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通过对徐渭和八大山人的绘画风格比较,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从创作理念上的关联可以看出八大的独特绘画风格的形成,是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在因素。
[关键词]徐渭艺术思潮 八大山人 花鸟画
今人论及八大,多是从山人的风格、题材、构图的创新性入手。然而,任何的创新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来展开的,正所谓只有站在巨人的肩上才能看的更远。在八大生活的那一时期,以及明王朝的历史时期中,艺术风气呈现出的面貌,艺术家们艺术创作情况都会对八大艺术面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本文中,我将谈一谈八大和前代艺术家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的画论史上,有许多艺术家都有画论专著,这是表现其艺术思想最为直接的手段,八大虽然没有画论专著遗世,但从他的画中,我们依然可以读到他对国画的独特见解以及他所受的影响。从他绘画的风格特点来看,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其与徐渭的某种内在联系,在对国画的理解上,徐渭把真实强烈的主观情感、超越形似的艺术形象看做艺术的真谛。这些绘画思想对八大的艺术特点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明代后期,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尚情的潮流,特别是明末国土的覆灭使诗中的‘愤书’说,‘主情’说成为主流,并影响到了画坛,这种思潮使画中的情感抒发变得更加强烈。绘画是运用视觉手段来传递作者的情感的,就是要将一般性的概念孕育于具体的形象之中。如八大的花鸟画,画中的禽鸟常常是白眼向天,一幅愤世嫉俗的表情,体现了作者的悲愤、哀怨的感情。这种情感的强烈而直接的抒发,与明末出现的“狂禅”画派是有着直接联系的,而这一画派的代表就是徐渭。
徐渭作画开大写意的先河。他的绘画笔墨纵横,水墨淋漓,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在他的画论中,提倡直抒胸臆,主张自由发挥。如他的题《葡萄图》:平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可以看出徐渭是提倡自然成趣,崇尚天机,反对造作的,特别是“闲抛闲掷野藤中”这一句,把直抒胸臆这一理念体现的淋漓尽致。另外,徐渭认为画是作者情感的真实流露,是与人的精神品格分不开的,如在《徐渭题花卉》中所言的:“牡丹为富贵花,主光彩夺目,故昔人多以钩染烘托见长。今以泼墨为之,虽有生意,终不是此花真面目。盖余本窭人,性与梅竹宜,至荣华富丽,风若马牛,弗相似也。”窭人,也是贫苦人之意,与牡丹富贵的气质是不相配的,但是徐渭以泼墨画之,却另有一种野逸的人格精神,这与别人用钩染烘托之法所描绘的富贵艳丽的牡丹是不同的,它也是徐渭人格精神的象征。而八大在艺术上也是有着这种相似的追求,我们可以在其题画诗中见出:
三十年来处士家,酒旗风里一枝斜;
断桥荒藓无人问,颜色如今似杏花。
《题梅花图册》
杏花喻指人品如杏花那样高洁,年年开放不染世尘。八大出家为僧三十个春秋,故题画诗有“三十年来处士家”之语,表现自己超尘拔俗,清高品素的人格。而八大的作品体现出来的也好似这杏花般清逸率真,不染杂尘,这也是他身处乱世,不与官僚同流合污,坚守清高气节的写照。
从上面的分析不难看出两者的近似之处,虽然我们没有徐渭对于八大艺术风格影响的直接证据,同时,八大表现内在狂野情绪的艺术手法与徐渭也颇有不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推断,徐渭的这些艺术思想是对八大有着启示作用的。徐渭当时画作已经名满天下,那种直抒胸臆的画风对后世的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画风提供了国画表现的一种新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八大在创作理念上得到徐渭的启示是完全合理并且可能的。
在明代,批评家们重逸品、写意之作,而不重神品、精工之作。文人学士们崇尚偶发灵感,自由发挥,抒情写意的绘画状态。这是与当时的社会格局分不开的,在国土危脆,世事无常的情况下,文人们把画看作是发泄胸中不平之气、鞭挞社会丑恶面目的一种武器,而写意画正是他们心中情感的直接挥洒与宣泄,可以反应强烈的个人意识,并可以规避一切程式、常规的束缚,在这种表达方式下,文人士大夫们可以将自己的情感在纸上挥发的淋漓尽致,这种可以表露本真性情的艺术对于八大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八大山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遭遇的家国之变和悲惨的身世,需要他用一种很直接和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明代艺术家,特别是徐渭的艺术思潮及艺术作品正是契合了这种要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没有八大之前这些艺术家的探索,就不会造就八大。所以,在当时的文风与画风之下,逸品、写意之作的兴起达到了高潮,这也为以后八大的花鸟画创作做好了铺垫,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这种影响对于八大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胡光华.八大山人.吉林美术出版社,第168页.
[2]张建军.中国画论史.山东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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