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采用辩证的方法分析了经典著作《围城》的语言艺术特色，重点解析了以比喻反讽人物内心、映射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以入木三分的心理描写刻画人物；以辩证的语言结构形成“围城”语言上的独特张力。阅读《围城》时，这些特点的分析将为解读《围城》提供多种可能和富有创见性的途径。
1947年进入读者视野的《围城》，到了今日，“围城”的读者更多了，语词含义更丰富了，渗透、映射社会风物的机会更多了，对“围城”一词的解读业已百花齐放，变得纷呈异常——在新近的一个别出心裁的书单上：女人应读的30本书，《围城》赫然在列，由此可窥一斑。
走进《围城》，初时是被钱先生的幽默所吸引，那种充满着敏锐思维渝丰富联想的独特小说语言，一度读来，只觉既是天生妙语，让人忍俊不禁，又是警示恒言，催人深思。以后，我又多次走进《围城》，并尝试从一个高而远的角度俯瞰它，方觉得《围城》无疑就是一座几近完美的、蕴藏东方智慧的、极具辩证主义的语言艺术大厦。它在语言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斐然，而这座大厦的建造者钱钟书亦不愧为“语言大师”。
本文认为，新世纪新时期的读者，理应从多个角度解读《围城》，即为一己之见增加些含量，亦可为他人做些提供片言只语之能事，还可显示对钱先生的倍加尊敬，学来些他的精华也说不定。
本文从《围城》的语言艺术角度出发，浅析了《围城》在语言艺术上的诸多特点，在这个纷纭的选题上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围城》的语言艺术特点表现如下：
1.睿智幽默的讽刺手法
钱钟书创作《围城》的基调就是讽刺，在他的笔下，社会、人生、道德、伦理、价值观等都未能逃过他敏锐的观察力。全书语言机智、俏皮、犀利、入木三分，这些都是钱钟书借讽刺手法的本来功能在《围城》里淋漓尽致发挥使然。
在《围城》，作者完成了对大小人物、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可堪描绘了一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画卷。作者企图揭示的不是冰山一角，而是当时的全部。
①.对人物的讽刺
钱钟书对《围城》里的大多数人物进行了讽刺（唐晓芙这个人物除外），通过这些人物的言行举止和所见所闻所感对他们作了辛辣而无情的讽刺。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1]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这样描述：“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2]
如上面所表达的，“讽刺”一开始就用艺术手法对不良的或愚蠢的行为进行揭露或批评的功能，如果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存世的就是经典，比如《围城》。
在《围城》里，钱钟书先生调用讽刺手法，极尽讽刺之能事，对人物的讽刺俨然已经达到了近乎残忍的地步，这得力于它通篇的一种评述性语言。所谓评述性语言，指的是全知全觉的叙述角度（从主人公视角观望社会），也即是一种夹叙夹议的行文模式。在这里，“评点”为点睛之处，“描写”和“议论”多为辅助和铺垫，亦有时候能成为亮点之笔。譬如“这一张文凭，仿佛有亚当、夏娃下身那片树叶的功用，可以遮羞包丑”，想象的高度和联想的巧妙，让这评点顿然拔高，成为经典。又如“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于谐谑中把个鼻子描绘得活灵活现，神形俱现，把陆子潇贪图虚荣、自欺欺人而又愚蠢透顶的形象“照相”式地记录了下来。
“评”就是钱先生的最佳利器，他无时无刻不在打磨着这把利器，使其在最佳时机给人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正是“评”让《围城》里的李梅亭、顾尔谦、陆子潇、鲍小姐、董斜川等人原形毕露得一塌糊涂，正是“评”让我们对方鸿渐、苏文纨、赵辛楣的灵魂深处看得更精细了一些。在《围城》里，“评”借助比喻、夸张等艺术手法，大胆联想，新奇造像，从而产生了惊人的讽刺效果。
②.对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讽刺
对人物的讽刺背后，是作者对这些人物所处的广阔社会背景的独特透视，其中包括社会风物、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等可以折射人物内心和行为的重要因素，在《围城》里，钱先生于此都毫不掩饰地加以了无情的讽刺。
柏拉图定义无羽毛两脚直立行走的动物为人，而亚里士多德则以拔毛之鸡以驳之。如此倒是琢磨不清柏拉图这样定义人是出于怎样的想法，也不清楚亚里士多德反驳的目的何在，只知人在观照人类自身的时候，就应该“裸体”透视，而不是隔靴搔痒。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就说明钱先生不只是为《围城》里的人物画像，而是要在这些群体像后面增添更广阔的背景，让他们活起来，跑动起来，去到画像中没有的空间，穿山涉水，跨海渡洋，找寻和他们一样特性的人群抑或附体。由此看来，钱先生不纠缠于什么是人，而专注于人是怎样的，相比之下，上面的言语倒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高明不少。
