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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里士多德强调德育应当普遍存在于一切教学中(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音乐教化的作用)

2022-11-27  本文已影响 3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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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文摘要]在快乐中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是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道德目标。在审美通感的基础上,通过道德移情进行理性灵魂的德性活动,是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心理机制。“执中”为善、积习成德是音乐教育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基本途径。
亚里士多德的音乐教育理论蕴涵着丰富的道德内容,其中关于以音乐教育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思想尤显突出。对音乐教育的重视是古希腊的一贯传统,音乐教育作为 艺术 教育的重要形式,是美善教育的基础,是少儿道德品行培养的重要途径。
  一在快乐中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音乐教育的道德目标
1.“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
教育的目的是什么?是求实用,还是为了人自身的完善与 发展 ?这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基础性问题,也是他的音乐教育理论得以建立的前提。亚里士多德肯定了后者。他批评了教育功利论与实用论,认为“处处寻求实用是对自由大度胸怀的极大歪曲。‑}ycrms>并指出:“应当有一种教育,依此教育公民的子女,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ylcrns>“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既是亚里士多德音乐教育思想的出发点,也是其道德价值指归。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之前,音乐就已被纳人古希腊教育体系。但是,对音乐教育的作用,前人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亚里士多德指出,以前人们设置音乐课程仅仅是为了闲暇时的消遣,音乐被视为自由人的一种休闲方式。他认为,仅把音乐作为消遣是远远不够的,也不能只为竞赛而学习音乐或进行音乐技巧训练,因为那样无助于高尚品德的形成。他说:“音乐不宜以单一的用途为目的,而应兼顾多种用途。音乐应以教育和净化情感为目的’,pl(rzsa>。他进一步指出,音乐与三件事情相通,即“教育、娱乐和消遣”,并“显出全部三种性质’.l7(rne>。音乐直抒人们的胸臆,能使人产生比普通的感官快乐更为崇高的精神体验。人们或为“奥林帕斯的歌喉”激起灵魂的亢奋,或者性情通过这样那样的韵律得以改善,他提醒人们“应该察觉到音乐对性情和灵魂的陶冶作用’}f17(en9>。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贯穿于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始终。
2.在快乐中育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教育要顺应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实现德、智、体、美全面和谐的发展。为此,他按年龄把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0-?岁,主要是在家进行体格锻炼。第二阶段为7-14岁,主要是在学校接受道德情感教育。第三阶段是14-21岁,在学校进行智能培训。他认为,身体、道德情感和智能三者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教育和训练。“应当首先关心孩童们的身体,尔后才是其灵魂方面,再是关心他们的情欲,当然关心情欲是为了理智,关心身体是为了灵魂。.}plc}ea>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塑造美的心灵,锻炼强健的体魄是为了促进道德情感的发展,因为道德情感是德性的灵魂,道德情感的培育是教育的核心。第二阶段的学校教育是少儿道德品行培养的关键时期,它是一种涵括读写、音乐、绘画、 体育 、劳动等诸多内容的综合性素质教育,为智能训练导引方向。第三阶段的智能培训包括文学、修辞、天文、几何、伦 理学 、 哲学 、宇宙学及音乐等课程,它们不仅有利于学生的智能开发,又能以智促德。炼身养情、以智促德、以美养德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观的要义所在。
