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开放到底是扩大还是缩小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目前仍存在争议。Anderson(2005)得出结论，这一问题的证据是非常复杂的，“近年来，很多经验研究开始证明开放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一方面，很多详细的单个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证明了开放增加了技术劳动的相对需求；另一方面，跨国计量分析指出开放程度的扩大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收入不平等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个难题，因为我们希望能够验证的是假定其他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劳动的需求上升扩大总体收入不平等。”
拉丁美洲最早与欧美先进技术文明发生联系，也是第三世界中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在拉美国家扩大开放、加速融入世界市场的同时，众多学者按照HO理论对拉美国内收入分配问题展开了研究。我们都期望看到收入分配真如SS定理预测的那样变化，能缩小发展中国家的贫富差距，尽管一些学者早期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与其国内收入分配之间不存在长期的关系(Krueger, 1978; Bhagwati, 1978; Choksi, Michaely & Papageorgiu, 1991)，但是事实上，拉美大部分国家内部的工资差距和总体收入差距都呈扩大趋势。ECLAC(2002)、te Velde(2003)曾经计算，从1990年到1999年，多数拉美国家的基尼系数都在上升，哥斯达黎加、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算是不平等程度最低的(低于0.5，但也是一个很高的数值)，而巴西、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和危地马拉的不平等程度最高(高于0.58)。te Velde(2003)计算出，20世纪90年代，智利、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墨西哥、尼加拉瓜、乌拉圭和委内瑞拉的工资差距急剧扩大，所有国家的专业技术工人相对就业水平都是增加的。这说明，1990年代以后，拉美国家开始雇佣更多的技术(熟练)工人来替代非技术(熟练)工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了，这也是后来学者们用来解释开放扩大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途径和依据。
亚洲发展中国家的开放始于20世纪中后期，亚洲“四小龙”组成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积极推行开放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外向型经济的推动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实现了令世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创造出“东亚奇迹”。高度的经济开放和高速的经济增长在亚洲地区变得越来越普遍，然而，与拉美国家相同的是，人们发现大多数亚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正在加剧。亚洲开发银行数据显示，从1990年代中期后的10年间，大部分发展中成员国的分配不平等程度都明显增加了，如尼泊尔从1995-2003年基尼系数增加了近10%，中国、柬埔寨、斯里兰卡和孟加拉国则都增加5%以上①。Antonio Avalos & Andreas Savvides(2006)计算了东亚制造业工资差距的变化，发现虽然部分东亚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在1960和1970年代早期劳动者的工资差距曾经缩小，但是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又呈现上升趋势。
从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开放以来的国内收入分配变化来看，多数国家的收入不平等是在扩大，东亚的部分国家经历过收入不平等的缩小，但是这种缩小趋势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之后有的国家的收入差距又开始扩大。
二、文献综述
拉美国家的开放与收入不平等同时扩大的现象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开始采用不同国家的数据来验证，开放是否是构成收入不平等扩大的一个原因，SS定理在现实的发展中国家是否成立。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直接证据支持贸易和外资壁垒的下降增加了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进而提高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扩大总体收入不平等(见表1)。Robbins(1995a)研究发现智利贸易壁垒的降低在1974-79年间确实增加了熟练劳动的需求，但是1984-92年间这个证据就不是非常明显。然而，Robbins(1996)通过多个拉美国家的数据分析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智利、墨西哥和乌拉圭的贸易自由化增加了国内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Beyer et al.(1999)和Gindling & Robbins(2001)针对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研究以及Nicita(2004)和Galiani & Porto(2005)分别针对墨西哥和阿根廷的研究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而能够证明像SS定理那样，贸易壁垒降低增加发展中国家非熟练劳动相对需求的证据则非常少见。
