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摘要及关键词：…………………………………………………………………（3）
引 言…………………………………………………………………………（4）
一、离婚损害赔偿的概述………………………………………………………（4）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6）
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的问题………………………………………………（8）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的立法建议………………………………………（10）
参考文献…………………………………………………………………………（12）
摘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新《婚姻法》增设的一项重要内容，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让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为了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能更充分地发挥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填补财产损失、制裁过错方的作用，在婚姻立法中予以确认有其必要性。针对该制度的规定过于原则，本文概述了离婚损害赔偿的内容、法律特征和性质，重点阐述了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并就现实中遇到的问题加以分析，最后就理论和实践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及争议，结合本人的认识提出一些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离婚损害赔偿 侵权责任 构成要件 法律适用 立法建议
引 言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始建于19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离婚损害赔偿在家庭法的不断改革中日益完善并被保留下来。WWW.lunwen.net.cn如现行《法国民法典》第266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赔偿责任。”《瑞士民法典》第151条规定：“（一）因离婚，无过错方的配偶一方在财产权或期待权方面遭受损害的，有过错配偶一方应支付合理的赔偿金。（二）因导致离婚的情形，配偶一方的人格遭受重大损害的，法官可判予一定金额的赔偿金作为慰抚。”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国外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有损害赔偿、抚慰金和填补财产损失。有些国家甚至还包括了对财产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一）重婚的；（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三）实施家庭暴力的；（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由此，该条款确定了我国婚姻家庭法中的离婚过错损害赔偿制度，该制度的确定是修改后的婚姻法的一大亮点，使得我国婚姻法制度更趋于完善。然而新的制度的确立，也必将在司法理论与实务中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笔者拟该方面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探讨。
一、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概述
（一） 离婚损害赔偿的内容 新《婚姻法》确认的离婚损害赔偿的过错情形重点是放在“包二奶”和重婚上，目的是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人类经过千万年的进化，经历了集团婚、对偶婚后依自然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所作的必然选择，是为各国普遍认可和遵循的婚姻制度。婚姻法是私法，权利的救济和责任的追究都直接赋予当事人。但与民法中意思自治原则不同的是，婚姻法兼具公法的性质，公法的干预在各国的婚姻家庭法中都规定的十分具体和明确，不得由当事人通过协议予以变更，由此重婚或纳妾为法律所禁止，并不在本次《婚姻法》修改的讨论范围内。社会所关注的是法律对配偶间“不忠”行为的禁止，因“不忠”而导致离婚的情形，对配偶的伤害是最为严重的，这种精神上的痛苦不仅涉及婚姻当事人，而且还会延及到子女甚至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法律应当尊重个人感情的自由选择，但法律同样应当对已造成的精神伤害或财产损失予以救济，这是民法的基本功能所在。由于对“包二奶”的概念无法确定，因此法律最终将禁止的范围界定在了“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上。本次《婚姻法》修改将夫妻应当相互忠实，相互尊重这一原则提升为应当遵守的法律原则，对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家庭暴力的损害赔偿因得到了社会的普遍认同而被纳入了新的《婚姻法》。新婚姻法第3条明确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依照新《婚姻法》第43条的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人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笔者非常赞同本条规定的民间调解和必要时警察的介入，但该条之规定，显然已超出婚姻法所管辖的范围，并且在实际应用上没有任何意义。由于大多数家庭暴力中的受害者需要的是暴力发生时的社会救助，而非婚姻关系的解除。因此不仅仅是要用婚姻来作为遏制家庭暴力的工具，更需要的是社会各个环节的配套工作。
（二） 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律特征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法定性、救济性和惩罚性的特点。具体而言：
