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外交地位逐渐增强，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话语权。然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凸显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依赖于投资和出口的增长模式的弊端。一方面，虽然投资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最为直接有效，但投资需求只是中间需求，不是最终需求，难以发挥经济发展的导向和持久拉动作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向更深层次发展，中国企业从世界金融市场上获取资金将越来越困难，外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逐步减弱。对投资尤其是外资的过分依赖，国民经济将缺乏持续增长的后劲。另一方面，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不但使国内资源被国外企业所利用，而且国内经济容易受制于国际市场，一旦出口受挫，而内需尚未启动，将造成本国经济增长减慢甚至萧条。特别在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国外消费者的稳定预期和消费能力的逐步减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国的出口，使中国的外贸行业产能过剩，引起企业资金周转危机，甚至破产倒闭。鉴于此，中国应反思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透析30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沉淀积累下来的弊病，探寻投资和出口拉动增长模式中潜藏的不稳定因素，将国际金融危机作为优化经济结构、提升产业层次、增强金融实力的契机，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拉动向消费需求拉动的转变。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由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拉动既是中国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的战略选择，也是中国今后必须长期坚持的政策方针。因此，比较研究中国与其他具有代表性的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主动力，不仅可以为经济增长模式理论提供有益的补充，也可以为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节梳理国内外学者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相关研究，并进行简要的评析；第三节对本文使用的方法和数据进行了说明；第四节运用灰色关联法比较分析中国与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四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差异；第五节提出相关扩大内需的政策建议。二、文献综述与评析国外学者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结论可以归纳为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不应过度强调出口导向的作用，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后，增长模式应该从外需拉动转为内需拉动。克莱恩[1](Cline，1982)认为，受国际市场需求限制，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实行出口导向增长战略从而进入工业化国家是不现实的。开普林斯基[2](Kaplinsky, 2000)和埃尔图科[3][4](Ertuk, 2001, 2002)提出，出口导向战略引起了制造工业产能过剩，从而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化增长。帕利[5](Palley, 2002)指出，在过去二三十年东亚国家遵循的出口导向增长模式作为最优增长战略最终是失败的，出口导向增长战略对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前景产生危害，因而需要产生一个基于国内需求导向增长的新的增长模式。布莱克[6](Blecker, 2003)也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强调出口导向增长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基础，在目前的体制条件和宏观经济政策下不可能实现所有国家共同增长。第二种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该坚持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战略。巴拉萨[7](Balassa, 1989)认为，通过向资本密集型出口的积极转变会改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竞争，而且发展中国家成功出口将增加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进口。第三种观点是扩大出口和扩大内需可以兼容，二者共同推动一国的经济增长。费利佩和贝克[8](Felipe and Bank, 2003)认为出口导向增长战略(ELG)和国内需求导向增长战略(DDLG)并不是不相容的两种战略，关键不在于区分ELG和DDLG两种模式，而是要探寻限制增长的原因，找到ELG和DDLG之间的最佳结合点。国内学者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但转变的方向略有不同。江小涓[9](1999)认为，中国可以通过利用外资促进经济增长方式从主要依靠增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夏和平和王邦宜[10](2006)认为，中国低水平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但消费拉动型和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也不是当前中国的现实选择，未来应当采取以设备投资拉动为主、兼顾消费的经济增长模式。邱晓华等[11](2006)认为，要实现持续高增长，在保证资源供给的同时，必须改变过去主要依靠投资扩张、资源高消耗等来推动经济高增长的态势，要以扩大消费来代替资本的过度投入。熊必琳等[12](2007)认为，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关键，要保持经济快速、平稳、可持续增长，增长模式就要努力实现从“投资主导”到“消费主导”的转变。对于中国为何一直无法扩大内需，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袁恩帧[13](2001)认为中国有效需求不足主要是供给与需求结构的不衔接制约了需求潜力的释放。陈躬林等[14](1999)认为有效需求不足是体制问题，中国应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尤其是产权改革，遵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尽快退出竞争性领域，对非公有经济要从政策上和制度上给予优惠、扶持，解除限制中小企业发展壮大的制约因素。茅于轼[15](1999)认为信用不足是导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中国应该建立低成本的信用记录，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而不能简单地使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以免浪费资金降低投资效率，加大银行的信用风险。康静萍[16](2000)认为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是造成中国宏观经济中总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中国应利用税收等财政手段调节收入分配，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增加整个社会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而增强全社会的消费能力。