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从世界潮流来看，电视电影一个很重要的发展趋势是喜剧化。电视电影的喜剧性也引起人们注意，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体现在纯喜剧多了起来。
第二，在正剧中，增加喜剧人物，大多是次要人物，用来调整全剧的气氛。
第三，即使是正剧，甚至有时候可能是悲剧，在局部的设计中有时出现喜剧性段落。在段落转场时，用一个喜剧性强的小噱头过渡是常见手法，而作者并不打算破坏全剧整体的正剧或悲剧风格。
增强喜剧性或许与通过电视看电视电影相关，电视依赖广告投入支撑并盈利，在眼球经济大行其道时代，喜剧易于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如果面对一个复杂的情节剧，观众往往需要潜心观看相当长时间才能基本了解故事概要，然后才有可能判断是否被该剧吸引。而看喜剧可以在不用清晰了解叙事走向的情况下被吸引，哪怕只是漫不经心地瞄上几眼，都可能被一个小噱头抓住，随即促使观众不由自主停在这个颊道看下去。因此可以判断，电视电影喜剧化趋势在于它适应了电视播放的媒介特点。
我们需要研究电视电影的喜剧性，并探讨在当前如何充分发挥这种喜剧性。
优越感
电视电影喜剧创作的关键首先在于能否使电视观众建立特殊的优越感。
我们需要讨论影院电影和电视电影同样作为喜剧，在欣赏时究竟有什么区别。表面看来区别不大，但是如果认真研究一下，可以发现，区别在于，让观众笑的方式有所不同。众所周知，影院或剧场里判断一部喜剧的成败优劣有一个简单明了的标准：笑声。人们欣赏一般的电影希望剧场里没有杂声，但是看喜剧却期盼笑声不断，而且最好出现此起彼伏的哄堂大笑，把影院现场气氛带动起来。影片如果在开场10分钟内产生这种效果，创作者就大可放心了，观众会一路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观众的笑带有很大盲目性，就是想借机发笑，别人笑我就跟着笑，而且是毫不掩饰地放声开怀大笑，甚至是非理性地发泄，其实在平常遇到相似情况也许根本笑不出来。可是在家庭客厅里面对电视机的时候，心境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此时缺乏剧场昏暗效果掩护，你一笑，难免吸引他人注意，并且与电视电影的剧情联系起来，暗自判断，你究竟在笑什么，剧情是否真那么可笑。如果被认为是笑得不合时宜，那么基本可以判定，最可笑的就是忘乎所以傻笑的人。
让观众在客厅里看电视电影哄笑起来是困难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可能担心自己变成他人观察、猜度乃至暗自取笑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在电视电影中要制造喜剧效果，行之有效的办法是，要使得坐在客厅里的观众产生优越感：他总是自作聪明，觉得人物形象滑稽可笑，他自己最无可挑剔，他总是能够发现电视电影里的许多地方不协调、违背常理、破绽百出……这个时候他也许不会大声笑出来，但是他会暗自扬扬得意，即使判断错误，一般也不会引起他人注意，避免了无端被人耻笑，这样他就产生一种心理优势，内心会觉得自己处在比电视里的人物都好的境地，也显示出比同样看电视的观众都聪明，这时观众是十分理智的，并以此为乐。为观众创造产生这种优越感的条件，对于电视电影喜剧创作来说至关重要。
包容性
要让更多的观众对喜剧感兴趣，就必须发挥喜剧的包容性，就是让不同的观众都能够找到可笑的对象，观众笑什么基于他的想象力，只要不涉及原则问题，无须强求一律。
发挥喜剧的包容性，就可以采用正剧一般不便于表现的方式，出奇制胜。以电视电影《曾克林出关》为例，这是一部主旋律影片，但是却比绝大多数同类影片生动，其经验是，为观众准备了喜剧性人物形象，让观众不仅是敬仰、钦佩主要人物，而且也有机会可以善意地笑话他们。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让观众有机会在一些细枝末节方面嘲笑这些形象，非但无伤大雅，反倒令观众产生亲近感，更加喜爱这些形象。在这部影片中，主人公曾克林和他的下属都被赋予了一定的喜剧性格，突出了他们从农村攻入城市时，由于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而暴露出来的不适应和不协调，简而言之，就是把“土气”形象化、喜剧化了。