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及现代小农经济的内涵
关于中国农业未来的发展，在农地产权安排上观点尖锐对立的两派，他们基于农业人口众多、存在大量剩余而耕地极为紧张这一基本国情的共同认知，认为只通过充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从而人—地紧张关系得以基本缓解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较为完全的解决。解决的基本思路是建立规模农业，其目标模式则是美国式的以土地密集为特征的家庭农场或雇工农场。在此之前，农业将不可避免地陷于传统发展经济学所构建的“二元经济”模型下不发展或发展缓慢的境地，大部分农村人口仍将陷于相对贫困的状态。
然而，值得强调的是，虽然有以上“建立规模农业”的普遍共识，[1]但观点对立的两方出于各自不同的学术背景①，在如何达成这一目标上，却给出了相去霄壤的建议。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信奉者们相信，自由竞争的日趋激烈和个人对致富的追求，必然导致小农的分化和土地集中，可以有力地推动“小农经济”向“规模农场”的转化；市场化和商品化必然向“传统农业”输入“资本主义”因素，从而会自动促使“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因此，这部分学者所给出的药方可以简单到用一句话来总结，那就是一方面按照新古典的基本理论追求市场化，同时按照新制度学派的理论推进产权清晰化(现实的含义则是土地私有化)。至于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引发的诸多社会问题甚至动荡，则全然在其考虑之外。而与之针锋相对的较为务实的一方，则看到了当前激流涌动的“三农”问题中所隐藏的诸多危机，强调维持目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借以稳定农村。温铁军认为，当前农民手中的承包地很大部分早已丧失了作为生产资料的功能而仅仅具有生存保障功能，甚至连保障功能也不能满足。[3]在此条件之下，农业如何发展？在农村集体经济经历了中国计划经济时期20世纪50～70年代30多年的不太成功的实践之后，人们通常也只能寄希望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了。
中国农业的发展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即在农业的私有化及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稳步推进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之间，抓住当前农业发展面临的极佳的历史契机，立足于中国农业不得不面对的刚性资源约束，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小农经济模式。学界对此并无更多研究。但面临中国的特殊国情，在其他途径遇到较大的困难之时，通过现代小农经济模式来推进中国农业的现代化也不失为一种较好的选择。中国现代小农业经济模式的内涵如下：
(1)它是以劳动密集为基本特征的兼业化或专业化小农经济，土地规模适中。它显著区别于美国式的以土地密集为特征的家庭农场和雇工农场。
(2)它的形式是相对高收入的家庭农场。处于成熟阶段的现代小农农场中的农业人口将获得与城市人口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显著缩小。
(3)现代小农业经济中的劳动力处于充分就业状态，以家庭成员为基本的劳动力投入，但并不排除短期季节性雇工的存在。
(4)这种现代小农经济面向市场组织生产，以利润最大化为其生产目标，是自主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经营实体。
(5)它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但在家庭农场之上允许多种农业经营组织存在。通过这些组织，家庭农场得以和整个社会化大生产发生更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不改变家庭在农业微观组织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它们独立地进行生产和消费决策。
(6)这种现代小农经济积极采用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是绿色农业、高效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农业的经济模式。
具有以上内涵的现代小农经济的发展和成熟需要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但同样无疑的是，目前我们正面临难得的调整机遇。这是因为，首先，稳步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以及减缓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将使得我国在2030年左右使农业就业人口降到全社会就业人口的20%以下，从而为土地的适度集中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现代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小农经济提供要素保障。其次，伴随人均国民收入提高的消费结构转型和农村市场的启动，为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型(指由传统的以种植业为主向种植—养殖—副业并重的生产结构转型)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造成绿色农业、观光农业、有机农业、都市农业等现代高效农业的巨大需求。同时，这一生产结构的转型内在地契合了我国农业的资源禀赋特征，以土地密集为特征的种植业向种植—养殖—副业并重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的转型将深化农业内部就业潜力，使得农业内部的隐形失业和不充分就业形势得以缓解，并减轻农村剩余劳动力对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巨大人口压力。这进一步为实现中国现代小农经济模式带来了契机。
二、人—地关系中人口转变及预测
现有的史料表明，在西汉至明末清初，我国的人地关系虽常因战乱、天灾等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较大的波动，但总体而言是相对协调的。及至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下诏“其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12年后雍正实行“摊丁入亩”的赋役制度改革，乃极大地刺激了人口的增殖，迎来历史上一个人口爆炸性增长的高峰。到乾隆十八年(1753年)时，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便大幅度地降至4亩之下，到鸦片战争爆发时的1840年，全国人口已增至4亿多，人均耕地面积则进一步降低到2.1亩。人地关系紧张的局面就此注定，并贯穿于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历程。截至2006年，我国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已经减少到1.41亩，仅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0%，三分之一的省份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近700个县人均面积低于联合国确定的0.8亩警戒水平，近500个县低于人均0.5亩，人—地关系呈现从未有过的紧张局势。