1938年“围城”里的大小人物几乎集体似的去偏安一隅的三闾大学报了道。方鸿渐还在那里找到了韩学愈，因为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学校授予的博士学位，克莱登大学。方遯翁在发现祖宗根底浅薄的时候找到了《易经》《镜花缘》。孙柔嘉在经历平淡得出奇而无味的生活之后，找到了苏文纨，因为她们此时都一样的虚荣势利。
对于上面例举的“集体无意识”行为，出现在《围城》中，绝不是偶然的。发现“集体无意识”的荣格认为：“集体无意识”中积淀着的原始意象是艺术创作源泉。一个象征性的作品，其根源只能在“集体无意识”领域中找到，它使人们看到或听到人类原始意识的原始意象或遥远回声，并形成顿悟，产生美感。[3]集体报道三闾大学，看似热闹，实际凄凉，没有一个人在那里实现了自己想要的。国际环境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国民党执政的腐化气息愈显愈重。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个体的抗争几乎就是绝望，所以方鸿渐买来假文凭忽悠家庭、单位也忽悠了自己，直至陷入人体的沉沦和毁灭。遇到韩学愈并没有让他安心自己的作弊心理，反而加深了他对整个生存环境的怀疑。当方遯翁在故纸堆里吃力地翻检时，那些看似精华实是残渣的经验，在整个传统文化、传统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的背景下，只能愈发显得苍白无力。即使是对婚姻有着极为强烈憧憬的孙柔嘉，在搭乘别人让给她的船上漂泊一段时间之后，也只能回到本质的虚荣和女人本能的小心、势利、焦虑、斤斤计较中来，形同陌路地过着。
在这里，钱先生放大镜般的放大了人物的缺点，观照了“围城”内外的广阔天地，以人物去寻找生活、工作、爱情中和自己同样特质的人为主线，给读者揭示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世风急剧趋下，传统文化遭到极大破坏，传统伦理道德不相宜的社会真实。这一社会真实的全面爆发，感觉突如其来实则暗藏已久。《围城》既是人物众生相，亦是传统文化、传统价值、传统道德和伦理危机的丧钟，就如文中最后的提到的：“这个时间落伍的机器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2.精巧独特的比喻运用
比喻的运用，是《围城》的一个出采之处，从这一点说，它已超过了很多现当代文学作品。全书的比喻运用出神入化、自然天成、精辟独到，更好地构筑了《围城》这座具有讽刺功用的艺术大厦，让他始终能循着人们的视线处处闪烁艺术的光辉。
①.比喻的广度
《围城》里的比喻涉及到了历史、宗教、心理、美学、文学等众多学科，可谓无所不包，无所不喻，展示了围城内外的大小世界。
《围城》的许多比喻是建立在广博的知识背景上的，这源于作者钱钟书对历史文化的长期积淀和他个人的才华。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说他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狂人”之一，钱钟书的狂，狂在才气，狂得汪洋恣肆。[4]正是这“狂”让《围城》里的比喻恣意发挥。如写方鸿渐对苏小姐的一吻，那可是精彩绝伦，“只仿佛清朝官场端茶送客时把嘴唇抹一抹茶碗边，或者从前西洋法庭见证人宣誓时的把嘴唇碰一碰《圣经》，至多像那些信女们吻西藏活佛或罗马教皇的大脚趾”。这一比喻没有相当的历史文化积淀、社会见识和心理学揣摩，怕是一般人比喻不出来的，它一下涉及到了中外历史现象、中外文化差异、中外宗教仪式，还顺便把西藏活佛讽刺了一把。读者之所以叫好，就是之前自己绝没有想到此处竟会有这样合适的比喻，而这个比喻是自己联想不出的。
在文中，像这样的比喻非常多，这绝不是钱先生在炫耀自己的才学，在比喻中加入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除了能给读者带来更形象化的人物造像，还能进行“小百科式”的多角度多方位讽刺。况且，钱先生的比喻不是文化信息的纯粹堆砌，都是量体裁衣后的“贴身”和“舒适”。
②.比喻的深度
《围城》里的比喻深刻独到、意蕴深长。作者借比喻深度揭示了人物的真实内心世界，还原了广阔的社会真实和伦理道德真实，这从文中对“围城”一语的阐述最能体现出来。
所谓“围城”，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fortressassiegee，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说这番话的时候，“围城”里的人物大都还在各自展示着自己的“学术成果”，戏谑式地对待这句话。谁也没有想到这句话里的“围城”成了他们一生的缩影，成了他们的困境、难题，并最终毁灭了所有，这无疑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围城”的比喻是文中最深刻的，它贯穿“围城”内外人物的始终，直至幻灭。“围城”既是文化层面的，也是伦理道德层面的，它有着极其广博的象征空间。如果仅仅局限于婚姻来谈“围城”困境，显然不是这样的简单，“围城”困境应该是贯穿于人物的人生各个层次的。钱先生在全书编织了许多环节，使得“围城”的象征意义超越婚姻层次，而形成多声部的共鸣。《围城》从“围城”这个比喻开始，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人类的“围城”困境：不断的追求和对所追求到的成功的随之而来的不满足和厌烦，两者之间的矛盾和转换，其间交织着的希望与失望，欢乐与痛苦，执著与动摇——这一切构成的人生万事。“围城”这一比喻的架构可以说是钱先生的最精心之处，全书无一视角、无一层面不体现了“围城”这个人生的、永恒的、美学的独特含义。
