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2017年中国金融业发展趋势分析
一、2016年金融业发展状况
2016年中国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中国政府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呈现缓中趋稳、稳中向好态势，GDP增长保持在6.7%，CPI上涨2%，均在政府目标区间。中国金融业深化改革开放，支持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取得了较好成绩。
（一）金融宏观调控成效显著
2016年，根据我国经济形势变化，中国人民银行加强金融宏观调控和审慎监管，着力防范金融风险，取得较好成效。
一是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为应对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2016年我国货币政策“稳”字当头。在总体稳健的基调下，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保持政策灵活适度，注重稳定市场预期。针对外汇占款下降形成的流动性缺口，考虑到准备金工具可能形成资产负债表效应且信号意义较强、受到的制约较多，央行更多借助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提供流动性，保持了流动性合理适度和利率水平的基本稳定。上半年，在稳增长要求下仍较为宽松，年初降准一次；后转向以高频的公开市场操作和MLF、SLF等新型货币政策工具调节为主。下半年，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防风险，表现在流动性投放总量控制和结构上“锁短放长”。2016年12月未，广义货币（M2）余额155.01万亿元，同比增长11.3%；狭义货币（M1）余额48.66万亿元，同比增长21.4%。2016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17.8万亿元，比上年多2.4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2.44万亿元，同比多增1.17万亿元。总的来看，货币总量和利率水平与经济基本面的变化相匹配，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中性适度的货币金融环境。
二是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主要针对系统性风险，着力平滑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波动和跨市场风险传染，目标是保障金融体系稳定性。2015年底，央行提出实施宏观审慎评估体系（MPA）。MPA从资本和杠杆、资产负债、流动性、定价行为、资产质量、跨境融资风险、信贷政策执行情况七大方面对金融机构的行为进行多维度引导。2016年以来，为了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央行进一步完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将差别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升级”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同时，央行进一步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框架。
三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2016年以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初步建立，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弹性增强，对一篮子货币汇率基本稳定。随着人民币正式加入SDR，人民币全球接受程度显著提升。与此同时，央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扩大金融机构利率自主定价权。2016年以来，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基本形成；配合利率管制的逐步放开，央行和相关部门着力培育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SHIBOR）、国债收益率曲线和贷款基础利率（LPR）等为代表的市场基准利率体系，为金融产品定价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
2016年，我国金融业积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深化金融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效。
一是银行业改革逐步深化。2016年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监管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实现了银行“十三五”良好开局。支持“三去一补”全面推进，普惠金融全面实施，服务实体经济水平进一步提升。截至2016年12月末，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余额2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5.8%；全年实现净利润2万亿元，同比增长4%；截至2016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1%，拨备覆盖率175.5%，资本充足率13.3%。2016年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股改收官。经过多年发展，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均已成为国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旗下拥有银行、保险、证券、信托、租赁等金融牌照。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作用的发挥呈现出如下特点：对农村金融的需求有所提高，融资额也在逐年增长；农村金融服务的领域逐步拓宽；农村金融体系在逐步形成。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金融业改革，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正在关注农村，形成以商业性、政策性、合作性金融机构为主体、多种农村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同时，随着担保公司、民间互助社、典当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各种农村金融机构逐步产生和发展，使农村金融靈活多样地发挥着作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给农村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在巩固传统的负债业务和资产业务的基础上，推出了银行卡、信息咨询、理财业务等金融产品。这些金融产品创新不仅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多样化需求，改变着农民的传统理财观，同时一定程度上培育了农村金融市场。
2014年，银监会批准了前海微众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温州民商银行、浙江网商银行、上海华瑞银行的筹建。截至2016年底，首批试点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达到1300多亿元。目前，银监会共批准筹建11家民营银行，其中6家已经开业。这些银行探索出了有别于传统银行的发展特色，结合区域经济特点和股东资源优势，提出明确的市场定位和特定战略，开展颇具新意的各项业务，与现有银行实现错位竞争。
我国信托业不失时机地抓住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不断开拓业务空间。2016年，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保持增长态势，跨入“18万亿时代”，利润总额实现两位数增长。信托公司的业务拓展能力以及与业务协同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信托业的资金实力处于提升时期，为今后信托业务转型夯实了实力基础。近年来，在国务院以及商务部、银监会等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相继出台一系列利好政策的鼓励下，融资租赁行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企业数量、行业实力和业务总量都大幅增加，为整个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从融资租赁规模看，已形成三分天下的市场格局，其中金融租赁公司市场份额领先，市场占比39.45%；外商和内资租赁公司的租赁市场份额分别为30.40%、30.15%。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我国消费市场的不断成熟，消费金融公司作为与商业银行传统消费信贷业务差异化竞争、互补发展的新型金融主体，已经成为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增长的新抓手。2016年底，消费金融公司行业资产总额达到1100多亿元。
