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文学史上出现了大量的“焚书”事件。在宋朝时期，有大量的诗人焚毁自己的诗文草稿。这种现象的出现，其主要缘由是诗人文学自觉意识中的选择性，以及对先进诗歌理念的追求。宋代诗人焚毁自己的诗文草稿，也真实的体现了当时文化的种种特点。
关键词：宋代；诗人；焚稿；缘由；内涵
一、诗人焚毁诗稿的缘由
诗人文学自觉性中的自我选择意识
在唐宋时期，文人对自己作品的收集，对自己诗集的编纂已经具有一定的自觉意识，所以在诗集的编纂过程中，就有一个去粗取精的过程，抛弃不符合自己诗歌理念的内容，或是毁掉自己不满意的诗歌作品等。例如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记述的一段黄大临对其弟弟黄庭坚的言论，曰：“鲁直旧有诗千余篇，中岁焚三之二，存者无几，故自名《焦尾集》。其后稍自喜，以为可传，故复名《敝帚集》，晚岁复刊定，止三百八十篇。”[1]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韩元吉，在其《焦尾集》序中自述到：“予时所做歌词，间亦为人传道。有未免于俗者，取而焚之。然尤不能尽弃焉，目为焦尾集，以其焚之余也。”[2]这清晰的记述了黄庭坚、韩元吉有意识、有决心通过自己的诗文扬名后世，从而着手准备自己的诗稿。因此，在他重新对自己的诗文草稿进行审视过程中，焚毁了那些自认为“劣质”的诗文。他们的这种行为正是出自诗人在自觉收集、编纂过程中的那种自我选择意识。
诗人学习先进诗歌理念的自觉意识
在诗歌发展进程中，诗人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特别是在宋朝时期，宋人为了超越前辈，使自己的作品能够和前人并驾齐驱，更加致力于诗文的革新。由此，许多诗人在某种契机之下，焚毁自己以前的作品，抛弃自已以前的作诗方式、方法或者作诗风格，顺应时代潮流，顺应诗文发展的需要，接受新的风格，学习新的作诗方式、方法，例如宋代诗人陈师道。
陈师道，字履常，一字无己，别号后山居士，自幼笃学能文。十六岁拜曾巩为师，得其古文笔法。陈师道的文学成就，特别是诗歌成就很高，在宋代能够自成一家，人们常常“黄陈”并称，后被列为“一祖三宗”中“三宗”之一。这在他的诗文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他曾献诗给黄庭坚云：“陈诗传笔意，愿立弟子行”，在《答秦觏书》中自称：“仆于诗初无师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诚以其苦心深造自成一家，不拘拘于规抚涪翁，正其善于学涪翁也…”[4]文中说到陈师道在亲眼目睹了黄庭坚出类拔萃的诗歌作品之后，再拿自己的诗作进行对比，显出自己诗歌作品的贫瘠，便坚决把自己以前的作品焚毁，学习更加优秀的诗歌观念。
二、诗人焚毁诗稿的文化内涵
文人的自觉意识
在中国，文集的编纂始于魏晋时期，经过发展，到了唐宋时期，文人对自己作品的收集，对自己文集的编纂表现出了比前人更强烈的自觉意识，而且这种意识在文人中间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唐宋时期的诗人在这种文化现象的促使下，便有目的地对自己以前的诗稿进行整理，对于那些自认为既没有新意，又没有存在和保存价值的诗稿，作者选择了扔掉甚至是焚毁。希望能够借此来抹去那些可能玷污自己诗歌理想的糟糕作品。北宋时期的贺铸在《庆湖遗老诗集》序中说：“始七龄，蒙先子传授五七言声律，日以章句自课，迄元祐戊辰，中间盖半甲子，凡著之稿者，何啻五六千篇，前此率三数年一阅故稿，为妄作也，即投诸炀灶，灰灭后巳者屡矣。”[5]正是这些“妄作”，作者以为他们不仅不能成其名，而且在将来，这些诗作还可能玷污自己的诗名。所以，出于对自己名声和声誉的重视，在有些时候，作者在编纂自己诗文集的过程中，会焚毁一些诗稿。
从“文人相轻”到“愿立弟子行”诗歌观念的转化
“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即同时矣，则韩囚而马轻，岂不明鉴同时之贱哉？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休。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砥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6]文人相轻，自古使然，但是这一现象到了宋代有了很大的改观，在宋朝诗人中，诗人们不仅乐于向比自己优秀的诗人学习，也会诚恳地拿出自己的诗稿，请高人批评、指正。诗人对自己的缺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对别人的批评能够虚心接受，甚至“愿立弟子行”。
例如前文所举的诗人陈师道，另外还有南宋时期的向士諲，他在为徐俯诗集所作的序文中说道：“始为诗以数百计，一见师川快说诗病，尽焚其稿” [7]向士諲和徐俯相遇，讨论诗歌，向士諲便接受了徐俯的批评建议，焚毁自己部分的诗稿。这些都表明了文人之间由那种“文人相轻”的观念向“愿立弟子行”观念的转化。也正是这种观念的转化，出现了一部分诗人焚毁自己诗稿，以追求更高的诗歌理念。
强烈的文学自省意识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8]中国文人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影响，时时对自身进行反躬自省，以期来完善自我。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对于本人文学观念的自省，另一方面是对当时整个文学观念的自省。延之尝云予诗每变每进。能变矣，未知犹能进否。他日观此集，其羡也乎？其亦厌也乎？”[9]就是这种不断自省不断创新的精神，使杨万里的诗歌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成就，与陆游等并成为“中兴四大家”，被公认为当时诗坛领袖。而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当时诗坛崇尚江西体的现象进行反省与自省，创制“诚斋体”，冲破江西体的种种藩篱，自成一家，推动中国诗歌向前发展。所以杨万里在1162年焚毁自己的诗稿，儒家的自省精神，文学的自省意识也是促使其焚诗重要的缘由。
通过对宋朝诗人焚毁诗稿行为的分析和探索，并在这个基础上反观唐宋诗人的文化心理。我们可以发现，任何一种文学现象的产生，与当时文学思潮的演进，伦理道德的变化与当时政治环境息息相关。研究诗人的这些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诗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读宋人诗歌，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个时期的文化。
参考文献：
[1]叶梦得.避暑录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39.
[2]《四库全书》本《焦尾集序》卷首.
[3]陈师道.后山居士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卷十.9.
[4]冒广生 冒怀辛.后山诗注补笺.[M].北京:中华书局.1995.620—621.
[5]《四库全书》本《庆湖遗老诗集》卷首.
[6]范文澜.文献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713—714.
[7]楼钥.攻媿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713.
[8]杨伯峻.论语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9]辛更儒.杨万里集笺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7. 3257—3258.3263—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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