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最后几年，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伴随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也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样的“一致”不必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实藤惠秀关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研究仍是这方面最有参考价值的著作（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谦、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该书中关于翻译出版的内容有两章，而关于汉语摄取日本词语的更有专章详论，并述及“文体”问题。），其余经常提及清季“新文体”特别是“新名词”的论著尚多，但专门的研讨似尚少见（注：马西尼的《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黄河清译，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颇有可参考的内容；熊月之的《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含有关于“新名词”的综论性陈述（672-678页）；王奇生曾注意到“文体”问题，参见其《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309-312页。另外，一般关于梁启超的传记都会提到所谓“梁笔”，一般关于张之洞的传记也都会多少提及他反对使用新名词之事，不过两者也多是提到而已。并当参阅高名凯、刘正倓的《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实则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不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已到较难区分的程度，似尚可进一步深入探索。本文无意全面论述这个问题，仅就其一些侧面进行简略的考察分析。
一 引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
中国引进西学，一开始就是开办同文馆、广方言馆等，后来也正是从语言文字方面发现西学侵入中学已极深，而引起一些士人之高度关注。这一发展过程同时也是中国读书人观念转变的演化进程。同文馆最初开办时，仅选八旗少年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到同治五年（约1866年）则提出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正途出身的学员，结果引起强烈反弹，形成一场大争论（注：关于这场争论的研究甚多，对其诠释过程大致经历了从守旧与维新之争到顽固与改良、落后与先进的斗争，再到中学与西学（或中西文化）之争，最后是传统与近代化的冲突。李细珠的《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165-186页）应是最新的论述，作者以为这是“传统社会的惰性力量与近代化进程的矛盾冲突”，反映出“以国家为主体的向西方学习的早期近代化运动与社会的排外主义的民族情绪之间出现了极端紧张的关系”。）。虽然当时反对者的核心考虑恐怕主要在正途出身一点，但学外文则无所谓，增学其他内容则力争之，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士人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对之并不重视。
类似的观念延续到戊戌维新时期，惟立场已发生根本转变。孙家鼐在甲午后议设京师大学堂时，便认为同文馆和各省广方言馆不过“斤斤于文字语言，充其量不过得数十译繙人才而止”。梁启超在大约同时也指出，“今之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之类，其不能得异才何也？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注：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光绪二十二年七月），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料丛刊·戊戌变法》2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425页；梁启超：《变法通议·学校总论》（光绪二十二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19页。）。
过去是新旧双方对学外国语文尚能接受，而增学其他便有争议；如今是其他内容才更应该学，语文则不足道。对西学的整体认识已大变，然轻视语言文字则仍旧。虽然这些人所言及者实际为外文，但中外语言文字在性质上是相通的，在言及外文时无意中透露出那种认为语文“浅”的见解，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此时中国士大夫对整体的语言文字仍不够看重，后来主张改革中文甚至废弃中文者，正多从其仅为“工具”这一角度出发。
光绪二十九年（约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之《学务纲要》第13、14条规定，小学堂“以养成国民忠国家尊圣教之心为主，各科学均以汉文讲授，一概毋庸另习洋文，以免抛荒中学根柢”。但在“中国文义通顺、理解明白”之后，“中学堂以上各学堂必勤习洋文”。其所本之道理颇有趣：“今日时势，不通洋文者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而粗通洋文者往往以洋文居奇，其猾黠悖谬者，则专采外国书报之大异乎中国礼法、不合乎中国政体者，截头去尾而翻译之；更或附会以一己之私意，故为增损，以求自圆其说。”若“中国通洋文者多，则此种荒谬悖诞之翻译决无所施其伎俩”。《纲要》特别强调，“大学堂经学、理学、中国文学、史学各科尤必深通洋文，而后其用乃为最大”（注：《新定学务纲要》，《东方杂志》1年3期，影印本，100-102页。）。此时大致还是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取向，虽以中文为根基，最后还是要通洋文以得大用。
在大量中国学生蜂拥到日本后，部分或受日本国粹观念的影响，更多则直接受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影响（即视语言为确定“民族”的要素），时人心目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陡增。如国粹学派即多视语言文字为国粹或国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实说：“合一种族而成一大群，合一群而奠居一处，领有其土地山川，演而为风俗民质，以成一社会。一社会之内，必有其一种之语言文字焉，以为其社会之元质，而为其人民精神之所寄，以自立一国。一国既立，则必自尊其国语国文，以自翘异而为标致。故一国有一国之语言之字，其语文亡者，则其国亡；其语文存者，则其国存。语言文字者，国界种界之鸿沟，而保国保种之金城汤池也”（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邓实著《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载《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173-174页）。这是《政艺通报》这一旧杂志的分类重装本，癸卯年（约1903年）按栏目分页，下引之丁未年（约1907年）则每一号的号数和张数也出现在文章之旁，故以下癸卯年的注明其在《丛书》中的卷数和影印本的页数以便核检，丁未年的则注出原刊的号、张数以见刊发的先后。）。
