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才子佳人”戏曲的结构模式反映着当时文人的内心世界。
《西厢记》原名《莺莺传》，又名《会真记》。是元代著名戏曲作家王实甫的杰作，也是元杂剧中最优美宏伟的大型喜剧。周德清称赞《西厢记》“诸公已矣，后学莫及”。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和中国戏曲史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是我国古代戏曲发展高峰之一。
《西厢记》是一个纯粹的古代才子佳人的恋爱故事，崔莺莺和张君瑞的密约偷情，终成秦晋的凄美悱恻的爱情史，令几代读者为之迷醉，“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是这出剧的中心主题，并成为千古名句，而小丫环红娘的名字，最后演化成促成姻缘，成人之美人士的代名词，广为传诵。
《琵琶记》说的是陈留遭灾，三年荒旱，蔡伯喈辞别新婚娇妻赵五娘赴京赶考，一去不返。赵五娘挑起生活重担，侍奉公婆，克尽孝道，但虽有张大公相助，两老还是撒手人寰。五娘卖发造坟，怀抱琵琶千里寻夫.蔡伯喈不仅得中状元还入赘相府，虽享尽荣华但内心深感不安，其妻牛小姐因得不到丈夫真正的爱也陷入苦闷之中。赵五娘终于走进了牛府，蔡伯喈也认下糟糠之妻。蔡氐一门得到皇帝旌表，这里似乎有一个美妙的大团圆，但他们演出的却是一幕深沉而凄婉的大团圆的悲剧。
《拜月亭记》取材于关汉卿的杂剧《闺怨佳人拜月亭》。此剧主要写书生蒋世隆与尚书之女王瑞兰在战乱逃难中相遇，于患难中相慕相爱，私结百年之好。后王父因不喜欢秀才，于招商店中不顾世隆身染重病，强行带走瑞兰，拆散一对恩爱夫妻，从此世隆、瑞兰断绝音讯。蒋世隆之妹瑞莲逃难中与兄失散，被瑞兰之母收为义女，与瑞兰相见后颇为相投。瑞兰携瑞莲在花园拜月，析祷夫君安康，二人始知本为姑嫂。后蒋世隆赴试中状元与瑞兰团圆，瑞莲也与其兄患难之交武状元陀满结为夫妻。
《荆钗记》写南宋时期温州士子王十朋，家贫却才华横溢，与钱玉莲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玉莲拒绝豪富孙汝权求婚，以木头荆钗为聘，和十朋结为夫妇，并立誓永不相负。未久，十朋考中状元，拒绝万俟丞相招赘。万俟授意孙汝权纂改十朋家书为休书，玉莲接信后含冤投入瓯江自尽。十朋得知妻亡，痛不欲生，立誓终生不再娶。玉莲被福州安抚钱载和救起，收为义女，喜闻万俟逼婚真相，却又复得十朋病死的误传，也立誓终生不再嫁。5年后，万俟遭贬，十朋擢升吉安太守，绕道路过温州，至江心寺追荐亡妻，恰逢玉莲也来寺拈香悼夫，两人惊疑如梦。在退隐的邓尚书热心撮合下，当元霄千盏红灯映亮瓯江时，夫妻以荆钗为凭，重新团聚。
《西厢记》、《琵琶记》、《拜月亭记》、《荆钗记》中的男主人公一律是风流倜傥，才高八斗，赶考必中状元，仿佛状元是专为他们而设置的。女主人公一律是绝色佳人，温柔多情。“才子”与“佳人”共同提示出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与内心世界。
（一）“状元情结”反映当时文人的“功名观”
“书中自有黄金屋”是当时文人人生追求的真实写照。元朝统治者长期停止科举考试，堵塞了知识分子的仕途，不少人悲观失望，消极颓废，但也有不少人怀着满腹不平之气，反对蒙古这一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蒙古统治者把汉人视如草芥，更激起了巨大的民族矛盾。“学而优则仕”的梦破灭后，不少知识分子倾向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一边，加之谋生的需要，使他们将吟诗作赋的才华用于戏曲创作。他们不仅能够深入了解被压迫者的思想感情和生活愿望，而且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和才能。他们对功名表面傲视而实质追求。傲视与追求的矛盾冲突反映在戏曲中，就能揭露社会的黑暗和下层人民的疾苦，统治阶级的奢侈，又因为功名伴随而来的富贵荣华使他们割舍不下，他们只能执着于个人的幸福与荣辱，而不能与统治者彻底决裂。例如，作者通过蔡伯喈这一主人公形象的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元代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失落和性格的失落，他们有自己的理想，但又不敢坚持自己的理想。性格软弱，精神苦恼，是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作者对此持批斗和同情态度。于是乎“中状元这一情节设计很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又很好地满足了他们的欲望。
（二）“佳人情结”反映着当时文人的“爱情观”
《西厢记》中的崔莺莺一出场，原来都在虔诚地念经拜佛的大小和尚，都一个个“没颠没倒”胜似“闹元宵”，通过这些和尚的动作就把莺莺的美貌衬托出来了。《琵琶记》中的赵五娘，则是一个光彩夺目的艺术形象，在她的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一切美好道德与情操。《荆钗记》中的钱玉莲，誓死不嫁二夫，投江殉节，决不屈服于邪恶的封建势力，显示了弱女子们仍有钢铁般的坚强性格，她们的行为取向更符合高尚的传统美德。表现了作者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克尽孝道，忍辱负重，忠贞于丈夫，又没有嫉妒心。