1. 法定性。即指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是法定的，可以请求赔偿的事由是法定的，确定离婚损害赔偿的权利主体只能是离婚当事人中的无过错一方。如果双方均有过错，或双方均无过错，则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只能是离婚行为中的过错配偶，无过错方不能向第三人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离婚损害赔偿的事由只能是《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四种情况，对于四种情况以外的行为通常是不能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
2. 救济性。即指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具有救济的功能，通过损害赔偿，使无过错方的实际财产损失得以填补，精神伤害得以经济补偿和精神安慰，被损害的利益因此得到救济和恢复。
3. 惩罚性。即指离婚损害赔偿具有惩罚违法的功能。在破裂主义的离婚原则之下，离婚原因已不再制约离婚和影响离婚，离婚本身不再具有惩罚的功能。但若对造成离婚的配偶一方的违法行为不加以追究，则是对行为人的放纵，对受害方的不公，这不符合法律的公平、正义的理念。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将离婚与离婚原因相分离，以离婚损害赔偿来惩罚构成离婚原因的侵权行为，令过错配偶为自己的侵权行为付出代价。
（三） 离婚损害赔偿的性质 在合法领域，产生损害赔偿的原因无外乎两个：一是侵权，二是违约。对于婚姻法的损害赔偿的性质，有学者认为属于违约性质，而笔者更倾向于其为侵权责任。
1. 从婚姻设立后的夫妻关系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合同是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婚姻、收养、监护等身份关系的协议，适用其他法律的规定。”合同是涉及民事权利、民事义务的协议，它所调整的是民事主体的财产关系。而夫妻关系包括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夫妻之间的人身关系由于具有特定的精神利益，故不能适用于合同法来调整。此外，虽然夫妻间的财产关系具有财产性利益，但它并非由夫妻双方协商确定的，而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例如：婚姻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第22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第24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相互继承遗产的权利。”虽然婚姻法中规定了“约定优先于法定”的财产制原则，但那只能是在排除法定财产制、个人财产制并且夫妻双方对财产有合法的约定的前提下才适用的。在这种情况下，夫妻财产关系能适用合同法调整的余地甚小。
2. 从婚姻关系的解除看，婚姻不是合同或相当于合同。
婚姻关系解除的原因可基于当事人的协议，亦可基于法定情形。但无论哪种情形，都与合同法中规定的合同解除要件不同。第一，在协议解除的情形下，合同关系中只要双方协商一致，便直接产生合同解除的法律效果，无需国家的干涉。而在夫妻关系的协议解除中，婚姻关系并不随夫妻双方的合意而当然解除，其还需要国家对该协议的审查与确认。并且最终要由婚姻登记机关来决定其是否可以发生解除婚姻关系的效力。同样都是协议解除方式，但所产生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第二，在合同关系的法定解除情形中，其理由有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当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等。而在婚姻关系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的理由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具体表现为：“重婚、实施家庭暴力、分居等等。这二者的法定解除情形中，其法定理由所映衬出的权益是大相径庭的。合同的法定解除理由反映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权益：法定的离婚理由反映的却是当事人的忠实权、身体健康权、同居权等带有特定精神利益的权利。合同出现法定解除情形时，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而婚姻关系的解除却是需要人民法院的裁判。
二、离婚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
既然离婚损害赔偿属于侵权责任范畴，那么其构成要件也应当符合侵权责任的特点，结合《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以及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其构成要件主要有：
（一） 违法行为 即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婚姻法律、侵犯了另一方基于配偶身份所产生利益的行为，如《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情形。
（二） 损害结果 损害是成立各种侵权责任的必备要件。侵权法上所称的损害其构成的核心要素是：须为确定和真实。损害可分为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这是根据损害可否以金钱加以衡量为标准所作的分类，主要分为财产损害和精神损害。财产上的损失主要表现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被侵害人个人财产的减少，精神上的损失主要表现为被侵害方失眠、易怒、狂暴、抑郁、痛苦、社会评价降低等；损害又分为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在因果关系的链条里，直接和间接本是不能明确区分的两个概念，但在法律上有其特定含义。直接损害，指受害人因受侵权行为侵权而直接损失的财产或为避免及补救损害而支出的必要费用，例如因实施家庭暴力，受害方因身体受到伤害治疗而付出的医药费等。间接损害指由于损害的发生导致可得利益的丧失。例如因配偶一方“包二奶”、婚外性行为等，势必将导致另一方的受关爱、照顾等的利益受损。如若过错方与他人还生有子女，那么由于作为非婚生子女仍然可以要求获得抚养费、生活费等,这样也将损害到无过错方的财产利益。
