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从日本动漫音乐中看我国传统民族音乐的发展道路
日本动漫音乐的兴起要追溯到1985年的《福星小子》主题曲“remembermylove”的出现。在此之前，对于动漫音乐，大多数人的旧的固执观念认为动画是为小孩子服务的，动漫的主题曲也如同儿歌一般的幼稚。这种观念以至于“remembermylove”红起后很多人都不相信它竟然是一首动漫作品的主题曲。
随后《超时空要塞》的成功更为日本动漫音乐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必然的机会，《超时空要塞》剧中的林明美是一个歌星，所以这部动漫有多首插曲，其中主题曲《爱还记得吗？》唱片销售量更突破五十万张，并获得金唱片的荣誉，亦成为主唱人饭岛真理进入演艺之成名曲。到了1986年底，歌星齐藤由贵演唱《相聚一刻》片头曲《对悲伤说早安》，造成动画界邀请大明星演唱主题曲的风潮。该片亦被认为是动画主题曲正式脱离动画而独立成为流行歌曲的第一部动画。短短几年的时间，从儿歌般的主题曲到流行歌曲般男女老少通吃的动漫主题曲，扩大服务市场，广纳各层年龄的喜好是其日本动漫音乐成功的主要因素。
一、日本民族音乐的特征及其由来
日本民族音乐的调式，很大的特点是强调与广泛运用了二度音。例如日本小音阶：67134；日本都节音阶：67123456；雅乐音阶：67123#456；琉球音阶：134571等等，毫不避开小二度的极度不和谐感，他们享受这种乐感，有趣的是这些二度音通常用于民间音乐，例如民歌民谣等。日本的宫廷音乐“雅乐”一般分成三部分。即国风歌舞（本土的古传节目），外来乐舞（国外输入的节目），歌舞（日本平安时代的歌曲）。
早在公元5-9世纪，朝鲜与日本便有了音乐上的交流。公元701年，日本治部省内设置专门机构，掌管外来的音乐，而雅乐最初就是外来音乐的总称。大宝二年（703年），根据《大宝律令》，日本设置了雅乐寮用来培训专业的乐师、音乐家，并只为宫廷服务，使得雅乐走向了专业化，高雅化的道路，影响逐渐壮大。而后日本宫廷音乐的雅乐与中国的燕乐有着莫大的联系。早在后汉光武皇帝就有日本的使节来访，把当时的舞乐传入日本，而到唐朝中日文化达到一个高潮。从隋高祖开皇二十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近300年间，日本向中国派驻“谴隋史”与“谴唐史”学习中国的文化，就有22次。中唐时期732年的一次，人数为最，多达594人。很多人认为日本宫廷音乐的“雅乐”与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雅乐”是同一种，其实中国古代的雅乐在不同朝代里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中日交流高潮中的唐朝，雅乐是宫廷帝王祭祀天地、祖先及在朝会、典礼、宴飨时所用的仪式性音乐舞蹈。而“雅乐”到了日本后，成为日本宫廷娱乐性的舞乐，很多贵族在饮酒作乐时都参与这些舞蹈。因此，从当时传入之后的情况，或从目前日本雅乐保存的节目来看，传入日本的“雅乐”其实是我国唐朝的“燕乐”。
二、日本动漫音乐是如何展示民族传统音乐的。
《犬夜叉》——作为日本最受欢迎的动漫之一，从1996年开始连载的《犬夜叉》就是对85-94这时间段充满幻想而又懵懂的我们，这部动漫的音乐对日本的本土音乐的具有十分大的影响力。它成功的动漫背景及其音乐，主题曲，插曲，以及片尾曲，无不让我们心旷神怡和心醉。加上当时日本流行歌坛教主滨崎步，安室奈美惠的加入，让整个充满日本特色的音乐风情通过这部动漫完美无缺的展示出来了。直到如今，我们偶尔也可以听到那熟悉的主题旋律67123，235，423，235，423216，567653，我们的脑海里马上就会呈现出日本古代的，迷人的生活画面。
也许这就是传统音乐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让我们铭记历史，回忆过去，更让我们通过音乐去了解当时的美好生活节奏以及风气。犬夜叉的音乐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广大人们的接受和喜欢，正是因为这是一部描绘20世纪少女掉入15世纪的冒险故事，音乐不仅用传统调式描绘出了15世纪的日本生活，更突出在音乐表现形式上与20世纪的新电子音乐，流行音乐交替进行，又与交响音乐相借鉴。此做法并没有让日本的传统音乐西方化，而是利用西方音乐的技法和演奏方式增强了传统音乐的表现力。例如用交响乐的方式演奏民族乐器与传统调式的主旋律，并根据剧情的改变，改变器乐和改变声部，却一直穿插在整部动漫的情景之中。让全国，甚至是世界的动漫迷们因为爱动漫而愿意去欣赏日本的民族音乐，进而更加喜欢它，并爱上它。还有就是在日本的传统音乐中对鬼神的描绘也是十分生动的，我认为这与日本的民俗文化中敬畏鬼神有着非常大的关系。然而在传统音乐中的二度音更是增强了对鬼神描绘的表现力。所以说作者，作曲家采用传统音乐技法去表达这部动漫是一个非常合理以及最为明智的选择。
三、中国动漫音乐是如何展示民族传统音乐的