元明时期知识分子的“爱情观”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也就是建立在“功名观”之上，自古就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来劝知识分子“十年寒窗苦”。对封建社会下层贫苦人民来说，要想改变穷苦命运，既然无法生在将侯官宦之家，也只有发奋苦读，考取功名，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否则就会一辈子潦倒，艰难度日。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谁不愿意搏一把呢？有人“一搏”而能成名，皆大欢喜；有人“屡搏屡败”仍不肯罢手，一辈子都考不取的大有人在。“可怜童生生白发”啊！
因此，与“功名观”紧密结合的“爱情观”，虽然也反对封建礼教和社会黑暗腐朽，但是作者还是通过“中状元”这一情节来使剧情的矛盾冲突得到圆满解决。当时知识分子对功名、美人的追求以及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矛盾冲突是形成这种“结构模式”最根本的原因。
而汤显祖的《牡丹亭》对这种模式有重大突破，为汤显祖本人赢得了“东方莎士比亚”的美誉。《牡丹亭》有别于一般的“才子佳人”戏，杜丽娘之死是基于对爱情的渴望。以前的戏曲，男女主人公一见钟情，一见倾心，都产生于“见面之后”，少不了一个“见”字，然后才是一系列大同小异的情节铺排。而杜丽娘仅仅是做了一个梦，因梦而亡，尖锐地揭露了封建礼教把妇女追求爱情的自由，束缚到何等残酷的地步。
因此，作者塑造了杜丽娘这个反抗性很强的艺术形象。杜丽娘自游园伤春之后，勇敢地做梦，勇敢地寻梦，勇敢地为情而死，勇敢地为情而生，她反叛得坚决彻底，对爱情忠贞不渝，虽然柳梦梅最后也中了状元，但杜丽娘并没有把柳梦梅中状元作为她们二人结合的先决条件。因此《牡丹亭》更具有反封建性，更具有进步倾向。博得了历代读者对《牡丹亭》的格外垂青。而汤显祖并没有彻头彻尾地反封建，他还是用“中状元”来给全剧定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因为作者生在封建时代，思想终究还是有局限性的。
文人们通过对完美佳人的构设追求，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对情感婚恋的渴望，表示自身在社会上的价值，获得情感与自我实现的双重慰藉，佳人的形象从根本上说是恪守封建礼教的，其容貌才情亦是围绕男子的需要塑造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追求。
二、科举制度是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
在中国历史上，很难找出哪种制度比科举制的影响更为重大而深远的了。科举制对隋唐至明清1300年间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具有重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科举塑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形态与知识分子的性格和形象。而且为东亚国家的科举制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对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教育也还有深刻的影响。
所谓科举，就是中国和东亚国家帝制时代设科考试、选才任官的制度。自从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建立进士科以后，特别是唐代以后，科举制逐渐发展壮大。到中晚唐时期，绝大部分年份都开科取士。
1864年12月，在狄更斯主编的周刊《一年到头》上，刊载了一篇《中国的竞争考试》的文章，谈到科举制的稳定性和独特性，指出科举的独一无二之处在于：“科举这个教育机器几乎是从不间断地实施其功能：它是唯一没有被动摇过基础的制度，是在权威一再崩溃和颠覆中唯一能维持全面而广泛的影响的制度，当其他帝国统治的代表一次又一次被推翻并被践踏为尘土时，它在全民族的眼中却是神圣的唯一避难所。”1866年12月，有位西方人士也指出：“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
科举制度使儒家学说把“学而优则仕”的思想灌输在国民头脑中。“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思想，也成了古代读书人的唯一出路。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本着“十年寒窗苦，一举成名天下闻”的目的走上仕途。尤其科举制度施行后，科举成了封建知识分子进入官场的入场券，成为他们为获取高官厚禄权势的手段。“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读书人便“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苦读圣贤书”，他们只是闭门死读书，读死书，不学其它的技能，不事其它的行业，多数人变成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甚至出现了像范进、孔乙己式的人物。因无一技之长，科举制度成了当时文人的追求支柱和精神枷锁。到了科举制度后期更有甚者甚至成了无业游民。以至到了元明之后，中国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在历史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国衰弱了。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中国落后的不容忽视的原因之一。