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农生于清代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卒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又号司农、稽留山民、昔耶居士等,有“扬州八怪”之首的美誉。金农有诗名,善画工书,尤“漆书”自创一格,为清代书法名家,亦是清代碑学运动的主力军。
关键词:金农;书法;成因
金农享年77岁,历经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适逢“康乾盛世”。金农书法的形成离不开当时外界客观背景和自身成长阅历。
本文着重深究金农书法成因,窥探引起金农书法变革的时空背景,概括为生逢康乾盛世、地处繁华都市、身经人间磨难、收获人生财富四个方面。
一、生逢康乾盛世
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奠定盛世。雍正在位十三年,励精图治。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文饰奢华。此外,统治者关注学术建设。康熙帝组织编撰《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帝组织编辑《四库全书》,下令刻印《三希堂法帖》,整合历史文献,推动文化发展。再次,清代崇尚书法,可以说是皇帝对书法的热爱引领了帖学风潮。康熙推崇董其昌书法风格,在评判书法的好坏时,以董其昌书风作为标准,并亲自临摹,每日早晚必看董其昌的书作,正因为如此,全国掀起了学习董其昌书法的潮流。到了乾隆当朝时,乾隆对元代赵孟�\书法推崇备至,大家又一窝蜂去临摹赵孟�\的字帖,一时间,帖派风尚在清代兴起一股持久的浪潮。
清代统治者重视帖学,打压文人士大夫,碑学运动成为了知识分子们奋起反激的手段。加之清代“碑”的出土此起彼伏,使得清代知识分子们纷纷放弃帖学,转而研究古文字学。以郑�、金农为代表的文人学士,访名碑、探大山,逐渐引起了大部分文人学士的共鸣,大家纷纷在碑派领域找到了自我价值。虽然碑刻多在北方,碑派书法家也在北方居多,但这股新鲜的风气很快飘到了南方,南方书法家们逐渐也品尝到了古雅碑学的味道,于是娟秀内敛的书风逐渐被感染改造,形成了全国性的古朴碑学热潮。清人尚变、尚态、尚朴、尚碑的特质,于金农身上全部体现出来。
二、地处繁华都市
在艺术文化形成的历程中,自然条件起到蕴育的作用,金农的书法成就和扬州的商业经济、地域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扬州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都,东有大海、南临长江、北靠江淮、西接运河,自古以来就是物产丰富名城。作为我国中部的食盐发源地,又是南北漕运、两淮盐运的咽喉,两淮盐场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盐场,我们可从乾隆《两淮盐法志》中了解到:“全国赋税之半来自盐课,而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清人李果在《在亭丛稿》中说:“两淮盐课甲天下。”另,乾隆两淮巡盐御史李发元在《盐院题名记》中曾言:“两淮岁课当天下租庸之半,损益盈虚,动关国计。”可见,扬州在当时重要的商业经济地位,特别是乾隆“六下江南”,充分利用江南一带的财力和物力,发展其“盛世”的经济,这对扬州的繁荣起到很大推动作用。
扬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就任扬州的朝廷命官大多是儒人学士,清朝初期,一般是指派那些有名的文人去扬州,如王士祯、周亮工、曹寅等人,无一不是当时负有盛名的学者文士。这些“太子文章”在自己任职期间,注重当地文化的培养,并把对文化的意识提升为行政的文化氛围。又因为扬州“天高皇帝远”,出现了自由散漫的艺术家,这批艺术家多反对、看不惯清廷压制汉文人的种种政策,同时又特别无奈,于是便寄情于艺术之中。扬州八怪便是这样一批艺术家,他们中有文人出身的,有入仕的,也有穷苦人家一直穷苦的,而金农就是那文人出身的艺术家,并且荣登扬州八怪之首。
三、身经人间磨难
金农的一生在崎岖中步步向前,在曲折中熠熠生辉。少年时期衣食无忧,赚得个艺术胚子,青年时期家道中落,入仕不得,中年时期求职艰难,此后字画维生,晚年时期寄托佛门,客死扬州,终生布衣。
清康熙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金农生于浙江仁和(今杭州)钱塘江上。家有田几棱、屋数区,皆面江背山,风光宜人。金农从小衣食无忧,受到良好的艺术熏陶与文化教育,无论是家庭地处西子湖畔优雅的大�h境,还是书香门第的小环境,都造就了金农天资聪颖的艺术胚子。金农号称“金二十六郎”,家中排行第二十六,人丁兴旺的金氏家族经济与文化同步发达,使得金农从小就具备文人的典雅气质,拥有良好的素养和家教。
金农早期书风,主要受到何焯影响,将审美取向奠定在碑学一派。又受到清朝统治者喜帖学的影响,有意无意进行了碑帖结合。何焯(1661―1722),字屺瞻,号茶仙,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何焯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书法家,而且喜好收藏金石碑版,金农跟随何焯,获读了很多珍贵的图书资料,研读了许多的经史,学习了金石学问,奠定了日后的金石鉴赏基础,也是其独特艺术视角、别样艺术风格的重要基础。