纵观动漫发展史，中国动漫从起步的辉煌到中期的颓废，再到现在的重新上阵。每一步都牵着中国动漫迷们的心。尽管这样，中国古装动漫作品《秦时明月》，也为中国动漫前进做了一个完美的铺垫。它采用电脑三维动画技术，时代背景从秦始皇兼并六国，建立中国第一个封建帝国开始，到咸阳被楚军攻陷结束，时间跨度30年，将这个过程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这部动漫的背景是秦朝，主要的表现乐器应当是箫，胡笳，古琴等之类的乐器。这部动漫的在描绘背景的同时也做到了传承传统民族器乐的特点，多处运用现代交响乐的表现手段以及电子音乐的技术，加上由特色乐器演奏主旋律，令观众从听觉上回到秦朝，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极为传统的古琴音乐，箫管类音乐，这些器乐如果单独取出是极难被如今的儿童以及青少年接受的。这也就是传统民族音乐在青少年间难以传播的主要原因，对他们而言，这些都是沉闷，古板的音乐，他们听不懂内涵，相比较下更不愿意放下流行乐去欣赏传统的民族音乐。但这部动漫的插曲还存在不足的地方，民谣以及民族音乐特色调式用得太少，而是用现代古风音乐代替应当出现的乐府民歌。虽然方文山与周杰伦这类的古风音乐从某个角度来说展现了传统音乐恬静，优雅的美态，但毕竟只是一种美学上的临摹，并不是扎根于传统音乐中。动漫音乐制作方与专业的音乐研究者合作，是中国动漫产业音乐部分中不可避免的前景。
亦如这两年红遍全国的电视剧《甄嬛传》，由刘欢老师作曲崔素作词的《红颜劫》，此曲大量应用民族调式作曲，并以此曲再做新词又成为一系列插曲成为了全国上至青少年，下至中老年的热门曲目。《甄嬛传》主题音乐的成功无疑是告诉了我们，扎根于民族传统的影视音乐必然比现代化的古风音乐更让国人接受，因为创新必定是建立和继承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之上才能完成的。
四、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发展的一点建议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动画产业是遥遥领先于日本的，但由于国人的偏见，觉得动画就是服务与儿童，动画的取材，画风，甚至是配乐都通俗简单化，尤其是配乐，可以称得上是儿歌了。但日本看到了动画全龄化的市场，更看到了通过新颖的动画像青少年们传播自己民族的传统音乐这个市场。而在中国，早些年的mp3mp4中，青少年的耳朵里无一不播放着爱恨情仇的流行歌曲，造型夸张的明星成为了青少年的偶像，偶像的音乐世界就是青少年的音乐世界，而那些基于民族的传统音乐无意地被青少年抛弃了，它们仿佛被独立在音乐专业人士以及业余爱好者之间，除了那少得可怜的音乐课，青少年们没有机会接触到我们博大精深的民族音乐。
其实，并不是一代又一代的儿童，青少年摒弃了传统音乐，而是如今追求经济效益的影视作品摒弃了传统音乐。多媒体发达的当代，我们随时可以收看自己喜欢的电视剧，甚至在等车，坐车等等空闲时间收看着不由我们喜好控制的电视剧，电影。观看影视作品成为了当代人生活不可缺少的活动。但那些快餐作品来不及钻研民族音乐，草草了事地拼了几首古风流行曲就上映了，像《甄嬛传》这种如同瓦煲老汤熬出来的影视音乐真的不多。而在动漫界内，更是稀少。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不得不提出动漫全龄化的概念。我们要发展传统民族音乐就必须让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有机会去欣赏传统民族音乐。而影视作品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还有就是继承好中国民族音乐的精华，才可以保持我们中国民族音乐的特色，只有发展好民族音乐，才能使传统的中国民族音乐富有新的生命和魅力。只有不断地尝试，不断地创新中国的民族音乐，才能使之与世界文化接轨，，才能使中国与世界接轨。只有这样，我们的影视作品才会与世界接轨。
所以，我们呼吁影视界的老师们，在发展经济效益的时候是否考虑认真做好传统民族音乐的传播，它作为我们民族的大文化，对于塑造更好的影视效果更有着强大的作用力。让传统民族音乐渗透进国人的日常生活里，让民族主义观念渗透在国人的思想里，将会比流行歌曲，快餐音乐更让我们团结。
五、总结