这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是绝大部分主旋律电影采取了视而不见的回避态度，因为在这方面是有教训的。1951年石挥导演并主演了《关连长》，就是塑造了一个土头土脑的革命军人而受到批判。而《曾克林出关》冲破这个禁忌，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其实这种感觉对于城市观众来说是普遍存在的，即使不让他直接说出来，也不可能根本消除他的感受，只是暂时压抑下去，早晚他会找机会释放。这部影片可贵之处在于，主动为观众提供了释放这种感受的机会。
曾克林固然有土气的一面，但这是与英雄气概混合在一起的，形成了特殊的性格魅力。更多的喜剧效果是由警卫员制造出来的，他请求上级奖励他一个水龙头，并准备把水龙头拔出来带回农村，结果水喷出来，狼狈不堪。这个噱头的灵感来自于世界最早的电影之一《水浇园丁》，曾激发了电影观众最早的笑声，把它套用转化，现代中国观众照样会笑，笑的原因是差不多的，就是给观众找到了产
生优越感的情境，观众自认为比这些出身农村的老干部们优越的地方是，他知道水龙头不能拔，拧一下就出水。把握住这种微妙的分寸感，观众必然会笑。只有让观众感到有可笑的地方，不怀恶意地笑了，才会感到这样的人物有亲切感，如同走到他家的客厅里的老友，才可能接受他，认同他的英雄业绩。
这符合电视电影喜剧的特点。现代喜剧性具有包容性，同样是观众在笑，有的是赞赏，有的是讽刺，有的是暗自窃笑，有的是不怀好意的嘲笑。电影的创作者不可能精细准确地控制观众的情绪，不能要求观众只许对什么笑.不能对什么笑，或只需赞赏地笑、不能恶意地笑，只要笑，尽管笑的意向不一样，都可以包容在对喜剧影片的赞赏之中。这一点需要我们认真琢磨。
现实性
电影喜剧可能会偏重于创造奇观，让观众在与现实远离的情境中感受喜剧性，电视电影喜剧则应该更加注重现实，把社会中可笑的事物形象化，引入客厅，供观众感受、品评，促使观众与社会产生互动。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新鲜事物层出不穷，为喜剧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题材。喜剧易于处理一些模糊不清难以定位的社会问题，例如《法官老张轶事之审牛记》探讨的是法与情的关系。在中国农村加强法制建设时期，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又是一个难以理清的两难问题，但是在播放过程中笑声不断，观众必定有所感悟，虽然在理性上未必理解深入，把握准确，但是笑声表明观众在直觉上感受到了问题的本质，并且表达了自己的基本倾向。笑作为对新鲜事物的一种表态，本身就不是深思熟虑的，有一定的模糊性，是即时、随性而发的。笑未必代表赞赏，也未必代表否定，但至少表明他乐于接受，这为深入思考奠定了基础。
许多社会上的新生事物如果编写正剧，可能需要时间的积累，作者要把相关的社会问题想透了才可能动笔。但是喜剧可以大大提前，把作者暂时难以理清的事物表现出来，让观众在笑声中体会其意义。
把主人公放在尴尬情境中，让他左右为难，是制造喜剧效果的基本方式。此时观众被置于比主人公优越的位置，就会开怀大笑。正是由于这种情境，才可能剖析新的社会问题的方方面面，让观众跟着主人公有全面面对这个问题的机会。所有生活中涌现的新问题，只要是观众感兴趣，比如找工作、炒股、买基金、恋爱、婚姻、家庭等，作者都拿不准如何应对变化，编成正剧比较吃力，也许正因为难下结论，就有可能成为编喜剧的好题材。一旦某种事物定型了，通常就难以成为生活喜剧的题材，而成为讽刺喜剧或者正剧题材了。因为只有处理新鲜的社会问题，观众的笑才可能是暧昧的，即使无法定性，但他的笑是绝对真诚的，是他自己想笑，他弄不清为什么而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如果研究者仔细分析，是有可能找到原因的。作者有时可以找到让观众笑的因素，可未必能够准确把握事物的意义，但是观众的笑声可以给作者以启示。
作者越吃不准，观众就越希望自己站出来替你想一个结局，或者替你升华意义，这时，创作者就可以与观众展开喜剧的博弈游戏了。喜剧观众的一个心态是自以为是，自作聪明，创作者必须以他为对手，给他一个自作聪明的机会，又让他再度失望，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观众就会跟你较劲，要更胜一筹，这正是生活喜剧展开的理想状态，它可以确定一个喜剧的推演模式。