许生[17](2009)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根本环节在于有效扩大国内消费需求，财税政策相应地要由稳健转向结构性扩张。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心理预期、消费观念等角度探讨了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综合上述可见：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小国经济，而中国经济是一个大国经济，国内资源要素禀赋相对充裕，市场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前景广阔，改革开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为扩大内需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良好的制度保障，因而国外学者的一些观点不适用于中国。国内相关研究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探讨更多侧重于定性分析，同时国内学者关于经济增长模式的研究，更多关注如何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较少探讨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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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与现实依据。本文主要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实际，利用灰色关联法深入探讨大国经济的增长模式以及大国之间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差异，从而为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供有意义的科学依据。三、方法选择与数据说明(一)方法选择灰色关联分析是“灰色系统理论和方法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透过各种系统发展变化的随机性和表面现象，揭示系统之间、因素之间、系统与其因素之间关系的本质特征，形成明确概念的一种有效方法。”[20]笔者认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影响因素——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的关系错综复杂，经济统计指标不能充分说明它们之间的本质关系，尤其是在动态发展过程中，表面的现象以及变化的随机性容易使我们在认识、分析它们的关系时，得不到清楚的、全面的、正确的结论。灰色关联法对于一个系统发展变化态势提供了量化的度量，适合于动态的发展历程分析。与直观的经济统计指标相比，灰色关联法有助于我们把握经济活动之间的本质联系。(二)数据说明中国、美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和墨西哥是世界上国土面积超过100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超过1亿的5个人口大国，其中4个是发展中国家，1个是发达国家，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对5个国家经济增长主动力的考察阶段是1990-2008年，所有的原始数据均来源于《国际统计年鉴》①。由于《国际统计年鉴》中没有各国2007和2008年的总投资、总消费及净出口拉动率的数据，我们通过以下公式求得：总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总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其中：总投资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总投资增加值/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总消费拉动率和净出口拉动率的计算方法类似。四、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国际比较总投资和总消费是反映内需的指标，净出口是反映外需的指标。通过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之间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得出这些国家内需和外需对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影响大小和重要程度。虽然这些数据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与其内需、外需的关系，但是一国的经济增长受诸多因素影响，这些原始数据仅仅体现了变化的随机性和偶然性等表面现象，未能清晰地揭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之间的本质联系。因此，本文运用灰色关联法来比较研究5个国家经济增长主动力的差异，从而更直观、有效地考察这些国家内需和外需对其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继而为中国对内需和外需倚重倾向的取舍提供借鉴。首先，对5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的原始数据进行均值化变换，所谓“均值化变换”就是先分别求出各个序列的平均值，再用平均值去除对应序列中的各个原始数据，得到新的数据列，即均值化序列。数据进行均值化变换处理后，成为可比较的数据序列。的时刻，则关联系数为最小值。因此，关联系数的范围是0＜L≤1。根据灰色关联系数序列，就可以绘出灰色关联曲线，从而更加直观地反应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先运用公式(1)分别计算出5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序列与其自身、总投资拉动序列、总消费拉动序列、净出口拉动序列的灰色关联系数(限于篇幅，具体结果略)。然后我们根据灰色关联系数制作出5个国家199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图，其中横纵表示年份，纵轴表示灰色关联系数，图1—图4的图例与图5的相同，具体见图1—图5。图1 中国199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图2 美国1990-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图3 印度199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最后，计算灰色关联度。灰色关联法除了灰色关联系数和灰色关联曲线两个指标外，还有一个综合性的定量指标，即灰色关联度。关联度是对于两个系统之间的因素随时间变化的关联性大小的量度，是两个比较序列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的平均值，计算公式如下：图4 印尼199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图5 墨西哥1990-2008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与其自身、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通过灰色关联系数、灰色关联曲线以及灰色关联度，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其一，5个国家的总投资拉动和总消费拉动的灰色关联系数绝大多数大于净出口拉动，体现在灰色关联曲线上就是5个国家的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距离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灰色关联曲线最远，且呈现出明显的波动性，而总投资和总消费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灰色关联曲线相对更接近，也更平稳。但相比其他4个国家，中国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没有显现出巨大的波动，相对较平稳。