二是保险业加快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保险业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深化改革、加强监管，保险监管和保险行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各方面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6年底，我国保险业总资产达到15.1万亿元，同比增长22.2%；全国保费收入从2011年的1.4万亿元增长到2016年的3.1万亿元，年均增长16.8%，保费收入超过日本排名世界第二。全面深化保险监管改革，推动保险监管走向现代化。坚持“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积极推进保险费率形成机制改革、市场准入退出机制改革、保险资金运用体制改革、保险产品监管改革，正式实施“偿二代”监管制度体系，打造全面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格局。个人税收优惠健康保险、巨灾保险工作持续推进，大病保险全面铺开，农业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责任保险产品体系日益健全，保险的经济“助推器”和社会“稳定器”作用日益发挥。
三是证券业积极创新和稳步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宏观经济快速增长，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证券公司综合治理等多项基础性制度改革工作基本完成，历史遗留的一些突出制度障碍和市场风险得以化解，我国资本市场发生转折性变化，已初步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并正常运行，宏观经济“晴雨表”作用日渐显现。从2015年11月股转系统发布分层方案征求意见稿以来，到2016年6月27日新三板分层制度正式实施，新三板将进入价值重塑的新常态，新三版挂牌企业从2015年的5129家发展到2016年的10163家。
二、金融业面临的挑战
2017年我国经济仍然面临下行压力，防控风险将面临挑战。国内外各种不利因素叠加，可能会给已经聚集起来的泡沫、杠杆带来更大的压力，从而给经济金融带来风险。
（一）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存在
2017年我国将面临更加错综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一方面美元进入到加息通道，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资金压力；另一方面，美国新选总统上台后，在“美国利益优先”的口号之下，我国的外贸环境面临更大压力。受财政约束、供给侧因素的变化以及去杠杆、遏制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基建投资可能有所回落，房地产销售也将受这些因素影响出现下降，从而导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从消费和出口看，2017年消费将与去年基本持平，出口形势依旧严峻。总体分析，2017年经济将延续缓中趋稳态势，经济增速将在6.5%左右。
（二）金融运行面临的风险压力较大
一是杠杆率过高。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为249%。尽管与美、英、法、日等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有再次加快趋势。二是货币存量高企。中国的货币存量（M2）是世界上最高的，高达150万亿元人民币，折成美元超过21万亿；而美国作为最大的国际货币美元的发行国，货币存量也仅为11万亿美元左右。
三、2017年金融业发展展望
（一）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
中国经济进入一个“再平衡”的过程，货币政策需加速转型以应对再平衡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调控方式将由数量型为主向价格型为主转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7年货币政策定调“稳健中性”，同时强调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提出“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防范金融风险”。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人民银行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调节好货币政策闸门，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既要防止顺周期紧缩，也要防止货币供应过于宽松而产生的加杠杆效应和放大资产泡沫。根据调控需要，灵活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适时适度运用利率工具预调微调，发挥好基准利率的引导作用。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运用再贷款、抵押补充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支持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继续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效率。
深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增强中央银行调控能力，不断健全市场化的利率形成、调控和传导机制，有效发挥利率走廊的作用。对于短期利率，将加强运用短期回购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以培育和引导短期市场利率的形成。对于中长期利率，将发挥再贷款、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等工具对中长期流动性的调节作用以及中期政策利率的功能，引导和稳定中长期市场利率。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弹性。积极引导和稳定市场预期，切实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平衡跨境资本流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二）继续稳妥推进金融业改革
一是银行业深化改革和稳中求进。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增长动力转换的大背景下，银行业的发展面临着盈利放缓、息差收窄、资产质量下滑的趋势，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促进货币信贷增长和资产质量改善的有利条件，比如我国经济整体保持平稳，银行业在不良贷款管理和化解上积累了更丰富的经验；消费稳定较快增長带来相关贷款需求增加、基建投资融资需求较大等。预计2017年我国M2增长11.5%左右、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增长12.8%左右。预计2017年上市银行的资产规模和负债规模增速将分别保持在11%、10.5%左右；不良贷款率上升势头将持续放缓，小幅上升到1.8%左右的水平。上市银行净利润增长依然面临两大问题：营收能力面临挑战；信用成本持续增加。综合考虑，2017年上市银行整体净利润增速将与2016年基本持平。
