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商品交易过程存在着种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诞生并不仅仅是出于技术性的原因——例如规模经济、范围经济或其他——而是可以协调交易双方的矛盾，避免实际的或可能发生的冲突。无论是一个简单的交易还是复杂的交易，“需要的双重一致性(Double Coincidence of Needs)”(Jevons，1875)耦合冲突都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因此，解决这一困境的结构化过程，不仅仅具有普遍的经济性、技术性意义，而且还凸显出一种特殊的市场治理意义。这种治理意义在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显得尤为特殊。
当前流通学界普遍承认，流通是沟通与协调生产和消费的关键部门，对于解决中国的消费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宋则等，2011)，这在本质上反映了流通协调宏观供给与需求耦合困境的重要功能。因此，把流通过程作为一种重要的机制进行必要的思考是一件十分富有价值的事情。在稳定性偏好、理性与均衡的假设下，基于欧几里德的确定性空间，人类的交换行为可以简化为简单的需求—供给的耦合问题，通过把信息与交易成本问题作为一项服务流的投入—产出来模型化，这样就可以将交换/流通问题统一纳入到生产过程的新古典范式中去。此时，交换过程就退化为了时空中的一个点，交换过程分析就可以转化为交换的约束条件问题。后者一旦明确，交换本身就只是一个在规划问题中寻求最优解或均衡点的过程，一旦解集非空，交换的耦合问题也就被视为完成。
但是，现实中的交换行为往往更为复杂。学者们在交换过程中引入主观概率与客观概率，将交换的欧几里德空间转换为贝叶斯空间，此时人们发现即使是一些极为简单的交易，也可能很难达成，例如Myerson(2008)。为了模型化这一问题，人们引入了“机制”的概念，并将交换条件刻画为“参与约束”与“激励相容”。由此，学者们逐渐形成了系统性的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分析在信息不完全及决策分散化的条件下，能否设计一套机制来满足交易过程的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条件。在这一框架中，机制设计的一个基本特征是：通过设计一个一般化的协调机制，使得交易一方乐意在其中真实地显示自己的私人信息(偏好、类型等)，从而获得更大的效用。Hurwicz、Myerson和Maskin在2007年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总结陈词中分别分析了简单双边交易模型，基本的思想是：假设市场上存在卖方A和理想的买方B，他们具有独立偏好，并且对商品的评价是私人信息，由于A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必然会提出一个高于自己估值的报价以获取收益，B需要一个更低的报价以维护自身利益，交易的双方为了自身收益，都可能不会真实表示自己对这件商品的估价。因此，在缺乏良好的交易机制的设计下，尽管潜在的交易是一个经典的帕累托改进，但仍然很有可能不能达成。Laffont和Maskin(1979)以及Myerson和Satterthwaite(1983)证明在双边交易模型中，在特定条件下，可能不存在一个直接的交易机制满足参与约束下的激励相容，即不存在均衡解(达成交易)使双方都说真话或显示自己对商品的真实估价。因此，在传统观点看来，自由交易形成的经典帕累托效率，在前提假设略有改变的条件下，就可能由于难以满足激励相容而无法达成。上述思想在Hurwicz(1972)、Gibbard(1973)、Myerson(1979)等学者的形式化和一般化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在金融、规制、拍卖等各个前沿重要领域有着十分广泛的应用。
二、流通机制的分析框架
(一)流通机制及其基本特征
正如我们观察到的，现实市场上商品交易的实现不仅仅是消费者、生产者选择的结果，同时也是交易商选择的结果。只有二者实现良好的匹配，流通媒介生产与消费的作用才能够实现。但是，这一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完成，从现实层面上看，交易过程是一个包括问题认知、信息搜索、评价与选择、交易以及事后行为的一个复杂的、双向互动的过程。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最基本的范式硬核①是稳定的偏好、理性的经济人与市场出清，但对于交易活动分析来说，我们必须提出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消费者偏好是稳定且显而易见的吗?(2)消费者是超级理性吗?