金农三十九岁左右受泽州陈壮履之邀,由扬州开始作山西北游之行,直至四十四岁左右北游结束,期间,过京师,游太原、临汾、平定,还在娘子关坠马。此次游历金农丰富了人生阅历,有道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金农领略了许多珍贵的名碑石刻,游览了祖国的大河江山,拜访了诸多名人名家,为日后的雄魄的书风作了铺垫。每每回忆起北游经历,金农很激动很自豪,“遍走齐鲁燕赵秦晋楚粤之邦,或名岳大河,倾写胸臆”,金农走过这么多地方以后,认识到了历史的印迹、大自然的伟大。同时,碑刻的观摩与学习,让金农中期书风沿着碑派的道路前行。
雍正十三年,吴兴知县裘鲁青举荐金农应博学鸿词科,金农对此感激不尽,内心深处却又存在山间之志趣的念想,于是充满了矛盾。在《上学使师公(念祖)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百感交集。对于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而言,入仕效力国家本是梦寐之所求,现今金农的机会来了,而他却写道:“农自受命以来,涕因感集,从容自问,进退为难。”或许金农的那份“山民林壑之怀”略占了上风,他将仕途之愿暂隐藏在心中。然则雍正皇帝正于此年驾崩,于是此届博学鸿词科中辍了。乾隆元年,金农50岁的时候,博学鸿词科得以重开,裘鲁青再荐已年过半百的金农,但他赴京后究竟有没有考上至今仍是一个谜。我们只可从《郑板桥集》中《绝句二十一首・金农》之前言了解到:“(金农)字寿门,钱塘人,博物工诗,举鸿博不就。”张郁明指出,依据“《鹤征续录》中记载的乾隆元年举鸿‘不就’名单中没有金农,说明金农落选了。……而金农应试不第南归后,为生活计,寓居扬州,开始他的金石书画生涯,仕途幻想的破灭促使他消极沉沦,悲观出世”。“就”是一个多歧义字,其一可解释为:趋、从;其二可解释为:成,成功的意思。[1]金农似乎注定不属于功名利禄,在博学鸿词科“曲终”之际,郁闷而惆怅的金农顾首南归,长舒一口愤懑之气,他回到了扬州,除了以诗作酬唱之外,主要精力开始转向了艺术创作,渐渐地,其独创的别具一格之“漆书”横空出世。我们不得不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一回得到浙江学政帅念祖的举荐应征,旋而失败,恰恰又是上苍成全了他。”[2]对于金农来说,最终仕途的“不就”成就了一个旷世奇才,一代书坛巨匠。四、收获人生财富
金农一生交友广泛,从达官贵人到富豪巨贾,从布衣小贩到贫民百姓,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只要性情相投,便不以身份贵贱和物资贫富论交情。这也是金农书法的内涵纳入点之一。他的朋友圈,是他收获人生财富的无尽源泉。
郑板桥是扬州八怪之一,也是金农朋友圈中关系密切的人。“杯酒言欢,永朝永夕”足以体现他们志同道合的友情。“相亲相洽若鸥鹭之在汀渚”又展示着他们之间的和谐。金、郑之所以能如此交好,与二人相似的性格与经历是分不开的,也造成他们书画上的相似造诣。郑板桥的性格怪异、才高八斗、工字画,为官清廉刚正、体恤民情,爱交友、爱游历名山大川,十九岁就中了秀才,继而举人、进士。郑板桥诗、书、画被世人称为“板桥三绝”。他的书法,善于把草、隶、篆、楷四种字体综合起来,形成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郑板桥曾说“杭州只有金农好”,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是非常深厚的。
丁敬是“浙派”篆刻的开山祖师,他对金石篆刻的认识和影响,为当时死守藩篱的印刻江湖带来一股创新之风。在他的影响下,浙派篆刻逐渐形成一种体系,以其为首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西冷八家”。丁敬很小就认识金农,与金农同样喜欢金石碑版,这是二人成为好朋友的基础,也是二人相互促进共同改写风潮的基础。丁敬一生刻有许多印章赠予金农,例如“金农印”“寿道士印”皆可见于金农书作上。丁敬老年贫困,却依旧保持着清高的品格,从不随便给人刻石。但如果金农有所需,他就立刻按需馈赠。金农也常常以书法作品回赠于他,有“丁敬身改书砚铭”为证。丁敬与金农的情谊就像是亲兄弟一样,情感稳定,相互敬仰,他们数十年如一日,都很看重彼此的友情。
安岐祖籍天津,住在扬州经营食盐贸易,也就是当时的盐商。安岐有很强的经商本领,资产丰厚,富甲天下。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再加上安岐本人对文化情有独钟,他特别喜欢和有真才实学的文人骚客结伴而游。在观画赏诗方面,安岐确实也算是独具慧眼的人,曾经把数十年的赏画经验汇编成书,写成《墨缘汇观》六卷供他人借鉴。扬州的文化氛围,使得金农当时成为盐商富豪们竞相邀请的重要人物,那些经商的人,以邀请得到金农到庭而引以为豪。安岐在扬州特地建起一座“安氏园”,用于招揽有名的文人学士,盛情款待,茶余饭后就是品评书画。金农理所当然成为被邀请的对象。一来二去,金农和安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安岐并为金农的生活来源提供了很多。从金农的诗作《冬心斋砚铭》《扬州园林品赏录》《墨缘汇观》《书画书录题解》等都可以看到安岐与金农是好朋友。金农的《麓公研铭》就是特别写给安岐的。
金农的朋友很多,笔者无法一一尽述。正是因为有商人的资助,有好友的力挺,金农才能在艰难困苦的境况下,全身心地投入艺术之中。本文来自《农金纵横》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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