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对西欧中世纪哲学的探讨
在我国西方哲学史的研究中，“中世纪”哲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一向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车铭洲同志的专著《西欧中世纪哲学概论》的出版，给这方面的研究增添了新的色彩，令人欣喜。
《概论》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西欧封建社会哲学思想的演变过程，引进了丰富的材料，初步概括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发展规律，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富于启发性，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处处渗透着历史主义的精神，是《概论》的一个显著的特色。西欧封建社会的哲学思潮是和基督教密切相关的。但在作者笔下，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凝固不变的意识形态，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比如，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逐渐改变了对基督教的政策，由反对、镇压转变为支持、改造和利用基督教，使其适应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需要。作者认为，随着西欧社会过渡到封建主义，基督教也相应地经历了一个封建化的过程。到了十五、十六世纪，欧洲封建社会由发展而走向衰败，与此相应的，封建基督教也开始趋于瓦解，出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宗教改革运动。毫无疑问，和任何宗教一样，基督教也是一种“颠倒的世界观”，但是，它的内容、形式以及社会作用却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当然，准确、深入地描述这种演变过程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尽管《概论》对这种演变过程的某些环节的描述(如基督教的封建化的过程)并不是很理想的，但可以看出，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
对西欧封建主义社会的哲学发展，本书也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在封建社会形成的初期，以波依提乌斯和爱里乌根纳为代表的哲学思潮“注重现实，注重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发展”。作者认为，“这反映了新兴的统治阶级的朝气，反映了封建社会确立时期各个方面的发展和百废待兴的状况”。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和教会势力的强大，从十一世纪起，经院哲学形成了。经院哲学并非铁板一块，其中包含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激烈斗争。十三世纪托马斯的神学哲学体系概括了“中世纪经院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所达到的总的成就”。然而，到了十五、十六世纪经院哲学便日趋瓦解，代之而起的则是反映市民资产阶级的各种新的哲学思潮。中世纪经院哲学无疑是神学的奴仆，但是它本身有一个形成、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是欧洲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对于经院哲学也必须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和评价。
对于西欧封建社会哲学的发展，《概论》也提出了某些独立的见解，富于启发性。比如，作者认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教会大地主与世俗地主的斗争，教权派与国王派的斗争，反映在哲学思想上，表现为经院哲学内部唯实论同唯名论的斗争；农民、市民反对地主阶级，特别是反对大地主阶级的土地兼并和霸权主义的斗争，在哲学上反映为各种形式的‘异端’反对教会教条的斗争”。这种概括对于理解中世纪哲学的发展是具有根本性的。这种概括的准确程度如何，能否完满地解释中世纪哲学发展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现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但作者确实以此合理地解释了某些现象。
可以看出，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搜集、分析了大量的材料，从而丰富了《概论》的内容。《概论》对波依提乌斯哲学、爱里乌根纳哲学、托马斯哲学、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以及人文主义思潮等的阐述较之以往的论著在内容上都丰富、深入得多了。这是很好的。不过，从全书的安排来说，似乎经院哲学所占的篇幅少了一些，而“文艺复兴”时期的内容相对地显得多了一些。
作者：冒从虎王勤田
第2篇：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异变及其历史功绩