学者们还通过大量的实证检验分析出，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之所以增加，主要是通过开放后生产结构向高技能密集部门转移以及通过使用外国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这两个途径实现的。对于前一种影响途径，Feenstra & Hanson(1997)证明了外资制造业的建立扩大了墨西哥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te Velde(2003)验证了FDI存量对智利、玻利维亚和泰国的熟练工人相对需求起到了正向并且显著的影响作用。对于后一种影响途径，Mazumdar & Quispe-Agnoli(2002)指出，在秘鲁和加纳，较多使用进口设备的企业其雇佣劳动中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比要高些；Robbins(1996)也说明了在其选取的样本国家中，进口资本品规模对大学毕业生的相对需求起到了正向作用，并且统计结果显著。Green et al.(2001)比较了巴西在贸易自由化前后的工资差异、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以及就业的构成情况，发现巴西在实行贸易自由化后带来了技能偏向型的技术流入，导致了对技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增加，因而使得高学历劳动者的报酬提高。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可能因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的熟练劳动相对供给超过了世界的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根据HO理论，贸易壁垒的降低会增加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支持这种观点的研究有Hanson & Harrison(1999)和Robertson(2000)。他们发现，在墨西哥贸易自由化之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关税是最高的，这说明墨西哥在低技能劳动力密集的产品上不具备比较优势。Robertson(2000)发现墨西哥熟练劳动相对工资的上升有50%要归因于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下降。
从开放角度去研究亚洲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大多数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并且针对“四小龙”的实证研究更为多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大部分的证据是支持传统观点的，即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措施可以增加非熟练劳动的相对需求(见表2)。Wood(1994)研究表明，亚洲“四小龙”的开放经历与传统贸易理论得出的结论相一致，四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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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三个国家的熟练与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差距在开放后的10年中缩小了(20世纪60年代的韩国和我国台湾，70年代的新加坡)。香港60年代的工资差距扩大了，但是这很可能因为由大陆涌入的一批移民使得香港非熟练劳动的供给大量增加。Asep Suryahadi(2001)通过一个CGE模型得出，印尼的工资差距主要来自熟练工人相对工资的上升，而造成工资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并且贸易自由化(关税的降低)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Prachi Mishra&Utsav Kumar(2005)发现印度关税水平下降更多的是在非熟练劳动密集的部门，因此贸易自由化能提高非熟练工人的相对工资，缩小收入差距。Farzana Munshi(2006)分析了孟加拉5个行业1975-2002年的面板数据，用制造业产品与美国相同产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作为开放程度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孟加拉的开放使得非熟练工人的实际工资增加比熟练工人增加更多，因此缩小了收入不平等。但是更多针对FDI与亚洲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研究发现，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相比存在工资溢价，即无论是熟练工人还是非熟练工人的工资都比本地企业要高，并且外资企业会带来技能偏向型的技术进步，从而增加熟练工人的相对需求。Ramstetter(1999)对东亚5国的研究表明，在14-23年间，香港地区、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的外资企业平均工资要高于当地企业。Lipsey&Sjoholm(2001)调查了1996年印度尼西亚超过14000个制造业工厂中外资与内资企业的工资差距，发现外资企业支付给蓝领工人的工资比内资企业多12%，支付给白领工人的则多出22%。这不仅扩大了内外资企业之间的工资差距，也扩大了蓝领和白领工人的工资差距。Tan(2000)分析了马来西亚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得出1977-1995年高技能的从业人员如经理和技术工人的就业上升了，认为这要归因于外资企业带来的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Matsuoka(2002)通过对泰国1996年5122个制造企业和1998年2407个制造企业的数据研究发现，外资企业支付给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要比内资企业高20%，支付给生产性工人的则高出8%。但Matsuoka并没有发现这些不同所有制企业中的工人生产率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他认为这不能以技术偏向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只能用泰国的劳动力市场不完善，存在分割，内外资企业工人流动不易来解释。te Velde & Morrissey(2004)利用1985-1998年的工资和劳动力就业的相关数据进行了FDI对工资差异效应的分析，结论是，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香港地区、韩国、新加坡、泰国和菲律宾)的FDI并没有降低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工资差距，而通过控制国内相关的影响因素，如工资制度、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等，泰国的FDI流入则扩大了工资差距。
