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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理学发展脉络梳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内容)

2022-10-21  本文已影响 39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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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经济地理学已经历了3次大的转折:1980年代,经济地理学借鉴社会学、文化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范式,实现了“文化转变”[1]与“制度转变”[2];1990年代初,新古典经济学引入经济地理学的“地理空间”范畴,形成了经济学家提出的新经济地理学[3],但经济地理学者却称之为地理经济学[4];此后,产生于1970年代的演化经济学[5],为经济地理学实现第3次转折提供了理论支撑;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地理学家借鉴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探索空间经济活动非均匀分布的历史演进问题,从而逐步构建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在3个经验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进展[6],这对拓展我国区域经济学、经济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理论渊源
1.1 演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演化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不能完整、深刻地解释经济增长[7]、技术变迁[8]、产业演化[9]、竞争本质以及制度与组织惯例在指导个体行为方面的作用[10]。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前提是企业生产与决策依赖于企业的组织惯例。组织惯例(可简称为惯例)由许多经验知识以及更早的知识积淀组成,这两方面的知识很难被其它企业所模仿,是一种决定企业竞争力的重要能力[11],在很大程度上企业组织惯例被认为是企业独有的组织基因。市场依据建立在企业组织惯例异质性基础上的选择机制来运行,从而导致企业间存在着增长率差异[7]。演化经济理论旨在揭示影响企业行为及其市场环境变化的动态过程[7],该演化过程表现为一定异质性特征的竞争性代理商(如企业)通过选择机制来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同时,代理商本质特征的变迁是缓慢而非急剧的,即具有传承性。企业与其市场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并相互促进”的关系[12]。企业异质性特征、选择和传承机制构成了演化经济学的3个理论基石。
1.2 演化经济理论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企业异质性是产业、城市与区域经济多样性的理论根源之一。企业在产品特征、技术、组织形式、区位以及惯例等方面的异质性特征决定了企业特定的投资、劳动力管理和技术搜索过程[13]。面临着未来的不确定性,异质性企业在进入某一产品市场之前,要搜寻适合进入并能够得以发展的产业及相应区域,以最大化其竞争优势,这成为导致空间经济异质性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企业异质性特征为解析空间经济的宏观异质性提供了微观基础。
市场选择的竞争过程决定了企业的获利能力、增长前景以及形成其新惯例的能力。同时,选择机制也会影响企业决策的市场环境:一些企业被迫退出市场,而其它企业会进入该市场,相互竞争改进了企业的相对效率水平,但选择机制并不必然青睐更有效率的企业,市场销售额也并不是均匀地分布于每个企业和区域;一些企业通过实行新的产品差异化战略提高了其在特定市场和区域的竞争力,从而改变了企业的选择环境[13]。选择机制为经济地理学分析企业的区域进入、增长和退出机制、本地创新与技术变迁等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或视角。
在选择过程中企业的某些特征仍会得以传承,即“选择”具有一定的惯性。企业的沉淀资本、契约关系、组织策略和累积知识形成了必要的企业制度惯性,企业在针对市场环境变化而做出开发新惯例的决策是缓慢的[7]。企业搜寻到适合自身发展的产业领域和区域之后,就会出现企业惯例在一定时空范围内的连贯性,传承机制保留了企业在行为、选择动力等方面的差异,只要经济代理商是有限理性的,经济演化的进程就会持续[14]。这些相关理论有助于演化经济地理学揭示空间经济异质性的历史演化过程。
2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框架
2.1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理论框架
随着经济地理学越来越多地借鉴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来解决空间经济的地理集中性及其差异等问题[15],近5年来相关研究已从初期的较为零散、对空间演化分析存在不足等状况,初步形成了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基本框架。
