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在人类历史上，只有7个国家(地区）曾持续以7%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发展超过30年，中国是其中最大的经济体，且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据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这种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一百多年美国雄霸全球的历史。如何破解“中国之谜”？西方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回答是中国推行了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个答案显然遵循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逻辑。这对于解释中国现象显然有些简单。毫无疑问，中国现象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或者说中国的经济奇迹形成了对西方经济学的巨大挑战。因此，在这个人类经济史的奇迹背后，一定潜藏着当代主流经济学并没有完全涵盖的经济逻辑，甚至有着完全不同的发展前提。中国问题本身已经成为考验经济学理论普适性的一道现实难题。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经济学”的呼唤,不仅是对更具解释力的某种理论的一种诉求，更是对经济学整体提升的一种渴望。因此,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必须顺应经济学发展趋势，既能对特定的中国问题给出现实性的解释，又能推动经济学方法论的变革，进而推动经济学整体的理论进步。
一、经济学研究的新趋向
经济学理论是对经济现实的一种逻辑化解释，是对真实世界的诠释。因此，真实世界的变化必然推动理论的变化。事实上，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交换行为，只有当交换从零星、偶然的以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转变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形式时，人类便进人了市场经济时代。这种转变是在某种政治、法律、文化传统等环境下所产生的。与之对应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生产方式、技术应用等方面也发生了改变。同时，当政治、道德伦理、哲学等领域的学者对于市场经济进行深入思考，系统研究社会关系、生产制度及技术应用之后，经济学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之前，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在欧洲，随着经济中心逐渐向大西洋对岸的美国转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中心转移到美国，新古典经济学逐渐成为主流。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使得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力受到极大挑战。由此迎来凯恩斯革命，经济学分离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新经济浪潮席卷全球，而生产方式也逐渐脱离了物质领域。单纯的物质生产虽然产出不断增加,但是价值却不断下降,从事物质生产的人数也不断减少，而知识生产、技术创新、服务交换逐渐成为经济的主导。在发达国家，技术产值、知识经济、服务经济规模及从业人数都在总量中占据大部分。简单的边际分析虽然适合物质生产或消费领域,但到了非物质领域，其适用性就受到大大局限。因此,经济研究出现更加关注制度环境领域的趋势。政治选择、产权、制度变迁等都被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新制度经济学将边际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经济研究的重心也有重新向制度与社会关系方面回归的趋势。
国外一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深切地感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学的单一统治所造成的危害，开始推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元化。他们于1993年成立了经济学多元论国际联合会（ICAPE)。该联合会认为，在经济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上都需要更大的多元化。多元论的新精神将推动各种不同方法的实践者开展更具有批判和建设性的对话。经济学学科需要基本的改革，需要对经济行为更广阔的各种跨学科的探索和其它方面的研究开放。该学会2011年会议的主题是“在经济困窘时反思经济学”。国内的很多经济学家也日益重视研究必须回归制度与人性。例如，张军(2012)指出，发展、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与制度是当前经济学的核心命题。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历史、文化、政治联系在一起，过去不为经济学家所重视，现在需要进行更多研究，特别是对制度的来源，制度对经济发展、对经济的增长到底有什么影响，前者到底是原因还是结果等重大问题。这方面的研究非常有前景，将会成为未来10年、20年关于发展的制度研究热点，可能变成主流经济学非常重要的内容。
在理论功能方面，经济学理论也面临着规律性与工具性无法统一的矛盾。社会科学的理论对社会的实践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并非是理论真的揭示了规律，而是理论影响了人们的观念进而通过理论之外的规律发挥作用。或者说，很多理论起到的是一种工具性的作用。
当依据某个理论能对人的行为和真实世界进行解释，那么可以说理论的“规律性”与“工具性”大致是统一的。但如果人的实际行为和真实世界与这个理论相关性很小，那么这个理论就只能作为“工具性”理论，即其实际的作用与其内容是不一致的，它仅仅作为一种形成某种机制的工具而存在。因此，经济学理论可以划分为两种：研究客观规律的规律性理论与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建立的工具性理论。
唯理主义强调理论的“规律性”，而反唯理主义强调理论只有“工具性”。朱富强（2013)认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已经实现了从具有相当演化特性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向具有唯理主义的现代经济学的转化,具有强烈的建构理性的唯理主义特征:一方面，它秉承自然主义的分析思路，热衷于一般均衡模型的构建和分析，大量的相关研究者也因此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思维导向和学术激励也是大量的理工科人才进入经济学领域的原因；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热衷于基于效率原则的功能分析，并以此为社会提供政策建议，试图如自然科学般地对社会领域的研究进行改造或指导。
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规律性理论创造出来，而被工具性地使用。当社会大众意识到某个理论与真正起作用的规律无关时，这个理论也就被完全当成工具性理论，成为“解释的科学”。
