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韩俊（1982—），女，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艺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艺术文化学。
[摘要] 徐克导演的《梁祝》在保留故事原貌的基础上，对剧中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增减上做了较大改动。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入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对传统进行扬弃，形成独特的审美范式和人文关怀。
[关键词] 《梁祝》 梁山伯 祝英台 祝夫人 悲剧美学
doi：.1002-6916.2012.22.004
徐克导演的《梁祝》与以往他所导演的影片不同，这是一部纯粹描写爱情的影片，不涉及江湖，没有刀光剑影，然而我们在这部片子里依然能够感受到强烈的徐氏风格。徐克电影大多取材于经典著作，《梁祝》即取材于中国民间四大传说之一。徐克在保留故事原貌的基础上，对剧中人物的设置和情节的增减上做了较大改动。研究徐克电影的陈墨曾经说过：“徐克电影的总体特色，要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说，就是——‘改装传统’。‘传统’既可以说是文化整体，亦可以说是某种观念及某种具体的题材，甚至可以理解成一部旧作。……‘改装’，包括新的观念及新的价值形式，还包括电影的新的感性、新视觉、新形式。即：新电影形式——新趣味——新的价值观念。”徐克电影就是这样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加入现代人的思考方式，对传统进行扬弃，形成独特的审美范式和人文关怀。本文主要从影片情境的设定、人物角色的设定、悲剧命运的思考三个方面来分析徐克版《梁祝》的悲剧美学意味。
一、影片情境的设定
徐克所选择的电影大多取自乱世题材，借以乱世题材的选择发挥想象空间，表达独特的政治和社会隐喻，使影片呈现出一种寓言化的特征。《梁祝》影片一开始就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东晋。东晋时期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士族门阀的势力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门阀政治达到鼎盛。这一时期，士族在政治上高官厚禄，垄断政权，经济上封锢山泽，占有大片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庄园主。为维护这种制度，东晋南朝时，士族非常重视编撰家谱，讲究士族世系源流，作为自己享有特权的凭证。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1]。世家大族与庶族之间不相往来。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如果“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
影片中的祝家就处于世族的地位，祝老爷十分看重士族世系源流，不厌其烦地比较哪家的地位更高，和谁攀亲才能获得更高的地位。影片中历史背景的设置、人物的服饰都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始的风貌，在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对晋人喜欢敷粉、蹴鞠、弹古琴的细节描写，更能让观众投入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历史背景的设定突出了以门阀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的严苛，为梁祝结合之难提供了可信的依据。悲剧是社会发展中新旧势力的矛盾、冲突的结果。祝英台趴在屋顶上天真烂漫地想象门外的世界，瓶中的蝴蝶带有隐喻的效果，这是一个青春的生命，没有世俗观念的束缚，有的只是一任本性的自然纯粹。而朴素的人性美在这个士族门阀制度深严的社会没有生存的土壤，如同涂抹在脸上的脂粉越厚越好，把自己的本性抹杀地越干净越好，本片正是在对人性的禁锢与释放中获得了悲剧美的力量。
二、人物角色的设定
在《梁祝》一片中，徐克对人物的设定有较大的改动，徐克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描述一个悲剧的爱情故事，他还要在诱人的叙述之外为观众提供一些思考。祝夫人原本有过一段纯真美好的爱情，但她选择了和现实妥协，成为祝夫人，并且成为门阀制度的绝对捍卫者，当得知祝英台与梁山伯相爱后，祝夫人逼梁山伯写绝情信，并步步追问：“你以为愤怒就能改变你和英台的命运？你以为很不满胡人就会忍让南边的汉人？要怨就只能怨自己生错了地方，怨自己生错了时候！生在这个我们汉室未落的时候，人人都这么虚伪、迂腐和势利！要怨就怨你们太多想法，年少无知到了以为你们不喜欢就可以改变周围的人，以为靠你们两个就可以改变这个时代！”悲剧就是代表历史的必然要求、代表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的实践主体，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由于对方力量还很强大，斗争遭到了挫折和失败。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符合人性的要求，然而他们分别处在不同的社会阶级，等级深严，祝英台的个人追求必然地化为泡影，她们的爱情也必然成为时代的殉葬品。