这一严苛的现实国情决定了任何基于西方主流理论的先验制度设计和变革都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复杂的“三农”问题，更遑论解决之。在经历过惨痛的历史教训②和学术辩难之后，[2][4][5][6]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到，“任何的制度安排，都不过是宏观环境制约下的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前提。”[1]也正是从这一结论出发，在综合考察当前宏观环境的变化为农业要素结构转化提供了极佳的历史契机的基本认识之下，我们才认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小农经济依然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能够扭转农业生产中长期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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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化”趋势，极大地消弭城乡差别。我们集中于农业生产中基本的要素结构即人—地关系在未来的演化趋势进行分析，选定的时间上限为2030年。选定这一年份为分析上限主要基于以下3个原因：(1)从人口增长态势看，不同的研究机构和学者从不同的假设出发，对中国达到人口峰值的时间往往相差5年～10年，而2030年恰好处于这一时间段内，可以较好地与各种不同预测结果相容。(2)从经济增长和城市化进程来看，在未来的20多年里，中国经济即使不能完全重现改革开放前30年的高速增长态势，但仍将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亦将持续推进，从而为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创造条件。照此推算，到2030年左右，中国的城市化率将达到70%以上，农业劳动人口将趋于稳定。(3)基于以上两个因素，到2030年左右，按平均值计算的单位农业劳动人口耕作面积将难有大幅度的增长，家庭农场的平均土地规模也趋于稳定，设想中的现代小农经济也将由过渡阶段步入成熟阶段。
(一)中国的人口转变
1.当前人口转变现状。人口转变是指人口再生产模式的转变。根据经典的人口转变理论，人口发展过程划分为3个主要阶段：(1)原始阶段，以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2)中间阶段或过渡阶段，以死亡率率先下降，出生率随后下降，自然增长率先提高后降低为基本特征。(3)现代阶段，以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自然增长率为基本特征。人口转变是指从第一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中间阶段。[7]
从人口转变的历史来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表现出极大的差异。西欧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18世纪中期，持续了约150年。在东南亚，人口转变过程则迅速得多，只用了50年～70年的时间。我国由于特殊的政策环境，人口发展过程中的政策效应表现得极为明显，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人口增长模式转变时间大幅缩短，从20世纪50～60年代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转变到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后仅仅30年左右的时间，便再次过渡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
以下数据清晰地反映了这一变化历程。1949年后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人口平均增长率为19.5‰，人口数量从1952年的5.7亿迅速增加到1980年的9.9亿。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大幅加强，人口增长速度迅速下降，90年代前期尽管有缓慢地上升，但后期进一步下降到9‰，进入21世纪之后，更下降到6‰～7‰左右。而常用的区分人口高增长和低增长的标准是15%，以此标准衡量，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进入人口低增长国家序列。
人口增长模式的这种趋势可以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趋势中得到更明显的反映。总和生育率从1950年的每个妇女平均5.7个孩子减少到1979年的2.8个。进入20世纪80年代城市的总和生育率便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到90年代中期，农村的总和生育率也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见表1)。③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总和生育率呈下降趋势已为学界所认可，但多数学者对于下降趋势如此之快是存疑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是人口出生估计数据存在瞒报和漏报的可能。[8][9]因此，不少机构和学者都对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向上的调整。方法之一是采用来自教育部门的关于小学入学人数的历年统计数据，对漏报水平进行估计，调整20世纪90年代出生人数。经调整后得出2000年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之间。虽然不同机构和学者使用的方法不尽一致，但得出的结果却大体一致，通常认为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在1.6～1.8之间波动。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出生的独生子女逐渐进入婚育期，按照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规定，夫妇两人都是独生子女的可以在一定生育间隔后生育第二孩，因此可以预计在2005年后生育第二孩的独生子女夫妇将会逐渐增多，生育水平将有所回升，总和生育率在近中期内将逐步接近1.8。[10]从国际经验来看，现有的(极)低生育水平国家，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成功地把生育率回升到2.1的更替水平之上。这意味着我国人口达到峰值的时间将较通常预计的提前，峰值规模也将减小。