讽刺性
让观众会心地笑已属不易，真正困难的是把这些散乱在无数客厅中的笑声凝聚起来，让其发挥出积极的社会作用。既然笑声具有双重作用，对于人的行为既有赞许鼓励，又有约束监督，在当前就应该充分发挥喜剧的讽刺功能，使之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成为一种可以创造或重建社会道德的力量。
当前电视电影喜剧最缺少的是讽刺喜剧。观众总是需要找到可以取笑挖苦的形象，但是创作者提供得太少，其结果是，网络恶搞风行一时。与其不分是非地恶搞，不如积极倡导讽刺。
讽刺是喜剧的灵魂。就喜剧创作而言，创作者绕开社会矛盾，费尽心机设计喜剧情境，安排巧合误会，寻找诙谐对话，都不如找到一个讽刺对象让观众去挖苦、嘲笑来得简便。关键在于把什么人确定为讽刺对象。这种人并不难找，社会中游荡着相当多人人都想嘲笑，但是还没有被电视电影纵情嘲笑的人，比方说骗子、拐卖泊女儿童的罪犯、损人利己的市浍等。在上世纪50年代有一些优秀的讽刺喜剧电影，如《不拘小节的人》、《游园惊梦》、《如此多情》等，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不拘小节的人》不涉及政治问题，用喜剧方式普及社会公德，用反面例证告诉人们，在图书馆不应该怎样，在公园不应该如何，观众在嘲笑他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愉快地接受了教育意义。
让坏人不断丢丑，是讽刺喜剧中最基本的叙事策略，坏人越丢丑就越想挽回面子，越作假越破绽百出，就越发狼狈不堪，这构成了讽刺喜剧的节奏。
让观众感到自己找到了一个机会去嘲笑这些坏人，是吸引观众的良方。在现实生活中可能观众会被坏人欺骗欺负，心里憋着一肚子火，如果让他有一个发泄的机会，电影就成功了一半，也就是给他提供一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嘲笑机会的形象，任由他坐在客厅里笑骂。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是长期在社会生活中积累了很大的积怨的必然反应。讽刺喜剧就是让他的积怨有一个释放的机会。这种喜剧化的解决方式比把这些小人绳之以法更高明，观众一般不会去模仿自己嘲笑过的坏人，因为他知道那会遭到众人鄙视。这样优良的社会公德就会被普遍接受，从而有助于社会和谐。
普遍性
如果让喜剧被更广泛的观众接受，就必须考虑选材的普遍性。
首先，一些带有全球性的话题应该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在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方面，有代际关系、性别关系等。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有环境保护、人与动物等。人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关系也是当前喜剧的重要题材之一，可以探讨电脑发展后，人与高科技之间的尴尬关系，像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就具有超前性，对今天仍有启示作用。把这些关系现代化，喜剧化，更容易被世界观众接受，因为这些不但发生在当代中国人身上，也发生在世界上已经进入现代化或者正在走入现代化的人们的身上，容易产生共鸣。这样可以把更严肃的主题与喜剧结合起来，创出新路。
其次，我们需要进一步通过喜剧探讨人的精神世界。以前人们总是认为喜剧肤浅低俗，只适合娱乐，这阻碍了对喜剧艺术表现力的深入开掘。实际上，有些精神现象也许更适合喜剧表现，只是创作者还没有意识到。
把喜剧哲理化，把哲学喜剧化，当然是更高要求，这只能留待以后再讨论了。
(胡克，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10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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