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市场化对电影改编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社会文化开始了大众化转型，并显现了新的特论文联盟http://征：“在功能上，它成为了一种游戏性的娱乐文化；在生产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由文化工业生产的商品；在文本上，它成为了一种无深度的平面文化；在传播方式上，它成为了一种全民性的泛大众文化。”电影在这个时候也全面走向了市场化，由过去的政治工具或艺术家们寻求自我表达的方式转变为大众消费的文化商品。而对于电影改编来说，也不得不引入电影的商业化策略，戏剧、文学、电影及其之外的诸多因素都或隐或显地影响着电影改编。在这样的情况下，导演们不得不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改编，如何改编才能与大众文化意识相适应。
其实，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就觉察到了电影改编中的商业化气息。《红高粱》和《黑炮事件》是两部文化反思色彩较为浓厚的影片，在影片中我们就注意到了商业因素对电影改编的影响。《红高粱》虽然表达了创作者歌颂生命、赞美生命的主题，虽然重视影像的表意功能，但是导演并非有意识地淡化故事情节，以纯粹的视觉造型来传达意念，而是从原著中找出几个情节组成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框架，使意念通过故事和人物自然而然的表现出来。《黑炮事件》也是保留了原小说的主要叙事线索，以赵书信从丢失“黑炮”到找回“黑炮”为主线，制造悬念、紧张曲折的叙述故事的进展。其间又穿插了歌舞晚会、足球场、教堂等与故事主线无关的内容，用以增强影片的娱乐性。这两部影片在画面色彩上除了体现出深刻的象征意义外，也为观众带来愉悦的视觉快感。90年代以后，电影的商业化改编表现得更为普遍和明确。电影人在确立“电影本位”意识的同时，兼容了戏剧性与文学性及一些商业性因素，这种改编风格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更加注重题材的选取
面对着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改编者越来越重视题材的选取，著名作家的文学精品、畅销小说都成为争相追逐的对象。作者的知名度及其作品在社会上的反响是影片票房的有力保证。比如曾在文学界引起较大反响的王朔的小说，仅在1988年，就有四部被改编成了电影。黄建新将《浮出海面》改编成电影《轮回》，叶大鹰根据《橡皮人》创作影片《大喘气》，夏刚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和米家山的《顽主》均改编自王朔的同名小说。进入90年代，“王朔电影”继续走红，《永失我爱》、《无人喝彩》、《阳光灿烂的日子》、《我爱你》、《爸爸》等相继而至。“王朔电影”基本上都保持了王朔小说的风格，体现了对人性困境的关注和游戏无奈的人生主题，内容上大多比较切实的贴近了平民的生活，展现了社会转型期间的社会诟病，反映了人们的精神领域在价值错乱后的人格分裂和欲望失落的历程，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人们当下一种普遍的心态——商业利益隔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集体的疏离造成人们内心的孤独感与离异感。因此，“王朔电影”如同王朔小说那样，受到了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欢迎。
再例如改编自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的影片《没事偷着乐》，也取得了很好的市场效应。小说一改刘恒以往的创作风格，幽默、调侃，还带着反讽，塑造了一个“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贫嘴张大民的形象。与小说稍微不同的是，影片采取了较为温和、平实的语调描述了平民生活的真情实景，传达着“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的生命态度，引发了观众在一定程度上对张大民这一形象的自我认同。另外，具有现代经典意味的都市话语、有声有色的天津方言以及诸多小品演员的客串表演，都增强了影片的喜剧意味。
二、强化视听冲击力
电影是由一组组画面构成的，强烈的视觉影像可以带给观众最直接的、最有力的观影体验，使之如身临其境。比如90年代冲击国际电影节的一批由文学作品改编的“新民俗”片，像《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荆轲刺秦王》、《炮打双灯》等，通过黄土地、大宅院的背景，小桥流水、亭台楼阁的造型，通过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等场面，向观众展示了一种经过浪漫改造的民俗奇观。
《烈火金刚》也是改编自当时的畅销小说，它则带给观众另外的一种视觉刺激。影片把传统的革命战争片与类型化的现代枪战片融合在一起，以英雄们的传奇故事为核心，大肆渲染爆破、枪战场面，营造惊心动魄的视听效果。
而《我的父亲母亲》则追求影像的精致醇美。影片中画面色彩明丽饱满，柔美和谐，如诗如画。金黄色、碧绿色的树木漫山遍野；黄灿灿的草地绵延地伸向远方；母亲红扑扑的美丽的脸，红色的棉袄、红色的围巾、红色的发卡等等。这些造型元素有力的衬托了一个平凡而动人的初恋故事，整部影片充满了温馨与浪漫。影片《英雄》更是把影像的造型效果推到了极致：碧绿的湖水、随剑舞动的红叶、蓝天下的大漠、气势恢宏的行军布阵、惊心动魄的武打动作等等。脱胎于《雷雨》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则是通过演员华丽的服装造型吸引观众的眼睛。而效仿《哈姆雷特》故事情节的《夜宴》中富丽堂皇的宫殿，以及电脑特技制作出的逼真的建筑等等，也都给观众留了深刻印象。