不同的学者选取的国家样本、时间序列以及解释与被解释变量各不相同，得出的实证结果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在分析中只将劳动分为两种：熟练与非熟练，然而，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再是同质的非技能劳动丰裕的了。Wood(1994)就提出将劳动分为三类(低技能、中等技能、高技能)，并且论证了穷国的开放可能导致更大的收入不平等，因为那些受过初等教育的人获利，而没受过教育的人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只有当最穷的那10%的人技能逐渐提高了，才可能从增加的劳动需求中获益。Milanovic(2005)、Bensidoun et al.(2005)以及Gourdon(2006)都曾针对三种类型的劳动进行过研究。接下来，我们也将在三种类型劳动力的基础上，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开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进行一个面板模型分析。
三、基本回归模型的建立
我们先考虑一个只包括开放和要素禀赋的简单回归模型，来观察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然后再加入其他控制变量对其进行拓展。基本回归模型如下：
在变量的选取上，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可比性，收入不平等(inequality)的指标我们选取各国的Gini系数。开放度(open)的衡量，我们分别采用了贸易开放度(trade)和外资开放度(fdi)指标，除此以外，考虑到Owens & Wood(1995)曾指出拉美由于自然资源丰富而在初级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而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比较优势则在于一些小范围的不需要本土人力资源投入的制造业，因此，我们还将制造业的出口(manuexp)作为代表开放的指标之一。对于要素禀赋(factor)，我们考虑了人均可耕地(arland)、资本量(capital)以及三种类型的劳动力：低技能劳动力(unslabor)、中等技能劳动力(midslabor)和高技能劳动力(slabor)。具体变量的定义及数据来源见表3。
由于基尼系数的不连续性，我们将考察时期定为1960-2005年，数据的跨度期为5年，即每5年为一期。在国家的选取上，考虑到数据的完整性，我们筛选出12个亚洲国家和20个拉美国家，具体的国家和考察时期如附表所示。这是一个非平衡的面板数据，各个变量的观察值个数也各不相同，基本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4。
在进行回归检验之前，我们先对样本国家的贸易和外资开放与基尼系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直接的观测。从散点图1来看，贸易开放度和外资依存度与基尼系数都存在着正相关关系，而贸易开放度指标比外资依存度指标的趋势性更加显著。
接下来，我们运用之前设定的基本回归模型对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在检验过程中，我们对原有变量取自然对数以减小异方差，并便于观察变量之间的弹性大小。面板数据模型对的处理有两种方法，即固定效应(fixed effect)和随机效应(random effect)。固定效应把视为一组具体的常数，随机效应把分为常数项和随机变量项两部分，并用其中的随机变量项来表示模型中被忽略的、反映个体差异的变量的影响。我们运用Hausman test检验了方程1，发现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其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1到模型3，我们逐一变换了三种开放指标，分别检验每一种指标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模型4到模型6，我们将三种开放指标的组合添加到模型中，考察这些开放变量的共同作用。从估计结果来看，贸易依存度、制造业出口和外资依存度对基尼系数起到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并且贸易依存度的弹性最大，其显著性水平也最高，这表明贸易开放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除了模型6，在将三种开放变量全都加入模型的情况下，外资依存度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是因为这三种开放变量之间存在某种相关关系。尽管如此，模型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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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贸依存度和制造业出口的系数稳健性仍然很好，并且在模型1到模型5中，剔除一到两个变量之后，其他的开放变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贸易和外资的开放确实扩大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在要素禀赋上，人均可耕作土地以及人均资本存量能产生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这与Spilimbergo(1999)的结论正好相反。这可能是因为Spilimbergo选取的国家样本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而我们只是针对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对这些国家而言，农村与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非常显著，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产品，因此耕地相对富裕的国家其农民的收入状况相对较好，收入差距较小。从模型1到模型6，可以看出人均可耕作土地系数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由于我们选取的国家都属于资本要素相对稀缺的国家，本身资本要素的报酬就要高于劳动力要素，因此人均资本存量增加意味着其稀缺性的降低，报酬相应下降，缩小同劳动力收入之间的差距，并且资本要素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推动力，对收入差距也能起到缓解作用。