亚里士多德认为,少儿道德教育不是刻板的说教与规约灌输,而是一种寓教于动人的歌舞、美妙的音乐、形象的绘画以及充满活力的体育锻炼之中的身心活动过程,是带给孩子们快乐与幸福体验的师生互动。“所有人都说音乐是最令人愉快的事物,无论仅是旋律还是伴有歌唱”(n}rna>。我们看到,音乐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后两个年龄阶段。当然,对于学龄前幼儿来说,音乐更是他们健康成长的快乐伙伴,“响器与孩子们的童心极其吻合,其实(音乐)教育就是稍大一些的少年的响器或玩具。‑(}7(rza}’可见,音乐教育构成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从少儿的年龄特征出发,指出:“音乐的教导很适合少年的本性,青少年们由于年龄关系极不情愿忍耐那些缺少快乐的事物,而音乐在本性上就属于令人快乐的事物。‑(}7}rzai)好玩是少儿的天性,他们正是在玩中获得快乐,并学会辨别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音乐属于好玩的、令人偷快的一类事物,它不仅带给少儿美的精神享受,而且在潜移默化中使他们幼小的心灵得到净化、纯真的情感受到熏陶。柏拉图曾说,在音乐的熏染下,少儿从小就与优美、理智融合为一。亚里士多德与其一脉相承,认为音乐教育不仅可以熏染少儿的道德情感,同时将使他们逐渐领悟怎样在良好的情操及高尚行为的艰苦磨炼中获求快乐。他说:“既然音乐带来快乐的享受,而德性在于快乐和爱憎的分明,那么,必须阐明的是,没有比培养正确的判断能力、学习在良好的情操和高尚的行为之中求取快乐更要紧的事情了。‑y7(rzao>道德品行的培育不在苦行僧式的规训中,而在对美的欣赏、体验与感悟中,是在洋溢着快乐的美一德的互动中。以美求善、以善导美、美善相乐既是美育的基本理路,也是德育的重要范式。波兰美学家塔塔尔凯维奇对亚里士多德的美善观作了如下概括:“凡美皆善,但非凡善皆美;凡美皆能给人快感,但非凡快感皆美。因此,美是既善而又能令人愉快的东西。‑}2}(rs},古希腊诗人泰奥格尼斯曾说:“凡是美的都是令人愉快的,凡是不美的都是令人不愉快的。‑(27}e3o)音乐是审美的艺术,音乐教育是播洒快乐的艺术教育,它以乐声之道行不言之教,使少儿在载歌载舞中悟道、求德、向善。这正是少儿喜闻乐见的互动式教育形式,是促进少儿身心和谐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德性的灵魂在旋律中流动—音乐教育是培养少儿道德品行的心理机制
1理性灵魂的德性活动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肉身与灵魂的统一体。人的灵魂有三种形式:植物灵魂,主管营养和繁殖;动物灵魂,表现为感性欲望;理性灵魂,体现为理智与思辨。前两者为非理性灵魂,是欲与情的载体,具有德性的潜能。理性灵魂则是使潜在的德性转化为道德情感、升华为道德理性的灵魂中的高级部分。灵魂具有两个特征:位移和思维、判断、知觉〔’丁〔例’,思维、判断及知觉属性为理性灵魂所特有。“思想在心灵之中就像在一块没有被现实地书写的写字板上的字一样。‑(s7c}})正是主体理性灵魂的能动性活动对情与欲的“过滤”与德化,才使得音乐内蕴的道德之质—“思想”—育化为充满活力的道德之声,并渗人主体心中,成为主体道德情感之源并使之不断升华。
理性灵魂的能动作用实质上是一种道德思维活动,它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性,“如果对象令人愉悦或令人痛苦,灵魂就会追求它或回避它,并由此肯定它或否定它,感到快乐或痛苦就会按照相应于善或恶或诸如此类的东西的感性媒介而行动。;[37[m’音乐教育中,少儿的道德思维活动是在审美通感的基础上,通过道德移情来实现的。
2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
亚里士多德指出:“旋律自身就是对性情的模仿,这一点十分明显,各种曲调本性迥异,人们在欣赏每一支乐曲时的心境也就迥然不同’,[}7}rzao>。有一些曲调令人悲郁,如吕地亚混合调;有一些令人心族摇曳,如轻松的曲调;另有一些令人神凝气和,如多利亚调。由于音乐的旋律和节奏与人心息息相通,因此“灵魂就是一支旋律”,“灵魂蕴藏着旋律”f7[rzsy这是一种由心与乐的交流达到乐与德的互渗的心理活动。灵魂之所以蕴藏着美妙的旋律、音乐之所以化为憾心的德音,就在于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在乐一心一德之间架构了一座连环彩桥。
