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需要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作为“母法”的宪法，也需要得到人们的普遍信仰，使其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然而，现实中宪法则扮演着“陌路人”的角色，未能有效实施，与普通民众关系不大，使宪法文化的建构步履维艰。有鉴于此，应综合考量相关因素，诸如经济基础、宪法实施、宪法信仰、传统法文化等的影响，从国家需求层面、个人需求层面，对宪法文化建构进行必要性分析，探索适合我国法语境下的宪法文化建构路径，助益纸上的法变成实际意义上的法。
一、我国宪法文化建构面临的难题
迄今为止，我国尚未形成能有效制约权力、保障人权和维护社会秩序而又自成体系的宪法文化，究其原因，系宪法文化属于舶来品，成型于我国之时，受经济基础、宪法实施、宪法信仰及传统法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其建构过程困难重重。
(一)经济基础薄弱，阻碍宪法文化建构的根本因素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的宪法文化，其形成与发展，也受制于经济的发展程度。长期以来，我国饱受小农经济的束缚，商品经济发展缓慢，滋长了人们的保守观念，致使广大民众视野眼界局限，不愿意去寻求更多的发展机会，阻碍了宪法文化在我国的萌芽发展。同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我国引进宪法文化之时，忽视了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未能发挥宪法文化作为社会意识的推动作用。他山之石，只有根植于文化移植国的土壤后，方能达致攻玉之效果。
(二)宪法实施不力，拖延宪法文化建构的进程
我国现行宪法颁布施行已三十多年，但是，宪法条文的规定是一回事，宪法实施又是另一回事，条文上有规定，如果未能有效实施，也只是一纸具文。同时，宪法作为我国的根本大法，也制约着其他法律的制定与施行。宪法，因其在我国的地位及作用，更多规定的是宏观层面的原则，在司法实践中，很少被直接援引作为判案依据，宪法实施力度不够，不能及时为宪法文化建构补充富有生命力的宪法实践案例，不利于宪法文化建构的渐趋推进。
(三)宪法信仰缺失，制约宪法文化建构的“瓶颈”
信仰，就如同爱情一样，你无法强求获得，它必须基于人们的自觉，趋从身心的依赖。对宪法的信仰，需要一国公民发自内心的恪守，让其成为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现如今，人们更多崇尚的是权力，讲求眼前的实用性，盲目追求权威，肆意拔高人情、伦理的社会作用，而置宪法于不顾，忽视宪法的规范作用，宪法信仰严重缺失。
(四)传统法文化浓厚，成为宪法文化建构中的“拦路虎”
自古以来，我国尊崇孔孟之道，老庄之学，韩非之法治，讲究伦理等级差序，重视国家权力，忽视民众个人权利，传统法文化中缺乏自由、平等和权利理念，与舶来于西方的宪法文化格格不入，成为宪法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拦路虎”、“绊脚石”，严重削弱了我国宪法文化建构的冲力。
二、我国宪法文化建构的必要性分析
(一)法治中国建设的客观要求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首先就要依宪治国，树立宪法至上的理念。一国的法治并不等于一国的法律制度，而且法律制度也不等于法律条文规定的制度，法治是一个配套系统，这个系统由大量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共同构建，相互协调才能有效运转。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决定了其在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宪法文化的建构，也是中国法治建设的必然要求。一方面，宪法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主观存在，对中国法治建设这一浩瀚工程具有指导作用，能有效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宪法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发挥着文化在人们行动中的指引作用，督促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律服务工作者，相互之间的认同感，有助于增强法律共同体的向心力，促进法治中国的建设。
(二)法治思维培养的主观需要
相对法治国家的建设而言，法治思维的培养，则是对民众个人的要求。人不是一种仅仅靠观念就能活下去的动物，而是在观念与社会环境互动中生活的动物。宪法文化在法律文化框架内居于统领地位，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均需在宪法文化的精义涵摄范围内开展，而作为具体行动者的法律人，包括法官、检察官、律师及法律服务工作者，也应在宪法文化精义涵摄的范围内，通过与社会环境互动，培养法治思维，运用法治方式，解决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以满足现实的需要。