这两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认为交易过程恰恰总是充满发现、收集、拓展(引导)、预测消费者内在的偏好结构。之所以要进行这一系列活动，恰恰正是因为消费者的偏好是不稳定的，并且也不是显而易见的。作为一种心理表征，消费者的偏好往往与其所处的特殊背景有关，例如行为经济学的“框架效应”(Tversky和Kahneman，1981);同时消费者的偏好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稳定性偏好假设与理性假设无法为复杂的商业活动提供存在的基础。因为一旦偏好稳定且可观察，那么就不会存在消费者偏好的发现、搜寻、预测等问题，经济学研究的任务就被简化为偏好的类型与生产产品之间的价与量的匹配问题。
真实世界的市场交易与商品价值实现通常表现为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包含有两个维度：偏好搜寻与偏好匹配。一方面，消费者需要搜索市场特征和产品特征信息，市场特征包括备选方案的数目、价格幅度、商店分布等，现代社会更重要的还包括消费者对市场特征的感知或信念。产品特性则包括产品的品牌、质量、数量、包装等。消费者的这些偏好常常属于一种个人信息或隐藏信息。另一方面，生产者需要了解消费者的上述偏好信息，由此来事前安排商品的价格结构、品类、库存等活动，而交易商则需要成为双侧信息的中心化沟通者。因此，古典的“需要的双重一致性”耦合困境广泛存在于流通领域。由于商品流通的本质是产品实现，流通过程的一个核心职能是进行市场偏好的双向匹配，它的这一职能可以逻辑化为图1。流通机制的一个基本功能是：消费者搜寻合意的商品，生产者搜寻完整的消费者偏好，即上述机制的功能是对消费者和生产者的偏好进行匹配。它的基本特征集中表现为偏好信息的输入、转化与服务产出的形成。从概念上看，商品本身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我们可以将商品描述为一个复合的状态空间：(1)时点状态;(2)物理状态;(3)所有权状态;(4)商品的现场状态(风险状态、概率空间);等等。商品从生产者到交易商，状态空间映射为：f：→，商品实现了一个基本的状态转换。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商品从交易商到消费者，它的状态空间映射可以描述为：g：→I。由于消费者购买的商品需要与自身的偏好相匹配，从内在偏好到购买行为决策可以描述为：h：→I。因此，一个基本的流通机制问题可以描述为：
这正是流通机制实现交易过程的本质。通过一系列转换，古典“耦合困境”的基本含义可以表述为一个偏好信息的输入与支付的实现过程，而这也正是机制设计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我们可以将一个典型的流通过程模型化为图2。上述流通机制假设存在着一个中心协调者，协调者的存在保障了可以在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寻找、发现一种可能的制度或组织安排，从而使得交易得以达成。社会化分工中商业的产生与发展说明，现实的交易活动不是一个可以瞬间完成、不计成本的事件，而是一个可以细化并分解到互通需求信息、检测商品品质数量、推动商品实体转移等一系列活动的持续过程。从最简单的双边交易到多边交易机制，一致性地包含了3个最基本的要素：(1)交易双方的偏好结构以及了解这种结构的交易成本。在流通研究领域中，我们往往把了解双方偏好结构的交易成本看成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在一个现实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的偏好均属于个人的私人信息，很难为彼此直接获得。事实上，如果可以直接获知彼此的偏好信息，那么整个交易过程只需要直接进行瞬间匹配就可以了。因此，偏好属于私人信息这种最基本的信息不对称形式，就是任何交易过程得以持续的一个合理前提。当存在信息不对称时，与此相关的交易成本则成为一个基本的要素(如果获取信息的交易成本为零，则信息不对称问题就不会存在)。因此，偏好的这种不可直接观察的属性是流通机制存在的前提。(2)流通机制涵盖了整个交易双方处理这种偏好信息的过程以及交易实现的过程。由于偏好的不可直接观察性质，一个持续的流通过程就需要采用一种机制安排来适当引导交易双方显示自己的真实偏好。这一过程就需要一个适当的激励结构对参与人给予充分的激励，从而使得他们显示自己的偏好成为彼此的最优选择。只有如此，交易才能实现。否则，尽管潜在的交易对双方而言都会是一个帕累托改进，也有可能由于彼此对交易物的评价不一致，或对参与者的预期出现偏差而致使交易无法完成。(3)流通机制需要一个保障交易有效实施的制度环境。上述交易机制的运行过程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需要有保证这种交易完成的政治、法律、道德、文化等制度结构，在理论上人们常常把它理解为一个执行监督与审查职能的第三方(如抽象化的“法庭”)。
