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在我国刑法诉讼中具有重要地位。如果案例事实的真伪模糊，通过科学、有效的证明责任分配作用，为法官判案提供客观法则，从制度、程序、原则等多方面确保诉讼争端的合理解决，有效提升解决诉讼争端的高效性、公正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影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相关因素，对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有效途径进行具体分析。
论文关键词：刑事证明责任制度 证明责任分配 诉讼
刑事证明责任具有多重性解释，广义来看，证明责任就是提出明确的证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性，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也就是说，具有证明责任的主体由于没有履行相关证明责任，而产生不良的诉讼后果。以我国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强调“谁主张、谁举证”原则，是最基础、最传统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明确提出由提出控诉的一方负有绝对证明责任。但是在实际诉讼过程中，虽然控方需要承担一定的证明责任，但是并不能应用于解决所有证明责任问题，如果缺乏细致、明确的责任规范，将难以推动诉讼程序的合理、合法发展。
因此，应明确划分控方需要承担的证明责任，避免相互推诿责任，同时确保国家控诉能力、控诉资源的充分发挥，避免由于控方无限制地承担责任，而有失公平性。另外，还应明确辩护方在哪些情况下需要承担责任，否则将在某些案例中的应用失去意义。
一、影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重要因素
有关如何分配刑事证明责任，主要指对被告人是否有罪的充分证明；或者提出与其他类型犯罪相关的特殊事项责任，实现被告人与控诉方的合理配置。其中包括：由哪一方进行举证；需要提供什么样的证明；哪一方承担后果，等等。这些问题的提出与当事人诉讼的利益密切相关。落实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其关键在于如何分配证明责任，以下将对几大重要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一）诉讼职能的影响作用
采取诉讼制度的形式不同，随之而来的证明责任分配形式也有所区别。可从以下几种情况加以分析：（1）古代采取弹劾式诉讼，由原告人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由原告人负有证明责任；在特定情况下，可由被告人负担证明责任；（2）采取纠问式诉讼，由司法机关进行犯罪的主动追究，则无论是原告方还是被告方，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证明责任，主要以被告方为主；（3）采取当事人主义诉讼，奠定在“消极裁判、无罪推定”原则上，主要由控诉方来负有证明责任，检察官可提出证据，并落实说服责任，要求其证明完全符合“无合理怀疑”的状态，否则将面临败诉的法律后果。在整个诉讼过程中，由被告方负有提供证据的责任，但是如果目标在于减轻自身罪行或无罪辩护，则不负有说服的责任，特殊事项另作规定。（4）采取职权主义诉讼，检察官也在其中负有一部分的证明责任，但同时法官具有调查取证的权利。
（二）诉讼模式的影响作用
我国刑事诉讼的开展，对控制犯罪、保障人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惩治犯罪行为，遏制一切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人权作为人们固有的价值，包括刑事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同样具有人权。我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在于保障社会秩序稳定性，减少或消除无序状态。如果通过有效的刑事诉讼活动可全面制止犯罪行为，就可为公民提供一个安全、和谐的生存环境；如果一味增加被告人应负有的证明责任，虽然更利于控制犯罪行为，提高案件侦破效率，但是可能难以保障人权价值，甚至引发被告人的权利危机；反之，如果一味强调人权价值，而摒弃被告人应负有的证明责任，可能纵容犯罪行为，不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性。因此，如何选择恰当、均衡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至关重要。
（二）价值取向的影响作用
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与诉讼价值取向问题密切相关。以刑事诉讼的实际情况来看，挖掘案件的真实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裁决，是确保社会秩序稳定性的重要途径。但是在刑事诉讼中履行发现事实、维护社会秩序的责任，同时充分表达程序的正义性价值。对于程序的争议性要求，就是提升法律程序的合理性、正当性，通过履行有效的法律程序，实现法律的真实价值。有关程序的正义性，应着重于保护被告人的诉讼权利，遵循无罪推定的规则。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国家公诉机关作为控诉方，与渺小的被告人之间存在不平等现象，为了提高程序的公平性、公正性，在进行证明责任分配过程中，应做到承担责任和责任主体能力的对等。另外，诉讼中还有一项重要活动就是证明的过程，要求证明责任制度应符合“诉讼效益”需求。
二、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有效途径