由于我们选取的三种类型的劳动力数据相加为100(%)，因此这三个变量不能同时加入模型，我们在一直保留中等技能劳动力变量的情况下，分别添加低、高技能劳动力变量，来观察其对收入分配的不同影响。从估计结果中发现，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对缓解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并且检验结果显著，而低技能劳动力对收入差距起到扩大作用。这说明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开放和外资进入主要增加了对中、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中、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技能工资差距的扩大会较缓慢甚至缩小；相反，低技能劳动力相对较多的国家无法缓解开放所增加的技能需求，技能工资差距将会扩大。从弹性系数上看，中等技能劳动力的作用弹性都要大于低技能和高技能劳动力，最高达到0.1490，说明中等技能劳动力要素是影响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比模型1、模型2、模型3可以发现，模型2中，当开放指标选制造业出口时，中等技能劳动力对基尼系数的解释弹性要大于模型l和模型3。模型4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制造业出口变量，中等技能劳动力对基尼系数的缩减弹性增加了0.0015。模型6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添加了制造业出口变量，中等技能劳动力对基尼系数的缩减弹性增加了0.028。这表明制造业出口与中等技能劳动力要素的联系最为紧密。
四、拓展的回归模型分析
为了使回归模型更接近现实，需要将基本模型1进行拓展，加入一些可能影响收入分配的其它控制变量。并且，我们更加关注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开放对收入分配影响的不同，因此还考虑表示地区的虚拟变量。通过开放与虚拟变量的交叉项来考察地区与开放对收入分配的联合影响机制。这样，就可以在更真实的条件下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地区开放的收入分配效应进行比较。拓展的回归模型如下：
urpop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对于存在二元经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农村人口越多意味着低收入群越大，越不利于整个社会收入分配的均等。相反，城市人口越多，现代化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均等。
tot为贸易条件，也就是出口品的相对价格指数，以1995年为基期计算，数据来源于WDI、GDF、IFS数据库。根据SS定理，出口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会使得出口行业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报酬提高，而进口竞争行业中密集使用的要素报酬降低。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贸易条件的上升有利于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而贸易条件的下降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
edu为教育水平，用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表示，数据来源于Barro & Lee(2000)以及UN的social indicators。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教育是影响收入分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并且教育与收入分配不公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例关系。文化教育愈不普及，从而导致劳动力文化水平愈低，收入分配就愈不平等。
infla为通货膨胀率，用GDP缩减指数计算，数据来源于WDI数据库。Ales Bulir(1998)指出，通胀率愈高，对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愈大。应该说，通胀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利的，但对低收入阶层的打击更大。
同样，运用Hausman test对方程2进行了检验，发现仍然是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因此，我们用固定效应模型对各变量进行了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由于变量infla的观测值中有负数，无法取对数，因此对其保留原值，其他变量都进行了取自然对数的变换。表7中的模型7至模型12分别是在表5中6个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亚洲虚拟变量与开放指标的交叉项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可见，拓展后的模型中，一些基本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开放指标对基尼系数仍然具有较显著的解释力。
要素禀赋中，人均可耕作土地和人均资本存量对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保持不变。人均可耕地的作用有所提高，在模型7至12中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并且对基尼系数的缩减弹性增加了，都在0.1以上，说明对于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与耕地相关的收益仍然是最贫穷人口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与之前的基本模型相比，人均资本存量的显著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资本要素主要是通过带动经济增长来实现的，而我们的控制变量中包含了诸如人均GDP这样的发展指标，对资本的收入分配作用产生了挤出效应，降低其结果的显著性。三种类型劳动力中，对收入分配解释效果最好的仍然是中等技能劳动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稳健性，并且其解释弹性也最大。在模型8和模型9中，低技能劳动力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方向发生了变化，但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低技能劳动力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是不稳定的。