为了追求强势的视觉效果，电影改编已不仅限于对文学原著里所描绘的场景和情境的再现或表现。它必须先吸引住观众的“眼球”，调动一切电影表现手段对文学原著进行视觉、听觉上的再包装。导演们意识到，有的时候视觉效果的强烈冲击甚至超过了小说的故事情节对观众的吸引力。
三、制造题材“卖点”
通常，一部影片是以立意和表现等方面的别具一格来实现创作者个人化的艺术追求的。而商业电影并不特别注重“个人化”，而是力图使之“通俗化”，所以它要为观众提供一些非常基本的精神内涵，以保证更大量的观众能够理解影片的意图。而这些基本的精神内涵又常常与人们原始的精神需求相联系，如生命体验、心灵慰藉、感官享受、本能释放等。当它们在现实世界里不能得到满足时，虚拟的影像就提供了宣泄的渠道。人们观赏影片时，便可以获得心灵的释放，让注意力暂时从现实生活的压力中转移，把自己融入到影片之中。题材的“卖点”便是基于商业电影的这一基本功能而制造出来的。例如张艺谋的电影，往往触及社会的敏感话题，《红高粱》里有“野合”，《菊豆》里有“乱伦”，《大红灯笼高高挂》里有“三妻四妾”相互争宠。张艺谋对这些方面点到为止，并不过分渲染，然后由此引出男男女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观众继而心中泛起波澜，也就难以平静了。影片《红粉》也是如此，让故事纠缠在一个多情男人和两个妓女的三角恋中，满
足了观众对妓女及性的窥视欲望。而陈凯歌的影片《霸王别姬》中更是隐藏着一个社会敏感话题——“同性恋”问题。对社会边缘人的关注也能为影片增加卖点，如《天下无贼》将观众带到了“贼”的世界，其中对“贼技”的淋漓展示更让观众“大开眼界”。《玉观音》中则讲述了女警察与毒贩的爱、恨故事。 论文联盟http://
从文学原作来看，这些“看点”多半是原著整体中的一条情节线或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描写，但是在改编时却被导演大肆渲染、随意夸大，这就很有可能使原著的深度内涵被有意无意地回避。
四、倾向于情节的故事叙述，增加戏剧元素
尽管电影的戏剧性经历了从被依赖到被抗拒的发展过程，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依旧是电影吸引观众的一大法宝。电影在改编文学作品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情节的处理上，根据导演个人的创作思维，删去与主题无关的枝节，将所有的矛盾冲突编排在单线索里，以顺时结构展开故事。这使影片在外观上具有传统的常规电影的面貌，方便观众轻松读解。但是，过分的对故事线索的简单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叙事可能达到的深度。为弥补这一点，导演们采用了增加戏剧元素、加强影片戏剧性的办法。比如《秋菊打官司》、《大红灯笼高高挂》、《炮打双灯》、《菊豆》等等都体现出了上述特点。
影片《秋菊打官司》是一部非常典型的单线索影片。电影中，秋菊的丈夫万庆来骂了村长，村长踢了他一脚，为这一脚，秋菊由村、乡、县到市层层上告，讨一个满意的“说法”。但是，为了增加影片的戏剧性，张艺谋对小说中提供的情节因素作了大幅度修改。首先导演更改了矛盾的起因，把“种油菜”引发的矛盾改为盖房子引起的口舌之争，争论中涉及到了农民生活中非常敏感的生女不生男、传代不接宗的话题，从而引起观众注意力，增强影片的戏剧性和幽默色彩。另外，影片还对人物的状态做了改动，让秋菊有了身孕，这就给影片的叙事情节带来另一个重要变化：结局的戏剧性变化。秋菊打了半年官司什么结果也没有。她生孩子时又得到了村长的帮助，矛盾冲突化解了。转眼孩子满月，请“恩人”村长一家来赴喜宴，谁知这时官司却突然有了“结果”，出人意料地，村长被警车押走了，只剩下秋菊下意识地追逐着囚车，满脸惶惑。这样的修改相对原小说来说，明显是浓烈了许多。
这种戏剧性的改编在《菊豆》中体现得也很明显。影片中杨金山死后，受苦受难的菊豆本以为终于可以和她心爱的男人与儿子生活在一起了。可是戏剧性的转折又出现了，杨天白亲自害死了自己的亲生父亲，从而使这出悲剧到达高潮。一直苦苦挣扎、屈辱压抑的菊豆放火烧了房子，在火中死去，这个结局更是小说所没有的。刘恒的《伏羲伏羲》的结尾是平淡的，忍受不了亲生儿子不认他的杨天青自杀，而菊豆却忍着世俗的指责平静地活着，天白天黄也平凡地活着。刘恒的原意是让人在平静中思索更深层的比如等、命运、悲剧的成因，而张艺谋将天青的自杀变成了亲生儿子的谋杀，使影片的宿命色彩、轮回报应之感达到极致。最后菊豆的那一把火，将所有的一切都结束于火中，更是将一种浓重的悲剧感推到了极点。
影片《霸王别姬》也是借用了好莱坞的情节叙事法，注重故事的曲折起伏，不再是一味地作形而上的说教。改编自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的影片《甲方乙方》也只保留了小说的中心情节——“好梦一日游”，通过精思细琢的改编，赢得了观众的阵阵笑声和感动的泪水。而新世纪的影片《天下无贼》则通过对悬念的精心设置，始终掌握着观众的注意力，在火车上编织了一个“天下无贼”的美丽童话。改编后，影片剔除了傻根所有“杂念”，使其非常单纯，增加了傻根献血等情节，更突出了傻根的纯朴善良。此外，影片添加的火车遭劫等笑料和精彩幽默的对白，这些也都大大增强了电影改编的商业化色彩。
从上面的论述中，我们发现电影改编随着时代的发展，其面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电影改编不再是仅仅发挥其普及经典、阐释文学原著的功能，也不再是仅仅选择“兼具电影性和文学性的小说”或“能够充分电影化的作品”来改编，它的外延与内涵都扩大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电影改编己不止于以忠实的方式将一个文学文本搬上银幕，也不止于用一种改编思维去进行自始至终的创作，也不是刻意地追求其艺术价值而致商业性于不顾，而成为一种灵活的、自由的，在某一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电影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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