我国银行业面对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挑战，将借鉴国际大银行战略发展经验，积极主动地适应经济“新常态”和金融监管新变化，把握好当前经营策略和长远发展规划之间的平衡，持续推进经营转型。第一，创新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业根据社会融资结构的新变化，实行综合性经营、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牢牢把握客户需求，大力发展投资银行、资产管理等创新型业务，注重金融服务的便捷化、场景化和自主化，向“轻型”银行转型。第二，加快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的调整与优化。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发展动力转换将带来更多新业务增长点。银行业抓住国家战略部署带来市场契机，加快优化组织体系、业务布局和信贷结构，积极对接包括“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在内的“三个支撑带”战略组合，持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水平；加强企业兼并重组、注重通过智能化水平和产品质量提升、节能环保改造升级等促进过剩产能行业的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第三，加强防控和化解金融风险。当前内外经济金融形势依然严峻，实体经济运行中的各种矛盾和压力正在向银行业传导，不良贷款风险、流动性风险、交叉性金融风险、融资平台贷款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非法集资风险、外部冲击风险不断积累。因此，需要更加清醒认识到金融风险的扩散性和蔓延性，把防控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进一步完善监管规则，加强监测预警工作，加强防范风险宣教、积极主动预防与处置各类金融风险。
农村金融机构作为农村金融主体之一，在促进我国“三农”经济发展，优化农村资源配置，弥补农村金融市场缺陷等方面作用明显。但随着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农村金融机构所处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环境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当前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改善和优化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改革和转型，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自身竞争力，从而有效提高农村金融效率。第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继续合理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完善定向降准政策和再贴现业务管理，运用和管理好支农再贷款，提供更优惠的支农再贷款利率，开展信贷资产质押再贷款试点，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三农”的信贷投放。对投放较多涉农贷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可以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加大财政补贴，降低运营成本。建立财政风险担保与损失补偿制度，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保险体系，分散和补偿自然风险。第二，完善和健全农村金融体系。深化大中型银行和政策性银行改革，支持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邮储银行等大中型银行为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提供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资金。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网点布局上，要继续强化服务“三农”的市场定位，以农村金融服务力量薄弱的贫困边远地区为重点开展业务，同时积极化解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在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实施分类监管。第三，加快农村金融服务和产品创新。针对农户和农村小微企业的多样化需求，简化审批程序，探索更加灵活、便利的服务模式；积极开发符合“三农”特点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根据农业生产特点制定合适的贷款还款期限，积极稳妥开展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试点，为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规模化、多元化、长期化的金融支持。拓宽农村金融市场的融资渠道，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发行“三农”专项金融债券和开展涉农信贷资产证券化，鼓励符合条件的涉农企业上市、发行债券和股票。促进传统金融机构与相关的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平台“对接”，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水平；守住网络安全和金融安全底线，促进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
二是非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创新和较快发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积极变化为信托业安排和调整业务布局创造了新的发展机遇。信托业应努力探索新的转型方式，根据新的市场机会配置资金，深入发掘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主动管理能力，改善信托资产管理方式；不断延展信托产品的投资范围，给投资人更丰富的产品选择。我国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租賃市场已成为国内外业内人士共识，融资租赁行业未来仍将保持年均20%以上的复合增速。未来，中国将面临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新兴行业和装备制造业正迅速发展，传统产业正待升级，这势必会加大对高端设备的需求；同时，民生工程如保障房建设、中西部基础设施建设稳步开展，相关的固定资产投资和新增设备投资需求也将持续增长，这些都为中国融资租赁业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和空间。金融租赁行业将主要在体制机制、业务模式、盈利模式、管理模式等方面持续创新，纵向深耕特定行业，降低融资成本，实现融资的多样性、多元化，提升专业化的资产管理水平，加大租赁资产流转，提高盈利能力。消费金融公司抓紧经济“新常态”下扩大内需、促进消费的历史发展机遇，围绕服务居民消费升级谋发展，坚守功能定位，坚持特色经营，夯实专业化能力基础，依托“小、快、灵”等独特优势，持续发挥促消费、惠民生、稳增长的积极作用。
三是互联网金融不断创新和规范发展。随着互联网金融各项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和自律组织的建立，互联网金融将会更加规范，发展将更加稳步，逐步摆脱“野蛮生长”的局面，发展模式会逐步稳定与成熟。随着金融改革创新，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竞争会愈加激烈。金融科技引领互联网金融新发展，移动支付、大数据、云计算在互联网金融的核心地位进一步加强。金融“电商化”、一体化服务平台等综合化服务模式逐步涌现。互联网金融加速与产业结合，为产业发展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市场下沉，细分市场表现良好，从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扩展，甚至延伸到农村，成为普惠金融。
四是保险业谋划战略发展定位和稳定发展。我国保险业仍处于发展的黄金战略机遇期，要始终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正确把握保险业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做实“保险业姓保”，成为国家发展的稳定器、人民生活的保障器和实体经济的助推器。保险业全面深化保险改革，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深入推动重点领域改革，完善市场体系建设，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积极推进保险业双向开放。继续抓住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脱贫攻坚战略两大主线，推动保险服务能力再上新台阶，支持国家重大战略建设、脱贫攻坚战略、保障改善民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坚持预警与防范化解相结合，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进一步改造万能险业务规则，重塑万能险发展生态，研究制定万能险的经营门槛、业务资格、产品期限最低标准等一系列刚性约束，强化比例控制；研究制定在“偿二代”框架下更高的资本约束。切实加强保险资金运用的监管。互联网保险业务飞速发展的同时，其运营模式也逐渐向着多样化发展。各保险公司根据自身特点，通过借助公司网站、网上商城、离线平台以及第三方电子商务平台等多种形式开展互联网保险业务。未来随着互联网和保险业继续融合深化，以平台建设、渠道拓展、客户资源以及大数据精准营销为主要着力点的互联网保险将迎来高速发展的时代。
