提供在企业人力资本控制下的财务资本的未来价值。例如，企业在财务资本、外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突然对公司的经理层进行了大换血。在这种情况下，反映该企业人力资本历史行为的信息，并不能帮助市场有效地预测这些人力资本未来对该企业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施加的影响。但就现实而言，一个企业的经营业务、公司政策、企业文化等影响下的企业的人力资本的行为往往具有稳定性或者惯性。它们在面临着相同的外部风险时，受到显性或者隐性制度因素的影响，可能在较长一段时期内表现出相同的行为。这种企业人力资本的惯性行为，为帮助投资者预测企业人力资本的特质性提供了一种坚实的基础。特别是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所面临的风险波动越来越大的情况下，企业人力资本的稳定特质性将在企业价值的生产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同的企业，将因为人力资本的稳定的特质性，在财务结果上显示出巨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对其的考察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企业还存在着一部分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其价值的发挥不是由企业的人力资本来施加影响的，企业人力资本能力的大小和努力程度不能够改变这部分资源未来现金流的分布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人力资本历史行为的考察，并不能帮助外部的投资者了解企业人力资本的私有信息，从而无法提供对未来决策有意义的信息。此时，及时地将这部分由企业人力资本无法施加影响的未来现金流的现时价值反映出来，可能会帮助外部利益相关者获取更多的信息。五、结论本文主要是针对经济学界和会计学界关于历史财务信息缺乏相关性的观点，进行重新思考和梳理。新古典经济学在考察资源配置决策的时候，其自身就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问题。而这一点又被一些会计学者作为其理论基础，来对历史财务信息进行批判。在企业价值受到企业人力资本、企业财务资本和外部资源影响的情况下，企业财务资源、外部资源的价值已经不是孤立地存在了，其价值的发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人力资本的努力程度和能力大小。这三者共同决定了一个企业未来现金流量大小、时间和不确定性。历史财务信息作为反映企业人力资本在过去一段时间内行为及其结果的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企业人力资本的特质性，从而解决在人力资本可以施加影响下，企业财务资源和外部资源的定价问题。这部分资源的价值，是市场无法直接定价或者提供的。而企业人力资本特质性的稳定和持续性，也构成了对企业价值判断的基础，从而构成了企业外部财务资本所有者进行资源配置决策的基础。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企业的历史财务信息是能够提供关于未来资源配置决策的信息的。而财务会计系统关于配比制、权责发生制、收入实现制原则的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满足历史财务信息提供关于企业人力资本行为方面信息的。这套制度构成了历史财务信息预测未来的基础。注释：①这里的资源配置功能主要是指资本市场借助于历史财务信息对证券进行正确的定价，进而更好地引导市场进行资源配置。②周其仁在《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经济研究》1996年第6期)中曾指出：为什么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无须激励，厂房设备无须激励，银行贷款也无须激励，单单遇到人力因素就非谈激励不可？③周其仁在其论文《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里面提出，企业的人力资本保证了企业的非人力资本的保值、增值和扩张。本文对这个观点极其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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