经济地理学主要分析经济活动的非均匀分布问题,而演化经济地理学则侧重于分析其历史演进过程,或从历史角度解析经济活动空间异质性的渐进演化机制[16],认为区域资源禀赋的非均匀分布会对今后的区域经济增长产生影响。因此,演化经济地理学能够将时间与空间元素内在地联系起来,使得演化理论与经济地理学的基本观点相协调[17]。
为了说明经济活动空间非均匀分布是其历史演化的结果,演化经济地理学改进了西蒙的随机增长模型[18],将企业视为基本分析单元,将创新视为增长动力,以组织惯例的传承为主线,认为企业是经济变迁的主体[19],从而提出了新的理论主张:区域经济增长源于原有企业与衍生的新企业,以及原有城市与新城市内创造出新产品或改进企业组织惯例的创新,创新依赖于企业内部以及城市内的经济多样性,但仍将企业和城市规模视为一个演化增长过程;渐进式创新(不断改进产品或惯例)和激进式创新(创造出一个新产品或惯例)发生在产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其空间演化特征也不同[20-21]。
2.2 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范式
演化经济地理学采用动态演化分析方法,补充并完善了经济地理学中的新古典和制度分析范式[22],通过分析企业的进入、增长、衰退、退出机制以及空间再配置过程,揭示了企业、产业、网络、城市与区域的协同演化机制[17]及其对空间经济差异的作用机制[13]。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组织惯例传承的空间范畴表现为一定的动态性。组织惯例的传承,既可能发生在本地,也可能发生在其它区域,但其发生在本地的概率很大。这说明企业组织惯例间的基因结构与其空间结构存在密切关系,一般来说,成功的或行之有效的企业惯例更有可能得以传承下来,而且被传播至其它区域的可能性也大,新惯例的创新源于惯例的选择性传承[17],企业衍生和劳动力流动是其主要传承方式[23]。演化经济地理学不仅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也是一个地理依赖的过程[15],即创新、传承和新惯例的流动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不同的空间特征,并取决于其制度体系、网络结构和迁移类型。
目前,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①结合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企业集群的演化机制;②借鉴区域科学的理论范式解析集聚外部性的本质;③分析制度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6]。
3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集群
3.1 企业集群形成机制及其空间特征
演化经济地理学通过分析企业的区域进入与退出模式来解析企业集群的形成机制,认为企业进入率依赖于区域现有企业的数量,因为区域内每个现有企业,既是今后企业繁衍的潜在来源[24],也是企业空间布局倾向的标志[25]。企业集群一旦形成,就会维持一段时间。其中,企业的衍生是企业集群自我复制的重要路径,企业衍生能否准确地继承母本企业的本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属性、企业衍生动机,以及母本企业与子企业之间的空间距离。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企业之间存在竞争力差异的主要原因是:①企业进入特定集群的时间不同,其生产与管理经验也不同;②部分企业具有一些特殊优势。任何集群都存在一些较具竞争力的成功企业,根据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企业衍生传承了大部分母本企业的发展能力,成功企业往往能够衍生出更多的成功子公司[22]。衍生企业或子公司倾向于与其母公司布局在同一区域,一旦一个企业或几个成功企业衍生出若干个成功的子企业,后者们还会创造出更多自己的衍生企业,企业集群就会随之而形成,企业集群的衍生机制类似于“滚雪球”效应[23]。那些注重研发投入的企业因其竞争力越来越高,将会幸存下来,而其它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将不得不选择退出该区域,企业的区域退出比率因而增加。
因此,集群一般会出现于成功企业最初布局的区域[6]。不过,不同类型的企业集群,其区位也不同。如金融、出版和时尚设计等行业倾向于集聚在最大的城市,而制造业集群往往会出现在略小些的城市。
3.2 企业集群的演化机制
企业集群的演化存在着路径依赖性[26],因为第一代企业一般不拥有子企业,绝大多数第一代企业的企业家来自于相关区域中与新产业存在关联的某些产业,这些企业家们具有很高的创造新产业的能力[27]。另外,区域多样化经济中各产业之间存在技术关联性,能够通过产业技术的重新组合而开发出新产业,这个演化过程可以称为产业衍生或裂变[17]。然而,一个区域内的产业并不会自动复制出完全相同的另外一个新产业,因为较早进入集群区域的企业发展经验,仅是其成功衍生出子企业的部分原因,除此之外,新产业的形成还要依赖于创造出的新知识和惯例,尽管区域原有产业与衍生出来的新产业可能是两个不同的产业,但区域原有产业的存在至少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产业衍生的机会[28]。
