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中国思想发展史上，自由主义居有重要历史地位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由于特定历史场域的制约和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它虽然一度遭受冲击打压，却一直绵绵不绝，并从特定角度影响着中国的社会变革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层探究自由主义在中国潮涨潮落的主要原因，对推进中国思想文化建设有重要意义。
一、自由主义在中国的流变态势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的百年中国思想发展史，所呈现的是一个主流鲜明而又多元多样的整体态势。围绕着谋求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这一跨世纪主题，各种思潮冲涌而起，它们既各自确立又相互影响，从而使这百年间的中国思想界呈现出开放多元的鲜明特征。在这样一个思想发展历史进程中，自由主义思潮无疑居有重要地位。这一起于严复、中经胡适等几代人薪火承传的思想潮流，尽管始终未能成为百年中国的思想主潮，但与那些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非主流思潮相较，它的生命力是相当坚韧和顽强的，并在民间和学界占有较大的思想地盘，即使是在它深受打压而被迫滑向最低谷的时期，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也没有消失。可以说，如果我们不能真实面对自由主义思潮在百年中国的潮涨潮落，那么，我们对百年中国思想史的认识与把握就一定是残破的，而且对中国未来的思想走向的思考也可能陷入太多的主观想象。
二、自由主义为何难成主导思想
（一）时代向社会各个领域发出了救亡图存的威严命令。从所周知，当时光流至19世纪中后期，曾创造了辉煌历史的中华民族却进入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悲剧时代。东西方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猖獗横行，使世界东方这一泱泱大国陷入了被瓜剖豆分的空前浩劫。面对着这种行将国破家亡的民族惨剧，举凡有民族良知的中国人无不深感切肤之痛，整个中华民族也发出了求亡图存的悲壮怒吼。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时代便向社会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各个领域发出了威严的命令，要求一切服从救亡图存，一切为了救亡图存。而掌握着国家命运之舵的统治阶层甚至相当多的人们，又都认为在这样一个非常的年代所需要的是高度集中的威权政治和血与火与剑，因此自由主义当然不可能成为时代的主话语。
（二）自由主义被认为不是国家求强的最佳选项。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位有影响的自由主义者严复，他之所以要从英美模式中引进自由主义并竭力加以宣扬鼓吹，虽然也是为了救亡图存并使祖国早日致强，但面对着信奉专制甚至独裁这一威权政治的执政者，面对着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儒教思想和后来的日德极权模式、苏俄革命模式的强力影响，严复为使国家致强而发出的自由主义呐喊显然是太微弱了。于是，自由主义便不得不退居于非主流地位甚至一度陷入被严重边缘化的境地。
（三）缺乏市场经济，法制基础与民主政治的支持保障。西方的自由主义是基于市场经济与法制社会的一种政治哲学思潮，其根本目的是致力普通个人的普通幸福。民富、公正、人权、自由、民主、共和、程序、法理等等，是自由主义思潮常用的重要关键词。但正是在自由主义这样一些本质特征和核心内容上，以严复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自由主义者和以胡适为代表的第二代自由主义者以及其后的自由主义者们，都不同程度的进入了误区。严复的自由主义思想虽然比较接近西方的古典自由主义，并在关于开矿山、引外资等方面的论述中也体现了一定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但他却更多的把自由主义当成了国家求强的手段，而没有充分注意到自由主义致力于个人幸福这一本质内容。他虽然也抓住了古典自由主义致力于增加国民财富这一面，却没有把它上升到经济自由、政治民主这一层面。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第二代代表人物的胡适，从一开始就对古典自由主义学说中关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信心，他热衷的是一种社会自由主义，并对英国工党的反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颇感兴趣。他高唱的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却从不强调经济自由和代议政治。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严复等第一代自由主义者，还是胡适等第二代自由主义者，当他们先后为自己所信奉的自由主义而奔走呼号的时候，中国既无一个发育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更无一个健全的法制社会。在一个以垄断经济、独裁统治和人治模式为主的国家里面，自由主义的实现只能是一场梦幻。
（四）多种社会政治思潮对自由主义的冲击与打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末的中国思想界，既有传统思想的根深蒂固，也有各种西方思潮的纷至沓来。这些思想皆各具影响，其中有些思想如马克思主义更成为引领中国走向的主导性思想。它们的到来与活跃，必然会对自由主义形成挑战和冲击，从而大大冲淡了自由主义对中国人的吸引力。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思想，更因为自由主义与它们的尖锐冲突，而不时对自由主义进行打压。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这种艰难情状，在20世纪初、中期表现得特别鲜明。尽管自由主义在学界、民间仍有一定影响，但在那血与火的年代，它在强势政治力量的共同打压下，其生存环境之艰难也就可想而知。
（五）以儒教为本位的传统文化思想与自由主义思潮有尖锐矛盾。中国的儒教和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彼此虽有某些相通之处，但它们毕竟分属两种根本不同的传统，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们之间必然有矛盾和冲突发生。如在政治精神方面，中国的儒教非常强调君、臣、民之间尊卑有序的等级关三、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何挥之不去系，而西方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则是自由、民主和平等。中国儒教在国家治理和公共事务管理上，所表现的是一种明君贤相清官的政治想象，即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这种明君贤相清官的政治构想，仍然具有明显的威权性质。正是从这种意议上讲，中国儒教虽然强调以民为重，但这仍然是一种由政府本着安民抚民目的来行使政权的路线，而不是自由主义所主张的主要靠人民来伸张自己利益要求的路线。尽管民本思想的提出在中国儒教文化自身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它与自由主义所追求的民主政治显然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些差异的存在，必然使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儒教思想的冲突难以避免，并在有些时候和某些方面会表现得相当尖锐激烈。虽然中国的儒教文化显得有些老态龙钟，但它对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支配作用和巨大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自由主义面对着实力强大的儒教文化，自然显得势单力薄，难以抗衡。
