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纶、毛宗岗及杭永年
毛批《三国》在小说史与小说批评史上的地位，近年来逐渐受到重视。但是，它究竟出于何人之手，其实还是一个悬案。
观近年 研究 小说评点的文章，多承旧说，认为毛批出于毛宗岗之手。叶朗先生的《 中国 小说美学》可为代表。该书第四章标题即为《毛宗岗的小说美学》，其中讲：“毛宗岗的父亲叫做毛纶，字德音。据记载毛纶曾对《三国演义》作过笺注的工作。毛宗岗的评点是否利用了他父亲的成果，已经不得而知。……毛纶可能给了毛宗岗很不好的 影响 。”认为毛纶笺注过《三国演义》，而《三国演义》的修订与评点系毛宗岗所为，二者不是一回事，这是上了《花朝生笔记》的当。《花朝生笔记》引《坚瓠补集》：“毛德音先生纶，……有三国笺注、琵琶评行世。”然后断定“二书已不传”，显然以为“笺注”与流行的评点并不相关。与此相似的观点也见于《辞海》（一九七九年版）之中，文学分册“毛宗岗”条：“清初小说评点家。字序始，长洲人。曾评刻《三国演义》，将罗贯中原本，加以修订”云云，主旨与叶说相同。
这种观点由来有自。晚清邱炜萱《菽园赘谈》已有“《三国》是茂苑毛序始手批”的说法。其后，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及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也持此说。于是，这个 问题 几成定谳。但是，其中有两个疑点始终没有澄清：一是清代坊刻《三国》，卷首大多题署“声山（即毛纶——今按）别集”，有的本子，如乾隆三十四年世德堂本扉页题“毛声山评三国志”，同治二年聚盛堂本扉页题“毛声山批点三国志”。二是清代坊刻本卷首还多有“圣叹外书”及“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的题署。刘廷玑《在园杂志》且有“再则《三国演义》，……杭永年一仿圣叹笔意批之，似属效颦，然亦有开生面处。”同一评点，似又有金、杭二氏染指。可见，毛批的作者问题仍有探索的余地。
实际上，《三国演义》的修改与评点主要出自毛纶之手。
毛纶在《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的总论中讲：“罗贯中先生作通俗三国志，共一百二十卷，其纪事之妙，不让史迁，却被村学究改坏，予甚惜之。前岁得读其原本，因为校正，复不揣愚陋，为之条分节解，而每卷之前，又各缀以总评数段。且许儿辈亦得参附末论，共赞其成。书即成，有白门快友，见而称善，将取以付梓，不意忽遭背师之徒，欲窃冒此书为己有，遂使刻事中搁，殊为可恨。今特先以《琵琶》呈教，其《三国》一书，容当嗣出。”
这段话把问题讲得很清楚：1、毛纶托言古本，对《三国演义》进行了全面的修订加工，包括文字的润饰（所谓恢复“纪事之妙”）、回目的整理等。而由于他托言古本，自称“校正”，所以有了后人的“笺注”之说。2、毛纶在修订加工的同时，对全书作了评点，回前总评多出其手。而毛宗岗只是被允许“参附末论”。3、曾有某门徒“窃冒”此修订评点本为己有，以致引起一些纠纷，使毛纶的刊刻工作受阻。
毛纶后半生以评点为精神寄托、名山事业。浮云客子讲：“（毛纶）不幸两目失视，乃更号声山，学左丘着书以自娱。”[①]毛纶也自述其评点情况道：“予之得见《琵琶行》，虽自幼时，然尔时不过记其一句两句吟咏而已。十六、七岁后，颇晓文义，始知其文章之妙乃至如此。于是日夕把玩，不释于手，因不自量，窃念异日当批之、刻之，以公同好。不意忽忽三、四十年，而此志未遂。盖一来家无余资，未能便刻，二来亦身无余闲，未暇便批也。比年以来，病目自废，掩关枯坐，无以为娱，则仍取《琵琶记》，命儿辈诵之，而后听之以为娱。自娱之余，又辄思出以公同好。由是乘兴粗为评次。我口说之，儿辈手录之，既已成帙，将徐为剞劂计。”[②]与前引文相参照，可以知道，毛纶评点《三国》与《琵琶》是在双目失明之后，年纪约在五十至六十之间。评点工作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由毛宗岗诵读，毛纶即兴口述评论意见，再由毛宗岗记录下来，然后，毛宗岗将自己的看法附在后面。这样执着地从事小说、戏剧评点，只有金圣叹才能与之相比。
