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行为经济学成为经济学中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理论体系，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论著也大量涌现。而进入21世纪以来的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至少乔治·亚瑟·阿克洛夫、丹尼尔·卡尼曼、托马斯·谢林和彼得·戴蒙德可以被视为行为经济学家。行为经济学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涵盖了从经济学基本理论、博弈论到金融学、管理学各分支等广阔空间，其研究方法亦广泛地渗透到劳动经济学、卫生经济学、法经济学等分支学科①。那么，行为经济学的科学定义和理论内核是什么？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究竟是何关系？经过提炼和总结，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本质上是将人的异质性还原到经济学研究的经济系统中来，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和发展②。在明晰这一问题的基础上，我们还注意到，一些人认为行为经济学缺乏统一的理论体系，也没有系统而标准化的假设，理论纷繁并存而给人以千头万绪之感，显得“支离破碎”。比如，Zarri就认为，行为经济学“还远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③。Fudenberg也认为，为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行为经济学需要更加关注模型的基础，并且对更广泛的现象作出统一的解释④。我们认为，行为经济学的确是通过以不同的方式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去消除不同的“异象”的，但是，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是出于消除“异象”的需要而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学科继承和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因此对“支离破碎”的批评恰恰是忽视了消除“异象”的需要而将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奉为圭臬。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行为经济学的当前发展是经济学的终极形态，其仍然处于动态的演进中，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
一、从新古典经济人三重特征的局限到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
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经济系统包含着两类主体：其一是客观事物，其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参与人。经济理论构建的首要步骤，就是对所研究的经济系统进行简化和抽象并作出假设。其中，首要而不可或缺的是要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经济活动所处情境(资源禀赋、技术条件、制度规范和尤为重要的信息结构等)进行抽象和简化。以系统的视角来看，可以将作为经济理论构建之基本假设前提和逻辑起点的经济人假设视为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行为能力以及行为环境这三重特征的抽象和简化⑤。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上述三重特征的假定是：单一的自利动机、无限的计算能力和完全信息的外部环境⑥。这种设定，本质上是将不同情境下的人简化成了同一个参数而抹杀了异质性的人在经济系统中的真实存在。建基于新古典经济人基础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一些经济现象，但是，越来越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被发现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下很难得到有效的解释。这些“异象”内容广泛，既存在于新古典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与微观领域，比如流动性陷阱和工资刚性；也表现在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中，比如在某些文化中的过度消费行为。重要的是，一方面，这些“异象”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呈现一定的模式，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普遍性和可预测性，有规律可循。另一方面，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小修小补仍然无法就诸多“异象”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根据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在逻辑推理过程无误的情况下，对被有效证伪的理论的修正只能从修正前提假设出发来重新建构理论。通过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假设作为解释诸多“异象”的突破口，将参与人异质性的本质——心理因素作为假设构建的更深层次出发点，是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和内在要求。而心理学的主流从行为主义转向认知心理学为基本假设的修正提供了较为坚实的理论支撑，同时新工具和新技术(如计算机模拟和人脑扫描)的出现和采用也使得人们对人类行为和心理的研究更加科学和深入。内在发展诉求与外部客观条件共同作用，行为经济学应运而生，其研究范畴也日渐清晰。并且，上述论证表明，行为经济学尝试消除的“异象”并非无足轻重和无关紧要；相应地，行为经济学也就不是无病呻吟和画蛇添足。
