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时装新戏是海派京剧的重要代表之一，它诞生于海派文化的成长时期，这同时也是海派京剧的发展和鼎盛时期。时装新戏又称“改良新戏”，是指清末戏曲改良运动过程中以表现现实生活题材、穿戴时装为主的各种改良剧目的总称。文章阐述了随着京剧传入上海，为适应这座独特发展的城市，时装新戏从艺术风格到经营方式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而诞生了“海派京剧”这一独特的京剧样式。
【关键词】时装新戏 上海租界 继续改良 转型
1876年，《申报》上一篇文章名为《图绘伶伦》的文章中，以“京剧最重老生，各部必有能唱之老生一二人” 的语句使上海完成了对京剧的最初命名。本文从其诞生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通过艺术审美的视角，分析时装新戏在清末民初这一特殊的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它的转型契机和美学内涵。
一、繁荣的“新型都市”
上海地处东海之滨，腹地广阔，“江海通津”的地理位置和温暖宜人的气候条件，使得上海在开埠以前就是江浙地区富庶的通商贸易集散地。1843年，《南京条约》的签订使得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口岸之一被迫敲开近代化的大门。开埠后的上海一跃成为全国的工商业中心和外贸港口。经济的日益繁荣，人口的快速迁移和急剧膨胀使上海快速完成了财富积累。城市基础设施的日益完善和城市娱乐活动的丰富为京剧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从客观上讲，上海成为一个使中国挣脱封建落后走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突破口。
上海作为近代都市的全面繁荣是和上海租界的形成发展同步的。1845年，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相继在上海成立租界。侨居上海的外国人把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在租界推行。与此同时，政府大力推进道路建设、引进先进交通工具、改进城市照明设施等措施。“19世纪50年代，上海开始有了严格的市政管理；60年代，开始有煤气路灯；70年代，开始有电话，一度通火车；80年代，开始有电灯、自来水。”②这些“植皮”似的重要举措使得租界迅速变成了“国中之国”。在战乱的时局之下，租界以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高度自由性和完整性，以及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为京剧带来相对独立发展的温室土壤。
以“电的使用”为例，电作为一种能源在上海的使用，带来了从京剧本体到全社会的一系列连锁反应。“1906年3月5日，上海第一条有轨电车线路正式通车。”③电车作为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改变了上海人传统的出行方式。便捷的交通提高了人们出行的速度，节省了生活时间，增加了娱乐时间的分量，“提高了市民从事娱乐活动的频度”④。在单位时间内，市民不仅去戏院的交通时间会缩短，而且看戏的次数也会因此增多。从电灯在租界的最初使用，到全上海的推行前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上海逐渐开始冠以“夜上海”的名号。它不仅改善了戏院的照明条件，增加了演出时间，而且增强了京剧在舞台上的呈现效果。电灯的使用突破了市民观看京剧的时空限制约束，改变了整体的舞台呈现效果，比如海派京剧的符号象征之一的新式戏种“彩灯戏”的出现使得戏曲最终由“听戏”时代向“看戏”时代让渡。
二、崛起中的新型知识分子
清末民初，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兴起，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主的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登上社会历史的舞台。他们不再留恋于用功名科举来治世救国，而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利用西方先进的知识，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进行启蒙宣传。作为一个新的阶层的崛起，中国真正开始了现代启蒙思想的进程。中国的启蒙思想和西方以“理性主义”为主的启蒙思想有所不同。中国的启蒙思想和反抗对外压迫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紧密相连，民族危亡和个人自由紧密相连。上海处于列强的践踏和欺凌的夹缝中，知识分子用“开眼看世界”的眼光了解了西方对于“天赋人权”的尊重，肯定了个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所以在反抗现实压迫和实现个人独立自主的问题上呼声也更为强烈。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一批怀揣着民主、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分别在文学、诗歌和小说领域提出“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他们主张改革旧的文体，强调将文艺作品视为启民维新、救亡图存的工具。随着西方“文明戏”的传入，中国进入杂剧传奇、京剧和话剧“三足鼎立”的时代。作为拥有最广泛受众的京剧，此时进入了知识分子的视野，成为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宣扬政治热情的载体，一场轰轰烈烈的戏曲改良运动就此展开。
1902年，梁启超在《新小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题为《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⑤的理论主张，重点强调了戏曲和小说在改良社会及民众思想上的重要作用。他还发表《新罗马》《劫灰梦》《侠情记》三部传奇，期望用戏剧的方式来唤醒国民，激发出国人为反抗外来侵略，为中华民族独立自主而奋斗的精神。
在这场戏曲改良运动中，除了梁启超、陈独秀等崇尚从理论进行戏曲改良的新型知识分子之外，一些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知识分子出于对京剧和演员的情感，“把自己的文化素养和审美基点投射到京剧，使诗、画、舞、乐、技融汇成博大精深的京剧艺术。”⑥如齐如山、李释戡等对梅兰芳，罗瘿公对程砚秋等，他们通过文本的方式直接表达对于社会的不满，从文字传递对国民觉醒的期待。文学进入戏曲剧本的创作，初步实现文人和艺人的相结合。也正因为他们社会角色的转变，主动投身到戏曲活动的阵营中，才使得戏曲的文化品位得以提升，并且注入了一定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时代性。他们借鉴西方戏剧的优秀成分，对传统京剧进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整合，创造出“时装新戏”这一新的京剧样式。京剧的优秀艺人通过文人对剧本的加工润色，将之搬上沪上京剧的舞台。时装新戏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将分散的创作群体自觉地集中在一起，在理论的“案头文学”和舞台的“场上之曲”中找到宣泄的途径和呐喊 的共鸣。
在那个社会急剧裂变的时代，正是由于在上海这座与时代紧密同步的城市以及文人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时装新戏的诞生在戏曲的舞台上掀起了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因为新型知识分子对戏曲改良运动从理论到实践的肯定，从根本上扭转了戏曲作为低级玩物的概念，转而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形态之一。
注释：
①蔡世成.《申报》京剧资料选编.上海：上海编辑部，1994：10.
②唐雪莹.民国初期上海戏曲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
③④徐剑雄.京剧与上海都市社会.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2：42，42.
⑤叶长海.中国戏剧学史稿.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534.
⑥田根胜.近代戏曲的传承与开拓.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50.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艺术学理论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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