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论基拙有实践哲学、交往理性、共识性真理观、言语行为理论等等，但是交往观是始终贯穿在建构主义的各个理论基础之中的。探讨了交往观是如何体现、贯穿、连接各个理论基础的，并坚持以语言为本体，最终实现正确、合理的理想的交际。
我国的翻译研究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到%年代后期，经历了语文学研究阶段、结构主义现代语言学阶段、解构主义阶段，而这几个理论都有其缺陷与限制，要么是语言决定论的极端，要么有主体意志过分张扬的弊端。在对这些翻译研究范式的批判与反思基础上，有学者提出了建立建构主义翻译学来解决原有这些理论所存在的问题。
所谓建构主义翻译学，是一种以交往理论为基础，以建构主义思想为指导的翻译研究，并把这一研究对象作为独立的学科知识体系来建构，是一种重建性质的研究。它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真理观是共识性真理，语言学基础是言语行为理论。所有这些理论基础都是和交际理论分不开的，都是在言语行为中来研究，可以说，建构主义翻译学虽然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回归到语言研究的间题上来，要以语言为研究主体，但是也是非常强调翻译活动中的交际交往问题的，并且交往观始终贯穿在建构主义的各个理论基础之中。
从哲学基础上来看，以前的翻译研究如传统语文学、结构主义语言学、解构主义翻译研究，都有着各自的哲学基础。语文学的翻译研究是与古典知识论哲学和直觉主义哲学密不可分的。它的缺陷是不能给我们提供更多方法论的东西。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研究主要依靠认识论主体哲学。但是它过分压抑了人的主观创造性和能动作用，是静止和封闭的。解构主义翻译研究的哲学基础是哲学解释学，而哲学解释学的语言观是一种元语言学的语言观，只是对语言自身的反思，而不指向现实世界。这是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一部分，忽略了对语言的研究，而主要关注翻译活动中其他次要因素。比如西方有些学派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建构主义的翻译研究指出:就翻译研究而言，对语言之外的各种要素的关注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是如果要想建立起翻译学的知识体系，语言要素仍是最主要的要素，离开对它的研究将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任何翻译活动都是以语言作为主要媒介的。建构主义的翻译研究在哲学基础上是从理论哲学向实践哲学的转向。这种实践诠释学是一种本体论的真正回归，是回到人的社会实践。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人类交往实践，而交往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实践活动，所以翻译研究的哲学基础只能是实践哲学。人的生存实践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生产实践，一是交往实践。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中，人们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主要是人们的社会交往实践，它主要是一种理解与解释的活动。哲学的实践转向帮我们走出了原文与译文文本的对立关系，走出了观念文本，从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实践的角度来观察翻译活动，把它看成是人类交往实践的重要形式，是一种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共享，是一种文化间的互动性活动。交往是社会进步的巨大动力。只有这样来认识翻译，才能寻找不同文化间交往的普遍性规律和合理的交往模式。
交往活动的核心是理解，而理解是借助语言来实现的，所以翻译也不能偏离对语言本体的研究，要把关注点放在实际中使用的语言，即言语问题上，要以对话式的日常语言为研究对象，探讨言语行为的内在规律，使语言成为沟通观念性文本和现实文本之间的桥梁。建构主义从原来其他翻译研究范式的语义—句法翻译模式变成语义—语用模式。在具体的翻译活动中，我们就不能不关注语境问题。它是这种转变的具体体现。人们在长期的社会交往实践中要遵循两种规则或者规范，一种是构成性规则，让人们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另一种是协调性规则，这才能使人们说出得体的言语。前者是人的语言能力问题，后者是人的交往能力问题。这些协调性原则是根据语言规律和社会行为规范构建的。享有同一文化并操同一语言的交际双方为达到互相理解，顺利进行交际的目的，都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这些原则。