不断深入的研究证实，作为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抽象和简化，新古典经济人假设的问题在于它实际上是片面的，也就是不适宜的。一方面，就参与人的行为动机而言，早在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那里，就已经认为人同时存在利己与利他动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晚近科学的发展则为人的动机双重性提供了自然科学的有力支持，其中，爱伯斯坦等的研究发现，人类普遍产生的利他行为根源于11号染色体的基因变异⑦。路特等的实验证明，利他行为的个体差异可由基因COMT Val158Met SNP来解释⑧。这较为充分地说明，利己与利他动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二维正交的，单一的自利动机只是一种极端情形。另一方面，就参与人的行为能力而言，人的认知系统和情感系统并不总能协调一致⑨，人的认知能力本身也是有局限的，因此人的行为能力具有固有的局限性，人的计算能力是有限的，无限的计算能力是一种极端情形。由以上两点可以发现，新古典经济人只是将参与人简化到极端情形以至于片面化了⑩。由于这样的“人”根本不存在，也就不适合作为现实经济参与人的抽象与模型。相应地，Zarri指出，作为一种修正，行为经济学有两个“灵魂”使其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一是行为主体并非一味地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二是行为主体在做决策中存在认知局限和系统偏差，并不是完全理性的(11)。所以说，行为经济学一方面修正了单一自利动机的片面性，另一方面修正了完全理性的片面性。我们通过具体的例证可以更清楚地阐释上述观点。
Camerer和Thaler发现，最后通牒博弈实验中，大部分提议者提议的分出比例为40%-50%，而回应者一般会拒绝低于总额30%的提议(12)。Forsythe等进行了独裁者博弈实验，发现80%的提议者不会独吞所有的钱，有20%的提议者提议的分出比例甚至达到50%(13)。实验结果与新古典经济学的预测相悖。类似的情形还出现在礼物交换博弈、信任博弈、公共品投资博弈和第三方惩罚博弈等实验中。行为经济学家对此的一种解释是，人不仅仅是自利的，也会关心他人的利益，具有内生性利他社会偏好，自利与利他动机不是彼此的函数，而是二维正交的。在Fehr和Schmidt构建的厌恶不均等模型中，个体效用与自身收益正相关，同时，个体还会将个人收益与群体内他人收益逐一比较，当自身收益低于他人收益时产生“嫉妒”负效用，当高于他人收益时产生“同情”负效用(14)。这是通过修改单一的自利动机来解释博弈中“异象”的一种尝试。
新古典经济学假定行为主体有无限的计算能力，而实际上这是人类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根据Camerer等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古典经济学只关注大脑决策的慎思过程，但神经科学的晚近研究证实，大脑的许多功能是“自动”过程，这类过程引发的行为不需要遵循推理和选择的规范性公理，而且，我们的行为受到情感(情绪)系统的强烈影响(15)。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假定人的行为仅是理性计算的结果，就是片面的。作为修正这种片面性的一个例子，Loewenstein等创新性地发展了一个分析框架，将情感(affective)过程融入经济分析，并探讨了情感过程和审慎过程两个系统的相互影响。他们发现，引入情感过程是必要的，因为引入后有助于解释时间偏好、风险偏好和利他偏好乃至更多现实世界中的复杂行为，而这些行为在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下无法得到逻辑一致的解释(16)。
可见，新古典经济学将参与人抽象为一个原子式的人，人的行为被符号化、参数化，这实质上是取消了异质人的真实存在，是对人的选择行为的一种极端片面化的抽象方式。如此，经济研究中面对的就只是物量关系而忽略了人与人、人与物之间丰富的互动关联，从而使得现实世界在新古典的视野下退化成了一个机械式的物质资源配置系统。诚然，物量关系是经济系统的重要构成，但是，它却不是经济活动的主角和经济系统的动力源。与此相对照的是，行为经济学破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参与人的同质化设定，在物量关系的基础上重新重视具有丰富人性的参与人在经济活动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力图考察人的异质行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会表现出怎样的能动性质。换言之，行为经济学试图对人的选择行为进行再抽象，并且在抽象的过程中保留了人类行为异质性这一关键特征，这可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其目的在于使所构建的模型能够更为贴近现实世界的复杂多变特征。为了与新古典的经济人假定相对照，我们姑且将行为经济学的基本假定称为“现实经济人”，由于它保留了行为的异质性特征，因而是将新古典体系下同质性的经济人作为一种特例纳入其中，也因此，新古典经济学可被视为行为经济学的“局部”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并不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抛弃和颠覆，而恰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和发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拓展和一般化，是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前沿。
