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是否具有响应关系，是促进经济增长和推动城市化发展的理论前提。采用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吉林省1972—2013年人均GDP和城市化的响应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吉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存在双向互动关系，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但是，吉林省经济增长在近两年呈下行之势，城市化速度较为缓慢，这种互动作用将趋缓甚至消失。吉林省应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重新形成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互动之势。 .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提高所起的推动作用已得到广泛认可，但城市化对经济增长是否具有同样的作用，还在持续探讨之中。城市化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热点问题，被政界、学界寄予厚望，“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城市化是中国最大内需”等论断不断出现。依照这些论断的内在逻辑，城市化和经济增长间具有明显的因果关系，不断推进城市化，就能保证经济稳步增长，城市化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不竭动力。在全国经济步入新常态后，东北三省经济出现整体性大幅下滑，2014、2015年，吉林省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下降幅度较大，而且低于全国经济增长平均水平，在各省排名中居于倒数。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研究吉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间的互动关系，即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响应机理，对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均有现实意义。
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关系相关理论
城市化是伴随着工业化发生的自然历史过程[1]。从世界范围来看，前工业化时代虽然出现了城市，城市也进行贸易活动，但总体上仍处于农业社会，城市化进程缓慢，水平较低。工业化开启了城市化时代的大门，工业和服务业是城市化的内部拉力;同时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产生的大量剩余劳动力，成为城市化的外部推力。在拉力和推力的共同作用下，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不可避免地发生和发展着[2]。
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更多的企业集聚于城市，交易成本的降低、信息的共享、知识的外溢等因素使企业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城市中形成了集聚经济，对劳动力产生更大需求[3]。当本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不足时，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补充需求缺口，在实现充分就业的前提下，意味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另外，政府利用获得的更多税收，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等公共物品的投资，城市硬件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使企业进一步节约了成本，从而吸引更多的企业集聚于城市，形成一种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正向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的关系中，经济增长是因，城市化是果。经济增长(人均GDP)与城市化水平之间的高度正相关关系已经被国内外学者所证明[4]。
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并不是单向的，城市化反过来也促进经济增长。在城市化产生的集聚经济中，企业和个人需求又带动了相关行业的发展。其一，由于企业的集聚，对金融、保险、物流、信息等服务业的需求增加，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其二，由于大量人口集聚于城市，对消费品、服务产生多元需求，与此相应的商贸业和服务业发展起来，形成一种城市化对经济的反作用。综上所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互动关系：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的推进反作用于经济增长，在这两种作用的累积循环中，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经济持续增长。需要保持清醒认识的是，在这种双向互动关系中，经济增长首先是因，城市化是果，如果没有企业集聚带来的规模效应，就不会产生对劳动力的持续需求，更不会产生对商贸和服务业的拉动。如果将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倒置，可能会出现城市化与经济增长脱节的现象，如拉美国家曾经经历的过度城市化，并由城市贫民滋生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因此，城市化促进经济增长有着严格的前提条件，即首先要有企业在城市集聚，形成原始动力，才可以“发动”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循环。否则，单纯的“造城”，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还会出现“空城”“鬼城”，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潜在风险。
二、吉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概况
吉林省作为国家老工业基地，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装备制造业是其重要的传统产业，特别是汽车、石化产业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吉林省已经形成以高速动车组、轨道客车、农机装备制造、换热设备制造、煤矿采选设备制造、石油机械、起重运输、电力设备等为主导的装备制造业体系，产业基础较为稳固[5]。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吉林省在内的整个东北地区出现经济增长乏力现象，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出现较大波动，一些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3年，国家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以来，吉林省经济稳步上升，2003—2013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2008年，吉林省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全国6.4个百分点。2011年开始，吉林省经济增速出现快速回落，到2013年仅比全国平均水平高0.6个百分点，2014年已低于全国平均增长率(见图1)，2015年依然如此。
吉林省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工业化在当时处于全国较高水平。工业的发展增加了对从业人口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吉林省早期的城市化水平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6年，吉林省城镇人口占比达到46.9%，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6.5个百分点。此后，吉林省的城镇人口占比提高相对缓慢，特别是在2004—2014年，城镇人口占比仅提高2.5个百分点，2014年被全国平均水平追平，城镇人口占比达到54.8%(如图2)。以目前发展速度来估算，吉林省的城市化水平将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再从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来看，吉林省在2011年达到48.0%的阶段高点，2012年下降为46.9%，2013年略有回升，达47.0%，2014年又下降为46.7%[6]。 从以上经济数据的分析来看，目前吉林省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基本概况为：经济下行的同时，城市化水平出现提升缓慢甚至回落现象。因此，应进一步探求吉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是否存在响应机制，如果存在，是单向响应和还是双向响应。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5，吉林省统计年鉴2011、2015年相关数据