重要的是，自西力东侵，邓实等中国士人开始认识到古今灭人之国方式已不同，古以杀伐，而“今之灭人国也，不过变易其国语，扰乱其国文，无声无臭，不战而已堙人国圮人种矣，此欧美列强所以多灭国之新法也”（注：稍后黄节也注意到，英俄灭印度裂波兰，亦“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结果是“学亡则国亡，国亡则亡族”。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约1905年）1期。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于是学习外语再也不是无足轻重之事了，马叙伦从《新体欧洲教育史》中看到“国民教育而有外国语言文字，实非得已之事”，不免慨叹道，“呜呼，是诚通言哉”（注：马叙伦：《中国无史辩》，《新世界学报》9期（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81页。该文承徐雁平君代为抄录，至为感谢！）！学外语既因时势所迫，就更应强调本国语文。故邓实提出，“一国之立，必有其所以自立之精神焉，以为一国之粹；精神不灭，则其国亦不灭”。何况“自有世界以来，以文学立国于大地之上者，以中华为第一；立国之久而文学相传不绝者，亦以中华为第一”；故“文言者，吾国所以立国之精神而当宝之以为国粹者也。灭其国粹，是不啻自灭其国”。
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也是有个过程的，不欣赏民族主义的严复在1902年以为“文辞”不过“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大体仍视其为工具，是“文以载道”观的“现代表述”；不过他同时又强调“文体变化与时代之文明程度为比例”，在当时可谓将其提到极高的地位（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约1902年）三月，王栻主编《严复集》3册，中华书局，1986年，516页。）。几年后一位江南士人说，“文者，治学之器也。无其器则工不治。是故学之将丧，文必先之”（注：南械（张继良？）：《佚丛序》，《政艺通报》丁未年17号，38张。）。这可能是在语言文字变得重要这一进程中的一种过渡观念，这里“文”仅被视为治学的工具，大体是清代汉学家“因文见道”观的翻版（惟“治学”在层次上仍低于“见道”许多），尚远不到“国粹”那样重要的程度；但“学之将丧，文必先之”的忧虑与邓实等人的忧患意识和表述方式都相当接近，显然已超出一般学者对工具的关注。
到清季最后几年，语言文字的至关紧要渐成为朝野许多人的共识。章太炎认为：“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独政教饬治而已。所以卫国性、类种族者，惟语言历史为亟。”他从已经亡国的印度人那里了解到，“民族独立，先以研求国粹为主，国粹以历史为主；自余学术皆普通之技，惟国粹则为特别”（注：章太炎：《重刊〈古韵标准〉序》、《印度人论国粹》，《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203、366页。）。而这一以历史为主的国粹即包括语言，他解释说：提倡国粹“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是就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276页。）。在朝的张之洞也分享这一观念，他在约略同时说：“今日环球万国学堂，皆最重国文一门。国文者，本国之文字语言、历古相传之书籍也。即间有时势变迁，不尽适用者，亦必存而传之，断不肯听其澌灭”（注：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145-148页。）。
可知当时不仅语言文字的重要性剧增，就是“国文”的指谓也变得非常广泛，甚至包括所有文字印刷品——书籍。这部分可能因为同文馆和广方言馆先已实际变为西学馆，结果“国文”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中学”的近义词。宣统元年关于学部的一则报道说，“张相国未管学部之前，部中已有重订小学章程之稿，废读经讲经，初等更纳历史、地理、格致三科于国文中。张相国不以为然，迄未发布”。后因摄政王催促，又“草草订定，率行入奏”（注：《变通学堂章程之原因》，《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台北商务印书馆，1975年影印版，595页（原杂志每期未统一编页）。）。章太炎和张之洞那时都是保存国粹的提倡者，包含语言文字的“国粹”之所以到了需要保存的地步，部分也因当时的风气是学求“实用”，与实用关系并不紧密的“文字”似非急务（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
这多少也牵涉到清代的“汉宋之争”，在汉学家眼里，文字训诂是通经见道的必由之路，而宋学家则一向认为以训诂为基础的考据繁琐而不切“实用”。徘徊于汉宋之间的宋恕于1905年论“文理”一词说，此虽“俗名词”，却曾见于《中庸》，“实古名词也。但俗所谓‘文理’，意专指文，几忘理字。此其谬，乃隋唐以来文词取士之制积重所酿成。宋明诸儒提倡理学，原欲以理矫文，故其语录皆不用文词，与今海外望国之演说录、讲义录同体。徒以取士时制皆用文词，故卒不能革轻理重文之俗”。今朝廷毅然废文词取士之弊制，宋明“先儒有知，当恨不逢其盛”。然从另一方面看，“苟文词取士之制既废，而理解取士之制不兴，则一线相传之理解将随文词而俱亡”。中国“为古望国，愈古之书，理解愈正。若竟如理学先儒及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痛摈文词，则又恐训诂益荒，古书将无人能读”，故当理解与文词并重（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胡珠生编《宋恕集》上册，中华书局，1993年，377-378页。）。
如果说宋恕所思考的问题还较接近“文以载道”的传统，高凤谦于1908年撰文，则从全新的时代角度论证“偏重文字之害”。他认为当时中国“凡百事业，皆求之于文人，必多废事；有为之士，专力于文章，不屑稍治他业，必多废材”。高氏预感到有人会提出疑问：“西学东来，少年之士鄙弃旧学，识者方以国粹不保为忧，今乃倡轻文之论，国学无乃失坠乎？”他以为不然，“吾之所谓重文太甚者，非谓文之不足重，特不可因重文之故，而轻视他科学”（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东方杂志》5年7期（1908年8月），收入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三联书店，1977年，12页。）。这样的辩解当然不足以解除其所论对“重文”传统的威胁，盖高氏恐根本不认为“文”可以“载道”，而其所言在那时有相当的代表性，中国“文字”所面临的压力是非常明显的。
以诗文著称的樊增祥本认为“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独伦理词章，历劫不磨，环球无两”，但对中文的前途已充满担忧：“比来欧风醉人，中学陵替。更二十年，中文教习将借才于海外矣。吾华文字，至美而亦至难，以故新学家舍此取彼。然人人畏难而不学，将来公卿之奏议、郡县之申详、私家之议论、友朋之书札、名人之碑志，举以鄙倍枯涩凌杂苟简出之，是使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也。”（注：樊增祥：《秦中官报序》（光绪三十年正月）；《批高邮州学正王同德世职王传忠禀》（作于光绪三十四年六月樊任江宁布政使后），《樊山政书》，宣统庚戌（约1910年）刊本，无出版地，卷7，4页；卷20，40-41页。）惟对于更多时人来说，“当世无文章而后世无史料”实非中国眼前之急需，倒是樊增祥所承认的“吾中国事事不如外人”才是必须立即改变的现状。就连吴汝纶这样的桐城文派大家也说，“文者，天地之至精至粹，吾国所独优。语其实用，则欧美新学尚焉。博物、格致、机械之用，必取资于彼，得其长乃能共竞”（注：《清史稿·吴汝纶传》卷486，中华书局，1977年标点本，13444页。）。
这就呈现出某种程度的时代紧张：一方面，在西来的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下，语言文字被赋予“立国之本”的重要意义，大大提升了“文以载道”和“因文见道”的传统观念（随着西方近代国家观念的传入，“道”本身的含义也在转变，而“文”已几乎等同于“道”了）；另一方面，由于外患日深，“文字”显然与“退虏”、“送穷”等当下的需要颇有距离，且过于重文的习惯行为已被认为妨碍了实用方面的发展。吴汝纶与樊增祥一样珍重中国之“文”，然其意在以“实用”为急务是很明确的；实用即意味着追随“欧美新学”，于是这“独优”的本国语言文字很快就因与学习西方的取向似有冲突而受到更多新学少年的冲击，沦落到需要“保存”的地步。
那时世风的转移非常明显，由译学馆派出游学的陈祖良已观察到，“倾心洋文，吐弃科学，吾国人之通病”。他以为，“科学不备，虽通洋文，无能为也”。而任教于天津北洋客籍学堂的孙雄在1907年发现，该校学生“资禀稍胜、根柢稍厚者，多并日劳神以治洋文”。他承认这些人“意非不甚善，然今日求学，不必遽语高远求大用也，但冀具完全之人格而已。中国文与外国文，分定课程，两无偏重，琢磨砥砺，自能日新”（注：孙雄：《北洋客籍学堂识小录叙》，《政艺通报》丁未年14号，39张。）。在陈氏的观察里，与洋文对应的还是“科学”，与前引高凤谦所言相近，而孙氏所见则是轻中文以治洋文。此时提倡中外文两无偏重已意在袒护中文，与开办同文馆时的世风截然相反；且孙氏所说的中文、洋文大体是中学、西学的近义词，学界中西之间的权势转移已至为清晰。