自觉得遵守原则者，指受过交际和语言的专门训练，懂得恰当进行交际并自如得使用语言的人;不自觉地遵守原则者，指未受过交际和语言的专门训练，但在统一社会及语言环境中生活的人。他们在同一环境中进行语言实践，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久而久之交际和使用语言的规则便自然成为其交际的原则了。翻译是一门交际艺术。既然在社会语境中，人们说话是一种交际的过程，在翻译时我们也要注意把这种交际的信息表达出来。翻译过程其实涉及到两个阶段:一是译者与原文作者的交际阶段，即译者阅读，理解全文的过程，交际的媒介是原文;二是译者与译文读者的交际阶段，即译者进行翻译表达和读者阅读与接受译文的过程，交际的媒介是译文。如果说达不到译者与原文作者的同一，达不到译者与读者的同一，读者就会难于理解或接受原文，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比如(红楼梦》英译本里有一处用语不得体的问题。在“金鸳鸯三宣牙牌令”这一场面中，贾母所行令中的一句“这鬼抱住钟馗腿”译作“坊hislegtheghost-catcherhe’scaught"，将刘姥姥的“大火烧了毛毛虫”译作“abigfirebumsthehairycaterpillar"。贾母身处贾府多年，大小场面都经历过，文化虽然不高，谈吐却句句文雅，而译文却将“钟馗”译作俗语“ghost一catcher"，显得贾母无知且浅薄。而刘姥姥是个粗俗朴实的农村老妇，没有文化，没见过大场面，却能说出“caterpillar”这个拉丁学名来，让人觉得困惑了。这就让人物角色说出了不得体的语言，没有实现原文要刻画的两个人物形象，没有达到交际的目的。
建构主义翻译学的理性基础是交往理性，是一种理性的重建，完全不同于语文学的直觉主义的非理性基础，结构主义的目的一工具理性基础，解构主义的怀疑主义反理性基础。这三种理性基础都有着各自的局限性，在翻译活动中显现了不同的矛盾。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与交往活动，是属于人类社会交往活动中的精神交往形式，应该遵循社会规则和规范，遵循理性原则。那么在交往活动中的理性原则自然就应该是交往理性了。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理性基础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他认为，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是道德理性，又称实践理性，核心内容是承认和尊重一定的规范标准。同建构主义的哲学基础一样，同样要求在人际交往中的言语者使用最得体，恰当的语言，要遵循语言规则之外的协调性规则。我们在翻译中就要注意不但要译出正确的句子，还要译出得体的句子。例如“weknowwhatyouhavedone"这句话，如果是警察审问疑犯，可译为“你干过些什么，我们是很清楚的。”但在实际情况中，周恩来曾对已退休的澳大利亚工党议员说的这句话，却被翻译成“你做过些什么，我们是知道的。”这样翻译就完全忽视了语境，违反了协调性规则，甚至会引起误会。鉴于目前翻译领域中存在的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即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中间的不平等，一种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这种交往理性有助于建立平等互重的翻译模式。
不同的翻译研究范式起真理观是不同的:语文学是以心灵真理观为基础;结构主义范式是以符合论真理观为指导;解构主义范式以本体论真理观为依据;建构主义的翻译学研究是以共识性真理观为指导的。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就是以共识性真理观为真理基础的。共识性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性与主客间性的统一。在主体间的交往中，人们不仅要尊重语言的规律性，更要承认和服从社会所认可的规则。在真理观理论中，同样强调语言的协调性规则。人们在交往中不是以陈述是否与事件相符为真假的判断依据，而是参与者对沟通事件背后的理据有共同的理解并且接受其有效性。哈贝马斯的共识性真理观要求在共同体内如果要达到共识，就要有交往，交流，争辩与商讨，要靠一贯理想的语境，这种语境要求所有参与者既有语言能力又有交往能力，彼此遵循语言使用中的协调性规则才能使交往各方达成共识。看这样一个例子:
"he’sbeeninhis~allday,”thelandladysaiddownstairs."iguesshedon’on，yououghttogooutandtakeawalkonnicefalldaylikethis,buthedidn’tfeellikeit.。”
这是海明威的著名小说’ihekillers的一段对话。房东太太显然文化层次很低，与其说话风格(如语法错误“hedon’t")相吻合。如果翻译成:
“他整日在房间内，”房东太太在楼下说。“我估计他感到不适。‘安德先生，你理应出去散步，这样的大好秋光是很适宜散步的’，但他不感兴趣。”