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拥有相互关联的多个产业是集群演化与发展的一个优势,因为相互关联的产业为该区域提供了大量富有经验的潜在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可以称之为区域的“财富”。即使本地化经济性不存在[29]或为负[30],企业集群也会不断地自我衍生,集群是随着企业衍生的演化过程而出现的,本地化经济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大。
3.3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关于集群研究的异同之处
演化经济地理学与新经济地理学以不同的范式研究集群,相关研究存在异同之处。二者均认可以下4个观点:①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状况源于企业区位选择与市场竞争机制,而不取决于区域要素的价格差异;②企业竞争依赖于规模经济;③集群源于自我强化和不可逆的动态演进过程;④企业集群的空间选择依赖于其形成阶段的早期决策[31-32]。
但是,从本质上来看,演化经济地理学将经济活动空间分布视为一个历史进化过程,本地企业的衍生与创造导致经济活动在区位选择上存在着区域路径依赖性。集群可能发生在那些有着优秀企业家的区域,因为这些形成企业集群的区域往往需要各种企业家[22]。
相反,新经济地理学将经济活动空间异质性分布的原因归于劳动者和企业的区位优化行为导致暂时的空间均衡。路径依赖在新经济地理学中意味着一旦某一外生事件导致其中一个参数或要素发生变化,空间系统就会从单一均衡演变为多重均衡。新经济地理学没有解释产业区和专业化为什么发生在某一特定区域,而不是发生在其它区域[2],却将集群的形成原因归于城市的历史构成,以及运输成本和贸易障碍的变化引起城镇体系变动[33]。
4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集聚外部性
4.1 MAR与Jacobs外部性
MAR外部性理论认为,区域内某一产业部门的特定结构促进了集聚外部性,从而也会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某些企业主要受惠于本地同一产业内的其它企业,或者受惠于其它产业中对本地发展有着积极效应的企业。区域专门化能够产生集聚外部性,其效应来自于本地规模较大的专业化劳动力市场、专业化本地供应商和产品市场以及本地知识溢出效应,该外部性又被称为本地经济性。Jacobs认为,城市经济的多样化能够产生跨产业的知识溢出效应以及重组性创新,城市中的劳动分工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还能提供创新机会,从而促进城市经济增长。但是,这些观点被部分学者所质疑[34],其中,演化经济地理学对此提出了新的解释。
4.2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集聚外部性的本质
为增强集聚外部性的解释力,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从以下4个视角完善了集聚外部性的理论内涵。
第一,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代理商间的空间距离不能太远,因为一定程度的地理邻近性可以确保代理商间知识学习的有效性。但是,如果空间距离太近,具有相同知识的代理商之间不大可能产生相互学习行为[35]。只有当一个区域内关联产业的数量越大时,知识在产业部门间有效转移的机会就越多——即存在相关产业的多样性效应。这种效应既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增长[36],也成为相关产业集聚的源泉,相关多样性水平高的区域具有较高的就业增长率[37]。
第二,依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集聚外部性的类型随其处于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而不同[38]。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新产业通过重组其它产业的技术来支撑其产品创新,从而受益于Jacobs外部性,同时,更多的成熟产业,通过创新和供应链的优化,更加受益于城市专门化分工所产生的MAR外部性。随着产业的逐步发展,MAR外部效应越来越强,而Jacobs外部效应却趋于下降。如果企业开始大规模生产其标准化产品,企业就会从核心区迁移至边缘区[39]。
第三,演化经济地理学注重从区域企业层面研究集聚经济的外部性。企业之间在管理组织和能力等方面存在异质性,因而集群中各企业的成本与收益也不同。因为知识密集型企业的研发投入更大,溢出效应更强,所以,集聚外部性使得知识密集型企业从本地知识溢出效应中得到的收益水平低于非知识密集型企业,当企业的知识水平增加后知识密集型企业从集群的MAR外部效应中获得的收益水平将会下降,即对研发的投入越多,相对损失就越大,这会损害企业创新的动力[40]。只有在企业增设新工厂时,MAR外部效应通过本地知识溢出、劳动力市场共享和本地供需关系,才能补偿企业因其积极的溢出效应而做出的“无私奉献”[41]。
第四,演化经济地理学侧重于通过探讨知识溢出路径来解析集聚外部性的本质[42]。赋有一定知识或技能的劳动力在相关产业或企业间的流动,是促进知识溢出的重要路径[37]。流动的劳动者与以前的同事或合作者之间仍然保持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促进知识的交流[43]。当然,知识是否能够在空间上得以顺利传播,还要取决于知识的特征。简单的知识能够与传播者一起流动到任何地域,复杂知识是很难任意传播的,而复杂程度适中的知识会首先传播给距离较近的劳动者或企业[44]。