三、中国法语境下宪法文化建构的路径选择
一旦一个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改变了，该社会的或者社会某些方面的规则就一定要变化，也一定会变化，依赖对外信息交流出现的法律变革就可能因此成功。我国宪法文化建构的路径选择，应依托于社会形势的变化，既注重量的积累，又要不失时机地促成质的飞跃。
(一)新常态背景下，增强宪法文化建构的经济基础
新常态，是指由过去的状态向一种新的相对稳定的状态转变，是一个优化、调整、转型、升级并行的过程，表现出新的方式、新的趋势、新的状态。宪法文化是舶来品，其赖于生存的基础是商品经济，我国因长期受自然经济制约，商品经济发展缓慢。在新常态背景下，我国应立足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既要辩证分析经济下行的严峻性和巨大压力，也要看到经济发展的光明愿景，适应新常态投资需求，发展动力不足现状，施行分类管理政策，抓住重点项目建设。新常态是一个时期、一个阶段，在此转型过程中，要加强监督，营造积极进取的氛围，促成商品经济的良性发展，为我国宪法文化的建构提供肥沃的经济“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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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进宪法司法化，践行宪法实施，助推宪法文化建构进程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宪法，因地位及作用的优越性，使其远离人们的生活，被束之高阁，成为可望而不可及的“摆设”，难以发挥宪法功能，也阻碍了宪法文化建构的进程。宪法，作为法律体系架构中的一部分，也应当付诸实施，从而彰显宪法“红利”。其一，发挥宪法的“母法”作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审议通过下位法时，应严格把控相关法律与宪法精义是否契合，另外，逐步引进司法审查机制，如果发现已经制定好的下位法有与宪法精义相冲突的，由司法审查部门及时进行违宪审查，并对违宪的下位法做出相应的调整，或撤销，或改变。其二，推进宪法司法化改革，若政府行为有违宪法精义，可依据宪法规定直接进行违宪审查，另外，公布直接援引宪法精义、原则判案的案例作为指导性案例，亦或尝试援引宪法条文直接判案，让宪法文化在宪法实施的敦促下逐步建构起来。
(三)培育宪法信仰，突破宪法文化建构的“瓶颈”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真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宪法的权威，也需要人民自觉的信仰。宪法文化，并不是内源发展于我国本土，而是从国外移植而来，意识形态化的法律移植必定是压迫人的，一种借助宏大话语对民众选择的剥夺和强迫。在我国法语境下建构宪法文化，宪法信仰是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普及宪法信仰，进而削弱强大话语的压迫，使其内化为民众自觉的行为，也是我国建构宪法文化的题中之义。
(四)辩证对待传统法文化，驯服宪法文化建构中的“拦路虎”
传统法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其形成与发展受传统儒道墨法思想的影响，有其局限性，阻碍了宪法文化在我国的生根发芽，然而，传统法文化中，不乏精华成分，对宪法文化的本土化亦有所助益。因此我们应辩证对待传统法文化，汲取其精华为宪法文化建构所用，去其不利于宪法文化建构的糟粕，合力推动宪法文化的本土化进程。
一方面，儒家“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道家祸福相依的哲学思辨，墨家兼爱非攻尚贤的价值取向及法家以法治国的蓝图构想，对我国法治建设影响深远，对我国宪法文化的建构也有所帮助，该部分传统法文化值得我们吸收利用。另一方面，儒道墨法关于伦理等级差序的架构，更多关注的是国家权力的维护，置民众个人权利于不顾，发展至今，屡遭诟病，我们应该冲淡该等观念，树立平等、自由和权利意识，削弱传统法文化中糟粕部分对宪法文化本土化的阻力。
四、余 论
宪法文化本土化的路径选择，既不能盲目地普及宪法文化，因其建构发展需要与一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也不能畏首畏尾，担心触碰“敏感地带”，不敢大胆尝试，勇敢创新，深陷进退维谷之境地。一个制度的正当和合理并不在于其是否百分之百有效，或者是否达到了设计的预期，而在于在社会层面上其收益是否大于其成本。宪法文化在中国的建构，更多需要考量的是，如何将宪法文化这一意识形态，在潜移默化中让广大民众接纳、信仰，形成宪法文化的自觉，最终增进社会效益。
作者简介：万力(1988-)，四川宜宾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刑事诉讼法学与证据法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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