从上述论述可见，行为经济学实际上恢复了人在经济系统中的“活性”，而这种“活性”恰好是以行为的异质性作为其表现形式的。为了在对选择行为进行抽象时有效地保留异质性特征，行为经济学从相关交叉学科领域参考和吸收了大量研究成果，从而从多个维度、多个层次思考和界定了行为的异质性及其对经济理论的启示。据此，我们可对行为经济学进行两个层次的定义：其一，从狭义或是传统的角度看，行为经济学是指通过借鉴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相关成果来拓展新古典经济学的同质经济人假定，从而提高其解释与预测力的一门学科；其二，从广义或是宽泛的角度看，一切致力于在经济系统中恢复考察行为异质性的相关学科领域都可被纳入行为经济学的范畴之内，包括神经经济学及认知经济学，其中前者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借助于脑科学的经验证据来探讨个体决策背后的异质偏好成因及其对经济行为的启示(17)，而后者则试图在经济理论中融入个体认知过程和群体认知过程(18)，而个体认知能力的异质性以及由异质参与人构成的社会网络特性成为考察经济行为的前提基础。如果我们可用上述方式对行为经济学进行定义，那么其“支离破碎”的表象就有了显而易见的成因。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下一部分详细探讨。
二、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多维透视与辩证思考
(一)“支离破碎”：通过修正不同的假设作为出发点来解释不同的“异象”
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必须是对现实的抽象和简化，非此则理论模型无法得以构建。但是，对经济主体的抽象越具体，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就会越有效，预测也越准确。因此，在兼顾理论解释一般性的同时，经济学家应该致力于让参与人的假设尽可能地向现实趋近，起码目前要符合心理科学的已有研究结论。Rabin就指出，经济学家应该从心理学及其他学科吸收一些偏离经济学通常假设的系统的、重要的行为证据，从根本上讲这才是明显为好的经济学(19)。
行为经济学家在理论建模时加入的“行为”因素目前主要来自但不局限于心理学，还包括神经科学等学科。Pesendorfer指出，行为经济学围绕着那些表明新古典的标准经济理论有缺陷的实验发现展开，其中最知名的几个包括预期效用理论的失败、禀赋效应、双曲线贴现和社会偏好，而收集了行为经济学领域迄今为止许多经典论文的《行为经济学新进展》(20)一书中的大多数文章也都是围绕上述四个主题展开(21)。我们择其要者阐释它们区别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之处及其在解释各种“异象”上的功用。
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期望效用理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的前景理论包含三个基本原理：第一，人们的价值函数受相对于参考点的改变量而不是绝对量影响，并且无论是对收益还是对损失，边际敏感性均是递减的。第二，损失厌恶。面对收益人们厌恶风险，面对损失人们偏好风险，并且人们对损失比对收益更敏感。第三，决策权重是概率的非线性函数：人们通常对低于0.3的概率赋予较大的权重，对高于0.3的概率赋予较低的权重(22)。Camerer归纳了十种与期望效用理论不一致但与累积前景理论一致的经验事实，其中就包括股票市场上的股权溢价、处置效应，劳动经济学领域向下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消费品需求的不对称价格弹性，宏观经济领域的对收入不利消息无弹性，消费选择中的现状偏好和禀赋效应，赌马中的日末效应，等等(23)。
新古典经济学时间偏好理论的规范形式是指数贴现效用模型。但是，这种一致时间偏好理论正经受着越来越多“市场异象”的挑战，比如它很难解释一些国家过度消费从而储蓄不足的行为。行为经济学从等待的不耐心这一心理现象出发，提出了双曲线贴现模型及其改进形式——半双曲线贴现模型。这些模型可以更真实地描述行为主体的实际贴现行为，可以解释广泛的时间不一致现象。比如，Laibson就利用双曲线贴现模型来解释欧美国家普遍存在的过度消费行为(24)。
新古典经济学一般假定个体效用仅是自身利益的函数。但是，有来自包括心理学和脑科学等学科的证据充分表明，个体的效用不仅仅是个体自身利益的函数，个体通常还有社会性偏好。比如，异质个体间会进行收入和消费等方面的比较，这会影响个体内在的心理体验和外在的行为表现。这一发现有广泛的应用，比如，在金融领域，Galí将消费外部性引入到静态和多期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析了它对最优资产组合选择和均衡资产价格的影响(25)。在宏观领域，Akerlof和Yellen利用公平工资-努力水平假说来解释失业问题，并且发现假说的预测同观察到的跨部门工资差异和失业类型相符(26)。
由上，一方面，行为经济学进行理论分析时利用的心理规律和心理现象已经十分繁多；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家尝试诠释的“异象”涉及的领域和范围也非常广泛，“异象”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两相结合，我们可以看到，对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不同修正，可以去解释不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换句话说，不同的“异象”是通过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不同细节来解释的。由此，自然而然地带来了行为经济学“支离破碎”的表象。