音乐是一种文化，而不是一种娱乐，对于传统的民族音乐文化，或许我们应该让祖国的下一代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它们，而不是一味的追求快和潮流。有时经典的才是永垂不朽的，最令人难忘的。五六年前，多少和我这么般大小的青少年，为了一张《仙剑奇侠传》的原声碟省吃省喝，只为了回味剧中中凄婉的二胡，寂寞的箫声，《永恒的回忆》。又有多少中老年人在看完慷慨激昂的《敌营十八年》后，久久不肯转台，只为再一次听宋祖英老师的《盼春谣》。这种经典所带来的商业价值在日本的动漫产业中，我们看到了效果。因此，我们的音乐工作者无论是创作者，教育者都应该把我国的音乐发展植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齐心致力于继承和发展我国的民族音乐，紧贴时代脉搏，发挥专业精神，追求音乐的至高境界。特别是我们青年一代更应该为传播中国民族音乐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应该继续坚持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学习国外先进的，与民族音乐结合非常成功的音乐作品，先进的音乐技法。为我们伟大的目标努力奋斗。所以，我们为什么不拾起20世纪40年代那份执着做民族的，自己的动漫的那份决心，来做真正属于我们传统民族音乐的影视音乐和动漫音乐作品呢！
作者简介：秦伟
第2篇：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中的日本民族音乐
一、现代日本的音乐文化
现代的日本音乐实际上并存着音乐种类很繁多，而且他们之间的状态也比较独特。在日本，只要打开电视或者是收音机，各类音乐都能听到，在书店有关音乐的书籍杂志种类也特别的多。在众多书籍中，不管是日本的传统民族音乐还是流行音乐都算得上是应有尽有，单从这一丰富的信息量来看，如果你要问大家最喜欢哪种音乐，在日本要想得到一个精准的答案那是不太可能的。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虽然有很多曲种，却被中断失传，但是在勉强的传承当中，还是将其发展得趣味无穷。有趣的是，虽然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受到西洋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影响，日本依然对传统音乐进行了各方面的传承和保护。然而就日本音乐的一个整体来看，日本的传统音乐并未在巨大的影响之下落寞而终，而是与西洋乐共存。
二、日本传统音乐的传承与创造
随着经济全球化致使了文化化也基本全球化，日本也急速的引进了西洋音乐，使得日本的传统的音乐陷入了极大的危机当中。
日本的传承模式和中国的做法很是不一样，日本在注重对传统的继承，然后再对其改编，融入新的社会元素。在对乐器上进行改革也是一样的，在传承了传统的基础上融合了各族乐器的优点进行了改革。另外，日本人在对传统的继承上面过于严重的注重原型，从而导致了改革和继承之间发生着矛盾。当然，设法解决这些矛盾也是有的，就拿乐器的改良和日本新音乐的制作来看，日本都是有着独特的思路。
在新思潮的影响之下，60年代所盛行的“先锋派作曲技法”到了70年代也逐渐的被衰退，退出了器乐创作当中，各大作曲家不得不纷纷地重新思考；并选择适合自己的作曲方式来进行创作。
三、民族音乐的普及价值多样化
民族音乐通常是指世界各民族自己的音乐。作为学术界的一个研究对象，本来应该就包含日本传统音乐在内，但是由于习俗，日本人对传统音乐有种特别的依恋，使得我们对日本的传统音乐排除在外。虽然如此，日本对世界诸民族的音乐却都有关心和研究，并且在二战之前就有人开始这么做了。成立于1936年的东洋音乐学会至今还保留着对各民族音乐的道具，并且在对中国音乐的研究在世界享有比较高的声誉。
日本人在对各国民族音乐的研究当中，在诸民族音乐的耳闻目染之下，他们就会亲身的去接触那些民族乐器，并感觉到其魅力所在，然后在对比之中发现各族的不同标准，从中结合自己本身的特点对其民族音乐的一个改进，从而达到改革的效果。
目前，纵观日本的音乐市场和日本的演出市场越来越繁荣昌盛，音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复杂多变，但是不管是对于哪种音乐的聆听，都要做到心灵相通才能体会出其中的奥妙，尤其是在对日本民族音乐进行聆听理解时，我们不仅要做到用心去感悟，更要带着一种价值观去享受，在音符与音符的迸发之间，感受这个民族所传承下来历史文化中独有的美感。
作者：周婉嫣
第3篇：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一、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分析
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伦理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基础的，在众多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儒家思想最具有代表性，而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文化传统是建筑在伦理道德的基础上，这也让儒家文化传统充分的蕴含了浓厚的伦理道德意识。而在音乐思想方面，更是如此。
