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歌曲研究
20世纪30年代伊始，有声片的诞生标志着中国电影逐渐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30年代电影在有关声音的各方面都进行了不少艺术探索，其中最有影响的就是电影音乐方面，特别是电影歌曲的运用，显得更加突出。歌曲作为电影音乐的一部分，在影片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影歌曲和其他的电影声音元素一样，为影片的整体服务，可以巧妙地转场予以画面连接，亦能剥茧抽丝般地渲染主人公的心理以促进故事的演进。电影是大众的艺术，音乐同电影结缘之后也大众化了。许多电影歌曲，已经成为最受欢迎的乐曲，被广为传唱，风靡一时。但三四十年代的大部分影片中的歌曲，却被时代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它们不仅因为隽永的词曲、深沉的意境而深受大众喜爱，传唱大江南北。更因为其中蕴含的铿锵有力的时代进步精神而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成为整个时代的最强音。比如《风云儿女》之《义勇军进行曲》、《桃李劫》之《毕业歌》。除了战争背景下枪炮声中抗战歌曲的救亡姿态之外，在沦为“孤岛”的上海，电影业在民族危机的重重考验中，逐步延续着源远流长的商业电影脉络，渐渐复苏。此时出现了一大批通俗易懂，迎合市民口味的商业片。其唯美颓靡的电影插曲亦被大众喜爱，传唱不绝，也可说是开流行歌曲风气之先，是当今港台流行歌曲的鼻祖。比如《天涯歌女》之《玫瑰玫瑰我爱你》，《西厢记》之《花好月圆》。本文即从20世纪30 年代乱世中的民族电影着手，借助史实梳理和音乐分析，重点沿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电影歌曲——抗战歌曲和流行歌曲的流变来一窥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歌曲的风貌。
“左翼运动”及抗战时期的电影歌曲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在政治形势突变的影响下，党为了积极开展组织与文化宣传工作，于1930年3月首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其机关刊物曾连续发表有关音乐评论的文章，介绍前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号召音乐家们要创作出能为工农大众接受的“新兴音乐”。
孙瑜、刘雪庵、田汉、安娥、聂耳、贺绿汀等艺术家的涌现，标志着中国电影艺术歌曲在创作上出现的第一个黄金时代。这些电影歌曲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备，反映着革命的精神和时代发展的进步方向。“他们创作的电影歌曲，旗帜鲜明地拓展了这一时期的电影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时代感、高昂的爱国精神和饱满的战斗激情，唱出了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心声！”
由于1932年“左翼”电影运动的兴起及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国电影无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形式上都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尤其在“一·二八”事变后人民抗日热情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出现了一批思想观点鲜明、艺术上也有成就的影片。这些影片也贡献了一批抗战爱国的电影歌曲，对唤起民众的觉醒，凝聚民族向心力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比如聂耳的《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孟波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打回老家去》；麦新的《大刀进行曲》；贺绿汀的《游击队歌》等论文联盟http://，这些电影歌曲开创了我国音乐创作具有时代精神和大众化、民族化的崭新局面。
著名的天才作曲家聂耳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创作于1934年，是电影《桃李劫》的插曲。《毕业歌》是典型的聂耳风格，具有进行曲的特点，歌词是自由体的新诗，采用了主题音调贯穿发展的乐段结构，旋律朗朗上口，词曲结合流畅自然，情绪发展跌宕起伏。全曲可分为四段：第一段，音乐从大三和弦开始向上推进，仿佛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昂首阔步地前进。第二段，附点及三连音节奏的特点表现了有志青年的理想和抱负。第三段，音乐以高昂的士气，号角般的音调，突出了民族自豪的气势。第四段，结束时旋律中休止符的运用使得音乐更为急切和热情。“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 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 ……”《毕业歌》一经传唱便击中年轻人热切的报国之心，轰动一时。时至今日，抗战的年代虽已远去，年轻人的热血却依然澎湃，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唱着《毕业歌》踌躇满志地走向社会。这是一首超越时代的《毕业歌》，这里有青春的美好和奉献自我的豪情，从1934年到今天，一直未曾改变。
