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是值得关注的语言现代化问题
俞孔坚（2004）指出：“我们现在的建筑更多是在模仿古人，模仿中国的古人，模仿欧洲的古人，我们使用的建筑语言都是死的语言。中国当代要有活的城市，就必须使用活的语言，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言。”
俞孔坚本来是借用语言现代化来说明建筑现代化的问题。可是，我们反过来正好说明1919年以来的中国语言现代化的问题。应该说在这近100年的发展中，我们在中国语言现代化的道路上不断前进。但是局部时间和空间的倒退经常出现。如果一种倒退行为只是作为一种文化补偿表现出来，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成为一种普遍的时尚，就值得我们关注了。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复古倾向就是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
“学术语言文言化”指部分学术著作的叙述语言大量使用文言成分甚至整个文章使用文言。“文言文”作为一种脱离口语的书面语，虽然占有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书面语生活，但是在20世纪初期“白话文运动”废除了。这应该是时代的进步，是语言现代化的表现。但是不到100年的今天，又有从学术领域开始复古文言文的倾向，甚至在高考作文中使用文言文得到鼓励。（彭泽润2001）
客观地说，在一般交际中，根据需要使用一些来自文言但是被现代汉语系统接纳的词语，例如“获悉”、“诞辰”、“口是心非”等），或者类似的语法格式，例如“人不人，鬼不鬼”等，都是正常的。在学术论著中，由于引用的需要，或者在叙述中由于习惯作用偶尔使用一些文言成份，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目前在一些古典文化例如古代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研究领域，有一些论著出现的文言化倾向越来越强烈，就应该引起警觉了。
二、学术语言文言化的表现
1．整体使用文言文
整体使用文言文，主要表现在一些著作的序言、跋言。
2001年出版的一套“中国文化大观系列丛书”的《总序》整体使用文言文。例如：
“文化者，民族灵魂之光也。雄浑浩茫之文学艺术，博大宽容之哲思气质，生生不息之民族精神，兼收并蓄之文化表象，实乃中华民族灵性之结晶。中国文化品格，重各类学术文化精神之融合，而恒以完美人格之形成和民族文化之宏扬为旨归。……知言在于知人。盖人者，关乎文化精神之消长，民族气运之盛衰也。鉴于此，予以为，文化之根系于人。文化之创造，诚当日新其德，通其变以不倦；月新其视，刚健笃实以辉光。故而，冷峻把玩与审视国宝家珍，重塑华夏审美文化人格，乃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之要旨。”（江溶《中国儒学文化大观》总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999年一部《佛经文学粹编》的序言也是这样。例如
“余也不敏，睹斯郁盛，常企采撷佳胜，方便赍呈读者。本集编次，盖因乎是。昔年秋杪始冬，亟赖胡君襄助，要诸学契，了彼夙敦。研核旧藏，抄摭往记，勘验精华，疏通辞句。别类增门，逐条比例。钩索事源，务期脉胳昭彰；商详疑点，愿令经文晓达。投笔下笔，常存纰谬之忧；读书注书，尽属因缘所系。淹迟日积，甫毕厥功。猥蒙上海古籍宽宏见录，惠予审稿付梓。新镌捧手，得失自知；友辈断金，慰欣何限。纵伊怀之难述，惟乐悦之在兹。浅才未照，识解未周，明哲倘览，挥哂可耳。”（陈允吉《佛经文学粹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读这些文言文章，似乎使人不知道自己是生长在21世纪还是又回到了100年前的文言文时代19世纪。
2．夹杂使用文言文
夹杂使用文言文是在现代汉语中大量使用一些并非必要的文言词语和文言句子。在词汇方面，例如不说普通话有生命力的“说”、“指出”、“记载”等，而说普通话口语根本不用的“云”、“言”、“曰”；不说“源头”、“创始”，而说“滥觞”、“发轫”；不说“接近”、“几乎相同”，而说“庶几近之”；不说“属于这类”，而说“殆此类矣”；不说“不再多说”，而说“不再覼缕”；不说“过去的学者”，而说“耆旧”；不说“抽空”，而说“拨冗”；不说“杰出”，而说“翘楚”；等等。这种现象大有泛滥成灾的趋势。
除了文言词语的使用，还出现了一些在五四时代就被淘汰的文言格式。例如“抑……抑……乎”、“何其……奈尔”、“……孰若……”、“窃以为……”、“与其…毋宁……”、“……之谓”、“……之谓也”，等等。
三、学术语言文言化的不正确的理由
1．看的语言和听的语言可以不一致
中国流行一种“学说”，认为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写给别人“听”的。书面语和口语一致是不可能的。甚至认为，文言不但简洁、优美，而且节省节省纸张，提倡白话等于提倡浪费。这种“学说”曾经在“五四”运动以后不久的复古思潮中流行，今天又改革开放的新中国抬头。
能针对这个理由，周有光先生指出：“在文言时代，的确文章是‘看’的，不是‘听’的。文言读出来是听不懂的，只要求能看懂就够了。可是，时代变了。一百年前就进入‘传声技术’时代。日新月异的传声技术都要求文章读出来能听得懂。听不懂的文章不便于信息传输和语文转换。只能看得懂、不能听得懂的文章，不是好文章了。”（周有光1997，第41页）
2．继承传统文化和前辈学者的语言风格
有人认为，传统文化的书面记录一般采用文言文，有的学术大师是用文言或者半文半白的语言写学术著作的。因此现在的学者在继承的过程中也自觉和不自觉模仿，应该是继承前辈语言风格的表现。