2.年龄结构的改变(见表2)。生育率和死亡率的改变的同时导致人口年龄结构的深刻变化，而年龄结构的改变又势必引起诸如劳动参与率、人口负担系数的变化，从而对劳动力供给数量形成影响。从总体趋势上看，在1950～2000年的50年间，0～14岁的少儿比重不断下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迅速增加，由此造成的少儿负担系数下降和老年负担系数上升相互抵消之后得到的总负担系数则呈下降趋势。这意味着劳动力人口的增加速度将比人口增长速度更快，劳动力供给总量持续扩大，从1953年的3.5亿增加到1982年的6.32亿，再加到2000年的8.87亿。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而出生率趋于稳定，在未来的几年之内这一趋势将可能扭转，从而总负担系数将不断上升，并最终导致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小。这一点对于我们之后预测中国近中期的劳动力供给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而得，部分数据转引自：封进.人口结构变动的福利效应——一个包含社会保险的模型及解释[J].经济科学，2004，(1)。
(二)近中期人口预测与总劳动力供给
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根据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和2004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总人口数，以2005年为起点，对2005～2050年全国人口发展趋势进行新的预测。该预测基于未来出生率趋于稳定(采用2010年之后TFR取值为1.8)的假定。预测结果如表3所示。
表3数据及其分析结果显示，直到2015年之前，在假定的生育水平下，由于年龄结构的影响(育龄妇女，尤其是生育旺盛年龄妇女人数的增长)，中国人口依然将保持较高增长。每年的出生人数将由目前的低于1 700万上升到1 800万～2 000万，人口增长量将由目前的低于800万上升到900万～1 000万；在2020年之前，0～14岁的少儿人口基本上稳定在2.6亿，之后出现下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在预测期内一直在上升，2005年达到1亿，2027年达到2亿，2040年达到3.2亿。2030年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首次超过0～14岁少儿人口。人口老龄化的提高态势将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在2016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9.97亿，此后有一为期约10年的总体稳定但小幅下降的阶段，到2030年以后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大幅下降。因此，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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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总量静态地看，中国的人—地关系(耕地面积/人口总量)在2030年之前将一直处于收紧状态，在2030年达到最紧张状态，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为1.25亩左右，较2006年低0.16亩，此后趋于缓解。三、劳动力转移与劳均耕地面积变化趋势
(一)劳动力转移与未来农业劳动人口预测
以上述数据为基础，结合人口结构变迁、城市化进程、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化、劳动参与率等的影响，我们可以对未来农业就业人口作出预测。
1.劳动参与率决定劳动力供给的因素主要有三个：(1)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该值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劳动力供给总量。(2)劳动参与率。劳动参与率与劳动年龄人口的乘积决定了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数量。(3)劳动力的地区分布和部门分布。[11]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采用表3中的数据；因为是总体分析，所以不考虑地区分布的不均衡；对部门分布的差异主要从城乡结构角度入手。
国内现有研究资料对于城镇劳动参与率的估计差异较大。吴要武和李天国对1995～2003年的劳动参与率估计为71.01%～83.13%，且呈逐年下降趋势；蔡昉对该时段内劳动参与率的估计则要低10个百分点左右，在64.37%～71.9%之间④，但下降趋势是一致的。[11]王德文对此的估计则要更高一点，下降幅度也更小，他估计1990～2004年劳动参与率从85.6%下降到81.9%。[12]
笔者的研究不仅要考虑城镇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而且最重要的是，以此为依据推断农业就业人口的变化。因为农村劳动力市场的不健全，以及建立在家庭经营为基础上的经营体制约束，使得采用劳动参与率这一指标来直接衡量农业劳动人口的变化并不严谨，也缺乏相关统计数据的支持，但并不是所有的农业劳动人口都从事生产却是事实。因此笔者沿用了这一概念，并假定较高的劳动参与率水平，作为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总和劳动参与率，以此估计全国的经济活动人口总量。之所以选择较高的劳动参与率的原因在于：(1)农村缺乏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尽管农业部门存在过剩劳动力或不充分就业人口，但他们很难退出农业生产活动；(2)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使得很大一部分非劳动年龄人口继续参加劳动；(3)大规模的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进一步促使留在农村的非劳动年龄人口延长劳动年限；(4)农业生产的相对低收入使得农业人口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加大劳动投入的方式来获得尽可能高的家庭收入；(5)农村低年龄人口的受教育年限较城镇同龄组别为低，因此这部分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也比城镇同年龄组别的劳动参与率高。所以，笔者在整个分析阶段假定了一个较高的劳动参与率：2005年的农业劳动参与率为85%，然后在2030年时下降到80%并趋于稳定，在此期间线性递减。