（三）金融市场面临机遇和挑战
一是资本市场机遇和挑战并存。促进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促进区域性股权市场在规范中发展，发挥其主要服务所在省级行政区域内中小微企业的积极作用。对目前跨区域经营的，要抓紧调整规范。建设大宗商品国际定价中心，进一步促进期货市场加快发展。目前由于新三板缺乏流动性的现状短期内难以显著改善，因此研究推出新三板转板制度，对很多挂牌新三板企业而言具备很大吸引力，可以提升新三板的定位。2017年的国内大类资产配置中，相较债市、楼市，机构普遍更为看好股市。2017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产业、新行业加快形成，基础设施继续加码，将成为股市上行的重要驱动因素，股票市场面临比2016年更好的机遇。但考虑到经济基本面难改弱势格局，企业盈利难以根本改善等影响，整体而言将延续窄幅震荡、小步上行走势。2017年债市仍存阶段性机会。业内人士预测，债券市场收益率易升难降，信用利差收窄空间有限，但上升幅度不会太大。由于经济弱势增长局面难以根本改观，利率债仍将是低风险偏好资金抱团取暖的避风港；人民币加入SDR后，债券市场国际化纵深发展，国际投资者配置债券的意愿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推动PPP项目与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相结合等相关政策的加速落地，债券产品创新继续提速，有利于将资本引入债市。
二是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2017年美联储或将延续加息步伐；同时，英国脱欧的后续影响依然存在，欧、日等经济体复苏态势不明朗等，这些不确定性因素随时可能加大国际金融市场的波动。因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仍然存在一定的贬值压力，但不会出现持续单边贬值，汇率或将保持宽幅双向浮动。从中长期来看，在中国经济基本面较好、贸易顺差较高以及外汇储备充足等背景下，人民币不具备长期贬值的基础。同时，人民币正式纳入SDR提振人民币资产配置需求，将有助外汇市场供求改善。这一系列因素将支持人民币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
作者：李德
第2篇：数字货币发行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一、引言
数字货币的出现，对我国的金融、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起了我国理论界及政府的关注。早在2014年，央行就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开始法定数字货币的研究，对数字货币发行的可能性进行了反复论证，同时对数字货币发行和多场景运用、核心区块链技术等开展了深入研究，随着央行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的原型方案的两轮修订，我国对于数字货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在2016年1月2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讨会上，进一步明确我国将争取早日推出数字货币，并于同年12月15日央行完成了对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货币的测试，预示着中国已经行驶在了数字货币发行的快车道上。
二、数字货币的起源、特征和现状
（一）数字货币的起源与特征
货币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人类交易方式的变化而催生出不同的形态，从早期的物物交换，到一般等价物充当交换媒介，到金属货币的出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随后，信用货币开始充斥世界各国的交易过程，人们的消费方式渐渐走向了由实入虚的价段，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现钞的基础上，又产生了电子货币，货币进入了“电子时代”。电子货币作为非实物货币的一种，是法定货币的电子化形态。以支付宝、微信支付以及银行卡刷卡等为代表的新兴电子支付方式，反映出了货币形态的新变化。
世界上最早的数字货币是比特币。2008年，一位署名中本聪的人在网络上发表了一篇名为
“Bitcoin：APeer-to-PeerElectronicCashSystem”[1]的论文，其中对比特币的基本系统框架进行了详细说明。次年，中本聪在位于芬兰的服务器上挖掘出了世界上第一批50个比特币，宣告了比特币系统的正式诞生，也标志着最早的数字货币开始出现。随着全球第一笔数字货币交易的实现，货币开始逐步向虚拟化、数字化方向转变，自此，数字货币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国际上许多机构将数字货币定义为：一种价值的数据表现形式，通过数据交易发挥交易媒介、记账单位及价值储存的功能。但同时指出，它并不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法定货币。[2]区别于电子化的法币，数字货币基于区块链网络和特定的数字算法，能够表现为任何的商品、服务或者一定量的主权货币，本身的价值为零。其去中心化的特点，意味着数字货币不需要依靠特定的机构来提供信用担保，仅仅靠自身的换算方法便能获得信用；而其分布式记账的特点，使得数字货币的交易能够在信息不对称分布的条件下实现价值转移，任何交易记录都以加密的形式通过分散的网络计入总账，通过阶段性的网络节点记录每一笔交易记录，使得每一笔交易记录都有迹可循，保证了交易能够在缺乏可信任的第三方条件下进行。
（二）数字货币发展的现状
1.数字货币的种类繁多
根据数字货币统计网站公布的数据来看，2017年最新数据表明，世界范围内的数字货币种类目前已达711种，其中，574种数字货币具有市场价值，总市值约合195.70亿美元，世界第一大数字货币比特币（Bitcoin）以168.15亿美元的市场价值位居榜首。[3]
2.市场分化严重
数字货币种类繁多且不同种类间的市值差异巨大，仅仅就比特币而言，其占有了整个数字货币市场价值的85.92%，而剩余的占种类80.59%的具有市场价值的数字货币只占有14.07%的市场价值。
3.比特币以外的数字货币发展迅速
目前在整個数字货币市场价值排名前三的数字货币依次为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eum）和瑞波币（Ripple）。比特币是目前表现最为良好的货币，其币值一直呈现上升趋势，且在2017年年初以超过1000美元的币值被投资者看好。而以太币（Ethereum）则是以太坊开发的在区块链和应用平台使用的一种数字货币，依托软件平台执行金融合约，目的是使P2P交易和应用程序的使用更加便利，同时帮助平台开发者构建和发布应用程序。瑞波币（Ripple）则是在比特币之后兴起的另一项全新数字金融系统，作为一种互联网交换协议，瑞波币允许人们使用任意类型的货币进行支付，旨在实现货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快捷流通，降低货币转账的时间成本，为小型企业交易行为提供了全新的方式，其最大的技术突破在于将数据更新处理的时间降低到几秒钟内，而比特币则需要40分钟。当前，以太币、瑞波币为首的新兴数字货币，以不同的用户群体、内在的交易潜力，伴随着互联网科技的进步和投资者多样化投资的需要，正在不断壮大数字货币的种类和市场价值。
三、数字货币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中国对于数字货币的态度近年来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以前对此完全否定，如曾经严格禁止比特币之类的数字货币在中国流通，并出台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将比特币定义为网络虚拟商品，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地位，同时限制金融机构和支付机构参与比特币的相关活动。现在完全认可了数字货币，肯定了数字货币在传统金融层面创新应用的意义，并且央行即将发行数字货币，国内的投资者也渐渐把目光转向了以数字货币为主的互联网金融创新。分析数字货币在中国的这种变化所带来的影响，将为我国数字货币的发展指明方向。
（一）对金融业的挑战
1.对银行业传统的业务方式产生一定的影响
我国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货币，是具有国家信用担保的法定货币，能够在市场当中进行流通和兑换，但同时也遵循一般数字货币的“去中心化”原则，即不需要借助任何第三方，能够在互联网依托其特有算法进行自由便捷交易，这意味着传统商业银行的职能开始被弱化。商业银行信用创造的功能将被大大降低，现金开始逐渐转化为数字虚拟货币并转入私人账户当中，商业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降低进而影响商业信贷能力；同时传统现金业务将逐渐被取代，随着互联网技术、数字货币在人们生活中的普及，任何需要到银行柜台办理的业务将全部被互联网取代，结算、转账、支付等业务将以数字货币的形式完成，人们的支付渠道增多，商业银行的支付作用将逐步被弱化。
