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尽管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处于不同的时代，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与中国作家沈从文将自己对于纯朴民风的怀念、对自然的热爱分别投注在对威塞克斯与湘西的描写之中，两位作家都呼吁回归自然与纯真的人性。《德伯家的苔丝》中的苔丝与《边城》中的翠翠都是“自然的女儿”，在新旧文明交替之际，相较于翠翠表现出的自始至终的平和之美，苔丝更能代表一种勇于追求不惧牺牲的激情之美。本文将采取平行研究的方法，分析比较生态女性主义的视野下的苔丝与翠翠的形象特征。
[关键词]托马斯·哈代；沈从文；苔丝；翠翠；生态女性主义
托马斯·哈代，擅长描写新旧文明交替之时的人世百态，他表现出了对威塞克斯纯朴民风的怀恋与对自然的热爱，以威塞克斯为背景创作了多部小说，后被称为“威塞克斯小说”，而《德伯家的苔丝》无疑是这之中十分成功的一部，苔丝的形象早已在世界各地的读者心灵中留下了印记。作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中十分经典的作品，《边城》同样赢得了海内外读者的喜爱与认可，其热度经久不衰。沈从文用含蓄隽永的文字描写了湘西茶峒的风土人情，在叙说翠翠、傩送、天保三人之间的爱情故事的过程中，隐含了其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反思，其中所蕴含的对自然的崇尚与生命的敬仰，使得这部作品中描绘的“边城”不再局限于普通的地域概念，而是上升到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意栖居的乐园。两部作品对于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进行了反思，都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且在女性形象的塑造中融入了大量对于女性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的思索。
一、生态女性主义简述
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提出，主张将自然概念与女性命运相联系，认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随着人类对于自然的肆意破坏，人类对于自然的关系也是一种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生态女性主义呼吁破除因父权制所形成的旧世界观，以生态学原则与女性主义原则构建一个新的更加和谐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将人类看作是整个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与大自然互依互存。只有与大自然联系密切的女性摆脱被压迫的地位，才能实现两性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平等对话。生态女性主义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出多元格局，出现了例如文化生态女性主义、精神生态女性主义、社会生态女性主义、哲学生态女性主义等分支。总之，生态女性主义“把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Gender）范畴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重视女性的地位、价值、体验和利益，以性别视角透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妇女伦理等……从女性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出发，把人看成是一种生态存在，重视并致力于生态系统的保护，强调万物和谐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郑湘萍，2005）。生态女性主十分注重环境哲学与女性主义的综合考虑，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工具理性，在当今全球化以及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背景下，生态女性主义对环境问题、妇女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人物与环境
马克思·舍勒认为，回归于自然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自我超越。“人类必须再一次把握那种伟大的、无形的、共同的、存在于生活中的人性的一致性，存在于永恒精神领域的中的一切精神的同契性，以及这个第一推动力和世界进程的同契性。”（马克思·舍勒，1997）哈代和沈从文在塑造形象时都有意识地将人物形象置于具体的环境中去展现。作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一名伟大的作家，哈代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对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有一定的了解，斯宾塞的《生物学原理》、赫青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也影响了他的诗学观。他呼吁将人类置于一种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关系的之中，反对将人类作为一切的中心。他认为，自然界是个有机的整体，小说中有大量篇幅描写自然景色、呼唤人类的自然天性、和谐的人际关系与两性关系。《德伯家的苔丝》中苔丝与大自然的关系是十分亲密的，大自然毫无雕饰的静谧、美丽似乎都融入了苔丝的形象之中。阳光、水及空气等基本的自然因素都在苔丝的生活中扮演着必不可少的角色。自然界一丁点细微的变化都能在苔丝身上留下印记，这也恰恰符合了强调任何生命的存在与消失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生命的生态美学观念。哈代曾这样描写苔丝：“苔丝的眼睫毛上，都挂满了由雾气变成的细小钻石，头发上也挂满了像小珍珠一样的水珠儿。过了一会儿，日光变得强烈而普遍，这些露珠就都消逝了，苔丝那种奇异飘渺的美丽，也就不见了;她的牙齿、嘴唇、眼睛，又在日光中闪烁。”（托马斯·哈代，1984）作者将自然界最巧夺天工的珠宝恰到好处地镶嵌在苔丝身上，晨雾中的苔丝神秘而美丽，仿佛是自然界的精灵。随着日光更盛雾气消散，苔丝也随之褪下朦胧的面纱。苔丝的命运也随着四季的变幻而改变，冬季伴随着苔丝的艰难坎坷，春季伴随着苔丝的希望盎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美景色彩丰富又不失淡雅。“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可沽酒。夏天则晒晾在日光下耀目的紫花衣裤，可以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滨水边的，无不朗然人目。黄泥的墙，乌黑的瓦，位置则永远那么妥贴，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快。”（沈从文，1983）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似乎有了生命，不论是山水、云朵还是水车、碾坊都被赋予了灵性。