(二)“支离破碎”是经济学理论演进中的必然后果和必经阶段
正如我们第一部分所论证的，行为经济学重新关注人的因素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将人的异质性还原到经济系统中来。由于不再固守单一的人性设定，相应地建基于其上的经济理论就难免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支离破碎”。接下来我们以行为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完全理性”的修正来阐释：行为经济学表现出的“支离破碎”是经济学理论演进中的必然后果，是学科发展中的必经阶段。分析发现，其一，“完全理性”假定有其片面性和局限性，从“完全理性”假设转向“现实理性”假设必要且重要。其二，在理论建构时，必须设定“现实理性”的具体形式，不同的具体设定带来了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
客观地讲，“完全理性”是个体永远不可企及的目标，原因在于：客观上，环境具有不确定性，信息通常并不是完全的。在社会交往中，多主体间存在复杂的博弈互动关系，行为主体基本不可能拥有“共同知识”，个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主观上，个体本身具有生理局限，受到有限注意力和有限感知能力等的约束，计算能力也是有限的。并且，人也并不总是能完全自制的：即便个体“求解”出了最优方案，也可能缺乏完全的自制力去实施它。
认知心理学和现代脑科学等学科已经对现实中人们偏离完全理性的模式进行了深入研究。卡尼曼等的研究表明，不确定状态下，人们在决策的过程中可能会存在代表性直觉推断、可得性直觉推断、锚定与调整直觉推断等决策模式(27)。一些心理学的实验还发现人们对事件的主观评价会出现定格效应和禀赋效应(28)。一方面，诸多的“异象”无法在“完全理性”设定下得到解释，典型的如股票溢价之谜和股票市场上的动量现象。另一方面，经验的观察发现，即便是在市场环境下，个体决策中的一些偏差并不会互相抵消，可能会带来如“羊群效应”这样的“市场异象”，这显然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因为在其看来，套利、学习等机制可以消除个体行为偏差。人们的行为背离新古典假设对于整个经济系统和公共政策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故而，修正“完全理性”抽象，是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与“完全理性”相对的理性抽象，需要更接近个体行为能力的客观实际，更贴近个体真实的决策模式，可姑且称为“现实理性”(29)。针对如何定义“现实理性”之“理性”，在我们看来，一个更实用和便捷的方法是对理性提出若干种工作定义，其中某些定义对于分析某种问题(解释和预测)要比其他定义更有用一些。
构建合理的“现实理性”假设是必要的。但必须承认，现实中人们的“现实理性”具有各异的表现，与个体特质和外部情境紧密相关，如何识别“现实理性”的具体形式并在理论建构时进行模型化，的确是从“完全理性”走向“现实理性”后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对完全理性的不同偏离，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经济预测，如西蒙所指出的，只要假设劳动者在其工资需求中受到货币幻觉的影响，就可以从新古典模型中推出凯恩斯周期理论；只要假设企业家误把所购买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当作一般价格水平变化，就可以从新古典模型中推出理性预期周期理论(30)。从具有统一形式的“完全理性”到“支离破碎”的“现实理性”，拓展了对现实世界的单一解释，加深了对问题的认识，但也确实带来了行为经济学在理论体系上的“支离破碎”。其实，西蒙之前也意识到，一旦承认人的理性是有局限的，在主观预期效用最大化中放弃完全理性，为“理性”确定一个明晰的意思将变得很难，也就很难有一个关于人们将(或应该)如何决策的单一理论(31)。所以，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是经济学发展进程中呈现的必然后果，也是其在不断的发展进程中最终走向成熟与完善的过渡阶段。
(三)对“支离破碎”的批评多是站在新古典理论框架的立场作出的评判
回溯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是经济学基本假设同质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为经济学中应用数学工具提供了便利，因为数学工具应用的便利与否与假设抽象的“度”紧密相关。新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比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提到的经济活动参与人心理动因的摒弃，除了当时心理学的发展还不成熟之外，也不乏有在当时的条件下纳入心理因素后模型变得复杂而难以处理的原因。要承认的是，数学的恰当应用在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经济学显然并不是数学，若纯粹为了数学上的好处理而置假设前提的现实性和研究结论的经验含义于不顾，则是本末倒置。随着数学工具箱的扩充和更新，为了更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经济学家需要重新考量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合理性。