总体来看，儒家提倡的伦理思想，中心点是以“仁”字为基础的，其实，“仁”字不仅仅体现在儒家的伦理思想中，而且还从很大层面上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文化，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体现最突出的一个字仍然是“仁”字，在很大程度上强调音乐的美与伦理道德的“仁”相统一，所以说，谈到儒家音乐思想方面，“仁”是不得不提的。儒家思想在认同音乐，认同音乐的趣味性的同时，与“仁”是密不可分的。而从比较细小的方面来看，儒家音乐思想还充分贯穿着道德、礼仪、以及善与美的结合，而这些都与儒家在政治方面的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
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以伦理道德为核心。也就是所谓的以“仁”为根本，在很多儒家音乐思想体现的都是“人本”思想，都以“人”为中心，体现的都是对人的重视，也正是这一点，使儒家音乐思想本很多的文人、雅士所称道，所尊崇和追逐。因为在很多文人、雅士的眼中，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所体现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种“人文主义文化”，他们认为在儒家音乐文化里，人的主体性是完全与伦理道德结合在一起的，并且二者是相互协调、相互影响的。因此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很多文人、雅士的音乐作品的创作也充分融汇了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音乐作品也大都从“仁”出发，并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可“仁”的思想而服务，这也造就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划分标准和依据，确立了“仁”为正统的音乐划分，与“仁”相差相对较远的音乐比如“正乐”、“靡靡之音”、“郑卫之音”等，因为这些音乐与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相驳，与“仁”的标准有一定的差距，因此，它们在古典音乐中就成为了被批评的代名词，同时相比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这些音乐在伦理方面要处于比较低下的地位，儒家音乐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德是重要的标准，比如此孔子是以他的道德标准作为音乐舞蹈的判断尺度，他在充分肯定美的形式前提下，强调内容与形式、情感与道德的统一。孔子对音乐本质的认识非常清楚地强调音乐审美与情感及道德相结合。
儒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前人注重政治道德伦理的传统，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就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诗经》是西周乐官文化的产物。从艺术功用上看，《诗经》体现了以德为本、以礼为用的文化价值和鲜明的理性精神，“德”是乐官必备的素质，“乐德”是贵族音乐教育中的必修科目。“德音”是儒家美学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理论范畴。《诗经》依据塑造伦理人格、完善群体道德的理想，描写了敬慎修德的彬彬君子之风，赞美了等级社会宗子宗孙、世卿世禄的宗法制度，个体则完全消融在由君臣、父母、兄弟、友朋、家族、婚姻所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而鲜有个性的表现。因此《诗经》堪称西周礼乐文明的范本，它完整地反映了艺术与文化的深层联系。因此就有“德为乐之本”、“德音之谓乐”之说。《诗经》雅、颂两部分作品大半都充斥着这类“德”的说教和“德音”的颂美之辞，与《国风》中的那些清新活泼的言情民歌形成截然不同的风格，同时为儒家的伦理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丰富最现成的思想资料。由此可见，儒家的言必称《诗》、《书》，行必据《礼》、《乐》，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在儒家礼乐文明中，乐体现出深厚的伦理化、道德化的色彩。
（二）儒家传统音乐文化强调礼乐一体