（一）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对等
以我国法律运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公正和效率是恒久不变的主体，也是判断刑事案件质量的重要标准。只有做到公正性与效率性的对等，才能提升刑事诉讼的生命力，也是形成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基础所在。公正作为法律的核心，是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公平正义，主要做到以下两点：一方面，尽量满足被告方的各项刑事权利，由过去的字面宣示转变成实际实现；在符合刑事权利最大化的基础上，注重保障被告方的合法权益。一直以来，刑事权利主体和刑事义务主体的双方平衡，已成为各个国家实现刑事制度的共同目标。另一方面，通过存在不公平的司法状况，实行刑事权利，虽然存在刑事权利获得满意结果的情况，但是个别时候也会违背司法的公正性。例如，在构建制度过程中，应注意程序的规范性，合理限制刑事举证行为，减少司法机关或司法人员的自我利益行为。
（二）应然和实然的和谐共建
法律的公正性、公平性，也应表现为应然与实然的共存，这是完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根基。所谓应然性，强调理想状态下实现的法律制度，以此表现最终制度形态；所谓实然性，强调在实际状况下对制度的规范作用。由于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作用，因此法律必须考虑现实情况。在制定刑事证明责任制度过程中，应注意应然与实然的平衡发展。否则，制度与实际不相符，难以落实到位，最终流于形式；或者制度过于滞后，难以符合时代发展的实际情况，在法律运用过程中束手束脚，难以确保工作的正常开展。因此，在我国当前不断完善刑事证明责任的前提下，更要辨别应然与实然，只有实现二者的平衡发展，才能真正提高司法程序、司法手段的有效性。
例如，在运用司法手段过程中，一直过于强调说服与教育的作用，而不主张完全采用强制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司法的程序周期，甚至耽误司法判决的最佳时机，影响工作效率；因此，在必要情况下，应在司法判决中实行强制性措施，以此保障司法权力的顺利落实，提高判决的果断性，弥补说服教育的不足之处。但是以实际发展情况来看，调解已成为人民司法的重要步骤，也是提高稳定性、快速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途径，应将调解手段贯穿于整个诉讼过程，包括立案、判决等若干程序；有关司法程序、司法途径、司法手段的选择，应注意将法律客观要求与实际情况相结合，提高科学性、合理性。
（三）提高制度的可操作性
长期以来，考虑到我国历史、社会等条件的特殊性，在立法层面追求“宜粗不宜细”的原则，便于法律的落实与实施。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法规制度必然走向精细化，不断提高明确性，增强操作便捷性，这就要求建设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同样履行这一发展趋势。当前，我国法律已经对刑事司法程序的具体步骤、环节等提出细致规定，建立健全刑事证明责任制度，应注意提高操作性，确保制度顺利落实并发挥效应。
据相关专家、学者反映，当前我国有关刑事司法的条文规定尚不明确，甚至有些非常必要进行规定的内容而没有涉及，存在大量的法律空白。虽然这种说法有待考证，但是以实际情况来看，在刑事司法方面确实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出现这一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仍有待进一步改革与完善；其二，我国法律规定较为笼统，这就需要在制定制度过程中，尽量细化处理，提高可操作性，发挥制度作用。
（四）遵循“司法为民”原则
有关我国开展的刑事再审工作，要求法院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为人民服务、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切实考虑人民群众的需求，提高群众的满意度，并以此作为衡量工作的重要标准。通过采取有益措施，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诉求途径，如电话、传真、邮件等多种形式，形成远程立案程序，提高工作效率；在开展工作过程中，尽量简化程序、缩短周期，以科学、有效的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结合生活实际情况，真正做到“司法为民”。对于举证期限内容，在申请或采取证据过程中，应注意从权利主体角度为出发点，选择更多适用性较强的司法措施，同时考虑义务主体的实际情况。只有提高措施的适用性，才能减少对当事人产生的不良影响；在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时，有权要求司法人员遵循“教育为主、司法为辅”的工作原则，向当事人阐述法律依据及利害关系等，注重司法运用的严谨性、规范性。
三、结语
总而言之，刑事证明责任制度作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证据制度落实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其地位不容动摇。如何在控诉方与被告方之间公平、合理地配置证明责任，是落实刑事证明责任制度的核心所在。只有提高分配任务的公平性、合理性，才更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也利于实现司法公正，顺利完成诉讼任务，落实刑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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