三、数据资料、研究方法
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有总量指标也有人均指标，总量指标如城市或地区GDP值，人均指标则为城市或地区的人均GDP值。较之于总量指标，人均指标消除了城市或地区间的人口规模差异，在不同城市和地区间更具有可比性。本文采用人均GDP值，并将其折算为人均GDP平减指数，以准确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城市化率为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新中国成立后一般采用城市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城市化率，近10年来也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反映城市化率，本文以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代表城市化率。人均GDP和城市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数据均来自《吉林统计年鉴2014》，时间序列长度为1972—2013年(见表1)。吉林省2014年经济出现大幅下滑，在进行数据预处理时发现，加入2014年数据后对实证结果有明显影响，因此将时间序列的终点确定为2013年。1952—1971年，吉林省经济增长受政治因素、自然灾害的影响，出现异常波动，如1960年的人均GDP为289元，到1961年骤降为213元，1972年之后，经济增长趋于正常波动，因此将时间序列的起点确定为1972年。
本文采用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研究方法，探索吉林省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响应关系，以及二者是否为因果关系，计量分析均由Eviews7.2完成。
四、实证分析
(一)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响应
采用时间序列法实证分析吉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响应。时间序列分析法是伯克斯·詹金斯于1970年提出的，这种模型法不考虑以经济理论为依据的解释变量的作用，而是依据变量本身的变化规律，利用外推机制描述时间序列的变化。建立时间序列模型的前提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如果时间序列是非平稳的，建立模型之前应将其变为平稳时间序列[7]。
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是指对任何时间点其均值恒为常数，且自相关系数只与时间间隔有关，与起始点无关。也就是说，平稳时间序列的各观察值围绕均值上下波动，与时间无关。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可采用自相关分析图和单位根检验，前者比较粗略，后者是较为正式的方法。在单位根检验中，有DF检验和ADF检验，常用的方法是ADF检验[8]。
1.协整性检验
只有具备同阶单整性的时间序列才可以建立协整模型，而单整性的前提是时间序列具有平稳性。首先，对LnPGt和lnURt时间序列进行ADF检验。人均GDP平减指数的自然对数lnPGt和城市化率的自然对数lnURt的ADF检验值均大于1%、5%、10%的临界值，应接受原假设，说明lnPGt和lnURt时间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其次，对LnPGt和lnURt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ADF检验。lnPGt一阶差分的ADF检验值小于1%的临界值，拒绝原假设，为平稳序列;lnURt一阶差分的ADF检验值小于1%的临界值，也是平稳序列(见表2)。经过单位根检验，lnGRt和lnURt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具有一阶单整性，即lnPGt～ I(1)，lnURt～ I(1) 。
2.协整模型及检验
依据Engle和Granger提出的协整理论，一些经济变量可能是非平稳时间序列，但它们的线性组合却有可能是平稳序列，假如这种平稳的线性组合存在，这些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被认为具有协整关系[9]。只有协整变量具有相同单整阶数时，才可以建立协整关系，如果不具有相同单整阶数，则不能建立协整关系。两个同阶单整的协整向量，其协整方程可表示为：
五、结论、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结论
1.1972—2013年，吉林省经济增长对城市化水平提高是有响应的，也就是说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均衡关系在经济增长遭遇“断崖式”下行后，会发生改变。城市化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基本没有促进作用。
2.1972—2013年，吉林省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也是有响应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能够促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二者呈现双向互动关系，符合城市经济理论：在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均衡关系中，经济增长是发动机，它带动人口向城市集聚，推动城市化进程持续进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又对经济增长产生反向促进作用。
3.吉林省在1972—2013年形成的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互动关系中，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强于经济增长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由广义差分模型得出的结论为：人均GDP平减指数每提高1%，城市化率提高0.08%;城市化率每提高1%，人均GDP平减指数增长1.25%。另外，从格兰杰因果检验也可以得出类似的结论：在滞后1期时城市化率是经济增长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99.90%，经济增长是城市化率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89.85%。
(二)启示
1.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会破坏经济增长和城市化间的关系。基于1972—2013、1972—2014年所做的实证结果的对比，说明经济大幅下滑使经济增长促进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发动机作用不复存在。从理论上来说，经济增长促进人口集聚，经济大幅下滑则会引致失业、企业外迁等扩散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是一种反向作用。吉林省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发展的趋势也印证了这样的结论。吉林省城镇人口占比由大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到2014年被全国平均水平追平，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在2014年更是出现了下降的状况。由此可见，经济下行所造成的影响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它还会对城市化产生较大影响，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2.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反向作用，在城市化的不同发展阶段作用力是不同的。城市化阶段性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提高与其阶段性密切相关。城市化率为25%～75%的中期阶段是城市化、工业化飞跃发展，第三产业进行性增长阶段。其中又以50%为界，城市化率在25%～50%的中前期，城市人口增长速度具有递增趋势，呈指数曲线攀升;城市化率在50%～75%的中后期，增长速度具有递减趋势，呈对数曲线扩展[4]。吉林省城镇人口占比在2002年就达到50.90%，此后增长速度呈递减趋势，到2014年城镇人口占比为54.80%，13年仅提高3.90%，而同期全国城镇人口占比提高14.24%。由此可见，吉林省城市化水平提高虽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较强，但已经处于缓慢递增阶段，制约了其对经济增长的持续推动作用。因此，吉林省应抓住长春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的战略机遇，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新形成经济增长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城市化又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作者：王晓玲 来源：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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