又，《第七才子书》总论写于康熙乙巳、丙午之间，其时毛纶年纪当接近于六十岁（据上文，十六、七岁又过三、四十年，再加上数年评点、刊刻）。而金圣叹前此四年遇难时五十四岁，因而可知毛纶与金圣叹年齿相近。关于毛纶的生平，其材料不多。我们只知道他在当地文坛有一定声望，本名纶，字德音，大约在五十岁前后双目失明，乃更号为声山。《坚瓠补集》收有他六十岁时汪啸尹的祝寿诗，其中两首云：“两字饥寒一腐儒，空将万卷付嗟吁。世人不识张司业，若个缠绵解赠珠。”“久病长贫老布衣，天乎人也是耶非！止余几点穷途泪，盲尽双眸还自挥。”据称，“四诗（原为四首——今按）绝非祝嘏常套，先生所以独喜之欤。”可见，这两首诗所描写的“久病长贫”的生活，自负才学而又终生不偶的命运，都是毛纶一生的真实写照。
至于毛纶的思想倾向，由《三国演义》、《琵琶记》的评点可以看得很清楚。《琵琶记》开场有一段副末念白：“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李卓吾批道：“丑？便妆许多腔。”而毛纶则批道：“作传奇耳，却说出风化二字”，“所以胜人处在此”。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在这方面，毛纶完全立足于封建正统的文学思想，看重封建伦常，主张以小说、戏曲进行教化，而从毛批《三国》全书看，这可说是他评点工作的主要倾向。
毛纶所提到的背师之徒窃稿冒名一事，也很值得注意。此事当别有缘故，否则不至于阻碍了书稿的刊刻。毛纶对此十分气恼，在《第七才子书》总论中一再提及：“予因叹高东嘉《琵琶记》与罗贯中《三国演义》皆绝世妙文，予既皆批之，则皆欲刻之，以公同好。而一则遭背师之徒而中搁，一则遇知音之友（指蒋新——今按）而速成”、“予固不足论，独念罗贯中何不幸而遭彼背师之徒”，等等。这个背师之徒是谁，毛纶没有明言。除却不为已甚的因素外，恐怕对方亦执有相当的理由，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据情理推思，很可能这个“背师之徒”也参与了《三国演义》的修订工作，否则无缘无故“窃冒”乃师的作品，而其师竟无可奈何，反受其制，则不可理解了。诚如是，这个“背师之徒”不是别人，应该就是那个不见首尾的神秘人物杭永年。所以，毛纶在世时，师徒龃龉，该书未能刊行。毛纶去世后，由毛宗岗主持刊行，署名上搞了个“折衷方案”，题作
圣叹外书 茂苑毛宗岗序始氏评
声山别集 吴门杭永年资能氏定
把参与其事的三个人都列到了上面。当然，要完全证实这一假说，还需要继续做工作。但在 目前 所能挖掘到的材料基础上，这一假说对解释种种矛盾现象似乎算得比较圆通。
关于毛宗岗的生平，材料同样不多。浮云客子在《第七才子书序》中称赞他“予喜其能读父书，以为有子若此，尊人虽失视，可无憾焉。”可见他继承家学渊源，而且是毛纶的一个不错的助手。他与褚人获为好友，《坚瓠集》收有多篇他的文字，如《戒角文》、《猫弹鼠文》、《咏鲞鹤茧鹤》、《诗隐美女》、《焚书自叹》等，《坚瓠三集》并由他作序。除这篇序言外，其余多为游戏文字，如康熙三十九年住宅失火，所藏书籍俱焚，他作《临江仙》词云：“焚砚虽然常发愤，并书焚去堪伤。从今遣闷更无方，将何来下酒，一斗竟荒唐。”看来也还有些疏狂意态。
金圣叹序文辨伪
毛批《三国演义》前冠有一篇序，署名为“时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金人瑞圣叹氏题”。这篇序言，学术界或断为伪托，或存疑，但大多未作深论。今特从思想观点与题署两个方面来稍加辨析，以彰作伪之迹。