不用说古代，即使在1919年前后的近代和现代，确实有一些学术大师，例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钱钟书等都曾经写过学术水平一流的文言论著，甚至有的终生都用文言文写作。但是绝对不能因此认为，他们的学术成就高在于采用了文言文这种表达形式。众所周知，他们的杰出、伟大，是由于他们表达的内容有超越前人的学术观点和与时俱进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他们往往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但是，由于他们接受传统教育的时候没有学习活的共同口语，书面上使用文言，学术界还没有及时养成用白话写作的习惯，或是由于学术脱离大众缺乏学术语言口语化的客观要求，使他们的写作不能完全采用现代白话文。应该说，用文言写作恰恰是这些大师在语言过渡时期可以原谅的缺陷，而不是他们的优点。
在21世纪这个互联网络时代，可以说，普通话不断普及，人人都具备使用白话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不必再去模仿前人落后的语言习惯了。研究古代语言和古代文化的学者最有条件使用文言，于是带头形成使用文言的新现象。其实，使用脱离时代的语言是共同语没有普及的时代迫不得已的低效率行为。我们不是学习前人再语言上这个消极的方面，而是要学习他们组织语言的技巧。
3．适应古典文雅的修辞需要
有人认为文章不写得“古典文雅”，就不足以表现水平和份量。一些语言学者和语言教材甚至把使用文言当做一种积极的修辞手段提倡。认为很受到“欢迎”，值得提倡，“在一定的语境中，文言也可以成为一种可能规范。”（田小琳《由社区词谈现代汉语词汇的规范》，见陈章太等编辑《世纪之交的中国应用语言学研究》第243页，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1999，）
不能否认人们的这种审美心理。但是，这种审美需要付出的代价太大，而且也不是语言的主要审美需要，更加不是对语言主要功能的追求。我们知道，每个时代有不同的服装，电影电视表演或者服装表演可以穿古代样式的衣服，但是有多少人会在现实生活中穿呢？也许有人就会反问：学术语言不就是一个特殊领域吗？不对！学术领域不是艺术，不是休闲娱乐。如果出现相声、小品等艺术节目中，就可以接受。即使这样作者也要用现代语言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否则欣赏人无法顺利欣赏。可是，我们现在一些写文言的学者似乎生怕读者看懂他的意思，似乎与读者捉迷藏。
四、学术语言文言化的危害
1．违反国家语言法律
200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国家的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国家推广普通话”。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另外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扫除文盲工作条例》、《民族乡行政工作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等法规都规定了推广普通话的内容。显然，使用文言写作是推广古代汉语而不是推广现代汉语普通话，违反了以上法律。
2．对青少年的语言使用造成复古倒退的误导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人员，尤其是教授、研究员、博导、硕导，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在广大青少年心目中都是特别值得学习和崇敬的人物。他们的言行往往会成为青少年模仿的榜样。被媒体大力炒作并且引起教育界关注的2001年高考中出现得到满分的文言作文《赤兔之死》，就是一个典型事例。这个事件，显然不能掉以轻心，因为它代表了个别人掀起的文言复古思潮对青少年的直接影响。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3．不利于汉语信息处理
在多媒体网络传播日益发达的今天，文言学术论著却只能看不能听，甚至看也看不懂，实在很不正常。文言学术论著越多，造成的信息处理的困难就越大。
4．不利于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现在外国人学习汉语出现热潮。但是他们学习的往往中国国家推广的普通话。如果中国的学术论著采用文言，会使他们学习汉语失去学术价值。难度还要外国人再学习古代汉语？
5．不利于学术事业继承和科学普及
在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学术应该是向广大人民群众敞开的。出版物的口语化，是现代先进国家语言生活的通用规则。学术成为个别人垄断的专利而不被广大人民群众知道的愚民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包含学术性的报刊大量发行，例如《中华读书报》、《读书》、《书屋》、《博览群书》、《随笔》。人民群众对国家学术事业的关心呼唤着学术语言的通俗化。
参考文献：
[1]彭泽润.不应该提倡用文言文写作[j].曲阜：现代语文，2001，(10).
[2]俞孔坚.我在进行城市启蒙运动[n].广州：南方周末，2004-11-4.
[3]周有光.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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