2.将改变银行业的盈利方式
数字货币的发展将推动商业银行传统业务的转变和经营方式的创新，向科技、便民方向转变。在数字货币以及网络金融高度发展的未来，中间业务、网络业务可能将是商业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商业银行将会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移动终端业务，加大科技投入和创新力度。
3.对银行业从业人员就业产生冲击
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于银行网点的建设、银行从业人员的就业将产生一定的冲击。随着货币数字化，人们对于实体金融的需求降低，为了降低银行经营成本，商业银行的规模、密度将会大大缩小；没有了现金业务，伴随其的验钞机、保险柜、存取款机和金库等设备将被取代，这也大大缩小了商业银行的规模，由于不涉及现金业务，这也增加了银行的安全性。但另一方面，业务的减少也意味着银行从业人员的压缩，包括银行柜员、安保后勤人员等数量的压缩，将会带来这一类传统银行从业者的失业。虽然数字货币的发展使得商业银行的传统岗位将会缩编，但随着数字货币业务对互联网依赖的加深，也会加大其对理财服务、互联网金融、计算机等高新技术人才的需求。互联网金融人才是应对金融创新和数字货币发展的关键，互联网金融人才包括产品人员，互联网金融产品分析员、电子商务人员、互联网大数据分析员等。[4]
4.对我国货币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
数字货币的发行对于我国货币发行以及货币政策的实施具有重要的影响。如何根据市场需求来实现数字货币和实体货币数量的均衡，同时考虑实体货币数量的减少，会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将是我国央行面临的一大难题。在分布式记账技术下，每一家银行都能拥有自己的账户信息，最终的结算将不再依赖中央银行来进行，因而中央银行发挥其职能和作用的能力将会受到挑战。同时，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实施的影响体现在对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的调节上，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以及数字货币对主权货币的替代和关联效应，都将影响存款准备金的需求变化，最后反映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实施上。此外，数字货币的发行可能会对现行的货币政策、货币定义甚至我国的货币体系带来较大的影响。
（二）对金融业的积极影响
1.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提高我国金融业的监管效率
随着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中的应用，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金融摩擦都将被最大程度地减小，有助于推动金融体系的完善。区块链的创新意义在于，一段时间内的数据、信息以及代码被整理并被刻上时间标记，形成一个区块，区块之间的相互联系、首尾相连，最后形成完整的数据块。[5]如此通过数学的方式建立信用，增强了金融的透明度、可信度。同时资金将不再被局限于不同层次的金融机构，而是能够无需通过第三方进行交易。在网络智能运行之下，传统货币以代码的形式呈现，资金的来源、流向以及这笔资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都将变得清晰。数字货币的发展对资金的“一举一动”将掌握得非常清晰，这对于加强金融监管、提高金融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2.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提高金融的普及率
依托互联网技术的数字货币的发展推动了金融组织结构由点对点向点对面的转变，资金可以在不同的区块链中流通，依靠互联网、移动终端等现代技术，金融服务将涵盖更广的范围，同时依托移动互联网技术，将提升一些地处我国农村、基础金融较为薄弱的地区民众的金融参与度，拉近了老百姓与金融服务之间的距离，促进了小、微金融的发展。
3.数字货币的发行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
分布式记账技术在数字货币发行中的使用会促使不同市场和基础设施中的传统服务提供商脱媒。[6]去中心化之下的互联网金融，由于脱离了金融媒介，资金的供求双方处于完全信息之下，能够自行进行信息的筛选，完成交易，因此银行或交易所等受信任的第三方将不会在资金通融中发挥作用。这将大大降低交易的资金和时间成本，无需再向中介机构支付手续费、中介费用，顾客可以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在市场上搜寻合适的交易对象，同时，数字货币交易成本几乎为零，且交易能够在瞬间实现，从而极大地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
（三）对国际收支的影响
1.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人民币币值的稳定
数字货币作为天然国际货币，既不受国际汇率波动影响，也不会被某一国家操控。一国经济为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弥补财政赤字，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纸币超发的情况，引发国际汇率的变动和通货膨胀。人民币数字货币的发行则是基于市场上交易双方的需求所决定，理论上不会存在超发，进而不会导致通货膨胀，因此能够很大程度上避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风险。在国际金融结算、投资、投机等方面，人民币数字货币只表现其交易对象和服務的价值，从而大大减少了汇率变动和通货膨胀对其交易的影响。
2.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打破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
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打破现实货币体系中或多或少存在的货币兑换限制和支付的寡头垄断[7]。过去，美元拥有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主地位，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使美元在控制国际支付手段以及国际储备货币上拥有强大的话语权。而数字货币的出现将打破美元一国货币垄断的格局。与信用纸币由中央机构发行不同，数字货币的发行遵循去中心化原则，通过“挖矿”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开采、交易数字货币，没有集中的发行机构能够控制数字货币的数量，进而不存在某种货币的话语权。
3.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完善国际货币体系
中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发行，对于提升人民币在国际超主权货币建设中的地位以及完善世界货币体系，具有重要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对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伴随着世界各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货币超发将原本低迷的世界经济带入死循环。摆脱固有的美元体系的控制，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建一个稳定安全的国际金融市场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此时加紧数字货币的研发，一方面能够规避金融危机带来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为以数字货币作为天然国际货币的世界货币体系建设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
四、我国发行数字货币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为数字货币的发行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数字货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网络的发展[8]。在区块链模式下，网络节点数据的下载和实时更新，数量巨大的数据包和云计算、云储存数据的能力对于我国网络硬件设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就数字货币的发行和交易而言，还需防范数字加密被破解以及网络攻击等行为的发生，因此还要着力研究数字加密技术和加强网络安全建设，不断完善数字货币系统，增强抵御未知风险的能力，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保护每一个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二）建立数字货币的有效监管机制