邓实早在1903年即观察到：“海市既开，风潮震撼，吾国不学之士、无良之民，浸淫于蟹行之书，病祖国言文之深邃，反欲尽举祖宗相传以来美丽风华光明正大之语言文字废之而不用，而一惟东西之言文是依，以为夷其言语文字即足以智民而强国。”（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4-175页。）可知中文“不优”甚至当废的观念先已在流传，既存研究一般较关注吴稚晖等几年后提出的废弃中国文字而改用万国新语（今称世界语）的主张（注：参见罗志田《清季围绕万国新语的思想论争》，《近代史研究》2001年4期。），其实吴氏等人不过是将那时已存在的类似观念更系统而明确地表述出来而已。也因此，一些中国士人试图保存这一“独优”文字的努力还先于欧化派不久的直接进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章太炎于1906年在东京主持“国学讲习会”，专讲“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及“古来人物事迹之可为法式者”。章士钊起草的《国学讲习会序》说：“夫一国之所以存立者，必其国有独优之治法，施之于其国为最宜；有独至之文词，为其国秀美之士所爱赏。立国之要素既如此，故凡有志于其一国者，不可不通其治法、不习其文词；苟不尔，则不能立于最高等之位置，而有以转移其国化，此定理也。中国立国已二千年，可得谓无独优之治法乎？言治法犹晦，中国之文字，于地球为特殊，可得谓无独至之文词乎？必曰无之，非欺人之言，则固未之学也。”（注：章士钊：《国学讲习会序》(1906)，《章士钊全集》(1)，文汇出版社，2000年，176-177、179页。）
然而任何士人对“实用”这一时代需要也不能不有所因应，刘师培在1905年已提出一种文字分工、用古文以保存国学的主张，他引斯宾塞之言，认为文字进化与通常的天演之例不同，呈现“由文趋质、由深趋浅”的趋势。中国宋儒语录和元代词曲之盛兴，“皆语言文字合一之渐也。故小说之体，即由是而兴；而《水浒传》《三国演义》诸书，已开俗语入文之渐”。故“就文字之进化之公理言之，则中国自近代以来，必经俗语入文之一级。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若夫矜夸奇博，取法扶桑，吾未见其为文也。”（注：刘光汉：《论文杂记》，《国粹学报》1年1期。）
这样一种应用与保存并行的取向并非刘师培一人独有，四川提学使赵启霖于宣统二年（约1910年）奏请设存古学堂时说：“国文盛衰之故，与国力之强弱相因：强国之文日见其扩张，则弱国之文日见其消缩。东西各国，每务推广其文字之实力，以恢拓其国力。我不亟图维持国学，将输入之文，既有喧宾夺主之患；固有之文，反有礼失求野之时。议者谓文学但取适用，若中国经籍之浩博、文理之渊深，不必汲汲焉专精以从事。不知中国之所以立国，既在文教，若举数千年优美独到之处，任其消蚀，将来更无以动人民思古之念、而激志士爱国之心。故普通之文学，以适用为宜；而精谐之文学，尤以保粹为要。”（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四川教育官报》宣统二年（约1910年）72期，收入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517-518页。）赵氏的观念与国粹学派的基本主张极为相似，他虽未必直接受刘师培前引文的影响，但多半接触过《国粹学报》一类印刷品。
高凤谦也主张“文字有二：曰应用之文字，曰美术之文字。应用之文字，所以代记忆、代语言，苟名为人者，无不当习知之，犹饥之需食，寒之需衣，不可一人不学，不能一日或缺也。美术之文字，则以典雅高古为贵，实为一科专门学，不特非人人所必学，即号为学者亦可以不学”。世界万国“视文字之重者，无如我国；而识文字之少者，反无如我国。虽曰文字艰深，学之不易，亦以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混而为一故也”。他断定，“欲文化之普及，必自分应用之文字与美术之文字始”。而“欲百业之兴起，必自视美术之文字与各科学等始”（注：高凤谦：《论偏重文字之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11-14页。）。不过，与刘、赵不同的是，高氏显然无意于保存，而着眼于更加面向未来的“百业之兴起”。
严复早在其《天演论序（手稿）》（1896年）中论中国“古书难读”时，已指出“书言不合”导致“故训渐失”（注：严复：《天演论序（手稿）》，《严复集》5册，1412页。）；他也认为“文辞”分雅俗两类，然却无意“修俗语以启瀹齐民”。梁启超在壬寅年（约1902年）的《新民丛报》上推介严译时，便指责其文过求渊雅，非多读古书之人难以索解。严复则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翻译虽不必“慕藏山不朽之名誉”（此谦词也，意实反之），但也不能苟然为“言庞意纤”的“报馆之文章”。若“徒为近俗之辞，以取便市井乡僻之不学，此于文界，乃所谓凌迟，非革命也”。他明确其所译乃“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使其目未睹中国之古书而欲稗贩吾译者，此其过在读者，而译者不任受责也”（注：按严复根本认为“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回于庸夫之听。非不欲其喻诸人人也，势不可耳”。这是其与刘师培等人一大不同之处。《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517页。）。
这一雅俗之间的选择可能受吴汝纶影响，严复曾向吴请教翻译时如何斟酌文字，吴以为文之雅洁最要，“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知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国藩］氏所谓辞气远鄙也”（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许之衡于1905年论“文学”之“改良”则说，文学“宜适晚近，不宜返之皇古。虽不必效东瀛之文体，然亦当为智识普及起见，宁失之平易，无失之艰深。盖我国识字者太少，识古字者尤少。必字字返之古义，无亦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耶？”（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与严复态度相反，然两人均于二分之中仅取其一，与刘师培等人分而适应不同群体的取向有相当区别。
以当时的世风言，废弃汉文的主张仍嫌激进，或难得广泛的呼应，而有些无形的影响反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导致汉文的变色。实藤惠秀后来注意到，无意中的重复出现正是最后使中国人接受日本新名词的主要途径。他举例说，《译书汇编》在刊登翻译日文《经济学研究之方法》一文时，特说明“经济云者，理财或富国之义，因原文通用此名，故仍之”。梁启超便屡次试图纠正以“经济”译economics，该文译者显然对“原文”这一含义有所保留，但既为方便而“仍之”，则该词的反复出现（仅译文第1页便出现12次），终使读者习而不怪，最后达到不约定而俗成的效果。故“中国人虽然对这个日本词汇反感，而且企图改用其他词汇，可是在日本书的中译本内，却到处可见‘经济’一词，最后他们还是照日本词汇的老样子使用”（注：参见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311-312页。）。
当年已有中国人虑及此意，赵启霖便提出，当时新学堂中“各种学科多用译本，学子操觚率尔，非特捃摭新词，竞相仿效；即文法句调，亦受病于无形”（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对于没有“旧学根柢”且尚在学习怎样表述其思想观念的少年学子来说，新旧中西之“学”与其表述方式实际是共生并存，在修习新学的过程中自然而“无形”地学会了其“文法句调”，也就等于摒弃了过去那“精谐之文学”。陈独秀后来说各种旧事物皆“一家眷属”，确有所见。在新旧对立之时，双方在相当程度上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样，对“捃摭新词”和仿效翻译教科书“文法句调”的流行做法都不能不进行反击。那时的教科书译本主要来自日本，许之衡所谓“效东瀛之文体”，即刘师培不承认其“为文”的“取法扶桑”，正是当时不少士人奋起抵制的一大倾向。
二 抵制东瀛文体