三、自由主义在中国为何挥之不去
在中国，自由主义虽始终未能居于主流地位，但它始终顽强存在，从未销声匿迹，并以潜滋暗长的方式持续影响着中国社会的进程。只要一有合适的环境气候，它就会顽强地探出头来，甚至高高的浮出水面。自由主义在中国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顽强生命状态，自然有它相当深沉的原因。
（一）它体现了契合民心民意的理想诉求。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致力于普通个人的普遍幸福，努力使社会臻于善美和谐，同时也具有经民富而实现国强的价值取向。这种民富国强至善的价值取向，显然是深合中国民众心理的。由于自由主义的核心内涵体现了中国民众一贯的，普遍的和强烈的意愿诉求。因而能在他们心中产生强烈的对位效应。
（二）它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力量。在中国，顽固的封建文化思想并不会随着封建帝制的崩溃而一起消退，它仍然在深层上影响着国家的政治实践活动、经济活动、文化教育活动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反封建的任务也就必然相当艰巨和漫长并需要一种广泛联合的长期作战。自由主义凭着其对人权、自由、民主、公正和个性解放等关键词的呼唤与张扬，必然成为对封建主义的有力冲击和对民众现代意识的着力建构，并会从特定角度推进着中国的文化转型、政治变革以及走向现代的历史步伐。
（三）“两岸四地”的双向互动。自19世纪中后期以降，政治的利剑虽然曾一度斩断中国大陆与台港澳之间的联系，但它却始终斩不断比风更自由的思想。加之“两岸四地”有别的历史环境，不同的政治制度、相异的经济体制和个性鲜明的地域文化，这就为自由主义在“两岸四地”的潮涨潮落提供了有异的生态环境。总体来说，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港澳，自由主义在政治、经济、法制、文化以及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各个方面的实现都比大陆见好。但是，中国“两岸四地”的思想文化又始终是双向互动的，尤其是到了20世纪后期，大陆学界和民间就更多地看到了海峡彼岸与港澳地区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的鲜活表现。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两岸四地”一直是此伏彼长、潮起潮落，并在20世纪末期的中国有了更大的思想地盘。
（四）中国文化有巨大的包容性。就像海洋汇纳百川一样，中国的文化胸怀一直是相当开阔的。即使是在古代，中国文化不仅完成了自身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汇融合，而且一直在实践着与其它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相互交流。这种持久不懈、多种多样的文化交流，造成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鲜明的开放性和很强的消化力，并由此奠定了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基本格局。降至19世纪末和20世纪，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汇，对西方文化、思想学说与科学技术的大量引入，更成为百年中国文化鲜明的世纪特征。西方的自由主义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刚刚形成之时便经由严复等人的译介传播而滥觞于中国大地的。从思想史的角度观之，严复在甲午战争后所发表的《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震动一时的文章，其突出的历史性贡献正是在中国第一次把自由当作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别和富强的关键；而从中西文化交流角度考查，严复不遗余力的努力，则开辟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先河。自由主义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思想文化的一个分支，也由此开始了它在百年中华思想文化历史河床中的前行历程。
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近期态势
当岁月流至20世纪末期和21世纪初期，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法制建设的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步伐的加快，以人为本、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和对外开放力度的进一步加大，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似乎获得了它前所未遇的良好生存环境。“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久处被压抑状态的自由主义很敏捷地从低谷之中挣脱出来，于1990年代末开始再次高高浮出水面，并在经历了它与新左派“双水分流”的短暂四、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近期态势局面之后，在中国思想界逐渐形成了它与文化保守主义、新左派“三足鼎立”的当下格局。作为目前影响最大的三个思想流派之一，自由主义似乎显得尤为卓然不群。因为他既没有对过错与负面影响负责的历史包袱，又具有一个力量相当强大的国际背景。经过10余年的公开言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大陆已占领了越来越多的思想地盘，而从接受对象日众这一角度观之，文化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似乎都无法与它相比。尽管它所主张的政治自由主义仍无实现的现实可能性，而只是在民间不断扩大着影响，但它所追求的文化自由主义却早已成为现实，它所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也已经成为政府经济改革的主流性指导理论。这种情形虽使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呈现为一个矛盾的共生体，它自身尤其是在政治自由主义上的“激进”立场也需要进行调整，但与文化保守主义和新左派相较，它在民间和学界又显然居于主流地位。和19世纪末期至20世纪末期任何一个时段自由主义的历史境遇相较，当下自由主义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最好时期。自由主义在当下这种发展势头，使我们不得不展开这样的想象，在将来，它或许会在中国思想界产生更为深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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