一要完善制度建设，推动数字货币与现行经济、法律政策的接轨。要针对数字货币发行可能带来的新变化，创新金融监管方式，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二要结合我国国情推动数字货币与我国金融体系的接轨，尽可能减少金融摩擦，防范金融风险。三是加强科技和法律人才的培养，为数字货币在中国的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法律和人才基础，保护权益所有者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同时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进行与数字货币相关的犯罪活动。
（三）加快建立数字货币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机制
数字货币发行与交易的风险较大，消费者的利益容易受到侵犯，[9]因此，要求中央银行作为数字货币发行的主体，以国家信用为担保，保持数字货币币值的稳定，防范金融诈骗，以维护消费者的信心和权益。要加强风险预警和信息披露，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风险责任意识，自觉抵制诈骗行为。我国早在2013年，针对数字货币可能存在的金融风险，五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警示投资者需防患于未然。今后正式发行数字货币时需要进一步加强消费者的风险防范意识，同时政府也应明确数字货币的定义，在法律上给予其明确定位，实现数字货币与现行监管体系、经济制度之间最大程度的融合，建设执法机关与数字货币行业参与者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完善数字货币相关的纷争解决机制，以保护数字货币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匿名化交易和网络交易的时效性，不受地域限制，使得数字货币交易能够在隐藏或掩盖资金来源的同时，通过多次交易、屏蔽IP、虚拟定位等方式，为洗钱和恐怖组织融资等活动创造便利条件，从而加大了金融监管和对于非法资金追查的难度。加强与国际相关组织的合作，制定必要的监管措施，能够有效地对跨境资金流动实施监管，防止金融诈骗、洗钱等违法犯罪活动的发生。
（五）建设数字化中国
数字货币的发展对于我国影响深远，大到银行和证券等金融业，小到零售和日常支付，无不受此影响，因此要求我国各行业要适应新形势的不断变化，加强业务创新，推动社会朝着科技化、便利化方向迈进，从移动金融到网络支付，推动各行业之间的融合，建设数字化中国，让科技发展的成果造福每一个中国人。
五、结语
货币数字化是我国也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趋势，数字货币的发行必将开启中国经济金融发展的新篇章。中国在推动货币数字化的进程中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同时，中国的投资者对于数字货币的需求也是庞大的。数字货币之于中国，之于人类，不仅仅是一种新兴的货币商品和投资商品，而是会引发世界货币体系变革、将传统银行业推向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元素。因此，应加快对软硬件设施的建设，不断普及数字货币知识，让数字货币尽早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作者：宾建成
第3篇：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一、引言
股利政策是上市公司利润分配的核心问题，涉及解决公司和股东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增长和分配之间的矛盾。股利分配是上市公司重要的理财活动之一，合理的股利分配，一方面有利于稳定股票价格，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使股东价值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有利于上市公司更好地分配资金，以满足企业资金的需求，使企业得以更好更快地发展。分配股利的多少影响着投资者的信心，从而也会影响公司股价的波动。上市公司希望能够稳定股价、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就必须合理地选择股利分配方式。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较大差距，其股利政策多变并且具有较强的随意性，甚至出现不分配股利但股价逆势走高的现象。近年来，在证监会的监督和指导下，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已逐步走向规范，但是纵览整个证券市场，我国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研究金融业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情况，深入地分析该行业股利分配的现状和特征，在剖析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与存在问题分析
（一）现金股利发放比例较低，仍存在不分配股利现象
现金股利作为股利发放的主要形式，是向股东进行利益回报的重要方式。股利支付率也称股息发放率，是指净收益中股利所占的比重：现金股利支付率是指净收益中现金股利所占的比重。代理理论认为，上市公司分派现金股利将会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提高公司价值，但另一方面上市公司将现金股利发放给投资者，公司的剩余收益就会减少，当企业资金不足时还需要向外部筹资，这就增加了企业的外部筹资成本，股东收到了现金股利，需要多缴纳所得税，这又使得股东的税负增加。因此，现金股利的发放需要权衡各方利弊，以寻求最佳平衡点。
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现金股利支付率偏低。从表1中可知，以2015年现金股利分配情况为例，股利支付率大于40%的上市公司仅占当年全部上市公司的8.00%：更多上市公司的股利支付率处于40%以下：不分配现金股利的上市公司从2006年的59，26%下降到2015年的4.00%，十年来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注重现金股利的发放，但仍有少数企业不分配现金股利。从表1中可以看出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平均支付率的变动趋势总体呈现先上升后下降趋势，从2006年的28.96%上升到2012年的55.07%，从2012年以后开始下降，直至2015年现金股利支付率已下降到28.03%。
（二）股利分配缺乏连续性和规律性
上市公司连续分配股利是其保持业绩稳定的信号，目前我国大部分上市公司都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相对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这使得大多数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缺乏连续性和规律性。公司的股利分配主要由公司的股东和管理层根据自身的需求决定，却忽视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同样忽视了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频繁变动，传递出公司业绩不稳定的信号，影响投资者对该公司的信心，进而会影响公司的长期发展。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连续性情况如表2所示，2006年到2015年期间，连续8年以上进行股利分配的上市公司数量占总体数量的40%，而连续5年及以下分配的上市公司数量高达44%。即使一些公司在十年间连续派现，其股利分配数额在各年度也很不均衡，年度之间的数额相差较大，有的年度股利分配畸高，有的年度股利分配畸低，这反映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随意性较大，给投资者一种不稳定的信号。
（三）股权结构不完善，中小股东利益被忽视