上述三大要素对应于现实的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偏好结构、流通过程的偏好显示机制以及市场治理。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既包括对商品特性、品类、数量、质量、价格、品牌、包装等一系列商品特征的偏好(排序)，同时也包含对市场特征的偏好，如市场环境的优雅程度、货架的安排、区位的分布、商圈的大小、交通的便利性、安全性等。生产者的偏好则常常内在于自身禀赋、生产知识、技术选择、风险偏好等。一个良好的流通机制需要反映上述信息，更重要的是需要充分地收集、处理两方面的偏好。现实的这一过程需要灵活的交易环境设计、合理的交易模式安排以及有效率的偏好信息采集与处理数据库应用系统，等等。最终，整个过程表现为偏好信息的汇总与匹配，所有参与者都在交易中获得满足。上述都需要在一个完备的制度环境中进行，制约上述交易机制的因素通常包括多种，例如，宏观与微观制度环境变迁对消费者和生产者行为的影响、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制定与实施，等等。
(二)流通机制的内在结构与界面
在图2显示的交易过程中，在给定消费者、生产者的私人信息的情况下，交易商会调整自身策略以最大化自身的收益。以零售业的交易过程为例，零售商为了交易的达成，需要思考如何才能了解消费者的真实偏好(消费者对商品的真实评价以及消费者成本)，零售商可以借助某项专用性资产投资(如基于信息技术的大型动态数据库)的帮助搜集消费者偏好，经过数据库的信息汇集、处理、分析、综合，发现商品品类结构与消费者偏好结构的差异，并调整品类结构计划，向生产商逆向反馈信息或重新匹配供货商。这一系列交易的达成与缔约过程即是一个福利改进、实现帕累托最优的过程，流通机制下任何个体行为的理性均衡一定也等价于激励相容的协调机制。
重要同时也极为深刻的是，上述过程实际上渗透着流通企业家的企业家精神。零售商的一个关键的职能是在数据的分析判断中，可以捕捉到消费者隐含的偏好或偏好结构的漂移，洞察到潜在的交易机会，并据此做出相应的策略反应。这一策略反应体现为品类与服务的动态组合。根据通行的定义，零售商的上述调整过程常常可以表现为各种不同的业态。因此，当一个完整的交易处于均衡状态时，处于中心的交易协调机制(业态)常常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均衡解。换言之，零售业态的存在本质上构成一种机制，而且这样的流通机制可以满足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参与约束，并且实现激励相容。当流通机制联结众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时，上述框架的动态过程还可以按照“生产—流通—消费”三分法横向展开为图3。
正如石明明、张小军(2009)所述，图3表述的作用机理是：一方面商品所有权通过流通环节传递到最终消费环节，另一方面，消费者的偏好结构、消费倾向以及需求冲击等信号通过流通环节逆向传递到生产领域;消费者偏好漂移、随机冲击等不断引发流通环节业态结构的转换与演化、商品品类结构的适时调整、交易职能的重新外部化与内部化、信息设备及动态数据库管理技术的应用与扩散以及流通服务异质化，这一调整不断向上游反馈，引致生产结构、技术结构的调整甚至新产业的产生，进而诱发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在产业间流动与重新配置，伴随着附着在关键要素上的关系性契约的破坏与重新确立，企业与产业边界得到动态最优调整，最终表现为产业活动基础、产业间经济技术联系与比例关系的变化，产业结构实现自然升级。
上述流通机制与生产、消费的结合界面通过威廉姆森(1985)来确定。流通活动的专用性资产与其同生产侧、需求侧的交易频率、交易不确定性共同决定了商业与消费者、生产者之间独特的界面。具体而言，在流通过程中，尤其是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的交易部门从生产部门中分离出去以后，它的专用性资产显著地不同于生产性部门，具有自身的特质。例如，商业将投资于场地，形成独特的、带有垄断性质的场地专用性资产。商业为了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偏好信息与生产者的生产信息，而大量投资于信息搜寻技术设备，从而形成独特的信息设备专用性资产和数据库专用性资产。此外，商业形成的独特的经营模式(店面布置、货架陈设等)会沉淀为良好的品牌专用性资产。现代商业大量投资于信息设备和数据库，这类数据库的信息资源既是商业企业的核心资源，同时也对同业者和上游企业具有重要的价值。这种专用性资产的特性决定了商业企业通常会采用一种更为宽泛的中间性组织治理模式来更为有效地管理与上游和同类型企业的交易，例如采用战略联盟、共享数据库等模式。典型地，如许多商业企业(例如沃尔玛)采用“供应商管理库存”(Vendor Management Inventory，VMI)战略与厂商共享数据库信息，就属于一种特定的、介于组织与市场间的中间性交易形式。同时，一方面，由于信息设备常常也具有一定的同业通用性，可以在同业间无贬值或低贬值地转移，商业间的竞争往往更为激烈;但是，另一方面，由于这种核心资源的可复制性，商业会采取一种更为松散的结盟方式，例如特许经营和连锁;同时，又由于专用性场地资产的区域垄断性，它与信息资源的可复制性相结合，会形成门店布局与配送的网络经济性，这也将强化组织间结盟的动机与形式。