这个译文就是不成功的，不等效的，我们看到的好象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说话文给给的贵夫人了。如果改译成:
“他整天呆在屋里，”房东太太在楼下说。“我猜他不舒服。‘安德先生，你应该出去散散步，这样好的秋天气候，散步多适宜啊!’可他不感兴趣。”
这样就符合其语境了，反映出了说话人的人物形象。
共识性真理观有利于翻译研究的语用学转向。哈贝马斯采用了言语行为理论作为交往理论的语言学基础，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翻译的本质，体现翻译活动的特点，有助于把传统的语义一句法模式转变为语义一语用模式。哈贝马斯提出的普遍语用学理论，肯定了奥斯汀和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指出我们说话实际是一种社会行为，我们不仅要说出让人理解的句子，即遵循语义一句法的构成性规则，同时还要具有交往资质，知道如何进行正确交际的社会性规则与规范，即语用规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遍语用学的有效性要求，即陈述问题的真实性，人际关系的正确性或恰当性，表达自我时的真诚性等有效条件。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的理解和解释活动，是跨文化的，也是跨语言系统的。翻译文本的语境是一种可能性的语境，是一种开放的语境。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只能在这种可能的语境中进行。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翻译观中，一切与语言内部结构无关的因素都被排除在外，言说主体是价值中立的，语境被视为理想的，而非开放的。解构主义的元语言学具有形而上学性质，不是经验语言学范畴，而翻译中使用的语言学的现实世界的，是经验性的。我们实际使用的语言是言语而不是封闭的语言，是索绪尔所说的外部语言学，是有言语主体和实际语境参与的语言。他认为言语是没有规律的，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在实际使用中，人们要遵循语言使用的协调性规则，言语行为是社会性行为，是有规则的。这种语言学理论即言语行为理论是建构翻译学的语言学基础，既是经验的，又是开放的，克服了前两种语言观的缺陷与不足。言语行为理论是从语言表达层面与人际关系交往层面同时展开的，语言表达的正确性与交往关系的得体性有机结合。在实际交往中，只说出语法正确的句子是不够的，还要选用得体的句子，比如语气，表达方式，称谓的使用等等，这种能力是一种交往能力，是人们在长期实践中掌握的。再看.7m1c1的’lfieopenwindow中的这样一句话:
"myauntwillbedownpresently，mr,nuttle"，saidaveryself一possessedyoungladyoffifteen,"inthemeantimeyoumusttrytoputupwithme.”
有人译作:
“纳特尔先生，我姑姑一会儿就下来，眼下由我来陪你。”说话的是一位稳重老练的小姑娘，年纪只有十五岁。
文中的nuttle是一位落魄的神经病患者，遵医嘱四处拜访一些名望贵人来作为治疗。所以人们都以一种降尊纤贵的态度对待他，言谈中的鄙夷溢于言表。文中的这位小姑娘的话就体现了这点。她言语中的putupwith隐含着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所以不能简单的译成“由我来陪你”，最好译为“此刻你恐怕得委屈一下，让我来陪你一会儿。”
在翻译活动中，涉及到译者与作者，读者之间的关系，处理译语文化与源语文化的问题，译者不论处于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都应遵循平等交往，知识共享的原则。现在出现的“文化转向”说法，只是翻译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把文化研究与语言研究相结合，研究本体仍然不能脱离语言本身。
以上分别论述了建构主义翻译学的各个理论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不论是哪个理论基础，都非常强调交往原则。即人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的，避免不了社会实践活动。而翻译是这些实践活动中的一种。在交往中，人们就必须遵循交往的规则，受到一定的制约。人们的话语或言语就要得体才行。在翻译中，具体就体现在要考虑语境的作用和影响。因为语境是翻译的基础，翻译取决于语境，这已成为翻译界的定论。由此我们知道，要建立建构主义的翻译学，就要时刻抓住交往理论这一基础，坚持以语言为本体，实现正确的、合理的、理想的交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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