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程度较高，股权结构不完善。《公司法》没有对股利分配做出具体的规定，也没有对中小股东利益做出合理的保障，这使公司过于注重少数控股股东的利益，而忽视了中小股东的利益。如果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过高，那么大股东由于持股比例较高在决策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他们可能会为了自身的利益而做出侵害其他中小股东和公司整体利益的决策，这样会大大影响中小投资者的信心，抑制中小股东的积极性。如果上市公司的股权过度分散，那么公司股东持股比例相对较低，公司的治理成本将大于治理收益，从而影响公司的治理效果。因此，一个合理完善的股权结构对于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至關重要。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状况如表3所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前10名股东所占股权份额超过60%的有30家，占总量的60%，平均持股比例达到75.62%；所占股权份额在50%以上的共有40家，占总量的80%。在某些上市公司中，前10名股东所占股权份额竟高达90%以上，可见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存在不合理现象，少数大股东持股比例畸高的现象比较普遍。在这种情况下，上市公司是否支付股利、如何支付股利以及支付多少股利，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控股股东的意愿，由此导致上市公司非理性股利分配现象普遍。
（四）股利分配相关法律不健全，市场监管力度不够
目前我国证券市场股利分配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由于市场监管力度不够，上市公司基于自身需要随时变动股利分配方式，以至于无法形成上市公司稳定统一的股利分配政策。近年来，股利分配的方式呈现多元化，从原有的单一化发展到现在的混合股利分配方式，包括派现并送股、派现并转增、送股并转增以及派现送股并转增等方式。我国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情况如表4所示，从整体上看其股利分配方式更偏重现金股利分配形式，任何一年派现的公司数量远远多于转增和送股的公司数量，现金股利分配仍然是股利分配的主要形式，近年来金融业上市公司中，不分配股利的公司数量逐渐减少，现金分红公司增多，但分红数量少，股东实际收益较低。在2006年，派现上市公司所占比例为7.41%，而2014年派现上市公司的比重上升到89.36%，现金分红公司数量增长很快。结合表1数据，金融业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支付率呈现的先上升后下降趋势，可以得出股东在2013年及以后的实际收益较低。
三、优化金融业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對策建议
（一）基于企业自身实际，制定适度的股利分配政策
上市公司应当树立股利分配的意识，认识到股利分配政策对公司的重要影响，从而减少公司盲目进行股利分配的行为，提高其股利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上市公司应保持充足的现金流，提高现金的运转效率，为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提供有效的保证。企业根据自身发展需求，在分析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之后，制定出合理的股利分配政策，使其与其他经营活动相协调，更大程度上发挥股利分配作用。根据股利的信号传递理论，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稳定性传递出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当股票价格稳定时，投资者对该上市公司有信心，便会增加其投资，公司的股本规模得以扩大，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是公司理财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个上市公司能否发放股利以及能够发放多少股利，取决于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融资能力。当企业有一个好的项目时，该项目可能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盈利，公司可以不发放股利：当企业有多余的资金但没有合适的投资机会时，企业可以发放适量的股利以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从而稳定股价。企业在制定股利分配政策时，还需要考虑该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减少股利分配，使公司的留存盈余得以增加，达到提高资本积累能力的目的。判断一个股利分配政策制定是否合理，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考量：一是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是否均衡：二是是否综合考虑公司的短期财务状况和长期财务状况：三是是否权衡了公司未来预期收益和风险。如果满足以上三点，则该股利分配政策可以称为适度且合理。
（二）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内部治理机制
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使其股权结构合理化，减少个别控股股东对公司的控制力。上市公司需要加快非流通股的流通速度，使全部股权得以流通，稀释控股股东的股权，降低大股东随意操纵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可能性，以达到保护中小投资者的目的，上市公司应当建立健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使公司内部股东会、董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相互制衡，从而规范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由于我国现代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和实践时间不长，上市公司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并不像西方国家那样完全独立。董事会的股利分配政策会偏向于少数大股东而忽视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加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实施，一方面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应执行监督职能，明确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利和义务，使内外部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另一方面，协调董事会、股东会和经理层之间的关系，提高公司的治理水平，减少因短期目标而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三）加强信息披露，增强市场监管力度
加强信息披露，有利于规范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使投资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减少由于盲目投资所带来的损失，有利于监督上市公司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增强信息的透明度，可以限制上市公司的不规范行为，使其经营行为呈现在公众面前，接受人们共同监督，防止上市公司联合造假行为的发生。信息披露使投资者处于一个公平、有效的市场中，减少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损失，保证各投资者之间公平竞争。
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完善市场监管规则，促进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的监管，查处和惩治上市公司的违法违规现象，加强对企业股利分配的监督。证券市场监管部门可以借鉴国外证券市场经验，如限制分配现金股利的资金来源：当公司留存收益达不到标准时，不准分配现金股利；当公司较长时间不分配现金股利时，禁止机构投资者投资该公司：对于不分配股利的公司，需要提交不分配的理由：对于需要配股、转增的公司，需要提交其公司经营盈利能力证明和可行性研究报告等等。监督管理政策的可行性和稳定性，影响着证券市场的稳定，有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使证券市场的监督管理目标得以实现。
（四）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行为进行约束，促使符合股利分配条件的公司进行分配，有助于证券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完善的法律法规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行，也有利于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有序进行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仍然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尽管有关部门已经陆续出台一些规定，但其适用范围不能覆盖所有上市公司。正是由于缺乏相关法律法规，一些上市公司股利发放较低甚至不发放，因此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是必要的。相关法律法规可以强制规定符合一定条件的上市公司必须分配股利，这可以约束上市公司股利分配的随意性，进而达到减少股利分配较低或不发放的现象。