其二，在大多数年份，美国、印度、印尼、墨西哥的总消费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位于总投资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之上，而中国刚好相反，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中国总投资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始终位于总消费拉动的灰色关联曲线之上。其三，对于美国、印度、印尼、墨西哥这4个国家，三项因素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关联度大小的先后次序是：总消费拉动＞总投资拉动＞净出口拉动，而中国的情况是：总投资拉动＞总消费拉动＞净出口拉动。此外，中国的净出口拉动的灰色关联度高于其他4个国家。五、结论与政策建设根据上面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以上几个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主动力均来源于国内需求，内需对经济增长起主要作用，外需起次要作用，而且内需的作用比外需稳定。因而不断培养和挖掘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保持大国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重要途径。第二，在内需方面，不同国家的增长主动力是存在差异的，美国、墨西哥、印尼3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源于国内强劲的消费能力，印度的经济增长动力既来源于国内的消费需求又来源于国内的投资需求，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源于国内的投资需求。中国投资对经上一页[1][2][3]下一页
济增长的贡献大于消费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对投资的高度依赖，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强劲的投资支撑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消费需求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第三，在外需方面，相比其他国家，净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并且较稳定，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经济对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高度依赖，另一方面也表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需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简言之，人口大国经济发展可以也应该立足于国内市场需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大国经济国家，应将国内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但同时中国又有别于其他4个国家，拥有更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因此，中国应加快形成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同时积极利用外需共同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促使经济稳定、持续发展。然而，相比于其他人口国家，中国的消费需求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显然，不论作为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还是作为人口大国的天然优势，发展国内消费需求对中国经济的稳健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那么，如何增加消费需求，实现内需的扩大？我们认为，主要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第一，培育就业能力，创造就业机会，增加居民收入。“就业是民生之本”，有就业才有收入，有收入才能启动消费需求。没有就业的扩大，没有收入的增加，刺激消费需求将缺乏扎实的物质基础。因此，一方面要选择适当的金融、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鼓励自主创业，合理利用就业资金和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另一方面，要注重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投入，促进教育公平，优化教育结构，注重对农民工和下岗工人的各种技能培训，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资本保障。中国应争取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形成扩大需求与培育需求良性互动的局面。第二，完善分配制度，缩小收入差距。在中国当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背景下，提升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无疑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在初次分配环节，应积极探索收入分配向低收入群体倾斜的有效办法，特别要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建立健全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通过“扩中”，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分配格局；限制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经营者不适当的“高收入”，最大限度地减少分配不公，防止两极分化。在再分配领域，要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的杠杆作用，提高个税起征点，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加强对高收入群体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还应适时开征遗产税；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国家财政更多地向欠发达地区提供公共产品，向困难群体提供救助。在第三次分配领域，要制定相应政策，激励先富起来的人捐资助学、捐资济困等。第三，健全社会保障，稳定居民预期。当前居民消费需求下降的一个深层次制度性原因是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和改革的严重滞后，居民的养老、失业等未来支出预期增加且不确定，加之住房、教育、医疗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造成居民的即期消费大幅减少，银行储蓄存款却逐年增多的后果。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和不统一，严重降低了居民即期消费的欲望，导致市场消费需求疲软。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稳定人们的生活预期，提高社会边际消费倾向，从而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因此，中国应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和完善，降低居民未来支出，稳定居民心理预期，提高即期消费水平。注释：①原始数据中5个国家2006年的数据都缺失。此外，由于没有美国2005-2008年总投资、总消费、净出口拉动的数据，因而对美国的考察阶段是1990-2004年。上一页[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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