确实，新古典经济学同质化的基本假设方便了经济学分析中数学的应用，使得其有精致而统一的理论框架。如果这样能够很好地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固然是好的，因为理论的简洁和统一是广为赞同的理论优劣的评价标准之一。但是，如果建立在这种高度抽象的假设前提基础上的经济理论对一些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不能给出有效的解释，固守理论框架的统一和完美而对各种“异象”束手无策，并不是科学的态度。新古典经济学严重脱离现实的假定被行为经济学、认知经济学等从不同的角度所修正(32)，目的无非是弥补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和预测一些经济现象上无力的缺陷。实际上，新古典经济学也是“支离破碎”的，只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支离破碎”：解释力和预测力的“支离破碎”。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创新，行为经济学从特定的视角出发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解释力的“支离破碎”。
实践是认识的根本来源，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随着实践的不断向前发展，经济现象愈益呈现异质化和复杂化趋势。而且，伴随着人们实践能力和认识水平的提高，更多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被纳入到经济学的研究视域中来，作为社会意识凝练形式之一的经济理论也需要与时俱进。因此，没有开放的理论视野而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奉为圭臬，这种故步自封的做法显然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所以，用新古典经济学统一而精美的理论框架作为批评行为经济学理论体系支离破碎的理由进而否定行为经济学，是不科学的。试图将所有的“异象”强行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做法源于思维观念上的先入为主和思维定势。一些学者抱着对新古典的理论信仰，为维护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而批评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是犯了削足适履之思维习惯的错误。由此，传统范式的“框框”对人们思维的影响之深和束缚之紧也可见一斑。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指出，要辩证地看待行为经济学的“支离破碎”：其一，从理论体系统一的理想标准看，行为经济学是发展中的未完成形态，其当前发展并不是经济理论的终极形态，而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有待于“统一”和完善。其二，从科学发展进程来看，这本身不是什么问题，因为即便是新古典经济学，其统一而精致的理论框架亦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的。重要的是，较之于新古典经济学有统一的框架而在解释力上“支离破碎”，它是一种进步，是经济学发展中的必经阶段，是经济学沿着“行为”这条思路发展中在当前阶段呈现出的必然结果。其三，行为经济学确实也需要研究范式上的革命以在某种程度上消解这种“支离破碎”，而其当前发展是这一革命的必要前提和准备。
三、行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前瞻与路径选择
(一)行为经济学的发展前瞻
行为经济学要解释的“异象”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复杂而且多样。“异象”通常与特定的情境相关，而经济理论的构建包括具体假设的设定，恰恰需要考察生发具体现象和行为的特定情境。换言之，特定的情境会影响到参与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而影响经济结果，从而需要构建不同的理论去解释。Machina给出了一个鲜活的例证：埃尔斯伯格对新古典的主观期望效用理论提出了反例，于是有了解决主观不确定条件下选择问题的次序依赖或Choquet期望效用模型来“解释”埃尔斯伯格提出的反例。但Machina举例证实，在旧的反例被解释后，一些新的决策问题又不能在Choquet期望效用模型下得到解释而成了新的反例(33)。这带来的问题便是，特定的现象需要特定的理论去解释，这就使得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和预测能力受到影响。但是，在“异象”纷呈的情况下，对之视而不见而只是固守已有的理论框架的做法肯定是行不通的，不断地提出新的理论来解释新反例，是理论解释走向“统一”的前期阶段。
凯莫勒等指出，行为经济学的目标是发展出更好的工具，以便于在某些场合下能同时满足各种用途(34)。一方面，出于消除“异象”的需要，更大的工具箱总比没有合适的工具可用要好。另一方面，行为经济学当然不满足于只是提供越来越大的工具箱，它还需要就如何选择适用的工具提供指导，还需要将更多的工具进行一定的“归并”，从而使行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变得相对“统一”。因此，行为经济学的当前发展也可以说是为了解释“异象”的权宜之计。当前，行为经济学还缺乏更加整合性的理论范式的支撑，这也是客观的现实，它的发展期待并需要理论范式的革命性创新，从而构建明晰、严谨和“统一”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35)。其前提，需要首先对新古典经济学面临的“异象”危机达成一定的共识。在达成共识和理论范式革命性创新之前，我们非但不能否定行为经济学当前发展的学术价值，反而应更加充分地肯定行为经济学在科学传承与发展上的有益探索。形象地讲，行为经济学正在“摸着石头过河”，其关于假设前提的设定、研究方法的选择和分析工具的使用等方面，正在形成“百花齐放”的局面，其理论体系也正处于快速的扩张、调整和构建期。无疑，这是它最终实现范式革命的必要准备和必经阶段，因为，任何科学理论的进步，都包含对以往理论的继承，都是对已往理论的扬弃和发展。