2.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以及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和伴随工业化的逐步推进；造成了大量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进行转移，这种就业结构的转换，是影响未来农业劳动人口的最主要动力。
据农业部《2007中国农业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的比重已经从1989年的20.8%提高到2006年的40.5%。在未来的几年内，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部门就业的比重将超过在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这也是本文题目中所谓就业结构转换的含义所在。
就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看，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在20世纪80～90年代的蓬勃发展，就地容纳了大部分农村新增劳动力，从而避免了农业劳动人口的大幅度膨胀。到了90年代后期，由于国有企业改革启动，大量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分流，整个经济对非农就业的吸纳力度大减。1980～1996年，城乡整体每年可提供1500万个非农就业机会，而在1997～2000年，城乡整体每年只能提供650万个非农就业机构，仅够勉强消化同期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与此对应的则是农业人口数量在此期间的小幅增加。正是在此背景下，才导致了很多学者对中国就业前景的悲观情绪，将人口压力视为压在中国农业上的沉重包袱而难以挣脱。
然而，在国企改革三年攻坚结束之后的2000年，就业形势开始好转。城乡整体提供的非农就业机会再次上升到1 000万个以上，在消化完城市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后，当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人数大幅增加了979万。在2000～2005年的6年间，每年平均转移的农村劳动力达1 071万人，农业劳动人口也在2000年以后以平均每年约2%的速度递减。
在未来的20年左右的时间里，即使中国经济不能继续维持每年8%以上的高增长，但也能够提供持续性的非农就业机会，农业劳动力的下降趋势将继续。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中的专题报告二《中国近年来的就业状况和未来趋势》[11]中的预测数据对笔者的这一看法提供了支持。该报告把1996～2002年各个行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这一阶段正处于中国经济周期的下降阶段，之前和之后的增长速度都快于这一时期，因此用来代替其后的增长速率是比较合适的)作为未来15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对2005～2020年各行业的劳动力需求数量进行了预测(见图1)。
从图1中可以看出，在2007年左右，新增的非农就业机会基本上和当年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持平⑤，在此之后，非农就业的供需缺口持续拉大，到2020年，缺口将达到1 733万个。以此判断，中国城镇的就业困难局面已经基本结束，城镇经济的发展将越来越依赖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入。⑥2006～2020年，农村劳动力的净流入总计将达到1.24亿人，在2020年时，农业劳动人口将降到约为1.74亿人，劳动力的总量过剩局面也将大大缓解。
图1 2005～2020年非农就业需求与劳动力供需缺口
资料来源：蔡昉.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综合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5～2050年人口预测相关数据绘制。
(二)城市化和工业化对人—地关系的影响
计算未来农业人口的另一途径是从城市化角度入手进行分析。在过去的20年间，城市化进程保持稳步推进的态势，从1985年的24%上升到2005年的43%。1992年以后，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2005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3%，1992～2005年城市化率每年平均增长0.97个百分点。从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化发展规律看，城市化进程一般遵循S型曲线发展过程。在30%水平以下为初期低速增长阶段，30%～70%为中期高速增长阶段，70%以上为后期成熟阶段。[13]从国际经验出发判断，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已经步入高速发展的中期阶段。
但是需要说明的是，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中国的工业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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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之间、实际的城市化率与(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是不一致的。总体而言，工业化程度快于城市化进程。2006年我国人均GDP已达2043美元，按照钱纳里的发展模型[14]预测，城市化率应在65%以上才能与工业化水平相协调，而统计数据中现实的城市化水平才43%，落后20多个百分点。这一差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为目标的户籍制度造成的。即使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大规模跨区域流动的情形下，这一制度也少有松动。大量青壮年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获得了工作机会，却很少有能力改变自身的户籍身份，更难以改变其家庭成员的户籍身份。这也就造成了第二个差异，即实际的城市化率与户籍制度意义上的城市化率是不一致的。因此，笔者在分析现有的统计数据⑦时发现，历年的城市化率并非严格地按照城镇人口与农村人口的比例得出，而是城市人口与农村人口中的非农劳动力之和与总人口的比例。在直接采用城市化率对未来农业劳动人口进行预测时，将低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的转移速度。其原因在于，城市化率为城镇人口与总人口的比率，而在现有条件下，城市化率的提高却大部分是由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入所导致的。因此，仅采用现有的城市化率作为预测依据，将大大低估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速度。对此采取以下的修正方法：以设定的城市化率乘以一个大于1的劳动力迁移修正系数(该系数的值约等于农村人口总数与农村经济活动人口⑧总数的比值)，以此作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实际速率。在已知上年劳动人口数量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计算一年之后的农业劳动力。其公式如下：