总之,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集聚外部性产生经济效应的本质特征和空间范畴取决于区域产业间的相关程度及其在产品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为突出企业的异质性,演化经济地理学已经开始分析最可能受惠于集聚外部性的企业类型及其相互作用机制[6],并通过对集聚外部性的演化分析来完善知识生产及其外部性研究的理论框架。
5 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制度分析
在演化经济地理学中,制度是影响企业行为和区域发展的条件,而不是决定因素[45]。此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创新型企业家和全球化企业在经济变迁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3个方面:
第一,决定企业行为的主要因素是企业惯例,而不是区域制度。路径依赖及其特定方式是企业惯例得以传承的主要渠道,这导致企业运作方式,即使在相同的制度条件下,也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应将企业行为与绩效评价完全置于区域制度框架下进行分析[46]。集群中的代理商在发展动力、吸纳能力和网络定位等方面存在很大不同,尽管这些方面都是同一制度框架下的一部分(如本地文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制度对企业就没有影响。相反,制度变化会改变企业发展环境,进而引致企业组织惯例的演进。当然,惯例仍然会对企业在面临制度变化条件下所做出的反映存在一定影响[47]。
第二,为了将演化经济地理学与制度经济地理学中的政治经济学范式紧密结合起来[48],Boschma and Frenken借鉴演化经济学的观点,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惯例在企业制度的空间演进过程中的作用。相关研究集中在利益相关者(劳动力和资本)间潜在的利益冲突,以及在此条件下企业如何制定相应地管理制度,分析企业制度在区域内、外企业间的创造与扩散,以及企业制度与文化在不同空间尺度上扩散的决定因素[45]。
第三,演化经济地理学并不把制度视为预先给定或固定不变,而是随着技术和市场的变化而协同演进[49-50]。例如,Strambach在针对各国软件产业的相关研究中发现:各种管理制度并不存在必然相关性,而是表现为一定的可塑性,这表明在总的制度框架内企业可以选择多种演化路径[51]。具有创造性的代理商善于改变原来的管理机制,在不突破现有制度框架的条件下创造出新的企业制度。因此,区域制度演化与产业演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性,各区域主体会主动调整制度,以适应新产业提供的发展机会,或者使成熟产业获得新生[52-53]。
可见,将制度置于动态演化分析框架下,能够以新的视角阐释制度在经济地理学中的作用。此分析框架将微观企业(及其惯例)作为出发点,强调相同制度框架下企业制度的多样性,认为企业对相同制度变迁的反应并不相同,单个企业或多个企业群可以改进其制度文化,技术、市场结构和企业制度在不同尺度的空间上是协同演化的[6]。
6 评价
演化经济地理学从动态演化视角将宏观层面(结构)和微观层面(企业)结合起来,分析这两个层面的互动关系,是对新古典范式下的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主张的补充,并对传统经济地理学提供了理论和概念上的支持[54]。1990年代至2006年,演化经济地理学处于探索阶段,相关研究较为零散;2007年至2011年上半年,相关研究逐步呈现出较为清晰、系统的理论主张与研究范式,并在企业集群、集聚外部性的本质和制度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3个经验研究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不过,由于在知识网络的演化研究中没有充分考虑空间因素,仅是融入了地理邻近性条件,所以,关于知识网络的演化分析还不能真正成为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领域。
目前,我国对演化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制度、经济发展模式与发达国家间存在差异,在借鉴西方演化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范式时,要注意中外发展因素上的差异。例如,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相比,中国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之上[55]。
未来演化经济地理学仍将处于继续完善的发展阶段,有些观点与其它学科的主张存在一定分歧,需引入其它学科的先进方法,借鉴新经济地理学、区域科学和制度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范式,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相关研究,以凸现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学科范式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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