从根本上来说，礼乐一体，就是指礼仪和音乐是不分的，也就是说伦理和音乐是相互融会贯通的，用古语说就是“礼者为同，乐者为异。同者相亲，异则相敬”。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代表性的四书之一《中庸》就曾这样说“尊德性而道学问”，可见古代传统思想中，对伦理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并且，儒家这种传统思想对我国古代音乐的影响也是非常深远的，中国音乐教育历来就主张以“德为美”，在很多古代的音乐教育中，音乐都是单独存在的，而是由“礼”与音乐伴随在一起的，比如《周礼，春官宗伯》中就曾经提到：“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说的就是礼乐一体，并且在儒家传统思想中，对礼与乐的关系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说明的，比如孔子就曾经说过：“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等名言，从这些名言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在儒家传统音乐观念中，“礼”的地位是相当重要的，历来的儒家音乐既满足感官的愉悦，又以维护“礼”为核心。通过对“礼”的维护，其目的就是要使教育通过艺术表现出来，人的情感在正常发泄时又能受到教育，得到精神与道德的升华，教育也通过审美而获得体现。
（三）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
“德”是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中又一个重要的标志，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儒家“乐”的特点是以伦理道德为内容，在儒家思想看来，以德为本的“乐”才能从情感上感化人，才能提升人的“善”。同时，只有以“德”为主的“乐”才能在审美标准上以“善”为美，由“尽善尽美”到“德高而上，艺术而下”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伦理及道德，在儒家音乐思想中，“德”是儒家礼乐理论的核心，强调的是音乐对个人品德修养的正面引导功能和对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它集中体现了儒家音乐思想的本质。
孟子在《公孙丑上》曾经提出了对德的看法，他指出：“闻其乐而知其德”，这一看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体现了对“德”的尊崇，他还认为“德生礼，礼生乐”，也就是说音乐好坏的根源在于“德”“性的高低，在他的思想中，从“德”到“礼”、“乐”，是一个自然生成的过程，而在这个自然生成的过程当中，“德”是根本因素，如果“德”优那么“乐”自然良，而“乐”是“德”的一种外在表象形式，这种表象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的高低。
从古代儒家传统音乐文化思想的传授方式来看，分的相对比较细，但总体上还是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主要内容的，其中礼主要指的是“孝”为根本的伦理道德教育：乐的范围相对比较广泛，属于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其中主要包含了音乐、诗歌和舞蹈等科目。从作用上来看，儒家传统教育礼重点在于约束子弟们外表的行为，乐重点在于调和子弟们内在的感情，乐的主要作用是配合礼进行伦理道德教育。在儒家的音乐伦理理论中，孔子建立起情感与伦理道德、个人与社会和谐的音乐思想，而这一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音乐思想的发展，使中国古代思想，特别是传统音乐文化思想进入了一个辉煌的时期。《论语》中提到：“乐之教化在于道德”，可见在儒家传统音乐伦理思想中，还主要是以道德为根本的。
（四）儒家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突出“善”和“美”
儒家思想在哲学方面提倡中庸之道，在音乐思想方面也受到哲学方面的影响，提倡中和，突出“善”和“美”，在儒家音乐思想方面，对“善”和“美”的理解分别为，“善”即完善，是指音乐内容的整体完整，体现的是协调和统一。“美”即完美，动听，是针对音乐的形式而言的，儒家思想在音乐方面之所以这样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是认为音乐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音乐总体上是音乐本身和人情感的融合，“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说的就是这种统一和协调性，避免因突出某一因素而抹杀另一因素的片面性，所以说，“善”和“美”的伦理无疑是符合音乐艺术内在规律的。