而从演化的视角看，规律性理论必定会随着社会大众观念的转变而变为工具性理论，经济学理论因而要不断地创新才能确保其活力。因为从长期看，包括价值观、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等在内的社会大众观念会发生历史性的改变。经济理论的创新本质上是在随“人”(理论的作用对象）的观念变化而变化，是一种适应性的演进过程。
金观涛（2010)认为，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工具理性、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三大支柱之上的，后面两个价值发生问题导致第一次全球化的危机，而在当前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中，工具理性(终极关怀与个人理性的分离)这个现代价值观未来将会改变，终极关怀或许将不再仅仅停留在私人领域，新的理性精神将被用来驾驭失去控制的工具理性。因此，作为“中国时代”的经济学，必定将会随着现代社会整体价值观念的改变而进行适应性的理论创新，原先的经济理论会沧为工具性理论，而以新价值观念的“人”为前提假设的创新将形成新的规律性理论。
二、德国历史学派的启示
经济理论发展趋势对中国经济学的新构建必然提出内在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经济理论必须能够解决现实问题。中国经济学必须构建出理论框架，将当前中国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以及中国本身所具有特殊的文化传统囊括在内，进而形成抽象的普遍性理论。19世纪德国历史学派形成时的情况与中国经济学当前的情况相似，或许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宝贵的经验。
1.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19世纪的德国面临着实现国家统一、结束封建割据、扶持民族工业等问题，而当时主流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对于德国的现实问题缺乏解释力。德国学者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而产生了共识，形成历史学派:反对英国古典学派的抽象、演绎的自然主义方法、主张运用从历史实际情况出发的具体的实证的历史主义方法。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强调历史文化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强调对统计数据和历史资料的收集;提出经济发展的阶段论;在消除国家内部利益割据、实现民族工业发展、实现后发国家超越先进国家、实现社会公平与和谐等问题上提出了解决方法。历史学派曾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发展，但19世纪80年代在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的“方法论之争”，使得历史学派的命运发生根本转折，逐渐被人遗忘。而经济学自身也从此走上了科学主义的方向。虽然如此，历史学派对于后世还是有很大的影响，他们留下了经济学可能的方向，即“社会经济学”;在德国，主流经济学的本土名称变为了“国民经济学”，但德国仍然有一门本土经济学，即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或称为经济学的秩序理论。在美国，李斯特的学生建立了旧制度学派;而在当代，将制度分析与新古典主义相结合形成的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发展的新方向。贾根良等(2006)则将德国历史学派作为现代演化经济学的思想先驱。
历史学派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论，使人误认为其是反理论的。但何蓉(2005)认为，历史学派虽然没有能够构建出真正的理论，但他们并不反对理论。恰恰相反，他们追求的是既有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含真实因素的理论。但精确性和广泛真实性这本身是矛盾的，由于人们的认识能力有限，精确性只能在一定范围内的广泛真实性下才有效。历史学派试图“完美主义”地追求能够同时实现这两个极端的理论，自然会导致失败。
2.历史学派对于中国经济学的启示。当前的中国与19世纪的德国有相似之处，两者都是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步较晚，但自身的文化历史积淀厚重的国家;都面临着解决国内矛盾和追赶先进国家的压力；都在探索将主流经济学与本国现实相结合的方法。因此，对于中国经济学，我们可以从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中得到两点启示：
(1)新的理论派系必须有独特的思想基础。历史学派之所能够成为独立学派，很关键的一点是，他们站在了一个独特的思想基础之上，从而为经济学的发展辨明一个新方向。为强调本国的特殊性而反对抽象演绎，主张历史归纳的方法，历史学派的思想基础是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虽然他们最终走向了罗列材料的极端，但客观上为经济学引入了新的方法。在“方法论之争”中，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主义倾向来自于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而德国的学术传统中有将源于古希腊一罗马时代的所谓“古典精神”和经院哲学的思辨精神相结合而创造出的“学问”理想。在此氛围中，始自官方学术传统的德国经济学，受哲学与法学影响较大，因此造成了历史学派与崇尚“精密法则”的奥地利学派的对立。
由此看出，历史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之所以能够独树一帜，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其背后有深厚的哲学思想支撑。而他们也正是抓住了经济学思想中某个缺失之处对其进行补充发展，进而推动了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中国经济学如果要独立成派，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哲学基础，并且能够为经济学思想提供新鲜血液。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包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这是孕育中国经济学的土壤。但德国与英法等国同属基督教文化，因此他们即使哲学基础不同，但争论也是在一个“话语体系”之中；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由于“体系’’不同，即使我们与西方有许多相似的哲学思想，也无法与西方直接“对接”。因此，中国学者在“挖掘”的同时还必须做好“对接”工作，这可能是所谓“国际化”的真正含义。