（三） 违法行为同损害结果的因果关系
1．因果关系的概念。 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和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事实上的因果关系指加害人的行为是否在事实上属于造成损害发生的原因；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指已构成事实上原因的行为在法律上是否构成应对该损害负责的原因。
2．事实上的因果关系
a．必要条件规则。即某行为必须是指损害发生的必要条件方成其为事实上的原因。如果没有该原因，损害同样会发生，则该行为便不是损害发生的事实上的原因，例如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实施家庭暴力的，受损害方的损害结果必须是由侵害方实施了虐待、遗弃、暴力等行为引起的。
b．实质要素规则。 实质要素规则指如果加害行为足以引起损害结果的发生，则它就是引起损害发生的事实上的原因。
3．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a．预见力理论。预见力理论指行为人只为其所能合理预见的损害负责，除此以外的
损害行为人不负责任。
b．危险理论。危险理论是指被告人应对由其所引入到受害方的危险负责。
4． 行为人主观过错。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故意指加害预见到损害结果并希望或放任该结果发生的主观状态。过失是由于加害人疏忽而没有预见损害的发生或虽然预见到损害结果的发生，但由于过于自信而轻信其不会发生。在现实中，有过错方的主观过错往往是故意，而第三者的主观过错则可能是故意或过失。
5．离婚的发生。也就是违法行为导致婚姻关系破裂，造成了离婚的后果。该要件由离婚损害赔偿的特性决定的，正是该要件表现了离婚损害赔偿作为一种侵权责任的发生情形。对于该要件，在理论和实践中有人提出损害赔偿不能以离婚为条件，损害赔偿固然不以离婚为要件，但婚内发生的赔偿是其他形式的赔偿，而非是离婚损害赔偿。
三、离婚损害赔偿适用中的问题
（一）关于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
现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最大的过错损害赔偿的义务主体为是否包括插足的第三人。有学者认为，第三者的插足不仅侵犯了婚姻无过错方的配偶权，影响了夫妻间感情和睦，同时也冲击了法律制度所保护的婚姻。因此应当将“第三者”列为诉讼第三人作为被告。另外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虽然“第三者”破坏了夫妻关系，但是这也非其一人所为，一个巴掌也拍不响，况且，婚姻法所调整的是家庭成员内部的关系问题，不应当对婚姻关系主体以外的人有任何的法律义务的规定。此外，对于“第三者”的问题更适合运用道德范畴来约束。也只有当“第三者” 的行为足够严重的情况下婚姻当事人无过错方才有权另行提起侵权之讼，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解释（一）中已经明确规定了“承担婚姻法第46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主体为离婚诉讼当事人中无过错方的配偶。
（二）关于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46条的规定，有权主张损害赔偿的是“过错方”。其意味着婚姻法中的损害赔偿制度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即行为人要承担损害赔偿之责的要件之一是行为人必须要有过错，也就是说行为人主观上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若缺乏该要件，便使赔偿之责的承担失去了根基。在适用过错责任原则时，以过错为归责的最终要件，这就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过错应当作为基本的和最后的因素来加以考虑，是以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作为确定责任范围、责任形式的依据。然而，婚姻法本身是带有浓厚色彩的道德伦理性，在纷繁复杂的婚姻关系中，对于过错的认定，应该以违反现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为判断依据。
此外，在单纯的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情形下，对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者要求其承担举证责任。对这一证据的采集要求在婚姻家庭领域中有相当的难度，例如针对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主张损害赔偿的，在证据采集上就存在着该现象。解释（一）第二条规定：“婚姻法第3条、第32条、第46条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是指有配偶者与婚外异性，不以夫妻名义、持续、稳定地共同居住”。权利主张者如何证明这种“持续、稳定性”的存在呢？其一是若想提供证人证言，一是由于民众受“家务事不便干涉”的思想的影响而不愿出庭作证，二是我国法律并没未规定强制出庭作证的制度，导致这种情形下能获得证据的机率是相当少的。其二，就是雇用私家侦探或者干脆自己就充当私家侦探的角色，采用偷拍、摄像、录音的手段虽然可以采集到证据，但是由于这样得来的证据的非法性而不被法院采纳。二是可能会引发配偶一方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法律保护与第三者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的冲突。因此在种种情况下，一味地实行谁主张谁举证，便可能导致因证据的不足或缺乏而使权利主张方的请求友难以实现。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引入过错推定原则，所谓过错推定，指为了保护相对人或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法律规定行为人只有在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情况下行为人才可以不承担责任。若能适时地用之过错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相类似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正由于过错推定是从保护受害人利益考虑而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对受害人的救济，因此笔者认为作为过错责任原则的特殊形态—过错推定原则，应引入到婚姻法家庭领域中的损害赔偿制度中。