孔子在观听古乐舞《韶》后，对它的评价是“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并认为自身是经历了一次比较高的艺术享受，之所以有这种评价是因为《韶》乐是赞颂舜帝德治的内容，符合了孔子的政治主张，顺和了儒家思想的要求，而他在观听古典乐舞《武》后，评价却是：“尽美矣，未尽善也！”，这是因为《武》这部反映武王灭商兴周事迹的乐舞，这部乐舞虽欣赏起来很美，但过多表现征伐的武力行为，未能完全做到仁爱，所以不符合儒家“仁”的思想主张，因此，孔子对它的评价是“未尽善也”，从这些方面可见儒家在音乐思想方面的审美，是“善”和“美”的结合，并认为应乐应合乎礼的规范。
孔子的“尽善尽美”的主张是对古代音乐美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对音乐艺术特征的认识和审美评价的一次飞跃，
（五）儒家音乐思想在伦理上提倡“中和”
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上来看，儒家思想的“中庸”被充分反映在音乐思想上，儒家音乐思想中的“和”是以“礼乐”思想为基础的“和”。《乐记》中有关“和”的论述也正体现了儒家“礼乐”思想的审美思想所在。比如该书中记载的：“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者，天论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观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以及“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等，这些评论里所说的“和”，从儒家音乐思想的伦理的角度来分析。在对音乐声律形式的审美思想不断追求的同时，又在很大程度上将音乐与伦理、人生的相关经历紧密相联，从礼乐的审美功能中去寻找“和”的内涵及意义，而在一般意义上，音乐在内容上由于受到“德”的限制和约束，表现出来的形式就必然为平和、也就是所谓的以“中和”为美。“中和”是儒家音乐的本质精神，也是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礼记·乐记》也使用了“中和”之论：“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不能免也，”这里是从礼乐文化的角度及意义上论“中和”的。《中庸》谈“中和”与《乐记》所说的“中和”，虽角度不同，但其意义都是中正和谐之意，儒家提出的“中和”是音乐的本质特征，如《乐论》所说的“乐者，天下之大齐也，中和之纪也”。这里的“中和”音乐观，《乐论》用一句话概括了：“故，乐者，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足以率一道，足以治万变。”，其实在这里，涉及到了音乐创作的形式以及应该遵守的规律等问题。首先，在音乐创作中，先要有这样一个中声之乐作为基础。在音乐理论中或确定宫音，或确定商音，然后根据调式调性规律产生其他音，但强调的是必须以这一“中声”为基础进行创作，内容与形式要和谐悦耳。这就是“审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饰书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的“和乐”内涵所在。
二、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伦理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的影响比较大，因为我国在很早以前就同日本进行了交往，并且进行了音乐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从隋唐时期开始，中日两国之间的友好往来日益频繁，日本派遣遣唐使和引进唐朝音乐的同时，还学习中国礼乐制度，仿照唐朝的音乐管理制度，设立了礼数与宫廷的管理乐人活动的音乐机构，礼乐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深刻影响到日本民族音乐的实践，雅乐、能乐以及器乐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分为音乐的内容形式和音乐理论思想两部分。
（一）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
我国传入日本的音乐内容，主要包含了唐乐、伎乐和散乐这三种。所谓的唐乐，主要兴盛于唐朝，一般来说是唐代宴会时使用的音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燕乐或俗乐，唐乐讲究的是风雅和时尚，提倡的是“善”、“美结合”，蕴涵了比较丰富的儒家音乐思想，唐乐流传到日本以后，因为它本身所具备的特性，很快被日本继承和发展，并被改造为日本的雅乐。从唐乐内容上来看，我国唐燕乐曲调传到日本的数量最多，共计有百首以上，并且这些乐曲调对日本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比如直到今天日本仍然还保存着几十首我国唐代燕乐的古乐谱，并且有些曲目现在仍在日本的舞台上演奏，一些日本的民谣，如筑前的黑田节（黑田调）据说就是唐乐《越天乐》的曲调配上日语歌词而形成的一种民谣。