(2)妥善处理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的矛盾。德国历史学派为了强调理论的现实应用性，走向了两个极端:第一，否认普适性理论的存在，或者说构建不出能够包括所有真实因素在内的一般性理论;第二，为了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性，他们将无穷无尽的因素都纳人研究范围，堆砌起大量的资料，使这种“最大限度真实”的理论与普通的经验没有了区别。由此，我们必须吸取历史学派的教训，理论的抽象与现实的应用之间的矛盾必须妥善处理。但是深人思考会有一个疑问：有着深厚思辨传统的德国人怎么会在此问题上犯这种错误？难道这些当时的顶尖学者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如果从“非正式规则”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或许问题能够变得更加明朗。19世纪的德国相对于英、法这样的统一的“国家民族”而言，是一个分散的“文化民族”。理想的或书面形式的统一虽然能够鼓舞人心，但人们意识到现实的政治更重要，因此反理性的浪漫主义席卷当时的德意志。如哈耶克所认为的那样，人类社会存在着自发形成的非正式规则以及人为制定的正式规则。这些非正式规则是人类社会文化演化的产物，比正式规则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当时的历史学派认识到了这一点，强调从历史文化的特殊性出发,在历史中抽象出理论。可以想见，在封建割据、利益集团当道的那个时代，德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秩序是由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根本涉及不到的“非正式规则”所决定。因此，我们可以将历史学派的努力理解为探寻非正式规则形成机制的努力。然而，非正式规则本身是为了克服客观世界的无限的复杂性而形成的协调机制，历史学派却试图反过来通过将所有客观因素都归纳总结，而抽象出非正式规则的理论。但他们没有意识到人类的认识是有限的；并且归纳法本身的缺陷是不能穷尽所有，这点其实也是由于人类认识能力有限造成的。因此，他们的努力必然遭到失败。
另外，历史学派或许也遇到了哈耶克理论中的矛盾，即如果承认个人理性在社会生活中的有限作用，那么为了反对理性主义而形成的理论本身不也成了它自己所批判的对象？因此，在“方法论之争”中，历史学派选择了“反理论”的路线，这多少有些反唯理主义的色彩。
在中国数千年的文明所积累的文化传统下，中国社会存在着远比正式规则更强大的非正式规则。吴思的《潜规则》描述了中国古代官场的非正式规则，但不仅在官场，商业、文化、学术等各行各业都存在着“潜规则”，而且它们往往比“显规则”更加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中国经济学”要做的不仅是在表层意义上，将中国社会现实的特殊性纳人理论分析框架，更有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是:如何研究非正式规则？新的理论如何实现规律性和工具性的统一？中国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与变革，复杂的现实与深厚的历史传统交织在一起，为这些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鲜活样本。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学的定位应该是在研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一般性经济学问题的深人解答。对此，历史学派的经验值得借鉴。从本国的历史及—44—现实出发，在独特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但是，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好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
三、“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当今中国正处于经济改革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如果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是对强国富民“复兴之路”的探索，而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又是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前提,那么“中国本土”的经济学现在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解放中国人自身的思想，通过理论创新，在中国深刻的社会转型中为经济改革明确方向。另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目睹庞大中国的和平崛起以及全球金融危机后强势西方文明的日渐式微。如果说全球化及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新问题将全世界带入了一种徘徊或迷茫的话，那么“中国时代”的经济学所要担当的历史责任就是解开全人类的“认识上的枷锁”，承担起解释中国经济成功的奥秘和引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成长。中国经济学只有在上述两个问题上形成有深人见地的理论体系，才会独立地自成一派，引领未来经济学发展趋势,从而真正在经济学之林占有主导地位。
60多年前，王亚南先生就大力倡导建立中国经济学，并身体力行，留下大量重要著作；近年从林毅夫倡导经济学中国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之后，又出现了大量的研究中国经济学的文献。这主要因为中国发展面临双重任务：“转型”与保持经济高速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也正逐步提高。而现有的主流经济学又不能直接解释中国问题，因此需要发展适合中国本土现实性与文化特性的经济学理论，真正解释和解决中国经济的现实问题。具体有三个层次：
一是立足中国本土、解决中国问题。黄泰岩(2000)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国际化和中国实践的理论化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理论。而从李斯特强调经济学的民族性开始，大国崛起都伴随着本国经济学理论的创新，中国经济学也必然立足于本国的民族利益（白钦先，2012)。准确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经济的现实,是中国经济学的第一要务。改革开放36年，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有30多年超过9%。据经济学家们普遍预测，高增长还将持续30年。更进一步的是，中国在经济总量上很快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从而终结一百多年美国雄霸全球的历史。而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本身也是对经济学理论提出的挑战，同时也为经济发展理论创新提供了有重大价值的新素材。应该说，西方经济学对资本积累、技术因素、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但对制度、政治、文化、社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还没有研究清楚。而只有更好地理解后者，才能最终揭开经济发展之谜。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迅速推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为中国经济学界提供了更宽广的活动舞台和更适宜的研究条件，也向中国经济学界乃至世界经济学界提出了革命性挑战。而中国经济的实绩常常与理论预测相去甚远，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中国经济的真实面目其实并不完全清楚，对中国经济的运行机理没有把脉清楚。更重要的是，近年来中国经济进人新阶段，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在历经高速发展后如何跨越中等收人陷阱，如经济发展中的结构转型问题、产能过剩与经济高速发展长期并存问题、大国城镇化推进问题、传统产业与新兴经济协调发展问题、中国崛起后的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问题，等等，都急盼有切实的研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首先需要经济学家们扎扎实实地深人实际和了解国情。