“东瀛文体”的一个重要特色即赵启霖所说的“捃摭新词”，而较多新词的出现大概始于制造局之译书，传教士和新式报刊也起了相当作用。樊增祥曾指出，“中国文字，自有申报馆而俗不可医；然犹不至于鹦鹉改言从靺鞨，猕猴换舞学高骊也。迨戊戌以后，此等丑怪字眼，始络绎堆积于报章之上。无知之物，承窍乞余，相沿相袭”（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5页。）。其实还不止报章，早在科举改试策论时，叶德辉就发现，“今日之试卷，满纸只有起点、压力、热力等字”。他并不欣赏所谓“时文”，盖许多不以八股文见长的“高才博学，坐是困于场屋；而揣摩之士，乃捷足得之”。然改试策论而满纸新名词，不过改变揣摩对象，“同一空谈”，其弊相等（注：叶德辉：《郋园书札·与皮鹿门书》，《郋园全书》汇印本，长沙中国古书刊印社，1935年，12页。）。
当年新派讲学，同样要以新名词装点。戊戌年皮锡瑞在南学会讲学，便强调“讲学是孔门及汉、宋诸儒旧法，并非奇怪之事”。且“必先讲学，乃能开智；必先开智，乃能自强。此虽老生常谈，实是一定道理”。而“欲讲商学、农学、工学，亦宜先从我辈讲学起点”。皮氏乃不谙新学的经师，述“老生常谈”时已杂入“起点”这一新名词，颇能体现当日趋新者风气之一斑（注：皮锡瑞：《师伏堂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六日，《湖南历史资料》1959年2辑，127页。）。
在叶德辉看来，这正是以胜负决文野的结果：“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本来中外既已兵戎相见，“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土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其议论撰文，“自称支那；初哉首基，必曰起点。不思支那乃释氏之称唐土，起点乃舌人之解算文。论其语则繙译而成词，按其文则拼音而得字。非文非质，不中不西”。实不啻东施效颦（注：叶德辉：《郋园书札·答人书》，23页。）。
刘师培则认为，日本文体能盛行于中国也因中国文体先已衰落，他考近世“文学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乃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徵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近则“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约1907年）1期。）。
从吴汝纶、姚永概、马其昶、严复、林纾等桐城派先后“控制”京师大学堂的情形看，刘师培说那时“文学之衰”已“极”，恐怕不免带有以儒林人眼光看文苑之意味（这一观念因民国后欣赏魏晋文章的革命派控制北大而成为学界主流意识，迄今未衰），然经学家已有此不满说明戊戌后中国文体的显著变化也有其内因，则大致不错。不过促成这一变化的仍以外因为主，即叶德辉所说的因中国战败导致国人之文化自定位由文明变为野蛮。正是在这样的心态下，甲午后中国读书人乃能化仇视而师敌国，蜂拥入日本游学，实中外历史上不多见之事（注：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51-54、267-270页。）。这些人的言论又进一步影响中国的文风，如刘师培所见，“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问题在于，“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实为“中国文学之扼”（注：刘师培：《论近世文学之变迁》，《国粹学报》3年1期。）。
到20世纪初年，东瀛文体与新名词已互为表里。前引《学务纲要》第12条正式提出，“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中国本有“文以载道”的传统，而“今日时势，更兼优文以载政之用。故外国论治论学，率以言语文字所行之远近，验权力教化所及之广狭”。言不文则行不远本是古训，而与国家权力教化所及连在一起则为新知（注：尤其《纲要》乃官方文件，仍明确这是来自外国的观念以增强其立说之正当性，非常值得注意。），文体的重要自不言而喻。这样，“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夫叙事述理，中国自有通用名词，何必拾人牙慧。又若外国文法，或虚实字义倒装、或叙说繁复曲折，令人费解，亦所当戒。倘中外文法参用杂糅，久之必渐将中国文法字义尽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以俱亡矣”。可见清中央学部早已关注文法字义那潜移默化的转变，且已上升到危及中国学术风教存亡的高度（注：本段与下段引文，见《新定学务纲要》，载《东方杂志》1年3期，99-100页。）。
学部因此规定，“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纲要》特别强调指出，“日本各种名词，其古雅确当者固多，然其与中国文字不宜者亦复不少。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如团体、国魂、膨胀、舞台、代表等字，固欠雅驯；即牺牲、社会、影响、机关、组织、冲突、运动等字，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又如报告、困难、配当、观念等字，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舍熟求生，徒令阅者界说参差，于办事亦多窒碍”（注：同样，《纲要》又据外国成例来增强其说服力，指出“此类名词在外国不过习俗沿用，并未尝自以为精理要言”。而当时“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可见外国文体界限本自分别，何得昧昧剿袭”。）。
这一政策在湖北、陕西均得到贯彻，樊增祥说：“今之少年，稍猎洋书，辄拾报章余唾，生造字眼，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实则西儒何曾有此，不过绎手陋妄，造作而成。而新进无知，以为文中著此等新语，即是识时务之俊杰。于是通场之中，人人如此；毕生所作，篇篇如此。”针对这一倾向，“去年鄂闱，端中丞详加戒谕，如改良、起点、反影、特色之属，概不准阑入卷端”。同年陕西“大学堂稽课卷，因榜首用文明、野蛮字，经本司严批痛斥。近南郑禀牍，用起点字，又经抚宪切责”。然似未能扭转风气，次年陕西学律馆一游姓令即在其课卷中“自鸣得意，以起点二字示其学有本原”。樊氏以为此实“吾辈之耻”，“誓以天帚扫此垢污”；并警告说，“以后凡有沿用此等不根字眼者，本司必奋笔详参，决无宽贷”。有意思的是，此卷虽被樊氏“特置榜末示儆”，却曾是“幕友原取第一”，可见当时不少人确以此为“学有本原”而识时务（注：樊增祥：《批学律馆游令课卷》，《樊山政书》卷6，24-25页。按此“鄂闱”若为乡试，端方任鄂抚在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年间，乡试仅光绪二十九年一次，是此文应作于光绪三十年。）。
民间的国粹学派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不过邓实起初认为诗文比名词更重要。与其他人一样，邓实也承认中国“凡百政法艺术，其不如欧美信矣。若夫诗歌之美，文藻之长，则实优胜之。此其特异之性质，固自其土地山川风俗民质历史政教所陶铸而来者也。不自保其特美之性质，则国失其精神，而国非其国，凡百作为，举无幸焉。能独立而保存之，则异族之能亡者，不过亡吾国之名词，其立国之精神固未尝亡也。精神不亡，则国魂必有复苏之一日。”（注：邓实：《鸡鸣风雨楼独立书·语言文字独立》，《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七》，175页。）邓实此文用了不少学部《纲要》不欣赏的新名词（“国魂”即其一），多少也有些“文字务求怪异”的意味，然其关怀和忧虑，却与学部相当接近。
这里其实还隐伏着中国传统学问的内在差异，邓实生长于上海，青年时返广东从简朝亮学；以乾嘉朴学之正统言，其受学大体已在“礼失求诸野”的范围内，所以他能认为“文藻”重于“名词”。对希望由训诂以见道的正宗清代汉学家说来，恐怕“名词”远更重要。不过，在西潮冲击之下，所有中学的派别门类在一定程度上渐成同盟（此过程甚长，直到北伐乃至“九一八”之后才最终确立，详另文），且“语言文字”这一清季开始流行的词汇也具有兼容“文藻”与“名词”（及其所代表的两派）之功能，故“文体”得以成为不同学术背景的士人之共同关注点。
到1905年《国粹学报》创刊，其《略例》即曰：“本报撰述，其文体纯用国文风格，务求渊懿精实，一洗今日东瀛文体粗浅之恶习。”（注：《国粹学报》1年1期。）明确将“东瀛文体”作为该刊打击的对象，此后这一宗旨成为该刊一个特色，类似的言论时常可见。颇受《国粹学报》影响的青年钱玄同在1906年便认为“东洋文体粗率之书实不足观，且亦无甚道理”（注：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29日，转引自杨天石《振兴中国文化的曲折寻求——论辛亥前后至“五四”时期的钱玄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等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990页。）。