就思想观点而言，这篇序言有两点与圣叹一贯的见解相左。其一，金圣叹极力推崇《水浒传》，贬低《三国演义》。他认为：“（《水浒传》）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而“《三国》人物事体说话太多了，笔下拖不动、踅不传，分明如官府传话奴才，只是把小人声口替得这句出来，其实何曾自敢添减一字。”[③]而序言中却讲：“（余）忽于友人案头见毛子所评《三国志》之稿，观其笔墨之快、心思之灵，先得我心之同然，因称快者再，而今而后，知第一才子书之目，又果在《三国》也。”《三国》命名为“第一才子书”，已隐然含有压倒《水浒》之意。况且毛纶父子在《读三国志法》中又明言“读《三国》胜读《水浒》”，金圣叹怎么会“得我心之同然”呢？其二，金圣叹小说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肯定虚构，反对实录，提倡 艺术 创造。如《读第五才子书法》讲：“某尝道《水浒》胜似《史记》，人都不肯信，殊不知某却不是乱说。其实《史记》是为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种观点不是金圣叹偶一言之，而是他批点《水浒》的基本指导思想。而序言中却大唱反调：“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见其据实指陈，非属臆造，堪与经史相表里。由是观之，奇文莫奇于《三国》矣。”这种提倡实录的观点是《三国》毛批的基本立足点，是与金批最明显的 理论 差别。毛纶讲：“《水浒传》题目不及《三国志》。……《水浒》所写萑苻啸聚之事，不过因宋史中一语，凭空捏造出来。既是凭空捏造，则其间之曲折变幻，都是作者一时之巧思耳。若《三国志》所写帝王将相之事，则皆实实有是事，而其事又无不极其曲折、极其变幻，便使捏造亦捏造不出。此乃天地自运其巧，凭空生出如许奇奇怪怪之人，因做出如许奇奇怪怪之事也。”[④]这实际就是在批驳金圣叹的《读第五才子书法》。序言的那段话正是由毛纶这种观点化出，自非圣叹所为。
而且，伪托者为了掩盖“第一才子”与原有的“六才子”成说的矛盾，两次提到“近又取《三国志》读之，”试图造成一种印象，仿佛金圣叹之所以排定《庄》、《骚》、《史》、《杜》、《水浒》、《西厢》为“六才子书”，是当时未见到《三国演义》。可是，如前所引，金圣叹明明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已将《三国》与《水浒》做了对比。伪托者这种掩盖适足彰明其作伪的用心。
就题署而言，疑点有三：其一，清兵占领苏州是在乙酉年六月，甲申年腊月（即“嘉平”——今按）苏州尚在南明小朝廷（福王）控制下，题署不应是“顺治岁次甲申”。其二，据廖燕《金圣叹先生传》，金圣叹系“鼎革后更名人瑞”。甲申年清兵尚未下江南，署名当为金采。其三，由前引材料看，毛纶评点《三国》在康熙初，上距甲申有二十年左右，金圣叹当时是无缘看到这个未出世的产品的。
从这些疑点看，这篇序言实为刊行之时所伪造，却把题署时间上推了数十年。伪造这篇序言的目的 自然 是为了借助金圣叹的名气来招徕读者，于是，在毛批《三国》上便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圣叹外书”的题署。至于伪托者，似乎非毛宗岗莫属了。
附带提几句，毛宗岗与金圣叹有交往。《国朝三邑诸生谱》载：顺治八年毛宗岗经岁试入长洲县学，与金圣叹为同窗学友。且金圣叹曾写信给毛宗岗，讨论律诗分解的 问题 ，并要他“得便过我，试取唐律细细看之。”[⑤]似乎二人关系还挺密切。明人喜伪托，小说评点中此风尤甚。由毛宗岗事观之，清代初期这种习气尚有流风余韵也。
[①] 《第七才子书》序
[②] 《第七才子书》总论
[③] 《读第五才子书法》
[④] 《第七才子书》总论
[⑤] 《圣叹尺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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