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秦时期的“乐”，既单指音乐，又指音乐、舞蹈和诗歌融为一体的表演形式，有时又通称为“乐舞”，有舞必有乐，有乐必有舞。乐舞的由来，《毛诗·大序》中说：“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就是说，如果当语言不足以表达时，就要加强语气；当加重语气不能表达时，就歌唱；当歌唱还不能尽情表达时，就手舞足蹈。于是就产生了乐舞。乐舞，既是一种古老而又崭新的文化，又是一门神秘而又科学的艺术。它不仅可以充分体现一个民族特质与风俗习惯的综合艺术形式，同时它又可以从个体角度出发，体现出独特的人文情调的普世情怀。
先秦时期有采集诗歌以观察民风的制度，并将以诗歌整理成的乐舞作为宣王道、匡世俗、正人伦和美教化的工具。而时人对于乐舞的审美也正是基于此，以为由此可见国之盛衰，所以后来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欣赏保存下来的周代乐舞时，就将这些乐舞与其所产生的情景联系起来，通过对乐舞的赏析做出对当时政治状况的评价。这种观点也开启了后来的儒家诗教说的先声。
一、早期先民乐舞
据古籍记载，我国最古老的乐舞应该是伏羲氏时期所做的“立基”“扶来”与女娲氏时期所做的“充”乐。上古时期，乐舞肇始之初，它就同时兼具了愉悦生活和原始崇拜祭仪的功能。在这种乐舞中，可以看到早期先民的生活方式、劳动习俗等，以及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并与之抗争、适应，从而达到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的艰辛历程。在《吕氏春秋》里曾有这样的一段记载：“昔阴康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阔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而宣导之。”它描述了我们的先祖在黄河流域与洪水斗争时的情形，乐舞在此时的作用类似于体育锻炼。战胜了洪水之后，又产生了乐舞“大夏”以庆祝治水的成功。
早期乐舞与宗教祭祀巫术仪式的联系也十分紧密，先民认为在举行狩猎与农耕等仪式时进行歌舞活动，会有相应的神灵受到巫术的感应而给予保佑。基于这些对乐舞所赋予的一些超自然的想象，早期先民们对音乐家和舞蹈家们也设想出了不同于常人的形象，他们从直观出发，把天、地、人视为一体。同时在古代传说中，还有很多关于战争的舞蹈，如在《尚书·大禹谟》中记载大禹和有苗氏征战后，“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宗教性质的乐舞如“云门”“咸池”以及“韶”等，在先秦时期以至近代都仍非常有名，孔子就曾因闻“韶”而三月不知肉味。
二、西周礼制和乐舞制度
周代是我国古代乐舞发展的最高峰，主要表现在它继承、集中了前代的乐舞，制定了完整的宫廷乐舞体系和教育制度，把乐舞的教化功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同时，这一时期的乐舞发展主要表现在对往圣、先人和英雄的崇拜以及对其功德业绩的反映与歌颂，是以艺术化的形式再现的民族历史。它的兴盛对西周乃至今后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舞蹈发展都起到了象征礼化的作用，在推行政治性社会教化的仪礼化道路上，被历代王朝所推崇。
周朝建立之初，制定了一套涉及国家各项典章制度以及个人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礼仪制度，这就是“周礼”。《礼记·礼运》中记载，“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可见在这类活动中已经有了祭品，而且还出现了属于这类场合特有的仪式。同时，周人把“乐”看得也很重。《礼记·乐记》中说：“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意即如果社会上只有“礼”，那么各等级就会离心离德，社会共同体就会很快瓦解。而“乐”正是与“礼”互补而具有“合同”作用的文化因素。“乐”的本质是“和”，即适度，合制。
西周时期的宫廷乐舞体系在礼乐制度下得以确立。周初，周公制定礼乐，产生了“六代舞”，成为西周初期宫廷雅乐的主要内容。按《周礼·春官》所记，“六代舞”是周代雅乐实施的重要内容，主要用于吉礼和嘉礼，在“事邦国之鬼神抵”的重大活动中使用。除了“六代舞”，还有由乐师掌教的小型乐舞如“拔舞”“羽舞”“皇舞”“旋舞”“干舞”“人舞”等，这是国学乐教的必修内容。
三、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周王室不再具有控制诸侯的力量。于是王纲解纽，诸侯交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同时各诸侯国在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治方式、经济措施、交通形势等方面，也存在诸多歧异，形成了植根于不同历史渊源背景和地理环境上各具特色的诗歌乐舞文化，比如《诗经》的《国风》部分就是按15个地区汇编诗歌，表现了不同的地域格调和风土人情。
政治上的权力争夺，同样也破坏了周朝的宗法礼仪制度。春秋战国时期，以卿大夫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夺取国君权力的同时，也僭用诸侯之礼，甚或僭用天子之礼。孔子对此曾进行过严厉的斥责。《论语·八佾》记载，季孙氏“八佾舞于庭”。八佾是奏乐舞蹈的行列，也是表示社会地位的乐舞等级、规格。按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能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卿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身为正卿的季氏，只能用四佾，他却用八佾。在孔子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表现，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因此，在议论季氏时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孔子以后，历史进入百年战乱的战国时期。这期间，诸侯们甚至要销毁记载礼乐制度的文献，原因就在于这个制度极其不利于他们的僭越乃至称霸。孟子曰：“其详不可得闻也，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这一时期周代的礼乐制度已经越来越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这是“礼崩乐坏”在战国时期最重要的表现。
但是，发生在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并不是说明礼乐制度发展到战国末期就失传或废止了，而是礼乐所象征的政治功能丧失了。但礼制作为上层建筑，已成为当时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乐舞以艺术表演的形式对当时社会的美学价值观构建依然起着主导性作用。在这一时期，由于礼乐摆脱了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职能，成为更为纯粹的思想教育手段，得到了相应的更大的发展。
参考文献：
吴小如，刘玉才，刘宁，等.中国文化史纲要.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廖辅叔.中国古代音乐简史.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64.
莫非.“六舞纵歌，礼乐传承”——试论西周纪功乐舞兴盛的原因.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1）：70—77.
张启成.远古乐舞中的神话传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4）：1—4.
作者单位：沈阳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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