这里的人家依山傍水，隐藏在桃红深翠之中，居民随着四季轮回、日月交替展开生产生活，人类的建筑恰到好处地融入进了周围的环境，人造建筑与自然不论是色彩还是位置都是同自然调和的。在谈到为何创作《边城》之时，沈从文这样说道：“造希腊小庙。选山地做基础，用坚硬的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座小庙供奉的是‘人性’。”（金介甫，2010）而作者在表现人性之时突出了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存，而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女性形象——翠翠。“平时在渡船上遇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面前的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在水边玩耍了。”（沈从文，2011）翠翠对与大自然是依恋的，就如同依恋自己的母亲一般热爱着大自然，当她遇到陌生的事物时，就像一只受惊的山中小鹿，首先想到的保护自己的方式便是藏入深林、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茶峒的山水地形庇护着这里的居民，人们的生活生产离不开茶峒的给予。在充满诗情画意的湘西风光图中，除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也十分和谐，小说中的爷爷正直淳朴、生活清贫，而顺顺出生于富有的家庭，但顺顺与爷爷两人互相都能够以诚相待。这也体现出作者构建诗意的物质及精神家园的生态意识。
三、女性的反抗与隐忍
人类中心主义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初见苗头。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自然、生态一直都处于一种边缘地位。当女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父权社会的牺牲品的时候，与女性联系密切的自然也受到了同样的对待。随着农业文明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工业文明迅速崛起，工业化的不断发展以对自然的破坏、征服与索取为代价，自然与女性一样同样处于弱势。在《德伯家的苔丝》中，女性面临的困境被浓缩到苔丝与亚雷的冲突中。工业革命的冲击使得19世纪的英国农村里大量以小农经济为生的手工业者面临破产危机，大城市人群密集、浓烟滚滚，而乡村十分凋敝。苔丝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参与高强度工作，当她为了改善家庭经济而听从父母的安排来到富有的远亲家工作后，她所谓的表哥亚雷却居心不良。在苔丝与亚雷的关系之中，亚雷一直处于有利地位，一方面亚雷是苔丝的管理者；另一方面，他美其名曰是苔丝的表哥，却始终觊觎苔丝，将之视为自己的猎物。他将苔丝视为言听计从的女仆，而前期的苔丝也的确如同一只软弱温顺的羔羊。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道：“男人在塑造世界的面貌，制造新的工具，他发明，铸造未来。他因此掌握着未来进步与文明的钥匙，他获得无上的荣誉和地位，确立了自己作为统治者的地位。而女人则被束缚在原地，她的存在只是重复男人的生命，协助他取得成功，并在这一成功中确认自己存在的意义。”（波伏娃，2015）经济地位的转变导致了女性在社会和家庭地位的削弱，从而产生人类社会中一种以性属来区分弱者与强者的强权政治，因这种社会存在而产生的男强女弱的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强权政治，致使一种有关性别的“本质主义”思想——男强女弱，女子需依附且服从于男子的思想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持续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被这种思想观念所浸淫，在西方的表现有妇女无权参政、妻子是丈夫的财产等，在中国的表现有为三纲五常中的“夫为妻纲”等。苔丝最后的反抗是对“男强女弱”的挑战，她选择刺死亚雷以反抗此前的“强者”，同过去被压迫的自己诀别，以一种绝望而惨烈方式向世界宣告自己并不是玩物，自己将不再充当“弱者”。《边城》中的翠翠是一个被束缚的、隐忍的形象。翠翠每每提及心中所爱之时的态度都是含蓄隐晦的，爷爷也就阴差阳错地弄错了孙女翠翠的心思，她的内敛含蓄也使得傩宋很难明确她真正的心意。翠翠从小受到的教育与茶峒的男性是截然不同的，团总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学习武术、贸易、应酬，掌握生存的各种本领。但是茶峒的女孩子却只被要求美丽温柔、照顾好丈夫与家庭，翠翠的爷爷也同其他女孩的父母一样期望女孩可以找到一户好人家，似乎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的贤妻良母是女性实现生命价值的唯一途径。
四、平和美与激情美
哈代选择了抨击与批判，反抗不合理的一切；而沈从文的选择更倾向于一种类似于古代文人的隐世，希望借桃花源来消解现实冲突。苔丝与翠翠有着较为相似的结局，她们都无法与自己真心相爱之人相伴相依。苔丝如同一朵带刺玫瑰，生活艰难却决意独自抚养私生子，在孩子病危之际不顾一切地请求神父为孩子洗礼，被拒绝之后，痛斥了教会陈腐的教条，倔强地在家中自行举办洗礼仪式。在明知杀死亚雷会招致残酷的刑决的情况下，苔丝丝毫不惧，依旧选择杀死亚雷与克莱私奔，肉体的毁灭不足为惧，因为她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幸福都在死亡前的激情之中得到了复归。俗世给予翠翠哀愁，但她报之以纯真与美的希望，翠翠在经历了三重打击之后，没有哭天抢地的控诉，也没有像苔丝一样用接近自毁的方式去寻求自由与幸福。苔丝与翠翠结局的差异也体现了东西方艺术追求的差异，相对于西方在艺术上追求激扬奔放，东方更加追求温柔敦厚。在面临新旧文明冲突危机时，沈从文将希望寄托在茶峒这个桃花源上，选择等待，而不是离开茶峒主动寻找心上人，这一结尾也反映了翠翠性格之中隐含的中华民族传统的中庸平和之道。相较于翠翠表现出的自始至终的平和之美，苔丝更能代表一种勇于追求不惧牺牲的激情美。
五、结语
《德伯家的苔丝》与《边城》两部作品对于人类生活的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进行了反思，并且十分注重人与自然的关系。苔丝是“大自然的女儿”，天真美丽，在爱情上富有激情，前期的压抑与被迫害导致了最后的爆发。翠翠是“茶峒的精灵”，但也是一个被束缚的、隐忍的形象，一直处于一种女性讳言情爱的集体无意识之中。两部作品中女性角色的命运都沉浮于新旧文明的交替之中，湘西世界面临着都市文明的冲击，翠翠的命运落入无尽的等待；威塞克斯的小农经济面临着工业文明的冲击，苔丝也不得不被裹挟其中，成为农场女工。在塑造人物之时，哈代为其角色选择了抨击、批判、反抗不合理的一切的态度。而沈从文的选择更倾向于一种类似于中国古代文人的隐世态度，希望借桃花源消解现实冲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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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罗雨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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