通感又称通觉,是指从感知、表象到意象形成过程中的感觉挪移、转化、渗透,最终达到相通的心理现象。音乐具有状摹 自然 事物、人伦道理的特性,这种状摹不是用可见的形象直接表意,而是以“效”、“似”等无形有声的手法加以隐喻。审美通感产生的关键就在于音乐的状摹性以及少儿的道德模仿。亚黝多德将事物的形象·颜色·味道等与声音进行了比较,认为声音(音乐)对性情的模仿及其与情感的联系明显优于前者。人的听觉对事物的感知也优越于触觉、视觉、味觉等感觉。他说,其他各种感觉无一能仿照性情,而“节奏和旋律模仿愤怒和温和、勇敢和节制以及所有与此相反的性情,还有其他一些性情。其效果十分明显,灵魂在倾听之际往往是激情起伏。在仿照的形象面前感到痛苦或快乐与亲临其境面对真实事物的感受几乎相同”n7(rzao>。音乐的状摹性为少儿进行道德模仿提供了直接示意。少儿具有极强的模仿力,模仿是他们养成道德行为、培养道德品质的重要方式。但是,少儿的模仿往往是自发的、没有选择性的。因此,在音乐教育的过程中,对音乐的选择十分重要。亚里士多德在对当时流行的一些曲调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指出人们应该向往好的节奏和好的旋律,主张以高尚的艺术冶情、以高雅的音乐育德。
高雅的音乐是优美的旋律、合宜的节奏、朗朗上口的乐词以及动人的歌舞等各方面的高度统一。音声表心、乐词言志、歌舞宣情。少儿是最富想象力的,他们纯稚的心灵就象一张白纸。在音乐教育过程中,在旋律与节奏的 规律 性扣击下,通过乐词的引导及歌舞的形象性表意激发,少儿往往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手舞足蹈。他们通过对状摹人伦事物的旋律、节奏、乐词及歌舞的体悟,揣摩其与所熟悉的人、事之间的相通之处,从中感悟人伦道理。这种形象性的道德模仿是少儿道德认识的初级阶段。
《礼记·乐记》曰:“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47(n46s)“凡音,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4](p470,音乐是一种表达情感、抒发意趣的审美艺术,是透过人心与主体合而为一的最情感的艺术。古希腊哲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音乐教育与道德情感、道德品行培养之间的关系,他们将旋律分为三类:道德情操型、行为型和激发型。亚里士多德主张在教育中采用道德情操型旋律。这不仅是由音乐教育的道德价值目标所决定的,也是实现该目标的手段使然。因为音乐与道德情感的融通不仅有赖于审美通感,还需道德移情。

道德移情是指主体在道德认知活动中,运用意义联想及创造性想象,将某种道德情感、道德意念比附、移注、渗透到认知对象中去的心理活动。少儿在赏乐、唱歌、品词、习舞的过程中,往往情不自禁地将自身的“情”和“意”倾注到音乐意境与形象之中,与音乐的中心思想、主题意境融为一体。这时,跳跃的音符、飘舞的旋律就会注人丝丝德悻、化为缕缕德音。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某些人的灵魂之中有着强烈的激情,诸如怜悯和恐俱,还有热情,其实所有人都有这些激情,只是强弱程度不等。‑[i7(}84-285’当乐曲使用了亢奋灵魂的旋律时,“他们如疯似狂,不能自制,仿佛得到了医治和净化”[il(p285)0少儿的情感正处在活跃的萌发、生长时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道德移情正是少儿道德激情进发、道德情感构塑的心理机制。
如果说审美通感是少儿对音乐获得感性认识的通途,那么,道德移情则是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关键环节。心、理相顺,气、声相应,美、善相济,是审美通感与道德移情共同作用所产生的至妙之境。在这个过程中,少儿幼小的心灵在乐境中得到洗礼,道德情感在心乐碰撞中得到升华,道德感悟力和道德判断力逐步提高。没有呆板的说教,也无需填鸭式的灌输,无声的道德语言却在少儿的灵魂深处刻下印记。

三“执中”为善、积习成德— 音乐 教育 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途径
1.“执中”为善
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年代正值希腊奴隶制危机时期。长年的战争大大削弱了各城邦的力量,奴隶主与奴隶的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财富不平等现象越来越严重,统治者中拜金主义与享乐之风盛行,最终导致多次平民起义。同时,马其顿帝国的建立使希腊各城邦之间形成了亲马其顿派与反马其顿派的激烈党争。如何缓解奴隶主与奴隶、富人与穷人之间的矛盾,如何抑制奢糜之风,怎样调节党争,成为事关城邦命运的头等大事。亚里士多德站在奴隶主中间阶层的立场上,试图以“中庸”之道调和社会基本矛盾、 政治 党争,改善社会风气。他认为,“中庸”不仅是为政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为善的根本要求,是公民道德品行培养的核心。