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中世纪的欧洲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和封建的基督教世界，欧洲各地的封建政权利用教会势力和宗教垄断社会文化，致使欧洲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成为基督教的婢女。换言之，中世纪是西方古代文化和近现代文化高峰中间的低谷，充斥着愚昧和野蛮。然而，“尽管在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无时无处不显示它的权威，妄图在一切领域建立起绝对的存在，但是，中世纪西欧的活力并没有因教会的权威而被窒息。中世纪西欧是一个多元社会，基督教不过是其中的一元而已……又何况基督教会内部并非是铁板一块，也决非只有一种声音、一个思想，而是始终存在不同的声音和思想与“权威”相对抗。那么，这种不同的声音、不同的思想是什么呢？这就是‘理性’。西方中世纪的文化是一个信仰寻找理性支持的过程，理性的寻找培养了西方人的逻辑思维和理性精神。欧洲近代以理性和科学为主要特征的文化绝不是一夜之间从地下冒出来的，相反，它是在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的母腹中逐渐孕育成熟的。
一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异变的文化背景
在整个中世纪里，基督教在文化、教育、哲学、文艺乃至整个精神领域里，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成了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众所周知，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罗马帝国定为国教后，在奴隶主意识形态中即开始占据愈来愈大的比重。当日耳曼人在欧洲建立封建制国家的最初几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基督教的态度曾经历了敌视、容忍到支持的变化，使基督教成了适应封建制度需要的上层建筑和统治工具。基督教内部东西两派正式分裂后，西派的天主教在中世纪欧洲各国思想领域中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宗教教义就是政治信条，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当时《圣经》的词句在任何一个法庭上都具有法律效力，一切学术科学都成了神学的奴婢，一切文化艺术都被染上了宗教色彩。
然而，在基督教逐渐成为中世纪欧洲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过程中，它与世俗文化之间形成了两种交融关系。一是基督教文化在对古希腊以来的世俗文化精神大肆排斥和毁灭的同时，又将某些世俗文化的材料、体裁和艺术手法等，经过改造，纳入到了基督教文化体系之中。可以说，正是在多种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过程中，经过中世纪独特的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主要体现为封建地主阶级与农奴阶级的矛盾斗争)的作用，基督教文化发展成了独具特色的中世纪文化。二是在基督教思想逐渐深入到各个文化领域，并成为中世纪精神支柱的过程中，人们对同一个世界和同一的社会现实产生了截然相反的看法，许多人对传统哲学发生了怀疑，对理性的作用和功能产生了动摇。于是，在古希腊的晚期和罗马时代，各种怀疑主义哲学和神秘主义哲学应运而生。这些怀疑主义和神秘主义与在罗马帝国晚期崛起的宗教意识的合流，造成了西方哲学发展史上希腊化的异变。
二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异变性发展
中世纪的宗教哲学家利用和歪曲亚里多斯德哲学论证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人类的理性被上帝褫夺异变成了上帝的理性，上帝成了真善美的化身和宇宙的本体。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无所执持，不变化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伴随着上帝的理性化过程，“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它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理性神学把哲学变成了它的婢女，哲学成了经院哲学，成了为宗教神学服务的工具。而人由于被褫夺了理性，成了仅仅拥有感性原欲的动物，被放在理性神学的祭坛上煎烤。中世纪时代，所有的人死后都要在这里清洗，然后才能升入天堂，上帝挥着理性鞭子，抽打痛苦呻吟的人，马克思则称它为“精神动物的王国”。
理性主义的异变一方面使上帝拥有了全部理性，而人只配受非理性——“信仰”所支配。不管怎样荒谬的东西只要是上帝的旨意，人就不得不信仰，“正因为荒谬，所以我才信仰”——这是中世纪宗教哲学的格言。虽然在经院哲学内部也有唯名论和实在论的争论，从某种角度反射出人类理性之光，但作为意识形态的总体，它们仍然皈依宗教神学，是理性神学的分流。
同时，理性主义的异变也造成了理性和信仰的二元分裂。但这种二元分裂绝不是永恒的命数，因为既然上帝的理性本身就是人的理性的产物，所以上帝的理性在本质上也不会高出人的理性。理性和信仰的分裂在人的思想情感中产生了巨大的痛苦，痛苦的折磨促使本来具有理性的人去深入的思索：世界究竟有没有上帝？上帝的理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它是否是万能的？既然上帝是至善的，它为何会造出有罪的人类？既然上帝是全能的，它为什么不消灭人间的罪恶……。一连串的思考和探寻必然会萌动人类理性的复苏，人类的理性决不会无条件向上帝永远臣服，克服理性的异变，重新树立人类理性权威，这是历史的和逻辑的必然。