(二)跨学科交融和相邻学科的协同创新与行为经济学的未来发展
行为经济学从诞生之初就决定了它的跨学科性质，它是心理学与经济科学的有效结合，也因此常被称为心理学的经济学或经济学的心理学。一门学科的产生和发展进程同时取决于客观现实的需要和当时相关与相邻学科的研究进展。就相关学科来看，心理学的主流从行为主义转向认知心理学以及认知心理学有关不确定条件下人们如何判断和决策的研究进展，有力地助推了行为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就相邻学科来讲，行为经济学与实验经济学、神经经济学等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正行进在互相借鉴、互相支持和协同创新的道路上。突破学科间壁垒，继续不断地吸收相关学科已有的研究成果，与相邻学科积极互动、加强合作、协同创新、互相促进，是行为经济学实现快速发展的路径选择，这也将有助于其系统化发展，对经济现象提供一个相对统一的解释框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其“支离破碎”。具体而言有以下两点：
1.学科交融和协同创新是行为经济学合理设定假设前提的重要依据。经济学在进行规范分析时，要基于具体的经济目标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需要揭示复杂经济现象背后变量之间的逻辑关联、因果机制和作用路径。因为，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并不等价于逻辑上的因果关联，若以虚假而非真实的因果链条为依据提出对策建议，势必事与愿违，甚至可能与政策目标背道而驰。那么，假设的现实性就是至关重要的。凯恩斯对此就指出：“我对经典经济学的批评并不在于其分析有什么逻辑错误，而在于该理论暗含的几个假设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满足过，故不能用该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36)
行为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目前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但并不局限于此。生命科学、生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等学科的研究，都可以为行为经济学抽象出合理的假设提供有价值的借鉴，使其建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37)。事实上，测定心率、血压等生理指标，观察皮电反应、瞳孔扩张等生理现象已经应用在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研究中，核磁共振成像(fMRI)和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PET)等脑科学技术手段也被采纳。在Fehr和Schmidt的不均等厌恶模型中，代表性个体从自身绝对收入中获取正效用，但从与其他个体的收入差异中获取负效用(38)。与之相呼应，Fliessbach等晚近的研究发现，社会比较会影响人脑腹侧纹状体与奖励有关区域的活动，从脑神经科学的角度说明了社会比较具有生物学基础(39)。卡尼曼和特维斯基发现人们存在损失厌恶的心理规律，这是他们前景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来自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在与多巴胺系统相连的脑区中存在神经损失厌恶，并且它与行为的损失厌恶显著相关(40)。藉此，我们认为，跨学科的交融和学科间的协同创新将为行为经济学合理地设定假设前提提供有价值的指导，从而使得理论的构建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
2.学科交融和协同创新是行为经济学理论检验和完善的重要手段。理论能否解释和预测现实，解释是否科学有效，预测是否准确一致，最终还要靠实践去检验。理论结论常常是建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而经济变量之间通常存在着复杂的因果关系网，基本上不可能人为控制特定因素，这时，检验理论的重要手段是Haavelmo的自然实验思想——对观察到的非重复性经验数据进行计量分析(41)，但这种方法也是有局限性的。而近三十年来，经济学的实验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甚至可以说已经悄然成型。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承认，实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想要解释的现象。实验的方法有因素可控性和可重复性等优点，作为计量分析方法的有益补充(42)，它有助于准确有效地检验和比较经济理论，揭示现象背后的作用机理，据以对已有理论进行甄别、修正和完善，甚至能够发现新的经济规律，催生新的理论。快速发展的实验经济学在实验设计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正可以被行为经济学的实验研究所借鉴。反过来，行为经济学不断的理论创新和政策建议也会进一步激发实验经济学的实验设计，从多方面促进实验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
另外，神经科学、认知科学等都可以从不同侧面检验行为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也值得被行为经济学所采撷和利用，行为经济学与神经经济学、认知经济学等经济学新的分支的协同创新也存在着广阔的空间，值得在这些方向上做一些努力，以推动行为经济学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四、结语