三、关于流通机制的一个经验考察
在我们的分析中，流通机制作为一个显示真实偏好信息的装置具备以下几个基础特征：生产者和消费者通过交易机制沟通信息，而流通机制则需要通过合理安排特定的技术结构(专用性资产)来完成信息流的处理过程，而资产专用性内生性地决定了流通机制的治理结构，包括制度结构、组织结构(业态结构)、企业间网络和市场竞争等。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机制的具体内涵及特征，我们将考察一个现实的流通机制——农业交易中介。
农村生产体系与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对接与融合是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核心议题之一。从现实上看，中国农产品的生产大都呈现地理上分散化的特征，生产信息分布较为复杂;同时，对于大规模的专业化农业生产，购买方也呈现地理分散化、变动频率快、信用风险高等特征。此时，合理的流通机制将成为商品实现、市场对接的关键。
本文将基于对北京市平谷区的调查，对这一流通机制进行经验分析，重点在于刻画这一流通机制的偏好搜寻与偏好匹配特征，并提出这种流通机制的政策意义。北京市平谷区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县，其农业产业化政策以发展特色农业(大桃产业)为主要特征，在全区41万总人口(27万农民)中，15万农民从事大桃产业。根据我们的调查，平谷个体种桃农户一般拥有3亩～5亩的农田，并且为分散风险，往往种植多个品种;桃树的种植周期一般较长，品种结构调整较为困难，具有较强刚性。同时，大桃产品外销10多个省区，需求波动性较大、产品销售对信息的依赖性较强。近年来，南方各种水果大举北上，国外各种优质水果大量涌入国内，与平谷在北京、东北等市场产生激烈竞争，很容易对大桃市场产生替代性冲击。同时，由于大桃的保鲜期较短，作为农产品其产业链很难被有效延伸。因此，对于外部需求的波动性更敏感，对偏好信息的传递与匹配效率的要求更高。上述产需特性意味着平谷大桃对流通机制的需求更迫切，也更扁平化。
因此，平谷区构成了“需要一致性耦合困境”的“天然实验室”。正是在上述条件下，我们对平谷区13个乡镇农业中介人的信息进行了采集，抽样调查统计的有效样本容量为253。我们发现，平谷区农业中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们的身份大多都是本地(本镇本村)农民，类型多属于半专业化的“农民中介人”，而较少外来的、专业化的中介人或组织，这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表明他们是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群体，本地生产的偏好结构知识优势成为他们演变为中介的重要条件之一，尽管他们的规模较小，但在产品特性、品类结构、价格组合、集中购销、信息传递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流通机制分析框架，我们的部分理论推测与假设是：(1)对本地生产信息/知识的了解与掌握对流通绩效具有正效应;(2)类似地，对外部购买偏好信息的了解对流通绩效也产生积极的影响;(3)由于经济地理的非均质性，某些交易信息配置方式(如经济地理上的信息聚点)会使农民中介更高效。
根据研究目的与上面的分析，我们设定的估计方程为一个半对数回归模型：
根据样本，我们将主要的数据描述如表2。样本的描述统计结果显示，不同中介人的外部信息网络与销售业绩组内差异较为显著，标准差分别达到95.65与3.34，波动接近或超过了平均值，其中前者最大值为26，最小值为1，而后者最大值达到600，而最小值仅为0.4，二者都接近一个较陡的正态分布。同时我们发现，中介人位于区位1的频率达到22.53%，位于区位2的频率达到14.62%，显示出一定的经济地理聚集特征，这也验证了我们的部分推测。此外，男性出现的频率高达90%以上，显示出中介行业强烈的性别偏载现象。
同时，我们考察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矩阵为表3。数据显示，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足以引起方程参数估计识别困难的强线性相关关系，同时，我们看到从业时间与年龄、关系网络的相关关系均比较低。这说明，从业时间并不随着年龄的变化而出现相应的增大，而年龄较大、从业时间较长也并不会导致交易网络更广范围的扩展。这也反映了我们参数设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同时也相对准确地反映了中国经济快速转型的深刻时代背景。