二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时代特点。21世纪将会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中国经济学一定是“中国时代”的经济学。而中国时代令人瞩目的事件有两个：中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中国崛起造成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调整。由此而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改革？中国如何会崛起？对于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中国的经济社会实践中是否潜藏着有别于西方数百年来奉为圭臬的经济学逻辑？我们能否把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总结、提炼和升华？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如何调整？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实际是从中国的实践经验出发，寻找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性的理论，进而升华出能为全人类所用的普遍性理论。沈越（2006)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一门专门经济学，其研究对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制度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讲，搭建一个能与一般经济学相并列的“中国经济学”理论框架可能永远是徒劳，但是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却完全有可能。
这是将中国经济学划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代表性观点，而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验及理论具有普适价值。最有代表性的是乔舒亚•库帕•拉莫(2004)提出的“北京共识”：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了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正对世界很多国家产生影响。可以总结为三个定理：（1)坚决进行革新和试验，使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就是利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失；2)积极维护国家利益，超越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3)发展非对冲力量，运用杠杆推动霸权大国。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足可效仿的成功榜样，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寻求经济增长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模式。
三是融入中国文化。严格地说，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决不能局限于对那些发生在中国的与西方国家不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进行归纳总结，而须发现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前提，例如理性人假设等，并由此出发，建构出一套广及主体行为、资源配置、宏观调控等多方面内容的理论体系。这种前提性的差异深藏于文化的差异之中。当代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基督教文化之上的经济学，而中国是儒家文化的代表。另一方面，中国区别于西方，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当作一个文化范畴来看,那么中国经济学就是中国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及主流经济学三者相融合所形成的新的理论范式。
朱富强(2008)的观点具有代表性，他认为:构建中国经济学范式需要面临三个层次的契合：一是把探究事物本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实证事物现状的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契合起来，这主要涉及到探究当前经济学界两大分支的互补性和差异性问题;二是把西方学术界的经济理论与中国人的行为机理、社会文化契合起来，这涉及到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的本土性问题。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存在着思维传统的差异。主流经济学是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之上的，强调在斯多葛主义影响下的“理性”及“权利道德”所形成的基于分离个体上的机械的平衡秩序。因此，如果将“责任道德”及东方文化中强调“知行合一”、“主客同体”、“和谐共存”等思想融入到主流经济学中，那么经济学本身将更加具有科学性。
总之，构建具有特定现实性的中国经济学，不仅是强调解决中国本土问题，而且需要形成能为他国所借鉴的发展模式，更需要将中国文化的精髓融入理论研究，重新补充和完善现有的经济学理论范式。
四、总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当今中国改革所面临的现实问题为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材料,必定能推动经济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而德国历史学派的经验值得借鉴：只有从本国的历史及现实出发，在独特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形成独特的理论学派;但是必须处理好抽象理论与现实应用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在美国经济崛起之时美国学派也与德国历史学派类似，批判当时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并形成了一整套保护主义的国民经济学说和政策方针。这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对德国和日本的崛起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对于当初的发家史，现在的美国主流经济学者却刻意回避或傲慢地将其作为异端,非常值得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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