中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在这种异变中曲折向前发展，理性在异变中为信仰而来，走的却是理性主义的路子。经院哲学毕竟需要通过推理、论证等理性手段来证明信仰的合“理性”，在这个异变的过程中，中世纪哲学其实就在不知不觉地栽培、运用和哺育着新的理性。这种异变的理性哲学“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于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理性的权威。”
到了中世纪晚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封建社会内部生长和发展起来。反映在意识形态上，人类理性必然向宗教信仰宣战，人类必然要从上帝那里夺回本来属于自己的理性。一系列的宗教改革运动，沉重地打击和动摇了作为封建势力基础的天主教统治，这些宗教改革的实质是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公开反叛。此外，哥白尼的“地球日心说”是人类理性呼唤科学精神的呐喊。继哥白尼之后，伽利略进一步把观察、实验、假设、归纳、演绎等综合为系统的实验科学方法，为人类理性对信仰的反击构筑了强有力的科学阵地。尤其是人文主义运动把理性反击信仰的斗争推到了高潮，它以怀疑论为武器，号召人们大胆思索，反对一切教会权威，从宗教神学那里夺回人类的理性。
可见，中世纪的理性主义在曲折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所属时代特有的历史局限性，它把反映自身生活时代的理性绝对化，把在历史中发展变化着的理性僵化，鼓吹一种超时代、超民族、超文化的抽象理性。
三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异变的历史功绩
回顾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的异变性发展，中世纪哲学在调和理性与信仰之间激烈的矛盾过程中，“理性”迈着艰难的的步伐向前发展。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内部从一开始就包含着消极的因素，从方法上看，它是脱离实际的。中世纪哲学自阿奎那后，其消极方面越来越突出，流为烦琐，荒谬的无聊争论。理性主义哲学家不去探讨自然和周围的现实，“从教会的信条中寻章摘句并视为万古不变的准则，凡是圣经的说教均为绝对真理；凡是教会的信条，都是天经地义，使得哲学成为‘神学的奴仆’，而绝少有智慧的火花。这种拘守传统、脱离实际、不顾客观事实的迂腐学风，成为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当时旧教会令人窒息的精神统治下，在唯实论与唯名论的激烈争论中，正是哲学理性主义的异变，使得哲学和理性在教会这座古老的建筑物上打通裂缝，借以获得光亮和新鲜空气。中世纪哲学正是严格遵循着理性法规，使得西方思想取得了显著的进步，最深刻的地方表现在中世纪从未间断的有关“理性”和“信仰”的论争和两者的平衡上，“而最终这场无休无止的争论以理性的胜利和文艺复兴的到来而暂告一段落，其中，中世纪理性与信仰哲学争论的确可谓功不可没。”
同时，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还把道德从信仰转移到理性上来，从神性转移到人性上来，从抽象转移到具体上来。在理性与信仰的争论中，间接地把一部分理智和自由又带回了人问；中世纪哲学中理性主义注重个人的作用与思想动机，力图摆脱教会的束缚，强调个人的作用，这些在客观上具有反对教会权威和独裁、制统治的进步意义，对后来的市民阶级的反封建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此外，在中世纪哲学理性主义异变性发展中，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充满智慧的观点，比如人们接触到的事物诚然有限的，事物也是个别的变化的，但人们可以通过具体事物的变化获得原理性的知识，因为在变中包含着不变，有限中包含着无限；奥卡姆为了反对经院哲学繁琐的论证，提出了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则；经院哲学们在论证教义时采用的方法虽然繁琐、教条，但在继承和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知识(尤其是三段论)等方面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中世纪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虽然从其根本上来看是为教会神学服务的哲学，充斥着虚幻、神秘、空洞、枯燥的观点，但是经院哲学家们的思维是敏锐而细致的，“在中世纪哲学内部的争论中，也给哲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其是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科学与宗教的关系的论证，对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之，离开西方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背景，对于中世纪理性主义的理解也只能是狭隘的、片面的。虽然中世纪理性主义忽略了人的意志、情感等对于人的幸福比认知理性更为重要的东西，但中世纪理性主义的异变发展并非是简单的理性与信仰的矛盾斗争，而是在异变的发展中逐渐凸显了人的意志与自由的重要性及其在哲学上的阐释。
作者：刘艳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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