伎乐是传入日本的另外一种音乐，伎乐是一种在露天演出的音乐舞蹈剧，伎乐是我国乐舞的一种形式，由于隋初设置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七部乐而得名，传入日本后或称伎乐舞。随着传播的不断深入，伎乐在日本被逐渐的盛行起来，并对日本能乐形成了很大影响，流传到日本的伎乐曲目也有很多，比如：《狮子舞》、《吴公》、《金刚》、《迦楼罗》、《婆罗门》、《昆仑》、《力士》、《大孤》、《醉胡》、《武德乐》等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被称为十伎乐。
散乐就是我国的百戏和杂戏，它是由周代的民间乐舞发展而成的一种曲艺形式、他的内容主要是杂耍和音乐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节目，相比唐乐和伎乐，散乐比较大众化，它所体现的是儒家音乐思想中的乐。
唐代年间与唐乐一起传入日本，日本对散乐非常重视，朝廷指定散乐户，以演奏散乐为世业，受国家的保护和奖励。散乐与伎乐随着雅乐的兴盛开始从宫廷流入民间，后来与日本原有的滑稽伎结合，形成了日本特有的乐剧，即能乐。
以上三种音乐是我国传入日本的三种形式，除了这三种音乐，我国的许多民间歌曲也随着日本留学生的归国传入日本并对日本的民间音调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音乐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都受到了儒家音乐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如在音乐内容上都以“仁”为根本的出发点，以“德”为中心，讲究礼乐的统一，善与美的融合。
传入日本的音乐和内容，不仅仅有音乐方面的，同样，传入日本的乐器及曲谱也对日本形成很大的影响，其中最有影响的应该算筝和琴，十三弦的筝是在唐代传入日本的，一并流传过去的还有民间的许多筝独奏曲，多数传向日本的九州。据日本的《琴曲抄》的序言中记载，筝由日本的一位女官，在彦山跟唐人学得筝曲后于公元八八七年将这些筝曲传给了当时的宇多天皇。筝及筝曲传入日本后，发展成了日本人民群众十分喜爱的一种民族音乐形式，不少现代的日本民族音乐作品都是为筝而作。
我国七弦琴在隋唐时代传入日本，在日本奈良东大寺的正仓院里至今珍藏着唐代传入的七弦古琴，同时，在日本很早就流传了我国的著名琴曲《易水》、《幽兰》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梁末隋初的丘公明撰编的《碣石调幽兰》在唐代传入日本以后，至今仍完好地被收藏在日本京都西贺茂的神光院里，这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谱（在我国已失传）。琴和琴谱流传到日本以后，同样被日本人民欣然接受，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风格的琴乐。
另外，公元八三五年日本的腾原贞敏留学到我国后，在扬州跟随当地琵琶名师廉十郎进修琵琶，深得廉十郎的喜爱，后廉十郎把自己的爱女嫁给他，另外相赠琵琶谱本数十卷，公元八三九年，腾原贞敏回国时带回这些曲谱及临别受廉十郎相赠的琵琶两面（玄象、青山），据日本伊庭孝的《日本音乐史》记载，腾原贞敏从唐带到日本的琵琶乐谱包括《流泉》、《啄木》、《杨贞藻》等琵琶秘曲。
除此之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盛唐时期十分重要的一样乐器一一尺八，也于隋唐年间传八日本，据记载，在日本的天武天皇时代，邀请到日本去传授中国音乐文化的唐乐师中，就包括了专门的尺八师，他们为日本的宫廷培养了两名尺八生，后尺八在日本日渐发展并传入民间，成为具有日本独特风格的代表性民族乐器。