四川总督锡良和学政郑沅注意到，因“风会所趋，少年学子，本原未裕，竞思捷获，掇拾一二外国名词，自命新学，蔑视经史；而有识之徒，或发愤为保存国粹之说。昔也汉宋，今也新旧，叠成聚讼”（注：四川总督锡良、学政郑沅：“添设致用学堂以广儒效而豫师资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四，《光绪朝朱批奏折》105辑，中华书局，1985年，731页。本条资料承徐跃先生提供，谨此致谢。）。不久高凤谦也观察到，“今之言保存国粹者，大抵有积极消极二主义。其持消极主义者，曰禁用新名词以绝莠言也；其持积极主义者，曰设立存古学堂以保旧学也”（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高凤谦《论保存国粹》，载《教育杂志》1年7期（宣统元年六月），547-548页。）。双方所看到的现象是一致的，然对这一新旧之争的态度却不甚同。
锡良和郑沅主张通过读经来保存国粹，然亦不排斥新学。而高氏更主张，“今之所谓新名词，大抵出于翻译，或径用东邻之成语，其扞格不通者，诚不可胜数”，但又不能一切摒弃不用。世界既然不断变迁，新事物就不断出现，“后起之事物既为古之所无，势不能无以名之；此正新名词之所由起，固不必来自外国而始得谓之新也”。其实“新旧二字，本对待之词，其界说孰能从而画之”？从十三经到《康熙字典》，所用之字从五千余发展到四万余，后之所增者皆经传未见之“新”字，历代都在使用。而且，像“可汗”这样的外来名词也早已为文人所习见。“世界交通，文明互换，外来之事物苟有益于我国者，既不能拒绝之”，又何必“计较于区区之名词”。
其实，当时“译本之流行，报章之传布，上至于奏定之章程、钦颁之谕旨，所用新名词既数见而不鲜，又乌得从而禁之”？这的确是事实，清季笔记中颇有张之洞不喜新名词而无意中仍用新名词之说，论者多已引述，此不赘。实际的事例也有，张所拟订的湖北存古学堂关于“外国史”课程的安排便曰，“先讲近百年来之大事，渐次及于近古、上古，使知时局变迁之所趋”（注：张之洞：《咨学部录送湖北存古学堂课表章程》（光绪三十三年），《张文襄公全集》2册，928页。）。这里对历史以近古、上古等分段，大概即是来自教科书译本的新知（注：所谓上古、中古、下古“三古”之说渊源甚早，乾嘉学者也常用“上古”一词，然其含义与日本教科书所谓“上古”、“近古”等颇不同。）。故高凤谦以为，“平心言之，新名词之不可通者，勿用可也；既已习用，必从而禁之，不可也。治古学者不用新名词，可也；必以责通常之人，不可也。且谋教育之普及，不能不设学堂，学堂不能不教科学，教科学不能不用新名词”，实无法禁。况且，就连“国粹”和“新名词”本身也是新名词呢！
前引许之衡论“文学”之改良“宜适晚近”时已指出，若字字返古，便与文字进化之公例不符且窒碍滋多，他并具体举例说，“释词之学，用王氏引之，不若用马氏建中为尤允。马氏兼通中西，王氏则但通古训，两者相较，不若后者居胜”（注：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1年6期。）。许氏本认为章太炎之反孔也受日本影响（详后），这里针对的“字字返之古义”正有所指；不过他也明确了“不必效东瀛文体”的态度，而提出以“兼通中西”的《马氏文通》为依据。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在学西方的路上先走一步，这些身居上海而不喜“东瀛文体”之人自可寻找更正宗的西方思想资源。
许之衡的建议提示着清季中国思想界一个隐伏较深也更复杂的思虑，即直接效法欧美还是接受日本人转手的“西方”。在文体方面，像严复这样的留学欧洲者曾长期与日本对西方术语的译法做斗争，而主要在上海通过日本人接受西学的王国维则相当赞赏日本“新学语”。王氏看到了前引赵启霖关于新旧学与其表述方式共生并存的同样问题，然其态度恰反之；他强调新学语的输入不仅是语汇的扩大，更重要的是思想方式的变更，其言外之意实即主张国人的思想正应通过新学语的输入而改变。与同时的其他人相比，王国维的主张在很多方面都有相当独特之处，值得稍详细地引述。
清季一般偏向于新名词的一方多视语言文字为工具，盖工具则相对无足轻重而可以更改之。王氏却不然，他认为，“言语者，代表国民之思想者也。思想之精粗广狭，视言语之精粗广狭以为准。观其言语，而国民之思想可知矣”。正因为“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或繁于此而简于彼、或精于甲而疏于乙。此在文化相若之国犹然，况其稍有轩轾者乎。”中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generalization及分析specification之二法，故言语之多，自然之理也”（注：本段及以下数段引文，见王国维著《论新学语之输入》（1905年），载《静庵文集》，收入《王国维遗书》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影印本），97-100页。）。
从历史看，中国人所长“宁在于实践之方面；而于理论之方面，则以具体的知识的为满足；至分类之事，则除迫于实际之需要外，殆不欲穷究之也。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印度抽象出因明学，希腊抽象出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之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我国学术尚未达自觉self-concsiousness之地位也。况于我国夙无之学，言语之不足用，岂待论哉”！
若抽象太过，则可能“泥于名而远于实，此欧洲中世学术之一大弊，而今世之学者犹或不免焉”。然缺乏抽象力者，“则用其实而不知其名，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这是因为，“在自然之世界中，名生于实；而在吾人概念之世界中，实反依名而存故也。事物之无名者，实不便于吾人之思索。故我国学术而欲进步乎，则虽在闭关独立之时代，犹不得不造新名；况西洋之学术骎骎而入中国，则言语之不足用，固自然之势也。”而两种不同文化的接触，常能凸显言语之不足：“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是非独两国民之言语间有广狭精粗之异焉而已，国民之性质各有所特长，其思想所造之处各异”，故其言语之繁简精疏有别。
因此，“近年文学上有一最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入是已”。既然言语是思想之代表，“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之文字，中国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治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
王氏注意到，严复即“今日以创造学语名者也。严氏造语之工者固多，而其不当者亦复不少”。他认为严复以“天演”译evolution，便不如日本人之译为“进化”。尤其严复于“西洋之新名，往往喜以不适当之古语表之。如译space（空间）为宇、time（时间）为宙”。他举例指出，“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赅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赅空间时间。以宇宙表spacetime，是举其部分而遗其全体”。王氏慨叹道，“以严氏之博雅而犹若是，况在他人”！然王国维自己为了文字的对仗以“新名”对“古语”，显系因文害意，恰与其眼中的严复类；夫space与time非“西洋之新名”，正不必深通西文而后知。这部分或是他无意识的失误，然从潜意识层面看，凡“西洋之名”必“新”大约正是当年许多国人共同的心态，王氏或亦不例外。
可知王国维所主要针对的，并非反对使用“新名词”的国粹学派或守旧派，而是以严复为代表的“创造学语”者。其实严复在翻译中“造语”颇得到一些前辈的鼓励，他曾于1899年就此问题请教吴汝纶，吴以为“欧洲文字，与吾国绝殊，译之似宜别创体制。如六朝人之译佛书，其体全是特创。今不但不宜袭用中文，并亦不宜袭用佛书，窃谓以执事雄笔，必可自我作古”。也许西书“固自有体制，或易其辞而仍其体似亦可”，惟“独中国诸书无可仿效”（注：《吴汝纶致严复》，1899年4月3日，《严复集》5册，1564页。）。吴固以古文名世，却主张翻译时“不宜袭用中文”，显然认为“古文”难以表述西方学理。