③.比喻的趣味性
《围城》里的比喻充满了趣味性，这个趣味来源于作者知识的广博和在很多事物间建立新奇的联想，破除传统手法，大胆联想让本书的比喻显得精巧独特。
譬如“一个人的缺点像猴子的尾巴，猴子蹲在地面上的时候，尾巴是看不见的，直到他向树上爬，就把后部分供大众瞻仰，可是这红臀长尾巴本来就有，并非地位爬高了的新标识”。在比如“忠厚老实人的恶毒，像饭里的沙粒或者骨鱼片里未净的刺，会给人一种不期待的痛”。像这样的比喻，显示了一种插科打诨式的语言机智，通感的运用、精细的艺术观察，通俗充满着无尽的趣味，令人玩味。
作者通过词句的连接、穿插、转折来使语意显得曲折别致，幽默之余，更有艺术意趣。此外，作者还透过人物对历史文化进行夸大、模糊和颠倒，如中外的历史人物、文化现象、所谓的“先锋”诗歌等都在钱先生的笔下显得有了格外的语言生命力。
④.比喻的创新
《围城》里的比喻正因为有了广度、深度和趣味性，所以在今人看来仍然耳目一新。在钱先生的比喻里，尽显了作者驾驭语言的高超技巧和行文的大胆新奇。这两方面的亮点逐一被被作者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意趣点燃，就可以构成创新的“围城”文本，而这些创新的养分在今天的我们使用起来也并不是碍手碍脚的。可见，钱先生的比喻创新是可以得到传承和借鉴的，是有艺术鲜活力的、来源于社会真实之上的艺术真实。
3.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
钱钟书对人物心理刻画语言的运用入木三分，总能寥寥几笔，勾画出人物的主要的性格，并能让人印象深刻。
①.对方鸿渐的心理刻画
作者全方位全视角完成了对方鸿渐这个主要人物的心理刻画，是作者最成功也是最为人称道的。《围城》向我们揭示了既善良又迂执，既正直又软弱，既不谙世事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他的遭遇，也正是当时一部分较正直的知识分子的遭遇和困厄。
小说以他的生活道路为主线，揭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不那么先进甚至还很迂腐和软弱的普遍性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对他的心理刻画贯穿全篇。当战争的火药味儿弥漫开来的时候，他先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继而来到湖南一个偏僻的乡镇，围绕着生活、职业和婚姻恋爱等问题，进行着一场场勾心斗角的倾轧和角逐。他置身于民族斗争的风暴之外却又始终处在个人斗争的风暴中心，有时幸福着，有时混沌着，有时清醒一些，更多时候则在浑浑噩噩中幻灭。在三闾大学的人与人的战争，虽然不见硝烟，却处处闪现着情场、名利场上的厮杀；虽然没有肉体的伤亡，却渐渐看到生活在蚕食着他的生存意识、操守和灵魂。在《围城》中，主人公方鸿渐很少对自己的灵魂进行拷问，他的焦虑和思考只是停留在社会生活的表面，这不是他的问题，他只能想到那样深。在《围城》中，也有真诚的友谊、善良的愿望的昙花一现，但这些在那个强大的旧社会壁垒面前，显得多么软弱和无力。在那随处都可以陷入“鸟笼”或“围城”的人生道路上，哪里是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出路呢？
对方鸿渐心理刻画的成功，在推动文本节奏和故事情节的同时，给人物命运的逐步揭示起到了起承转合的作用，给“围城”人物的叙事极大地展开提供了自然天成的铺垫，使得小说的艺术结构趋于圆润、完美。
②.对其他人物的心理刻画
作者对其他人物大多采用了寥寥数笔就勾勒出人物的主要性格的方法，从不繁冗拖沓，这些人物有利地衬托了主要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给主要人物以足够的刻画和渲染空间。
作者透过方鸿渐的刻画，集中反映了那个时代某些知识分子（主要是部分欧美留学生、大学教授等等）生活和心理的变迁沉浮。《围城》对除方鸿渐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心理刻画虽然笔墨不多，但往往能起到凸显人物内心最深藏的本质，在这些人物都想掩饰、深藏自己的过去、缺点时，心理刻画这一方法就是最好的识破工具。
4.辨证统一的语言艺术结构
《围城》的语言结构可谓严谨而圆润，全书体现了语言艺术的辨证统一。三个无形的语言圆圈结构让《围城》的语言艺术自然天成、浑然一体。