本文中，我们提炼了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并进行了阐释，进而对其所呈现的“支离破碎”表象进行了全面和辩证的分析，一方面意在破除学界对经济学以及行为经济学理论本质的表象化理解和对理论体系的狭隘化认识，另一方面也意在通过对行为经济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和思路进行前瞻性思考引发学界更深层次的关注，从而推动行为经济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笔者认为，本文所提问题的辨析和澄清，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到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科学性，明晰经济学发展的理论脉络和演进逻辑，避免僵化地将新古典经济学视为经济学的全部以至于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如行为经济学)及其有用性和有效性视而不见，破除一部分人囿于对西方经济学的狭隘理解而武断地认定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的。这有益于促使我们以更开放的心态及时而全面地学习和借鉴国外最新的前沿理论，丰富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体系，与我国的现实国情有机结合，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只有科学的理论才能科学地指导实践。行为经济学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至少还在于：其一，它的理论本质使得这门学科更加有用，能够更有效地解释和预测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经济现象，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因果机制，而这恰恰是比较不同政策工具的福利结果，并根据具体目标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进而使政策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前提。其二，行为经济学对参与人的多维特征进行了更科学和全面的揭示，比如对人同时存在利己与利他二维正交动机的揭示，启示我们可以通过制度的合理设计激发利他动机，而通过教育则可以积极地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有助于抑恶扬善，促进合作秩序的扩展。其三，行为经济学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客观经济指标，对于主观指标也给予了格外的关注，深化了人们对公平、贫困等概念的理解。关心人们的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是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是社会和谐的题中之意，因此，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促进收入分配公平、提升国民幸福、实现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社会的包容性发展也有有益的启示。
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对情境因素给予了更多的关注，而我国是一个恰好处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三重转型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因此，学习和借鉴行为经济学的前沿理论，结合现实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并进而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在作为行为经济学研究宏观问题上的具体应用的行为宏观经济学看来，现实世界之形形色色的不完美(不完全竞争和不对称信息等)在经济学中具有重要地位(43)，这是宏观经济分析的微观基础。非但在短期，即便是在长期，市场依然无法出清。相应地，在政策主张上，这一理论强调必须要有政府适时合宜的调节而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政府的干预具有提高宏观经济稳定性和经济福利的潜力，这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政府有力调控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①Diamond P. and Vartiainen H.，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②之所以说是“还原”，是因为在新古典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就已经有了从心理因素着手分析其对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影响的观点和思想，比如，行为经济学中的“损失厌恶”观点早在斯密的《道德情操论》中已有呈现，参见Kahneman, D.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orporation, 2006。
③Luca Zarri,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Two 'Souls': Do They Both Depart from Economic Rationality?"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39, No. 5, 2010.