到1902年，黄遵宪读了前引梁启超与严复论翻译事，主动参与讨论，他也不同意严复主张译名当求古语中深浅广狭之相副者，认为“四千余岁以前创造之古文，所谓六书，又无衍声之变、孳生之法，即以之书写中国中古以来之物之事之学，已不能敷用，况泰西各科学乎”！本来中文的使用自先秦时便“出于假借者十之八九，无通行之文，亦无一定之义”。20世纪“东西文明两相结合，而译书一事以通彼我之怀，阐新旧之学，实为要务。公于学界中又为第一流人物，一言而为天下法则”。要翻译，首先就要“造新字”。他引荀子之言曰：“命不喻而后期，期不喻而后说，说不喻而后辨”，以为“欲命之而喻，诚莫如造新字”。他希望严复能“降心以从，降格以求之”。凡“新撰之字、初定之名，于初见时能包综其义，作为界说，系于小注，则人人共喻矣”（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1573页。）。
另一位严复的同调是倾向革命的刘师培，他在1903年曾指出，以象形为主的中文有一字数义而丐词生等五弊，致弊的第一原因就是在言语文字方面“崇拜古人”。而救弊之法，一为“宜用俗语”，其次即“造新字”以名新物，盖“古人之造字仅就古人所见之物为之”，后来“物日增而字不增，故所名之物无一确者”。特别是中外大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而中国乃以本有之字借名之，丐词之生从此始矣。此侯官严氏所以谓中国名新物无一不误也。今欲矫此弊，莫若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循名责实，使丐词之弊不生”。据其观察，此二策皆当时“中国学者所大倡反对者”，则支持王国维的或尚为多数。（注：刘师培：《中国文字流弊论》，《左庵外集》卷6，《刘申叔先生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77年影印版，1441-1442页；并参见其同年撰写的《攘书·正名》，《刘申叔先生遗书》，645-646页。）
非常有意思的是，尽管留学英国的严复长期与日本的西语译法做斗争，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大约同时却支持采用日本新名词，尚站在王国维一边（按林乐知文发表在先，王国维或受其影响）。林乐知认为：“中国今日于译书之中，苦名词之枯窘而借日本所已译者用之，正如英文借德文法文之比例。且日本之文原祖中国，其译书则先于中国。彼等已几费酌度，而后定此新名词，劳逸之分，亦己悬殊，何乐而不为乎？然顽固之士夫，其眼目为科举场中禁用僻书之功令所印定，一见新名词，即若芒刺之入眶。其守旧拘墟之态，诚令人莫解其故也。”（注：林乐知、范袆：《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184册，光绪三十年（约1904年）四月，钱钟书主编，朱维铮执行主编《万国公报文选》，三联书店，1998年，680页。）按林乐知几年前还不甚欣赏日本的翻译，反对中国转手日本以获西学（注：林乐知当时认为，“日本考求英文三十年，其译者未必皆精通西学之人”。故“日人之译西书也，吾不敢谓其竟无善本，然其旧者固为西人所吐弃，即近译之新者，亦未必能将西人新制最有益之书，具大见识，择要取精而译之”。林乐知：《〈论日本文〉附跋》，《万国公报》156册，光绪二十七年（约1901年）十二月，《万国公报文选》，668页。）。此时态度显然有所转变，原因待考。
而黄遵宪驻日多年，至少当熟悉日文中的汉字新词，他在否定中国古文足以表述泰西科学时并未提及日本的译名，恐怕基本不持肯定的态度。王国维则不然，他承认“近人之唾弃新名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译者能力之不完全”，当时中国译日本书籍者，“其有解日文之能力者，十无一二焉；其有国文之素养者，十无三四焉；其能兼通西文、深知一学之真意者，以余见闻之狭，殆未见其人也”。这些人翻译主要是为牟利，“传知识之思想，彼等先天中所未有也。故其所作，皆粗漏庞杂，佶屈而不可读”。
尽管如此，“若谓用日本已定之语，不如中国古语之易解，然如侯官严氏所译之《名学》，古则古矣，其如意义之不能了然何？以吾辈稍知外国语者观之，毋宁手穆勒原书之为快也”。当年严译享誉全国，而王国维竟说其徒以“古语”见长，却对原著之意不能了然，全不足取。从王氏的非难看，严复或者并未完全遵行吴、黄二氏的指教，其“造语”时仍循其以古为尚的取向，以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为预设的读者；而对于视“言语”为国民思想之代表的王国维来说，只能在少数士人群体中流通的“言语”恐怕不足以代表国民之思想。
其实日本人自己在造“新语”时也试图使之较“古雅”。实藤惠秀指出，日本人在“输入西洋新事物及新思想时”，主要是“借汉字径造新词汇”。具体则多“用中国成语的字汇”（惟“新语却不包含这个成语原来的意义”），“当中国没有适当的成语可用的时候，日本人组合不同的汉字来制作新语”。当时的日语本以汉字为主，要翻译西方观念必须借助汉字。且日本人在遇到这方面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思想资源即汉学家。箕作麟祥在19世纪70年代受命翻译西方法典时，没有字典和参考书，“不但苦无可用的译语，即使向那些汉学家请教，亦毫无用处”，才不得不自行创造新词语（注：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82-283页。其中关于箕作麟祥事乃转引1907年出版的大摫文彦之《箕作麟祥君传》。）。最后一语很值得反思，遇到问题首先向汉学家请教，与翻译时先用成语的倾向一致，皆类似严复的翻译宗旨，当年论争双方却未曾注意及此。
无论如何，王国维以为，不必因日本书之中译者差而“欲废日本已定之学语”，盖“日人之定名，亦非苟焉而已，经专门数十家之考究、数十年之改正，以有今日”。节取日人之译语，一则“因袭之易，不如创造之难”；二来“两国学术有交通之便，无扞格之虞”。更重要的是，“处今日而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人既造之，我沿用之，其势无便于此者”。他举例指出，日人之译语也未必皆精确，但严复等“创造之新语卒无以加于彼”，不仅难解，在精密程度上也远不如日本已定之语。盖“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
这又是一个颇能表现时人歧异的问题。其实荀子早就说过，“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荀子·正名》）；中国过去多以单字为词，正是遵循了在“喻”的基础上从简这一基本原则。相对“守旧”之樊增祥在前引攻击趋新少年拾报章余唾而生造字眼时，便明确反对“取古今从不连属之字，阄合为文”；王国维却恰以字数之多寡而区分“精密”与否，又完全是以“新观念”来论“新学语”了。两人虽观点对立，却有一共相，即皆不取荀子提出的原则。
曾鼓励严复在翻译中“造新字”的黄遵宪更早就主张应使用“连语”，而其“不得不用连语”的依据正是引用了荀子“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的话（注：《黄遵宪致严复》，1902年，《严复集》5册，1722页。吴稚晖稍后也注意到日文中用汉字动状等词皆“双叠之词，有如‘提挈’、‘经验’、‘繁华’、‘简单’之类”，中国人对此“习焉不察，仅目之为掉文而已，其实有时非双用不能达意”。吴稚晖：《书神州日报〈东学西渐篇〉后》，《新世纪》101-103号（1909年6月），收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3卷，473页。）。黄氏之旧学仅以诗名世，不足与后来在这方面大有创获的王国维比，然此时论用字之单双虽也倾向于双，其论述似比王氏显得学有所本，并未纯从新观念出发。同样，尽管严复自谦其中学惟文辞稍长，而经史尚未入门（就门类言大体符合实情）（注：《严复致梁启超》，壬寅年三月，《严复集》3册，516页。），清季支持日本新学语时的王国维所表现出的中学休养也多在文苑范围之内，他在这方面或真未必即过于严复（所以他相当认可严氏的“博雅”）（注：不过，从中学的内在理路看，严复主张文辞仅为“载理想之羽翼”，而王则以为言语“代表国民之思想”，实可见根本理念上的歧异：严复代表着“文以载道”的观念，而王国维则暗本“因文见道”的传统（并有所拔高），分别隐喻着“文苑”和“儒林”的认同。到辛亥后王氏因思想关怀已变而转入中国经史之学，立刻显出与严复的大区别，可知天赋实不同，而少年所习也非常重要。清季的传统学问已有些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以古文见长（这是非常要紧的认同）的译才严复、林纾皆闽籍，然就儒林所治之经史学的整体学术环境言，福建侯官仍不能与浙江海宁相比；故一旦王国维转入经史主流，便能左右逢源，类似朱熹所谓“一旦豁然贯通”，少时的积累多被激活而发挥作用了。）。