作者：姚正海
第4篇：区块链新技术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
一、“区块链”技术下的中国金融“新常态”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市场：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几家比特币交易平台，如：中国比特币、火币网和OKcoin等。这些平台承载着全球80%～90%比特币交易，而中国市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享有对比特币定价权。同时，中国也是比特币挖掘能力最强的国家，设立在境内的服务器集群提供了全世界60%以上的比特币算力，中国在比特币矿机和运算芯片的研发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近几年，很多金融巨头开始将关注点从比特币本身转移到其背后的区块链技术，而国内区块链技术的普及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国内多个资本集团投入巨资建立区块链实验室，并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进行人才培养和项目孵化，意在研究前沿科技及促进我国金融科技研究和国际快速接轨，如万向集团旗下的万向区块链实验室，每年共拿出60万～100万美元对优秀项目进行赞助，其不仅仅为区块链初创企业提供了启动资金，更将一群有着先进技术和知识储备的开发者聚在一起，成立区块链开发者社区和工作站，为区块链产业后备人才的储备打下了坚实基础；其次，央行于2016年1月称将尽快推出以央行为发行主体发行数字货币，这在某种意义上认可了区块链技术及数字货币的价值，这对广大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起到了指导作用和示范意义，调动了各部门对研究区块链相关技术的热情，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有力推手；第三，由中证券公司牵头11家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共同发起的中国分布式总账基础协议联盟（ChinaLedger）提升了我国传统金融机构研究区块链技术的积极性，基本确定了我国金融机构未来5年的技术变革方向。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很多国有性质的商业银行和民间资本支持的股份制银行及老牌证券公司建立了相关研究部门，有关区块链技术的研究正在部门内如火如荼地开展。国内也有很多金融机构和国外区块链服务提供商达成技术合作协议如中国工商银行、华瑞银行等。
二、“新常态”下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新机遇”
（一）跨境支付和结算
作为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贸易大国，对外贸易体量巨大。我国近年来陆續提出“一带一路”等一系列发展战略，直接反映出我国“走出去”的决心，跨境支付和结算业务将迎来一个“黄金增长期”。与此同时，国内大力推动汇率改革，帮助人民币国际化迈上了新的台阶。伴随着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DR），越来越多的国家支持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在这种大背景下，如何降低跨境支付和结算成本、提高运行效率、安全地保证每一笔交易顺利进行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这对于帮助我国中小企业“走出去”，增强企业竞争力和提升利润空间有积极的正面意义。从经常类项目的跨境支付结算金额来看，2015年这一数字约为8万亿元人民币，区块链的出现会使相关流程的交易成本下降四至五成。如果有从事中转业务的商业银行提早使用此技术，将大大增加其处理跨境结算获得的收益，同时抢占其他尚未转型的同类银行的相似业务。
（二）数字货币
2016年初，央行传出了有关进行数字货币及区块链技术研究的消息，这在很大程度上对尚处于转型期的金融机构起到了导向作用，数字货币的研究和发行将成为银行间业务的新机遇。首先，若数字货币在流通中逐渐丰富，无论是居民平时消费，还是银行间交易结算所需要的等待时间都将被大幅缩短；由于分布式技术的特点，商业银行用于维护服务器的成本将趋近于0。其次，数字化货币的广泛使用会激发出更多的支付情景，在零售端，尤其是移动支付领域将会引起巨大的行业变革：如可以使支付具有连续性（即脱离可交易的最小单位限制），支持无中心干预的点对点线下支付，物联网条件下机器间自动支付等新模式。最后，得益于数字货币的可追溯性，诸如洗钱、金融诈骗、关联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将可“追根溯源”，可以帮助人们降低遭遇金融犯罪后的损失和避免财务问题的发生。
（三）证券的发行和交易
区块链技术不仅能为商业银行带来福利，还为证券行业带来了机遇：第一，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证券交易所将颠覆传统交易所运行的商业模式，从在交易所的集中撮合竞价交易改为分布式点对点交易，真正实现了买方与卖方的无缝对接。第二，分布式账本的去信任特点可以帮助证券机构简化交易流程，移除大部分人工管理和证明环节。通过智能合约实现自动化股权登记，大大减少交易成本，带来超额收益。第三，由于区块链网络的多数共识机制，对区块链网络交易所的访问将是高度安全的，并且分布式计算将保证交易所系统的稳定性。
（四）供应链金融
我国贸易融资规模于2016年已达到10万亿规模，并以每年约25%的增速逐年上涨。但是抛开规模来看，这一市场的利润被多个中间商、结算机构、中转银行摊薄，使得出借方无法得到可观的利润。而反观国内P2P市场鱼龙混杂的现状和近日曝出的国金证券假章事件，再次引起了国内投资者对P2P平台安全性的质疑。当区块链技术与贸易融资业务相结合，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中间环节，降低交易成本和提高效率。更重要的是，由于区块链的安全性和可追溯性的存在，投资人的本金和收益的结算都可以得到保护，交易和结算风险得到有效降低。与此同时，使用区块链作为融资网络可以促进国内融资平台与国外平台对接，开拓P2P时代的新市场，有力地拖动本地化金融与对外贸易相结合。
三、我国金融机构抢抓“新机遇”的对策建议
（一）加快国内区块链技术战略布局
金融机构需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考虑区块链技术的引进时机，引进国外技术还是自主研发，和企业在行业中使用区块链时扮演的角色。以国资大型商业银行为例，应利用好R3联盟和ChinaLedger等相關技术平台的科研优势，结合自身与监管部门的紧密联系，在保持和监管部门沟通的前提下，与之一道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区块链技术标准和与之配套的监管体系。而中小企业则应摆正追随者的位置，与R3联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对外吸收技术人才，在开源项目的基础上参照自身优势开发出适合自己的区块链网络。
（二）增加科研投入，支持优秀项目
国内的区块链项目投资目前还仍不成熟，集中投资风险较大，因此应遵循小资金、广投入、勤更新的投资原则，国内金融机构可将区块链领域的相关投资分用途、分批次投入不同领域的专业团队，广泛渗透各个项目的研发过程，并派驻专人进行技术整合，以达到最大化利用资本的效果，分散投资风险。在制定了完备的投资计划后，需要进行投资项目的选择。我国金融机构可以参照硅谷模式，建立技术孵化器，招募优秀人才并组建专业团队开发区块链应用，引入天使投资人和专业VC进行项目指导，目前国外已有类似500Startups这样的专业创业项目孵化机构的案例可以学习。
（三）加强对外交流，推进技术融合
国内金融机构可以将技术交流的重点放在区块链领域研究较为发达的柏林、硅谷、纽约、英国等国际金融科技创新中心，寻找比特币不同层次创业公司给予技术支持：如提供区块链服务支持的公司（DAH，Chain等），进行区块链底层技术开发的公司（以太坊、CEV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和解决方案提供商（Circle等）。邀请已经具备一定商业化运作能力的区块链服务和解决方案提供商可以大大减少研发投入，缩短研发周期，提高产品更新效率。这在当前金融业普遍面临转型的大环境下为国内金融机构抢占先机和攫取更多市场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王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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