虚拟变量与不同开放指标的交互作用显示，贸易、外资以及制造业出口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之间产生的收入分配效应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三种指标所表示的对外开放在拉丁美洲国家都起到了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但是有的指标却表明开放在亚洲国家能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由模型7可以看出，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方向都为正，但是贸易对亚洲国家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程度要小于拉美。作为参照系的拉丁美洲国家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弹性为0.071，而亚洲国家的贸易依存度对基尼系数的作用比拉美要小0.0168，弹性为0.0542。在同时加入外资依存度和制造业出口变量后(模型12)，亚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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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贸易依存度的仍然要小于拉美0.0137，但是结果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模型12中的观测值较少，受到样本规模限制的原因。从模型8可知，制造业出口对拉美国家基尼系数的弹性为0.0244，但是对亚洲国家的弹性为-0.0043，虽然在同时加入贸易依存度指标(模型10)后，对亚洲的弹性变为0.0002，方向改变了但是力量非常微弱，这可以用贸易变量的抵消作用来解释。也就是说，制造业出口倾向于扩大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而缩小亚洲国家的收入差距。前文曾经分析得出制造业出口与中等技能劳动力的联系最密切，对于亚洲这样中等技能劳动力丰裕的国家来说，制造业的大量出口正是其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的结果，按照传统贸易理论，有利于缩小中等技能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差距。这也印证了Owens & Wood(1995)和Bensidoun et al.(2005)的结论。模型9告诉我们，外资依存度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产生正向的推动效果，并且对亚洲国家的弹性更大，比拉美高出0.0039，为0.0076。即使在添加了贸易因素(模型11)后，FDI对亚洲国家的基尼系数弹性仍为0.0068。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可能主要是与高技能劳动力相结合，而这正是亚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所稀缺的要素，因此会扩大高技能劳动者与其他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拓展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看，控制变量中除了城市人口比重的显著性较弱，其它变量的稳健性都较好。人均GDP对基尼系数的作用为正，但是其平方项的系数为负，这符合库兹涅茨假说，并且也解释了亚洲“四小龙”国家开放后收入差距出现了显著的缩小，是和高经济增长分不开的。贸易条件的系数为负表明贸易条件改善有利于收入的平等化，反之，贸易条件恶化会扩大不平等，这符合贸易理论，也可以解释拉美国家开放后伴随着贸易条件恶化的收入不平等加剧。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缩小收入差距，意味着政府对教育事业的投资和教育的普及工作仍然不可忽视。通货膨胀率的系数为正，表明通胀率越高，收入不平等程度会加深，这与199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的高通胀率与高基尼系数并存的现实是吻合的。
五、简要结论和说明
本文分别选取20个拉美和12个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从1960-2005年每5年的数据进行观测，并建立了一个基本模型和一个拓展模型来估计20世纪中期以来的开放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带来的影响效果。在变量的选取上我们打破了传统将劳动力划分为低、高技能(或者是熟练和非熟练)两种类型的思路，而是将其分为低、中、高技能三类；在开放指标的选取上，除了选取常用的外贸和外资依存度，还考虑到两地区由于禀赋差异而产生的出口结构差异，增加了制造业出口这一指标。
基本模型主要反映开放和资源禀赋对两地区发展中国家总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对外开放确实对国内收入不平等起到推动作用，而人均可耕作土地以及人均资本存量则可以缓解收入差距。三种类型的劳动力中，中等技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对基尼系数的解释系数为负，而低技能劳动力的系数为正，表明在收入分配方面，目前的开放有利于中、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发展中国家，而不利于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从基本模型的回归结果中还可以看出，制造业出口与中等技能劳动力要素的联系最为紧密。
拓展模型是在基本模型的基础上添加了亚洲虚拟变量与开放指标的交叉项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以更接近现实，并重点考察两地区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总体的贸易依存度对亚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都产生正向的推动作用，但是对亚洲的推动作用要小于拉美。制造业出口倾向于扩大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而缩小亚洲国家的收入差距，这正好解释了东亚国家在实施出口导向型战略后出现基尼系数下降的现实。外资的进入加深了两地区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对亚洲国家的作用效果更大，表明与FDI相匹配的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同时也有助于解释21世纪初在外资大量流入的情况下，一些东亚国家的基尼系数又出现反弹的迹象。
由于各国统计的差异，本文无法获得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数据集，因此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回归结果的精确性。从拟合优度系数R[2]可以看出，最高的才0.4576，但是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反映了变量的长期变化趋势，并保证了最终分析结果的正确性。
非常感谢世界银行研究员Gourdon，Julien及学者王洪亮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持。
注释：
①资料来源：ADB数据库Key Indicators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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