参加考试的人远比封建王朝需要的人要多。落榜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地重新来考。以致浪费了很多其他方面的人才，中国的科技落后了、思想落后了。接着就挨打了。废除科举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学优而无仕”了，读书人没有了出路，在苦闷、惆怅、无奈之后，才真正砸掉了这个“精神枷锁”。为了生计，他们便开始寻找新的出路。“学而优则仕”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905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正式废除了从隋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的进士科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科举制度。从新学堂的兴起到中国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今天，中国的教育体制呈现了多元化发展的势头。
废除科举制度是捣毁了封建官僚制度的基础。科举制度是经历漫长历史阶段形成的，它的形成是历代统治者为了更好地奴役广大劳动人民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从隋帝创立科举是“倡天下读圣贤书考进士及第”的风气。我们可以理解为：天下读圣贤书，实际上是让天下人去读儒家的“经书”，而这些经书是经过历代诠释者为更好地做忠君的顺民角度去阐释的，尤其是经宋代理学家提出维护封建统治的“伦理”“纲常”之类，让天下人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而已。所以，我们说倡科举其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让天下人读书，而在于统治者的“治天下。”所谓“治天下”，是“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也就是说让读书人中举，走进仕途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帮助皇帝治理天下。从这一点看，我们还可以说科举具有某些积极意义。在科举施行一千多年中，许多读书人本着“匡社稷济苍生”的目的参加科举，的确出了些治世之能臣，为人民为国家做出很大的贡献。但科举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以科举销尽天下英雄气。”天下英雄，尽入彀中，就是中了科举的“英雄”们，做了官后，帮助统治者奴役百姓，而百姓也成了“顺民”，这样，封建官僚机构便可以正常运转。废除科举，就意味着封建官僚机构的基石被捣毁，封建官僚机构如风雨中的大厦摇摇欲坠了。结果在废除封建制度六年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就被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
纵观科举制度的一千多年，文人们靠它成名、享乐、治国、安邦……各取所需，科举既成就了许多人才，也埋没了许多人才。它存在一天，就有人追求它一天，也就束缚知识分子思想一天。弗洛伊德在《诗人与幻想》中说，作家创作的动因是幻想，是受到压抑的愿望在无意识中的实现。只有一个愿望没满足的人才会有幻想，也只有幻想才能满足受潜抑的愿望。艺术是原欲的补偿。
在当时知识分子看来，黄金屋和颜如玉只有在功名之上才会有，功名只有在科举之上才会有。这一“链状”关系决定了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必然是喜剧式的结尾，这一喜剧式的结尾反映的恰恰是当时知识分子悲剧式的生存状态，他们便在作品中弥补缺憾、渲泄不平、驰骋才华，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也是科举制度与文人的生存状况之间的矛盾、人们的价值观念与理想追求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的。
如今，我们研究元明戏曲的“结构模式”和当时知识分子理想追求之间的关系，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应有的理解和同情，树立正确的理想观、价值观、荣辱观。为祖国建设事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刘虎澄编写《西厢记》，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1997年8月第1次印刷。
[2]周建顺编写《琵琶记》，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3]刘虎澄编写《牡丹亭》，中国古典文学故事丛书，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年8月第2版，1997年8月第2次印刷。
[4]周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实用教程》，江苏教育学院。
[5]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6月第1版，2002年12月第20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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