公元七三二年。日本留学生吉备真备归国时，从我国带回铜律管一部，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乐书要录》十卷。《乐书要录》是我国一部重要的音乐理论著作，这部著作十卷本在日本完好地保存了四百多年，后来才渐渐残缺，现在日本仍保存有其中的五、六、七卷：另外一位日本派来我国留学的名叫永忠的僧侣在我国学习经论以及音律，归国时带回律吕旋宫图、日月图各两卷、以及律管十二只。随着这些音乐理论著作的大量传入，我国的音乐理论和音乐思想也传入了日本。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各种音乐器械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音乐器械是承载儒家音乐思想的重要载体，它的传播使得日本的乐器范围进一步拓宽，这在很大层面上为儒家音乐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前提，也为日本民族音乐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重要的机会，第二个方面是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传播对日本的影响，各种音乐书籍、乐谱是儒家音乐思想表现的重要手段和方法，通过对各种音乐书籍、乐谱的演奏才能具体的体现儒家音乐思想的主旨，因此，对日本民族音乐内容形式的影响是儒家音乐思想对日本民族音乐影响的重要内容。
（二）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思想的影响
日本在接触并吸收我国儒家思想后，对它自身的音乐发展产生很大影响，这期间经历了飞鸟时代、奈良时代以及平安时代初期。飞鸟时代：在已有的音乐文化基础上。日本为了弘扬佛法，对中国江南的“吴乐”和朝鲜“三韩乐”极为重视，而作为日本宫廷仪典和培养音乐歌舞人才的机构“雅乐寮”也有专门演奏和传授唐乐和吴乐。奈良时期：由于热衷吸取唐朝文化，日本的社会面貌发生深刻变化，全社会兴起在各方面崇尚唐文化的风气，中国儒家思想中重视利用音乐引导良好风气的音乐思想对日本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国儒家音乐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压倒了日本本国的音乐，儒家音乐理论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充。
日本“雅乐”吸取了唐朝的宫廷音乐和民间散乐。在派遣的赴唐使节、留学生、学问僧中，吉备真备是代表人物。平安时代：此时期是日本对外来音乐的研究、消化以及日本化改造的时期，杰出人物仁明天皇的筹划与创造在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转折作用，首先他对“雅乐”乐器进行精简，其次校订了左方乐和右方乐之别，第三推动了“雅乐”的创作和演奏，此时期出现了不少作曲家和演奏家。在平安时代，日本作曲家们重新回归到日本民族音乐本身的传统，根据唐朝雅乐等形式创作了日本风格的“雅乐”，此类作品成为平安时代初期音乐文化的重要特点，其中有三、四部一直流传至今。在演奏家方面，藤原贞敏是中日音乐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人物，他在琵琶演奏上有极高造诣。在在飞乌时代和奈良时代日本大量吸取外国音乐文化，其中最主要的是唐朝音乐文化，到了平安时代初期，日本对待外来音乐文化进行融化、吸收、改造，即外来音乐趋向日本化，同时并发挥独立的创造性，形成以平安朝宫廷为中心的古代音乐文化的成熟时期。
同时，我国的儒家礼乐思想传入日本以后，为日本所接受，特别是受到日本统治者的追捧，日本孝谦天皇的诏敕中出现了移风易俗的礼乐思想，在这种音乐理论思想中，体现的主要是为了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这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我国的儒家思想的礼乐思想，同时，日本对音乐价值的认识和儒家的礼乐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比如日本对音乐价值的认识同样崇尚礼乐的结合，崇尚“善”美的高度一致。在这种礼乐思想指导下，日本对音乐追求内容以及方向开始得以改变，日本民族音乐一定意义上的正和反得到了比较详细的划分，日本开始崇尚所谓的“雅正”之乐，排斥所谓的“淫乐”。可以说，儒家礼乐思想的传入，对日本民族音乐理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
总之，我国的儒家音乐伦理思想所体现出来的“仁”思想突出，这种“仁”的思想既是一种对音乐本质上的反映、又是对儒家思想在其他方面的一种反映，在儒家思想的音乐伦理中，蕴含着丰富的关于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融合的伦理观念，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仁爱等众多人格理想境界观点都被日本的音乐理论所借鉴和继承，对日本民族音乐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和深远的。
作者：刘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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