（三）关于婚内赔偿
近一段时间，在处理家庭暴力的案件时，司法实践中不断出现婚内赔偿的判例。所谓“婚内赔偿”是指法律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判决一方对另一方损害赔偿。对于此种问题，学术界有两类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婚内损害赔偿请求方因出于自身经济、家庭、儿女等原因不提出离婚而单独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可依据《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允许婚内提丐诉讼并可以支持其诉讼请求。另一观点认为，损害赔偿不能适用于婚内诉讼。第一，在我国大多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国情下，这种诉讼的提出在司法实践操作中有相当大的难度。第二，婚姻灶的立法宗旨是为了稳定婚姻家庭关系，而维系婚姻关系的核心内容是夫妻感情的存在，“婚内赔偿”即使是以调解的方式进行，也会对夫妻感情造成严重损害，对延续夫妻今后的共同生活十分不利，有可能会为婚姻终结埋下隐患。第三，如承认当事人婚内享有损害赔偿诉权，首先，双方都没有提出离婚诉讼，说明夫妻感情还没有完全破裂，婚姻家庭要维持下去，仍需要双方相互宽容和谅解。其次，它也是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的。该法第46条明确规定：只有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才有权请求损害赔偿。过错方虽然实施了上述行为，但不足以导致离婚的，不应适用该条款。
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对此，司法解释（一）也作了明确的规定。根据规定，必须是因为对方的过错导致离婚的，如果不提出离婚请求或者人民法院依法判决不准离婚的，便无权提出此类损害赔偿请求或其请求不能得到支持。
四、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的立法建议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确立，是我国修正后的《婚姻法》的一个重大突破，让无过错配偶一方在离婚时得到物质上的补偿，充分体现了《婚姻法》对受害一方的关注和保护。为了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能更充分地发挥填补精神损害、抚慰受害方、填补财产损失、制裁过错方的作用，尚需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1.离婚损害赔偿的法定情形应当增加。离婚损害赔偿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制裁重大的侵害婚姻关系的行为并对受害方进行补偿，而对于一般的过错行为则将之付诸道德调整，法律不予干预，但重大的侵害行为难道就只有《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列举的4种情形吗?显然不是。比如以下情形：一是通奸生子。配偶一方与他人偶然通奸并生子，并由于该孩子的存在而引起家庭的不宁、夫妻感情的不和、财产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另一方配偶所遭受的精神痛苦往往可能比同居的情形更甚，其遭受的财产损失也可能更大，特别是在配偶一方将另一方与他人通奸所生之子当作亲生孩子抚养多年的情形下，受害的一方其财产损失如何得到赔偿，其精神损失如何得到弥补?二是习惯性多次多人通奸行为，如长期嫖娼行为。虽然每一次都是偶然行为，算不上重婚或同居，但在这样的情形下，另一方也会遭受长期巨大的精神痛苦，当另一方因此而产生精神病的临床症状或因此感染性疾病时，我们能不认为那是一种严重侵犯配偶的行为吗?三是配偶一方因同性恋长期与一同性保持婚外同居关系，难道另一方配偶不会因此而受到严重的损害吗?因此，笔者认为，《婚姻法》第四十六条只罗列了4种损害赔偿的情形而没有进行概括性的规定，显得过于狭隘和绝对。建议在4种情形后再添加一条：其他重大侵害行为。这样，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便于对个案的正确处理，从而，更好地保护离婚无过错一方的合法权益，也使得《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所规定的立法精神正确贯彻实施。
2.完善离婚损害赔偿的取证途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一方有法定的严重过错时，另一方有请求赔偿的权利。在现实生活中，要得到法律支持，主要是证据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重婚的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情形，无过错方要获取证据，可以说是相当困难的。在没有正当途径获取证据的情况下，不少当事人会采取违法的、侵犯他人权益的方式采集证据，这很容易激化矛盾，引起社会的不安定。因此，法律应对以什么途径获取的证据才能作为法定证据使用做出明确规定。对采用非法手段和侵犯人权的方式获取的证据要宣布无效，并规定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同时为使人们能够拥有获取证据的合法途径，可以考虑规定派出所、居委会、村委会、物业管理部门等应有义务向法定机关出具共同居住事实的证明。
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向有关部门调取相关证据，以解决取证难的问题，并遏制因获取证据而引发的“捉奸”、拍裸照等违法行为的泛滥。
3.将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扩大为财产权与期待权损失。
4.明确规定财产损害与非财产损害赔偿的两种责任形式。
参考文献
1王利明《民法＊侵权行为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 法律出版社 2001年版
3王利明《婚姻法修改中的若干问题》 载《法学》2001，3
4刘春梅《评述〈婚姻法〉的几处修改》载《法学》2001，4
5朱启超 许德风《民法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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