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金融危机;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货币(纸币)输出
中图分类号:f830.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7-0001-02
自去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外针对这场危机的研究不可胜数,各种观点充斥其间。一场危机引发如此众多的关注和解读,固然在于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范围之广,实属20世纪大萧条以来所未有的,但更重要的可能在于,这场危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带有某种标志性的重大历史事件,它可能预示着某种历史时代的开端。
一
从导致金融危机的那些表面原因向更深层次追问和探究,可以发现,从根源上说,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矛盾随着资本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并且以更为复杂的形式集中爆发。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注意到了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所包含的这种危机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股份公司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式下,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则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1]固然,股份制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式的对立面——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但“这种向股份制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1] 在这种情况下,信用制度二重性的消极一面得以倍加的形态表现出来,即“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 [1]由于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1],因此,信用制度在加速生产力在物质上的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1]
马克思揭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日益相对贫困化。克里斯·哈曼的研究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那次衰退期间之后,资本相对于劳动力从产出之中所得的份额有了普遍提高。这意味着剥削率的增加,同时也表明工人的购买力的相对下降[2]。在美国,如果除去自身住宅外的家庭资产,最富有的1%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42.2%,最富有的10%的家庭占有除去房屋净值外总资产的80%。而处于金字塔底层的80%的家庭只占有7.5%,最穷的40%的家庭占有的比例是-1.1%。对收入进行比较,最富有的1%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20%,最富有的10%的人占到了总收入的45%。最贫困的80%的人占到总收入的41.4%,而最贫困的40%的人仅占到总收入的10.1%[3]。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要使全部产品都能够售出,就只有依靠更多的投资。但这样却又必然导致一个无法避免的结果,即更多的产品需要解决能够售出的问题。显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悖论是无解的,因为社会财富掌握在私人手中,这一矛盾的解决对资本主义本身是决无可能的。与此同时,制造业的利润率也呈现出长期走低趋势。经济学家罗伯特·布伦纳(robert brenner)使用美国官方统计数字形成的数据显示,2000—2005年制造业的利润率水平既低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于20世纪90年代(尽管高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20世纪80年代)。他针对所有非金融性公司所做的计算显示,2000—2006年的利润率水平比20世纪50年代和20世纪60年代低1/3左右,比20世纪70年代早期也低18%左右[2]。这样一来,就导致了一种合乎资本的逻辑的结果,对利润进行生产性的投资减少了,“相反,通过金融体系,利润从一个流向另一个投机性的冒险活动。每一次冒险似乎都在一段时间里提供了超过平均值的利润”[2],这种冒险自新世纪以来就表现在次贷领域。一方面,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导致了购买力相对不足,另一方面,金融投机活动却使房地产这种大宗商品的产出与购买力之间的矛盾,通过金融机构大量贷款以促进房地产销售而得以掩盖,并由此衍生出规模惊人的次级贷款,但这种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只是建立在一种金融炒作和欺诈基础之上的虚假繁荣,只消某一环节出现问题就将使得这一虚假繁荣在短期内崩溃。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金融资本日益扩大,不断地向社会发放消费信贷——譬如住房贷款,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系列金融创新产品——譬如次级贷款——这样的现代形式的金融欺诈和剥削手段。
二
列宁在他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对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是商品输出。对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来说,典型的则是资本输出[4]。而到了今天,情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实力最雄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典型的乃是货币(纸币)输出(以下同)。当然这不是说,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重要,而是说对于这些国家而言,货币输出有了典型的意义。这一趋势特别是在美元金本位制度崩溃以后就显得更加明显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对外贸易中一个显著的变化是逆差呈长期扩大的趋势,近年来,甚至达到每年数千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一方面,其他国家特别是第三世界各国向美国出口各种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美国则通过向这些国家支付美元以获取进口商品,也即是说,美国仅仅通过输出纸币就能够获得所需要的物质财富。这样一来,由过去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商品和资本,转变为一种新的形式:即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向其他国家输出货币(纸币),其他国家则为了换取这些货币而向它出口商品。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这样利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之带来的货币霸权实施新的剥削。据美国经济学家frankel研究,保守地估计,外国人持有的美元至少占流通中美元总量的60%。美国gdp在全球所占的份额不足25%,但美元却占到全球外汇储备的64%、外贸结算的48%和外汇交易的83%[5]。这就使得美国以及美国的金融机构不仅能够从经营美元中获取极大利益,而且使得美国可以仅仅通过印制纸币就能够偿还国际债务、实现财富转移和换取需要的各种商品。而与此同时,美国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近几十年来,物质生产部门在美国整个经济产出的比重日益下降,按照美国学者格·r.克里普纳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日益呈现出金融化的趋势:美国经济、美国企业(不论是金融企业还是非金融企业)的利润越来越多并已主要地来自金融渠道而非商品制造和贸易[6]。在20世纪末,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下降到仅为14.5%[3],新世纪以来这一下降趋势仍在继续。这一趋势显然是和上述输出美元的过程一致的。
这种趋势以大量确凿的数据验证了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论断:“随着这种积累的增加,食利者的人数也增加了。”[1] 而信用的发展使得资本越来越具有冒险的性质,即通过一整套投机和欺诈的手段剥削国内外的劳动人民。列宁所批判的帝国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只是手段和面目发生了变化,规模和程度则大大地扩大和加深了。最近在曾经是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冰岛身上所发生的戏剧性的变化为之提供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注脚。①
危机造成的影响是复杂的,这些不同方面的影响看似对立却又相互交织。总体而言,一方面,美国利用危机通过印制纸币再一次剥削其他国家的人民,实现财富的新的转移;另一方面,美元这种霸权货币的地位也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削弱,旧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已经难以避免地裂开了一条裂缝。从趋势来看,资本主义特别是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越来越难以再按照旧的模式运行,它对世界各国人民的剥削也越来越难以照旧进行了。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右翼学者福山推出名噪一时的“历史终结论”,认为随着美国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人类历史到资本主义也就宣告终结了,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形式了。但事实证明,这种理论只不过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一种新的理论变种。此次危机以一种特别的方式宣告了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危机的发生似乎使人们看到了一丝曙光。甚至有人把美国应对危机的政策称为大规模的国有化政策,并以此寓示某种社会主义因素的重新登场。但情况究竟怎样,目前作出任何具体的预言显然都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就以其深邃的历史辩证法洞察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7]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的一系列重大调整也使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旧式资本主义。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改变,更没有消失,只是这种矛盾逐步激化并借以爆发的具体形式和以往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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