④Drew Fudenberg, "Advancing beyond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4, No. 3, 2006.
⑤参与人的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具有情境依赖性，因此对行为动机、行为能力的合理抽象需要考虑行为环境，也因此，我们以系统的视角将行为环境视为参与人不可剥离的特征之一。参见Henrich J.，et al.，"In Search of Homo Economicus: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91, No. 2, 2001; Mark Pingle, "Looking under the Hood: Exploring Assumptions and Find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Vol. 73, No. 1, 2010。
⑥Herbert Simon, "A Behavioral Model of Rational Choic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69, No.1, 1955.
⑦Ebstein R., et al., "Dopaminergic Polymorphisms Associated with Self-report Measures of Human Altruism: A Fresh Phenotype for the Dopamine D4 Receptor, " Molecular Psychiatry, Vol. 10, No. 4, 2005.
⑧Reuter M., et al., "Investigating the Genetic Basis of Altruism: The Role of the COMT Val158Met Polymorphism, " Social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Neuroscience, Vol. 6, No. 5, 2011.
⑨George Loewenstein, "Out of Control: Visceral Influences on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 Vol.65, No. 3，1996.
⑩就行为环境来看，实际上信息通常是无法穷尽的，完全信息只是一种极端情形。鉴于行为经济学目前的主要努力在于修正新古典经济学关于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的假设，我们在这里对行为环境这一特征不作过多展开。但显然，对行为动机和行为能力的考察不能忽视情境因素对它们的影响。
(11)Luca Zarri, "Behavioral Economics Has Two 'Souls': Do They Both Depart from Economic Rationality?" Journal of Socio-Economics, Vol. 39, No. 5，2010。本文所指的“理性”是经济学中定义的理性，并不是我们中文字面上的理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义，理性可被如下三条标准所衡量：(1)偏好满足逻辑学和概率论的基本原理；(2)偏好满足一致性；(3)偏好不受非物质性的或不相关因素的影响。参见Wilkinson N. and Klaes M.，An Introduction to Behavioral Economics(2nd edition)，Palgrave Macmillan，2012。
(12)Camerer C. and R. Thaler, "Ultimatums, Dictators, and Manner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9, No. 2, 1995.
(13)Forsythe R.，et al.，"Fairness in Simple Bargaining Experiments,"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 Vol. 6, No. 3, 1994.
(14)Fehr E. and K. Schmidt, "A Theory of Fairnes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4, No. 3,1999.
(15)Camerer C., et al.,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3, No. 1, 2005.
(16)Loewenstein G. and T. O' Donoghue, "Animal Spirits: Affective and Deliberative Processes in Economic Behavior," CAE Working Paper, 2004.
(17)Camerer C., et al., "Neuroeconomics: How Neuroscience Can Inform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3, No. 1, 2005.
(18)Bourgine P. and Jean-Pierre Nadal, Cognitive Economic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pringer, 2010.
(19)Rabin M., "A Perspective on Psychology and Economic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 46, No. 4-5, 2002.
(20)Camerer C., et al.,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1)Pesendorfer W., "Behavioral Economics Comes of Age: A Review Essay on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Vol. 44, No. 3, 2006.
(22)Kahneman D. and A.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s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Vol. 47, No. 2, 1979; Tversky A. and Kahneman D., "Advances in Prospect Theory: Cumulative Representation of Uncertainty," Journal of Risk and Uncertainty, Vol. 5, No.4, 1992.
(23)Camerer C., "Prospect Theory in the Wild: Evidence from the Field," in Camerer C., et al., Advances in Behavioral Economic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4, pp. 148-161.
(24)Laibson D., "Golden Eggs and Hyperbolic Discounting,"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12, No. 2, 1997.
(25)Jordi Galí, "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 Consumption Externalities, Portfolio Choice, and Asset Prices,"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26, No. 1, 1994.
(26)Akerlof G. and Yellen J., "The Fair Wage-Effort Hypothesis and Unemploymen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105,No. 2,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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