梁山伯在这里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他既是传统儒家文化的继承者，对现实有一定的妥协性，比如他很自觉地想通过考试博取功名，改善自己的地位；当在祝家看到披着红妆的祝英台时感到了提亲的压力，甚至想要放弃。但是他又有追求自身爱情的强烈愿望，面对祝英台的深情厚意，他也显得义无反顾。然而，他无法反抗世俗的攻击，也无法守护自己的理想，最后只能在忧愤中死去。相比较梁山伯，祝英台显得更加勇敢、执着和纯粹。影片中删去了十八相送的种种暗喻，代之以雨天山洞的情难自禁，这种安排显然加入了现代爱情的理念，但仍然能感受到爱情的美好与纯真。祝英台在崇绮书院学习的诗歌都与爱情有关，梁山伯在书院藏书楼里反复背诵的是屈原的《湘君》，暗合了他们之间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
如果祝英台和梁山伯的爱情得以实现，那么必然与这一时代、与他们的父辈的理想产生冲突。“悲剧的解决就是使代表片面理想人物遭受痛苦或毁灭。就他个人来看，他的牺牲好像是无辜的；但是就整个世界秩序来看，他的牺牲却是罪有应得，足以伸张‘永恒正义’的。他个人虽遭到毁灭，他所代表的理想却不因此而毁灭。”[2]
三、悲剧命运的反思
徐克在《梁祝》作品中反映的整体风格可以概括为青春、明快、凝重，正是影片前半段的青春明快，更加深了影片后半段的凝重。徐克通过各种场景、动作的巧妙设计来传达自己内心对现实社会的重新审视。在《梁祝》中祝夫人与和尚之间的爱情纠葛是作为梁祝爱情的参照出现的，祝夫人的选择与祝英台不同，她选择扼杀自己的爱情，和尚最后面对祝夫人所说的话“我身无一物，有什么放不下？你什么都有，还什么都想要。贪心到连人家的东西都要，你要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你困住他们，他们就跟这儿的鱼一样，不敢见人。能放下就放下吧。网开一面，功德无量。”这无疑是对祝夫人心态的最好描绘。但祝夫人的选择是不是就不可原谅呢？祝夫人面对和尚的质疑说道“外面的环境太恶劣，放他们出去会死的。”她没有选择爱情是因为她对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还能否继续生存产生怀疑，没有信心，或者说为了爱情而失去已有的荣华富贵不值得，她的选择更适合世俗的标准。
徐克在这里并没有极力批判祝夫人，观影者通过她个人的质问也能够理解她当初的选择。徐克通过她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世界不会因你而改变。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那么你是去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成为“帮忙、帮闲”之人，还是做一个叛逆者、前行着，去改变这个时代？这是属于人类社会的永恒话题。而梁祝用死来证明他们对现实的反叛，对符合人性的自由爱情的向往，代表人类社会中永远前进的力量。 “悲剧产生于矛盾和冲突中，具有审美价值的人和现象在矛盾和冲突的过程中遭到毁灭或者经受巨大的灾难。同时，毁灭或灾难显示甚至加强这种价值。”[3]价值是现象对人和社会的意义。这种意义并不随着现象的毁灭而消失，它长久地存活在社会的记忆中，并且物化在人们的行为和文化中。肉体毁灭转变成道德胜利和精神不朽。徐克在本片中不仅展示了自己叙事能力，也展示了独特的美学范式。
注释
[1] 《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引《寒素论》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504.
[3] 斯托洛维奇《审美价值的本质》，134
参考文献
[1]金丹元.影视美学导论[M].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
[2]陈默.影视文化学[M].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
[3]陈墨.刀光剑影蒙太奇——中国武侠电影论[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
[4]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5]凌继尧.美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6]戴锦华.电影理论与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7][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M].何慧玲译，李焯桃编，海南出版社，2003
[8].李少白.中国电影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9].窦欣平.剑啸江湖——徐克的世界[M].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10].金丹元.“后现代语境”与影视审美文化[M].学林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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