综合国内关于中国未来城市化水平的预测分析，[15][16][17][18]笔者假定在2030年时，城市化率达到70%，在2005～2030年的25年间，城市化以每年1.1个百分点的速度推进。人口预测以表3为依据，同时以该表中的年龄结构作为计算劳动力迁移系数θ[，n]的基础，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按初期为85%计，线性递减到2030年的80%。以2005年为预测起点，预测结果如表4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在2030年左右，农业劳动力已降至不足1.9亿左右，劳均播种面积也将上升到10亩以上，这一播种面积在以种植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下，基本可以保证一个农业人口处于充分就业状态，在兼业化的条件下，由于单位面积土地对劳动的吸纳能力提高，甚至可以超过一个劳动力的耕作能力。
(三)近中期劳均播种面积的数据支持
关于耕地面积，采用18亿亩作为整个分析时段内的耕地面积。在农业部《2007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中国1989～1995年间的平均复种指数高达156%，而在之后的1996～2006年间则大幅降低到平均123%。造成这一异常波动的原因在于，前一阶段耕地面积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而后一阶段耕地面积数据则依据国土资源部各年国土资源公报整理。国家统计局统计的1995年的耕地面积为94 973.9千公顷，国土资源部统计的1996年耕地面积为130 039.2千公顷，这么大幅度的变化很显然是因为统计口径不同造成的。通过对单位土地产出量的核算，笔者认为后一阶段的数据更可信。但毋庸讳言，复种指数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参数。从国际比较来看，土地资源丰富的美国复种指数为54%，澳大利亚仅为35%，印尼则因为土地较为紧张，复种指数保持在110%以上。从国内来看，各省份因人—地紧张关系有别，最高的江苏省复种指数高达290%以上，而内蒙古、青海、宁夏等省区则低于100%，其他省区则介于这之间。[19]数据分析表明，人均耕地面积与复种指数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就技术进步对复种指数的影响来看，不管是生物(含基因)型技术进步还是机械型技术进步，都可以提高作物复种指数。因此，在对未来劳均播种面积的预测中，笔者假定复种指数是平稳上升的，从2005年的127%上升到2030年的150%。据此我们可以得到2005～2030年之间的劳均播种面积(见表5)。
四、结论
表5中的数据表明，到2016年时，劳均播种面积已上升到10亩以上，这一耕作面积已能基本确保一个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劳动力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达到现代家庭农场为主要形式的现代小农经济模式所要求的基本限度的规模化条件。而在2030年，劳均播种面积将进一步上升到15亩左右，即使是在技术中性的条件下，这一播种面积也能确保其充分就业。
人—地紧张关系的缓解为现代家庭农场的发展奠定最坚实的要素基础。在未来的10～15年之间，农村劳动力在量上的问题可以获得明显的改善，而农业劳动力素质(人力资本)过低，年龄结构趋于老化的问题将突出地显现出来，这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引致现代小农经济的成功转型。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注释：
①黄宗智认为，农民学有三大流派，即马克思主义农民学、理性主义农民学(新古典主义学派，以舒尔茨为代表)和恰亚诺夫农民学；[2]温铁军则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主要受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影响。[1]此处所谓对立的观点主要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在土地制度上的对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土地的国有化和集体化，通过合作社把小农经济引导到集体生产的道路，理性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则强调在土地私有化基础上的通过竞争，通过资本主义方式改造传统小农，为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创造条件。
②新中国成立后从合作化出发到人民公社化期间的历史教训理应为我们所铭记。虽然把这一阶段的全部指导思想归咎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可能有失偏颇，但一大二公片面追求集体化的思想在事实上支配了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整个国民经济大走弯路甚至带来沉重的代价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③总和生育率的含义为每个妇女在育龄期内生育孩子的平均数目。更替水平是一个人口实现世代延续所需要达到的生育水平。更替水平不是一个固定值，会随着预期寿命的提高而下降，随着出生性别比的提高而提高，鉴于中国目前过高的出生性别比，中国的人口更替水平应在2.31或更高水平。
④该估计有两种统计口径，本文引用的是第二种，即根据国家统计局城镇劳动力住户抽样调查数据计算的结果。两种结果差距在1个百分点左右。
⑤新增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实际大于有效的劳动力投放量，因为后者应为前者和劳动参与率的乘积。
⑥从2004年开始发端，近年来逐步严重的“民工荒”即是这一趋势的直接表现。
⑦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农业发展报告》等官方数据。各数据源依照各自的统计口径，分别对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做了调整。例如在2007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乡村人口为73742万人，而同年由农业部发布的《中国农业发展报告》中，该数据为94907万人，二者之间存在两亿人的缺口。但如果把后者减去农业人口中的非农劳动力(20412万人)，则约等于《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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