“要想成为一个善良之邦,参加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17(1’257)而善“是心灵合于德行的活动”,德性“必定是一种志在求适中的中道”[5](p197)。这就表明“中庸为善”。“中庸”即“适度”、“执中”,是一种因人而异的适度要求或状态。“中庸”作为神谕刻于特尔斐神庙之上,成为古希腊政治、文化、教育、 艺术 活动的重要指导思想及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亚里士多德指出:“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与适当的。..[1](p286)中庸思想融贯于他的音乐教育与道德教育理论中,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音乐教育以中庸为指导原则培塑未来公民的道德品行。“如果每一种技艺或 科学 都注意于中道,并且使其工作达到中道的标准,那末它们一定会使它们的功能发挥得很好。n[5j(p296)音乐教育以中庸为指南,使其载德行教、培塑理想未来公民成为必然。针对当时有些人认为“修习音乐将会流于低贱”的说法,他批驳道:“我们只须考虑为了培养公民政治方面的德性”[1](p282),如:青少年参加音乐活动的数量要适中,择用的乐器要雅而不俗,采用的乐曲要富有教育意义。“关于曲调和节奏,我们还须考察,是所有的曲调和节奏都适用于教育还是应当有所区分。>r[i](p284)u假如某一曲调井然有序且富教育作用,就宜于在儿童时期的教育中采用’,[1](p286),如吕地亚调和多利亚调本性在各乐调中居中,就很适合于青少年。总之,“不能让音乐的学习妨碍青少年日后的事业,也不能损害他们的身体,使他们不适于战争或政治方面的训练,无论是对当前的学习,还是对日后的应用而言。r,[}j(p282’音乐教育以中庸为原则,就可以避免产生某些粗俗或低级的效果,使青少年在高雅音乐的熏陶中逐步培养德性,成长为适合城邦需要的道德公民。
第二,插诗、剧中台词为乐词。亚里士多德认为,较为严肃的诗人模仿高尚的人及其行为,而较为平庸粗俗之辈模仿那些卑劣的人及其行为。高尚的人及其行为作为道德范例将激发少儿的道德情感,使其产生道德共鸣。卑鄙小人及其劣行作为道德反例则给他们警示。就戏剧而言,无论喜剧还是悲剧都是对一定的人与事的摹仿,意在表达善恶倾向、美丑偏好。化剧中台词为乐词,并将其韵律化,就赋予音乐极其丰富的道德内涵。因此,插诗、剧中台词为乐词是实现乐教一德教一政教三教合一的妙径,是培塑未来道德公民的有效方式。

2.积习成德
亚里士多德指出:“人们通过三种途径成为善良贤明之人。这三种途径是本性、习惯和理性。n[i](1’257)本性在先,比如首先必须是人而不是其他某种动物。习惯的的作用是巨大的,对于那些没有什么用处的 自然 察赋,习惯会逐渐改变它们,而另有一些票赋,受习惯熏染可能变坏或变好。同时,人类还能够且应当依靠理性生活。三者彼此一致,其中习惯的力量尤显突出,少儿道德品行的培养就是日积月累、长期积习的实践过程。当然,良好习惯的养成离不开教育。亚里士多德将德性分为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前者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后者则是习惯的结果。因此,人德成善的根本途径在于通过教育与行为训练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在音乐教育中,亚里士多德强调少儿要亲自演奏、亲身体验。因为一个人是否亲身投人音乐活动,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那些不参加音乐演奏的人很难或几乎不可能成为评判他人演奏的行家”l7<ezay“我们由于从事建筑而变成建筑师,由于奏竖琴而变成为竖琴演奏者。‑}sl<ez9x>“好的弹琴者与坏的弹琴者,都是习弹的结果,建筑师和其他技艺人才的产生,都是这样。建筑得好的人,便成为好的建筑师;建筑得坏的,便成为坏的建筑师。的确,如一种技艺的好坏不由于这样的练习,那么,他们便不需要任何的教师,并且他们的技艺的好坏便是天生成的了。德性的形成也是这样。‑}slcezn>“德性则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的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这和技艺的获得一样。’,「’了cwz)艺德相通、艺德相长。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成一种技艺,并在学艺中积习成德。这种德性养成观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论倾向。
少儿道德品行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长期的道德实践过程。“习惯或性格的养成,如同疾病的发生,是渐渐的,一步一步的,是不可知觉的。‑}sl(ra}o)通过音乐教育培养少儿的道德品行,更是一个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过程。亚里士多德提倡从小就修习音乐,“要趁青春年少时练习音乐,伺年岁长进,他们就可以不再躬身演奏,而此时他们已经由于少年时的学习造就了良好的判别能力和地道的欣赏能力。;ylwax>道德品行的养成始于细处,理想人格的塑造起于童蒙。音乐教育从小抓起,德乐的涓涓细流长流不息。
需要指出的是,在亚里士多德生活的奴隶制城邦时代,接受音乐教育只是奴隶主权贵及其子女的特权和奢侈品,其音乐教育理论被打上了时代的阶级印痕。然而,以乐教培塑少儿道德品行的思想不仅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就是在今天,也仍能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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