我们应用前述模型对收集的横截面数据应用多元最小二乘估计。由于很难确定采集的样本是否具有同方差性，同时也不知道可能会出现何种情形的异方差，我们将对相关参数进行异方差一稳健性检验。应用STATA程序输出的估计结果与各统计量如表4模型(1)。我们看到，模型(1)中要考察的变量，如年龄、性别、经验、网络与区位等，都对销售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与我们的理论预期相符。但是，个体年龄()、个体性别()因素无论是在一般统计量检验还是在稳健性检验中，都显示出较小的t值，显示这些变量在模型中对产品销售的影响并不显著。我们推测，其原因在于：(1)年龄因素往往意味着更具有农产品生产经验与阅历，同时也显示了不同的经营思维模式，输出结果显示，这些因素与中介业绩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原因可能是年龄因素可能并不能很好地代表中介人对本地信息分布的掌握程度，也反映出我国经济快速转型、人力资本迅速积累的特征;(2)性别因素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反映了样本性别结构的失衡，即男性中介人的数量远大于女性，而且其出现了不稳健的特征，显示女性业绩可能存在部分特异性样本点。
根据以上对不显著因子的经济意义的分析，我们进一步剔除不显著的影响因子，并对新的模型做进一步的估计，程序输出如表4模型(2)所示。重新估计的结果显示，在我们的样本范围内，地理区位、从业时间、交易网络对农民中介的业绩具有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尽管微观主体的选择行为呈现分散、多样、复杂等特征，但以上三者对中介业绩的解释力仍然达到1/3以上。具体而言，以上模型说明：(1)在当前区域农业的发展过程中，是否处于优越的经济地理环境或信息资源配置方式，对农民中介的绩效水平具有极大的影响。(2)从业经验表示生产知识的积累程度与“干中学”，例如他们对本地该农产品生产的地理区位分布、各户农民具体生产销售状况等本地生产者信息的掌握与了解，对农民中介绩效的影响也十分显著。在我们的样本集内，固定其他变量，一般而言，从业时间每多一年，则模型预计中介人的销售量会增加15.60%。(3)农民中介的外部需求偏好信息联系会对其绩效产生显著的、积极的影响。在我们的特定样本中，固定其他变量，外部联系网络中每多一个节点，则预期销量增加8.64%。
上述验证了信息配置方式(信息聚点参数)、本地生产者偏好知识参数、外部购买者信息参数对流通过程绩效的假设。北京市平谷区的经验研究显示，农业中介具有较强的内生性特征，从业人员大多是从农业中逐渐分离出来的、具有“农民”身份的本地居民，他们既熟悉本地的生产信息，也对外部需求信息有所了解，从而成为中心化流通机制的最佳承担者。同时，我们也发现，信息配置方式对农民中介的绩效拥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处于或接近信息聚点的中介人往往也具有更出色的绩效。这些经验证据符合我们的理论预期。
四、总结与政策含义
在本文中，我们将交易过程中的“需要的双重一致性”耦合问题模型化，构建了流通机制的基本概念模型，并描述了它的三大特征：交易双方的偏好结构以及了解这种结构的交易成本、处理这种偏好信息的过程以及交易实现、保障交易有效实施的制度环境，分析了这一机制的内在结构以及其与生产、消费的结合界面。同时，我们通过一个典型的镶嵌在特定社会结构中、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实例，考察了现实的流通机制，印证了流通机制作为一种中心化机制的重要性。
在我国转型经济条件下，流通机制具有显而易见的政策含义。目前，我国正处于由外向型向内向型经济转变的关键时期，流通机制对于优化生产结构、启动居民消费具有重要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国实施的赶超战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供给创造自身的需求”的发展思路，但正如我们揭示的，生产与需求的双重有效实现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我国目前的消费启动难，既体现为“有效需求不足”，同时更体现为“有效供给不足”，这一结构化困境无疑需要流通机制发挥积极的功能。正如本文案例所显示的，政府主导的产业化政策会引致新的分工安排，劳动分工深化要求扩展市场交易范围，市场范围的扩展会引致新的劳动分工。这一内生循环累积演化要求流通机制成为产业政策的自然延伸，从而有效因势利导上述良性的正反馈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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