从这些关于单字兼字的歧异观念看，清季最后几年思想学术方面的新旧已纠结互渗而难以清晰地区分（其中观念最“守旧”的樊增祥整体上也并非晚清的旧派，仍提示着趋新是世风的主流）。在后来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叙述中，王国维更多是“传统”的代表，而严复则常常代表着西学，此时他们的角色颇有些相反。以“古”为其译语特征的严复，真到了古学正宗，又不得不让位于曾为日本新学语申辩的王国维，诚不免遗憾；而后来以“保守”著称的王国维此时却比以“开新”著称的严复更“新”，且比主张中西体用不可分的严复更倾向于超人超国观念（注：王国维在此文中曾引叔本华语，说其“讥德国学者于一切学语不用拉丁语而用本国语，谓如英、法之学者亦如德人之愚，则吾侪学一专门之学语，必学四五度而后可”。认为“其言可味”。对多数国粹学派中人而言，使用本国语正是欧洲值得仿效之处，王氏此处恰反之，似应可赞同吴稚晖等提倡世界语者（详另文）。严复那时已是不赞成民族主义之人，而王国维这里对语言的态度，显然比严复更加超人超国。），尤其是诡论意味十足的现象（注：同样具有诡论意味的是，所谓“东瀛文体”能够迅速在中国流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靠“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的贡献，然而在后来的日本研究者实藤惠秀眼中，梁启超正是反对日本词汇的代表。实藤氏论述清季中国人“对日本词汇的责难”，所举例竟全出自梁氏言说。参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293-295页。按实藤氏亦偶有误读，梁启超对“金融”一词加注说“谓金银行情也。日本人译此两字，今未有以易之”。他认为这是梁启超对此词“发生了疑问”，其实梁恐怕赞同之意更多。盖梁氏在同文中便明确用“平准”以易日本的“经济”一词，态度迥然不同。）。
那时尚有更激进也更超人超国的观念，受王国维此文影响的吴稚晖稍后提出，对将入小学之未来国民，“与其教以‘制造局派’所译述之国文、格致、课艺，不如改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因新字眼于发生新观念为有力。然则由此推想，又可云：与其专教多搀日本新字眼之国文读本，不如兼教一种西洋文，能发生其新观念尤为直接而有力”。这里关于“新字眼发生新观念”的论述正可见王国维的影响，但吴氏根本反对“强以科学之名词译成汉文，以望仅通汉文者亦能研究极深之科学”；理由很简单，若“科学而能以东方文字研之极深，则日本人亦不消制定规则，入大学者必通两种欧文矣”（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燃《新语问题之杂答》，载《新世纪》（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45号（1908年5月2日）2-3页；吴稚晖《苏格兰〈废除汉文议〉按语》，载《新世纪》71号（1908年10月31日）15页。按吴氏此见或受传教士影响而更激烈，林乐知等先已指出，“在未教化之国，欲译有文明教化国人所著之书，万万不能。以其自有之言语，与其思想，皆太单简也”。他们虽然对中国网开一面，说“中国之文化，开辟最早，至今日而译书仍不免有窒碍者”，在于英文之名词不下二十万，“而中国之字不过六万有奇，是较少于英文十四万”。若“译书者适遇中国字繁富之一部分，或能敷用，偶有中国人素所未有之思想，其部分内之字必大缺乏，无从移译”，故“新名词不能不撰”。参见林乐知、范袆《新名词之辨惑》，《万国公报文选》679页。若依林乐知等的分类，吴稚晖眼中的“东方文字”恰属“未教化之国”的范围。）。
章太炎为欲求西学的“汉人”考虑，以为“荒废国学，故译文亦无术”，何有于西学（注：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24号（1908年10月），59页。）？吴氏则主张为了“讲求世界新学”，不如直接习欧文，全不必为“仅通汉文者”考虑。盖中国一些“广览译籍或借迳东文谈述甚高之学理”者，即因不通西文，“往往于术语之所推衍，周章无序，于平常西国甚浅之事物，又装点之若甚离奇；全不能生与世界新文明为直接结合之观念，而兴起其真正科学思想之兴味”。
他进而说，主张通过翻译引进西方新学理此类“鬼思想，全是一班半老未死之臭八股家，希望读得几本翻译书，也好充做新学家，做学部尚书，为学生监督”。而辜鸿铭、严复、伍光建等留学生，其中国文稍佳，“往往恐人之诮其仅通洋语”，遂“abcd只字不言，满口之乎者也以投时机”。严复本不讳言“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然在吴稚晖眼中，此尚有媚世之嫌。惟“臭八股家”也希望“充做新学家”并能进而“做学部尚书”，又揭示出世风的主流和社会的上升性变动其实皆在趋新一边，不过各人所趋之方向及程度又相当不同。
三 余论
在大规模的留日学生发挥作用之前，特别是在梁启超和章太炎这类具有较大影响力的人接触和阐发日本版的西方学说之前，严复的确可以说是制造局之后中国思想界的西方思想资源的主要提供者之一（此时传教士仍是另一主要资源提供者），梁、章二人就常常引述或发挥严复的观念。进入20世纪之后，传教士已逐渐从主要西学传播者的地位淡出，在日本（如章太炎等）和在巴黎（《新世纪》派）的革命党人曾正面挑战严复，那部分还是因为政治观念的歧异，且多从中学角度出发（注：关于章太炎与严复，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2年第二次印刷）33-37页；关于传教士，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44-46页；关于革命党人攻击严复，参见朱维铮为自任执行主编（钱钟书主编）的《刘师培辛亥前文选》所写的《导言》（三联书店，1998年），10页、27页注37。）。王国维从思想表述的角度对严复的抨击，尤其是力图从西学之学理上置严译于“古”而不“达”的位置，其打击不可小视，客观上配合了留日者对严复的挑战。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东瀛文体”一样都是日本在华影响上升的一个组成部分（注：1909年秋，清学部设立编定名词馆，严复为总纂，而王国维任协修。王任此职大约多恃罗振玉的援引，固非因此文之作，然其与严复同在馆中如何“编定”名词，当必有趣。其实若从新名词的社会使用看，到名词馆成立时，严总纂所代表的“造语”取向已基本大败于王协修所倾向的模仿日本派了。名词馆没能留下多少实际的成绩，亦良有以也。）。
伍启元后来曾说：由于“蒸汽机和火轮船已把整个世界打成一片”，一方面是“国际资本主义者依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中国”，而中国思想界的发展，也“全以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精神为中心”，即中国学术思想“以迎拒西洋资本主义制度和它底文化精神为核心”。结果，“一切适合于中国的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的被绍介到中国来，而许多国际思想界的争辩，都在中国重复一遍”（注：伍启元：《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现代书局，1934年，175、11、25-26页。）。民初中国思想界这种一方面随西方而动、同时又以西方观念为武器相互竞争的时代特征在清季最后几年即曾出现，不过那时日本扮演了后来西方的角色。
那时一个颇有意思的现象充分体现了日本影响的整体上升，即不仅在思想言说中出现频繁的国粹、国魂等观念是引自日本，一些中国学者反孔的思想资源也多来自日本人。许之衡就指出，国粹学派常说中国古学“定一尊则无怀疑、无怀疑则无进步；因以希腊诸学派律周秦诸子，而谓自汉武罢黜百家之后，学遂不竞”。此说出自日人远藤隆吉的《支那哲学史》，而梁启超扬其波者也。同样，因学术定一尊而“冤孔子主张专制，合时君之利用”，也是日人白河次郎倡其说而梁启超演之。至章太炎之《訄书·订孔》更“以孔子下比刘歆，而孔子遂大失其价值”。梁、章二人，“其学皆与东洋有渊源”；远藤隆吉、白河次郎二氏之学说经梁、章推演，“后生小子，翕然和之，孔学遂几失其故步”（注：本段与下两段引文，见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载《国粹学报》1年6期。关于章太炎反孔与这二位日本学者的思想渊源，参见王泛森《章太炎的思想》178-183页。）。
在许氏看来，“孔子之遗经，无一为主张专制者；虽不主共和之制，然其所言君权，大抵主限制君权之说居多”。故不能“以今日群治之不竞，而追咎古初”。若对比中西，虽然“希腊学风之盛，流衍遍于欧西，而今日无一存者，徒供历史研究之资料。欧洲自信从基督，而十字军几度战争，排去外教之侵凌，兼以输入文明，遂成今日盛兴之效”，正收“定一尊之效”。可知中国“今日犹未为生番棕夷者，即此定一尊之效”也，又“安知今后之必无进步乎”？惟日本人“排斥孔子，则由彼爱国者恐国人逐于汉化，又恐逐于欧化，故于孔子有微词，于耶苏亦多论议，以成彼一种东洋之国学，即国粹主义所由来也。论者不省，而据为典要，扬其流而逐其波，不亦误乎”！