除了聂耳所作的电影歌曲成就突出以外，还有许多脍炙人口的电影歌曲，比如电影《渔光曲》主题歌《渔光曲》，曲作者任光从抒情的角度表达了自己对劳动人民被剥削、受压迫命运的真挚同情，并且通过具有鲜明民族风格的旋律，刻画出一幅朴实动人的渔民生活景象。歌曲为三段结构，各段音调虽有变化，但由于统一的节奏型，相同的引子和间奏，使音乐成为一个整体。虽然采用了宫调式，但调性色彩并不明朗，似乎是在旷远之中表露出一丝哀愁和压抑。通过贯穿全曲的舒缓节奏，描绘出渔船在海上颠簸起伏的艺术形象。《渔光曲》于1934年6月在上海公映后，连映3个月，造成轰动效应。所发行的十几万张唱片一抢而空， 1935年2月，《渔光曲》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影片。
黄自的《天伦歌》（电影《天伦》主题歌） ，谱写于1935年。这部电影以所谓抽象的“爱”、同情和勉励孤儿，实质上掩盖了造成孤儿痛苦的社会根源——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正如歌词中写道：“……人世的惨痛，岂仅是失了爹娘？奋起啊，孤儿，警醒吧！迷途的羔羊。收拾起痛苦的呻吟，献出你赤子的心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部电影公映时引起了电影界进步人士的严肃批评。但这首歌曲却写得比较富于感情，曲调流畅朴实。特别是在乐队中使用了笛、笙、二胡、琵琶和锣等传统乐器，使之具有了鲜明的民族风格，令人耳目一新，并广泛流传各地，特别受到爱好音乐的知识阶层的普遍欢迎。
“上海时期”的电影流行歌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因为有租界，日本人有所忌惮，不敢贸然出兵。“孤岛”般的上海暂时安全。上流人士为了躲避战火，潮水一般地涌入上海租界。愈是变乱的时代，各种情绪愈是高涨。人们躲在相对平静的租界里，试图以喧嚣的歌舞升平来逃避外面连天炮火的乱世。上海也因租界的繁荣，被人称为“十里洋场”。另外，三四十年代社会的动乱和新思潮的诞生，也催生了社会活跃的思想氛围，从而诞生了丰富的思想和价值观。比如当时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些鼓励了电影对不同价值取向的探索和发展。另外资产阶级的兴起也为电影产业带来了大量的观众和消费者。城市群众的文化生活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那就是鸳鸯蝴蝶派文学的重新抬头，古装电影、武侠电影的风行一时以及外国歌舞电影的大量进口和我国“软性电影”的全面开花。此时的上海娱乐业高度发达，电影业蓬勃发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沦陷。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前途渺茫，精神苦闷。人们借流行歌曲慰藉心灵，宣泄国破家亡的痛苦。此时的流行歌曲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在中国最繁华的“时尚之都”上海，一首首动听的流行歌曲纷纷诞生，随着唱片、电影、报刊等媒介的传播而进入听众的耳中，迅速走红，大家争相传唱。那些流行一时、红极一时的绵软之音，许多都与电影有关，与那代人的生存环境、心态有关。它把城市情怀和民族音调融为一体，加上诗意盎然的歌词，“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复杂情绪，博得了大众的喜爱。许多著名女歌星登上大银幕浅吟低唱，这一时期的许多电影插曲都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这些流行歌曲在风格上沿袭“中国流行音乐之父”黎锦晖的特色，在演唱上歌声若有若无，时隐时现，微妙悦耳，非常耐人寻味。比如“金嗓子”周璇演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电影《马路天使》），《花好月圆》（电影《西厢记》），《夜上海》（电影《长相思》）；白光演唱的《恋之火》（电影《恋之火》）；龚秋霞演唱的《秋水伊人》（电影《古塔奇案》），《蔷薇处处开》（电影《蔷薇处处开》）；姚莉演唱的《玫瑰玫瑰我爱你》（电影《天涯歌女》）；欧阳飞莺演唱的《香格里拉》（电影《莺飞人间》）等。
《花好月圆》这首歌出自电影《西厢记》（1940年）。这部电影一共有10首插曲，以歌曲连接故事叙事，类似于美国的音乐歌舞片。其中最著名的一首就是《花好月圆》。这首歌曲抒情委婉，具有吴侬软语般的婉转缠绵。全曲可分为两段，第一段的主题音调绮靡悱恻。正如歌词中唱道：“浮云散，明月照人来，团圆美满今朝最，清浅池塘，鸳鸯戏水，红裳翠盖并蒂莲开”，歌词与旋律丝丝入扣，令人心旷神怡……第二段的旋律较之前一段更为热情真切，乐段结构也有所调整，音乐情绪逐渐升华，充满清丽迷人的诗情画意……“双双对对，恩恩爱爱，这软风儿向着好花吹，柔情蜜意满人间。”曲作者严华当仁不让地把这首歌交给自己的妻子、一代歌后“金嗓子”周璇来演唱。周璇的特点是音量较小，甜美柔润，适合唱一些民歌小调。《花好月圆》这首歌被周璇演绎得慵懒迷人，宛如那个时代。在“孤岛”中看不到未来的人们，只有“今朝有酒今朝醉”，在“靡靡之音”的温柔乡中醉生梦死，不知今夕何夕。
《夜上海》和《香格里拉》都是1946年问世的电影歌曲。它反映了当时上海灯红酒绿的夜生活，写出了歌女舞女的生活现实和对“换一换新天地”的期望。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电影歌曲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是具有进步意义、慷慨激昂、鼓励民族士气的“左翼”抗战歌曲。另一个是市民用以逃避现实、曲调清新动人、优美抒情的流行歌曲。两者都对中国民族音乐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积极的意义。如今时代已然变迁，抗战歌曲已永久地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流行歌曲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展重心由上海转到了香港，继续为娱乐大众作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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