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抗战时期新国乐中西音乐
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受到西方音乐文化更为猛烈的冲击，如何处理中西音乐的关系逐渐成为中国音乐发展前途的核心矛盾问题，新国乐思想在此时的出现既是代表了众音乐家在国乐发展问题上的新观点和新主张。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西音乐对比的言论早已经出现，如1903年匪石所著《中国音乐改良说》一文中即提出中国音乐较西方音乐的不足之处以及改良办法。这种中西对比的观点使得“国乐”的概念无形之中越来越清晰起来，国乐相较西乐的落后引起众多音乐家的关注和担忧，创造中国“新国乐”的需要也变得迫切起来。
在五四时期的众多音乐文论中，尽管大多没有提到“新国乐”一词，观点也各不相同，但大部分都指出了中国旧有国乐的缺点，也包含了改进国乐，使其呈现新的面貌的意图。这些文论大体都围绕乐谱、乐器、音乐理论、和声这四个方面，或指出国乐在此方面存在的不足，或提出在这些方面的改革观点。
“甲也许认为改进国乐应该从乐器下手；乙也许认为应该从旧乐谱的整理，新乐谱的创作下手；丙也许觉得应该采取西乐为标准来改进国乐；丁也许想西乐虽美，但国乐自有国乐的风味，改进国乐应依发挥国乐的特长为目的……”。这段话就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出了五四时期新国乐思想的特点。但是相较之下，抗战时期的国乐改进观较五四时期更多了些总结与思考。以上所述这种改进的新国乐观仍然围绕着中西音乐关系问题进行思考，认识到中国音乐较西方音乐的落后从而主张采取改进的措施，以创造新国乐。但是，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后，由于社会环境和时代要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对国乐的理解也随之出现了新的趋向。
抗战爆发之前，对于国乐的改进大致都围绕着民族器乐进行，或主张改进中国传统器乐曲，或改良中国传统乐器、乐谱，走中西相融合的道路，这种国乐改进思想也很难走出器乐的范畴。而抗战爆发后群众歌曲的大量创作和歌咏运动的兴起使得声乐得到了相当的重视，新国乐思想因此也有了新的变化。歌曲的内容以及形式之间的矛盾逐渐显露出来。
陈洪于1939年所著《新国乐的诞生》一文，对“国乐”一词进行了不同以往的阐释，他认为国乐的内容应当具有三种特征：“一、……应当锐敏地跟随着时代不停前进。二、国乐是中华民族的呼声……三、应当尽量反映着中国的民情，风俗，文物和景色……至于国乐的外形，则不必有何种规定……”
以上这段话即表明了陈洪对于新国乐的认识，他将判定国乐的标准定为内容是否反应中国的时代精神和地域特色，与音乐的外在形式则毫无关系。这种主张使得中西音乐在形式方面没有了界限，在某种程度上也模糊了“新国乐”和“新音乐”的界限。陈洪在这篇文章的开始就说明：“这篇小文所要讨论的并不是这种狭隘的旧‘国乐’，自然也不是以前各朝代所制定，以备祭祀宾客兵戎之用的国乐，而是一种更伟大的，更崇高的，更有生气的，属于新中国的新音乐。”
另外，除了这两种新国乐观，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青主的无分中西的新国乐观。青主认为：“……世界上只有一种尽真，尽善，尽美的音乐艺术，并没有国乐和西乐的分别。中国人如果会做出很好的所谓西乐，那么，这就是国乐。”
青主的这种国乐观在本质上取消了国乐与西乐的界限，既无关形式也无关内容，是中西音乐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结果。也正是因为重视音乐的功能作用，越来越多的音乐家力图运用能够唤醒民众的西方音乐与中国音乐的元素结合起来，构成了一种新音乐。
以上三种国乐观是我国抗战时期对国乐走向问题的主要观点。改进的国乐观继承了五四时期众多音乐家的普遍观点，对国乐的定义及改良观点上与五四时期也基本相同；重内容轻形式的新国乐观在抗战时期的出现可以说是一个必然，局限于传统器乐的国乐显然不能满足抗战的要求，新的国乐观重视音乐在抗战中的功能作用，并赋予国乐以新的含义和作用；青主所持有的音乐无分中西的观点使国乐的定义进一步得到延伸。抗战时期的三种新国乐观基本构成了整个中国近代的主要新国乐观，众多音乐家在国乐发展问题上的主张和见解，同时也是对贯穿整个中国近代音乐史的中西音乐关系问题的深入思考，它在继承五四时期新国乐思想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对四十年代国乐思想的成熟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国乐发展问题的思考由此更为深入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参考文献：
[1]郑永磐.改进国乐的我见.音乐杂志.1928(1).
[2]y.s.民众音乐之设施.音乐教育.1933(1).
[3]王笥香.为什么我国学校音乐要用西洋音乐.音乐月刊.1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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