换言之，排孔与国粹在日本可以不冲突，但照搬到中国，则矛盾立显。关键在于，“外人之灭我国也，必并灭其宗教、灭其语言、灭其文字”，故无一不须保全。不过，排孔只是部分日本人的观念，另一些日本人则根本认为儒学正宗已转到日本，杨度注意到：“日本人之常言曰：孔子之道，不行于支那，而行于日本；支那奉其名，反而日本行其实；支那以为命题作文之具，而日本以为修身治国之道。”当日中国之人心国政，实不可谓为实行孔教者。这样的尊孔言论一转到中国，仍等于反孔；若中国所推行的孔子之道不过是“命题作文之具”，既存的体制便缺乏正当性。故杨度慨叹道，如此言成立，“则我国民更何所挟取自号为文明者？不惟其所本无者将取法于泰西，即其所固有者亦将索还于日本矣”（注：杨度：《游学译编叙》，《游学译编》1期（光绪二十八年十月），4页（文页）。）。
当年那些主张保存国粹的士人虽然未必同意中国所固有者已转移到日本之说，但大体接受并宣扬了真孔学在定于一尊之后便已失传的观念，而希望复兴原初的古学（注：参见罗志田《从无用的“中学”到开放的“国学”：清季国粹学派关于学术与国家关系的思考》，载《中华文史论丛》65辑（2001年3月）。）。他们中一些人正是从日本对华影响的整体性上看到了威胁之所在，黄节即喊出“亡吾国学者在日本”的警告。他认为，一国之立，必有其立国之精神，灭之则亡种亡国。而英俄灭印度裂波兰，“皆先变乱其言语文学，而后其种族乃凌迟衰微”。当西潮东侵时，已是“外族专制之学说”的中国学说面临“共和立宪之文明，相形之下，优劣之胜败立见也，则其始慕泰西。甲午创后，骇于日本，复以其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也。日本遂夺泰西之席而为吾之师，则其继尤慕日本。呜呼，亡吾国学者，不在泰西而在日本乎”（注：黄节：《国粹学报叙》，《国粹学报》1年1期。）！具有诡论意味的是，已注意到日本威胁的黄节大体仍接受了源于日本的观念，以为中国学之不竞是因为真古学已经失传。
黄节所观察到的一方面“骇于日本”，同时又因“同文地迩情洽而收效为速”乃倾慕日本的情形，正是日本影响巨大而持久的原因所在。此后留日学生在中国军界、政界、财界以至文坛，都有不容忽视的影响，直到1915年日本欲迫使中国接受“二十一条”才从根本上损毁了其长期的影响力，直接导致不少留日学生变得仇日。许多留美学生恰在那段时间陆续回国并开始发挥重要作用，顾维钧在政界的迅速上升和胡适在学界的“暴得大名”，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一种进行中的权势转移——美国在华影响的上升和日本在华影响的下降（注：说详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载《新史学》（台北）3卷2期（1992年9月）。不过，日本的潜在影响仍是相当广泛的，据张君劢回忆，一战后梁启超游欧期间，在见了法人柏格森后到德国，忽然想起“日本人所著欧洲思想史中，必推柏格森、倭伊铿两人为泰山北斗”，既已见前者，不可不一见后者。于是又联系了与倭伊铿的会面。则民初一度影响中国思想界甚多的这两位哲学家原来先就特别受日本学界的关注，这是非常值得认真探讨的。参见张君劢《学术方法上之管见》，载《改造》4卷5号（1922年1月）2页（文页）。），这是后话。而清季部分朝野士人很早就警惕日本影响的威胁，并在向其学习的同时试图有所抵御，很大程度上即因语言文字在思想言说中地位上升而得到关注使然。
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看来，国文的衰落与新学堂的设立和留学政策都有关联，他说：“立国于世界，其政治、学术、风俗、道德所以经数千年递嬗而不可磨灭者，莫不寄于本国之文字。其优美独到之所在，即其精神根本之所在。非是则国无以立。中国以文教立国，政治、学术、风俗、道德见于经传记载、足以匡扶世教、范围事理者，甲于五州，实由国文之优美，迥绝于五洲。”自废科举“广设学堂，采东西各国科学，期于取长补短，宏济时艰。而风会趋新，后生厌［旧］，故学校虽逐渐推广，国粹反日就湮微。加以数十年来，负笈出洋之士既多，其间卓绝坚定者不可谓无人；至于浅中弱植之徒，无旧学以培其根柢，而浸淫于彼国之文化，归国以后，辗转灌输，于是吾国文学愈有日即于萎缩之势”（注：《四川提学使赵启霖详请奏设存古学堂文》，《中国近代学制史料》2辑下册，517页。）。这里所谓出洋之士，基本应指留学东洋者，盖留学西洋而较有影响者如严复，正以古文著称，且在抵御东瀛文体方面，与主张保国粹者尚属盟友。
从前引宋恕所言看，他早已注意到清季“痛摈文词”的取向虽有理学先儒开其端，然也受“日本言文一致派泰斗福泽谕吉氏等”之影响；这将造成“古书将无人能读”的结果，则“于海外望国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之进化历史亦不合”（注：宋恕：《粹化学堂办法》（1905年），《宋恕集》上册，378页。）。宋恕所谓的“海外望国”也包括日本，但“先振古学、后发新知”的进化历史榜样更多是指时人常挂在口中的欧洲“古学复兴”或“文学复古”。既然日本也不过是学西方，则欧洲榜样应该更有说服力也更具“正当性”，而注重本国文字或文学正是欧洲复兴榜样的重要组成部分（注：参见罗志田《中国文艺复兴之梦：从清季的“古学复兴”到民国的“新潮”》，待刊。）。在具体的实践层面，宋恕其实更多主张学习日本，故其未必是有意识地用欧洲榜样来针对日本榜样；但在潜意识层面，这一表述所隐喻者相当意味深长，与国粹学派一面试图效法日本、一面又欲与日本有所区别的整体心态非常接近。
两广总督张人骏于光绪三十四年（约1908年）就日本人起草的《大清新刑律草案》上奏说，“法律者，所以范围天下；必须官民共喻，然后共知遵守。今《草案》悉仿东瀛，名词新异，语复拗折”，其中一些词汇不过是“中国衢巷俚俗之谈”。重要的是，“以特议一代之宪章，乃全袭他人之文法，似非政体所宜”。且此次“更订刑律，期与各国政治跻于大同。今专仿东瀛，实与欧西迥异。非独中国臣民素所未习，凡通商诸国亦无一与之同文；与其效法一国而令各国莫能相通，何如仍用中文而另备译本之为愈”（注：此奏折收入刘锦藻编撰《清朝续文献通考·刑考》卷247（台北新兴书局，1959年影印本，9924页）。）。其后面的论证颇类似宋恕的思虑，但表述则明白有力得多：如果“专仿东瀛”与效法和适应“欧西”相冲突，应该做出何种选择，对很多时人来说是已有答案的问题。
将欧洲“古学复兴”与日本明治维新并论是不少清季士人的习惯，惟在涉及本国语言文字一面，西洋与东洋榜样对中国人而言存在着重大甚至根本的差别：日本语言文字本受外国影响，针对汉字而言，拼音化实更带本土化的含义，再加上当时及后来“脱亚入欧”的倾向都较明显，故“言文一致”应当是进一步的拼音化；而欧洲诸国则不然，“言文一致”意味着疏离于中世纪通行的拉丁文而使用本民族的口头语言为书写文字，体现了更强的独立意识。随着近代尊西趋新大势的强化，起源于传教士的中国文字难这一观念在许多中国士人中间日益普及，且被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人识字率不高故影响“开智”的主要原因（注：关于传教士的观念参见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上海时代画报出版社，1948年）观念10-23页（本书承钱文忠先生赐借，特致谢忱）。在这方面政治观念不甚相同的各种新派有共同的自相矛盾，中国识字率当时究竟高或低，现在尚乏详实的研究，但从时人言说看，多数士人接受西方人人识字或基本识字的说法。问题在于，当说到中国政治专制时，趋新士人多认为民众识字少是由于君主“愚民”的结果；而述及文字本身，则又主张是文字艰深造成民众中识字者少。类似论调直到民国仍相当流行，其实两者皆传教士或租界中外人所创造，尊西士人不过逐其流而扬其波。本来中国传统最重读书，甚至发展到“敬惜字纸”的程度；所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是面向所有人的观念，极少见到劝导不读书的官方言论。就算有之，理论上文字难和愚民两者当然可以并行，但专制的愚民者竟然不知文字已难而仍努力诱导民众不识字，虽然可解释为“除智务尽”，然其“愚蠢”似尚过于一般民众（这又与清季新派言说中愚民者通常都超绝常人的形象冲突），又何能愚民？），因而出现了简化中国文字甚至再造中国新文字的主张，后者多与拼音化相关，更甚者则提出废弃中国语文而采用万国新语。
然而，由于“古学复兴”的一个重点本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章太炎等也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人却不能容忍用“万国新语”取代中文，结果形成一场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争论的主角是吴稚晖和章太炎，其中虽夹杂了一些个人恩怨，但主要还是基本文化观念的冲突。这一争论所涉及的当然不仅是革命党，民间一些致力于读音统一者固相当希望得到政府的支持，清政府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简体字，甚至出现了废汉文而用拼音化的“通字”之奏折。大体言之，语言文字的改与革是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的讨论牵涉甚宽，只能另文探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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