①.美与丑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外在美丽实则内心丑陋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一个美与丑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都是被认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海归派，“博士”学位，“见识广博”，有背景，有一定的人脉，家底至少殷实富足，作风正，准备回国大展拳脚，他们理应是被社会关注的焦点，所以他们都有写在脸上的光彩和荣耀，这是美的。但是，从走下那条象征激情和锐气的船以后——实际上，他们的“围城”生活在船上就已经开始了——他们身上的光环已经变暗变淡。走下“神坛”之后，他们在读者面前走马灯似的出场，一次次地丑态毕现，又一次次的“从容”地故伎重演原来的“美”，就这样逐渐完成了第一个语言叙述的圆圈结构。
这个圆圈结构的出现是必然的，绝不是偶然。为了揭示出“围城”人物的真实病态，让他们在自身设计的美丽之中，逐渐迷失自我或逐渐沉沦本性以后尽显丑露，倒不是作者心狠手辣，理应是文本架构的需要。
②.大与小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表面自大实则渺小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二个大与小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有头衔，有人聘请去大学任教，有门当户对的“血统”可以嫁娶，当然他们也很自大。这种自大，在他们演绎起来自然流畅，反而是方鸿渐最不习惯。他们喜欢夸大自己的一点见识和所谓的成果，在小规模的“公共场合”大谈特谈，丝毫不加掩饰。这种自大其实是他们内心的虚荣体现，他们的身份让他们自大，习惯性的自大，虚妄的自大。读者都看得出来，他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乃至勾心斗角，实则显示出了个体的渺小。
他们不在民族抗争的中心与敌人斗争，首先显示了他们内心境界的小，这是他们故意的，也是和他们的身份不相契合的，一种畸形的中庸主义；他们在三闾大学这个偏僻、落后的地方使出浑身解数，为职称、待遇、婚姻而不停地争斗，再次显示出了他们心胸的狭小；他们在生活、工作、婚姻等多个“围城”里辗转争斗，最终都很难逃脱“围城”的束缚，成了笼中鸟，成了那只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狐狸，成了阿q。
在人物表面的自大和自我的夸大背后实际上是他们个体作无谓和无奈的抗争时的渺小，显示了作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观在经历思考、怀疑之后的迷惘，这也正是第二个语言叙述结构所要表达和延展的主题。
③.喜与悲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对人物喜剧行为和悲剧性格的双重性的逐层揭露，形成了第三个喜与悲结合的语言圆圈结构。
“围城”里的人物多有令人俯仰的喜剧行为，这在他们具有外在的美和表面的自大之后，那些原本啼笑皆非的喜剧——更是闹剧——就真正变得可悲起来。他们的悲剧性格带有普遍性，是一种集体的“瘟疫”，在“围城”里，他们相互遮掩却要相互传染，“共患难”还并不接受“净化”，他们的悲剧结局在“围城”还未筑好的时候就早早地有了定论。人物表面的喜剧性在通过悲剧性格的透视之后，小说的主题也就有了更深的包孕性和普遍性。
这种双重性的人物造像，在形成文本诙谐戏谑特色的同时，我们看到的反而是作者行文的沉重——并不是没有鲁迅的“悲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一个严肃的主题，并一定都要洪钟大吕之声。像《围城》这样，一路的戏谑，一路的耳光抛洒，噼啪作响；一条大船满载希望，一口丧钟惊醒世人，“围城”仍在。
《围城》集中展示了钱钟书心理讽刺的高超技巧，其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刻画，其深厚的艺术修养和语言驾驭功底，其人的睿智广博至今仍让人肃然其敬。辩证统一的、圆润严谨的语言艺术结构让整个作品变得无懈可击。作品中大量的奇妙譬喻让人深思，能让人顺手摘抄或在公众里稍加发挥，翕然一笑之余，总要感叹“钱氏语言”的奥妙无极。
《围城》并不仅仅是一部爱情小说，它的语言也不爱情物语。本文并不赞同如今女士们热衷《围城》的理由是能从中发现爱情与婚姻的厚黑学。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它的主题和象征理应是多层次的，它的语言艺术亦是多结构多建筑的。
参考文献
[1]〔南北朝〕刘勰《文心雕龙·书记》，商务印书馆，1996年.
[2]鲁迅《且介亭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3]〔瑞士〕荣格《论分析心理学与诗的关系》，王艾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4]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香港昭明出版社，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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