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顾炎武；道；道统论
梁启超曾说：“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又评价其有“‘筚路蓝缕’之功，不能不推顾亭林为第一”，“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1。顾炎武学术成就被学界广泛肯定更多在考据、经世方面，而对于他学术中蕴含的义理阐述较少。顾炎武在讲考据的同时也在讲义理，尤其对先秦儒家经常阐述的“道”多有发挥，在宋儒“道统论”的基础上，更是建立了自己的“道统”学术思想。
一、中国古代“道统论”的形成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概念，从先秦诸子到清朝晚期，很多学派和学人都给出了自己的理解。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名之曰大。”2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2
儒家学派对道也有自己的解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3，“一阴一阳之谓道”。“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4。郑玄注：“道，多才艺者。”4
在继承先秦儒家学派对道的论述的基础上，后世的儒家学者逐渐构建了“道统”体系。孟子曰：“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5
继承孟子的思想，韩愈说：“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6后来朱熹说：“盖自上古圣神继天立极，而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其见于经，则‘允执厥中’者，尧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圣圣相承：若成汤、文、武之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为臣，继皆以此而接夫道统之传，若吾夫子……其功反有贤于尧舜者……颜氏、曾氏而得其宗。及曾氏之在传，而复得孔子之孙子思……自是而又在传以得孟氏。”7至此“道统论”体系最终完成，并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思想8。
二、顾炎武对“道统论”的诠释
顾炎武总的学术思想根源是来自先秦儒家典籍，他着重从先秦儒家经典的角度对“道”和“道统论”进行了重新解释。
（一）提倡先王之道
“先王之道”是古代儒家典籍中经常出现的词语，如“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9《孟子》中也有“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
可见“先王之道”是上古先王综合运用礼、乐、仁义、孝悌等原则来治理国家方法，以求达到政通人和的目的。董仲舒说：“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10虽然这种美好制度多少有些幻想色彩，但此后的帝王多把实现“先王之道”作为目标，即“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
顾炎武提出只有恢复“先王之道”，才能扭转明末政治昏暗，群臣的互相倾轧以及社会混乱的景象。而由谁来推行“先王之道”则是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顾炎武认为儒者和生员应该负起责任。他说：“国家之所以设生员者何哉，盖以收天下之才俊子弟，养之于庠序之中，使之成德达材明先王之道，通当世之务，出为公卿大夫，与天子分猷共治者也。”11
但是现在儒者们却沉浸于科举之中没有起到推行“先王之道”之责，所以顾炎武首先认为应该改革科举制度。顾炎武对科举有较深的认识。他曾经多次参加科举，先后在科举考试上白白浪费了十四年的光阴12。他看到了当时学人不求学问，只求功名的现象。他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面对这种“孔孟之道”不行的世风，顾炎武发出了“废天下之生员而政府清
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13这样振聋发聩的呼喊。虽然这种思想在当时无法实现，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顾炎武希望恢复“先王之道”，使得政治清明百姓安居的愿望。
其次，顾炎武提倡“先王之道”反对“小人之道”。他说：“唐书载尚书左丞贾至议曰：‘夫先王之道消则小人之道长，小人之道长则乱臣贼子生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渐者何谓？忠信之陵颓，耻尚之失所，未学之驰骋，儒道之不举，四者皆取士之失也。”13“小人之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儒道之不举”。
最后，顾炎武认为只有“先王之道”得以实行，“儒道”才能发展和昌盛。顾炎武认为“先王之道”只有依靠儒者才能传承。因此他说：“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佑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这里顾炎武肯定了“周程张朱”，“颜曾思孟”等人对“先王之道”传承的贡献。
（二）圣人之道
儒家把尧、舜、禹、周公、孔孟等人尊称为圣人，而后世学人们只有尊崇“圣人之道”才算真正体会儒家的内涵。历代大儒把“圣人之道”看得极为重要，如《礼记·中庸》载：“太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14这里赞美“圣人之道”的伟大，是世界万物的发源，并把它和天等同起来。 顾炎武也看到了“圣人之道”在儒家学说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经过宋代以来理学的改造，“圣人之道”已经湮没无闻。他说：“试问百年以来，其能通十三经注疏者几人哉？以一家之学，有限之书，人间之所共有者，而犹苦其难读也，况进而求之儒者之林，群书之府乎，然圣人之道，不以是而中绝也。”顾炎武认为由于儒家经典的逐渐增多，最初的西汉六经发展为唐宋的九经，最后清朝又扩展为十三经，使得学者要想读通这些经书是不可能的。因为经学的日益繁多，人们无法尽读，这就间接导致学者都空谈成风，干脆放弃了研读经典，从而使得“圣人之道”“中绝”。
为了恢复圣人之道，顾炎武从“体”、“用”、“文”三个层面入手。
第一，关于“体”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达到“圣人之道”，对一个人的内在修养也有要求。他说：“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已有耻。”提出了在学术方面要做到博览群书，在个人行为上要有羞耻之心。要想达到圣人，就是对待自己要以“忠”为标准，对待他人要以“恕”为准则。即“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当“行有不得者”时要“反身修德”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15就“可以入圣人之道矣。”
第二，关于用的方面，顾炎武提出要想达到“圣人之道”的标准，还要从自身做起，从日常生活中开始和体会。他说：“圣人之道，未有不始于洒扫应对进退者也。”“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顾炎武去除了圣人之道的神秘性和神圣性，让人感到圣人之道不是遥不可及，高不可攀的，只要每个人从洒扫应对进退等小事做起就能达到圣人的标准。由此他认为：“圣人之道，所谓备物以致用。”
最后关于“文”的方面，顾炎武认为，要想恢复“圣人之道”，就要抛弃后人添加的经书而只求诸于六经。所以他补充说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尚其占”。《易经》中蕴含着“圣人之道”，而要想明晰其中的道理，就要“以《诗》《书》执礼，而《易》之为用，存乎其中，然后观其象，而玩其辞，则道不虚行，而圣人之意可识矣”。顾炎武最后把全部“六经”都囊括进“圣人之道”中来。
以上顾炎武的思想正和儒家的“内圣外王”思想观相符合。《庄子·天下》说：“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16后来这一思想为儒家继承，特指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内圣”，就是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就是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内圣外王”指的是内有圣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是人格理想及政治理想两者的结合17。顾炎武提倡的对内要“忠恕”，“博学于文，行已有耻”；对外要“洒扫应对进退”，“备物以致用”。正是继承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的体现。梁启超说：“‘内圣外王之道’一语包举中国学
术之全体……其旨归在于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所谓古人之全者即此也。”18
（三）六经之道
顾炎武很尊崇“六经”，他认为孔子之所以被称为“素王”可以与上古圣王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之中相媲美，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删述了“六经”。他说：“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又认为“六经”集中了上古圣人的所有智慧，后人不需要进一步加以创造发明，只要明了“六经”的含义就可以了。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而孔子之圣，但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是故六经之业，集群圣之大成，而无所创矣。”
虽然“六经”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但在流传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到了董仲舒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六经”才重显于世。顾炎武在诗歌中描述了“六经”由“绝”到“盛”的过程。他说道：“微言既以绝，一变为从横，下以游侠权，上以刑名衡，六国固蚩蚩，汉兴亦攘攘，不有董夫子，大道何由明，孝武尊六经，其功冠百王。”19
明代学风空疏，人们多不习“六经”。江藩在《汉学师承记》中不由感慨道：“有明三百年，四方秀艾，困于帖括，以讲章为经学，以类书为博闻，长夜悠悠，视天梦梦，可悲也夫！”20顾炎武身处于那个时代，他尖锐地批评明代的学者不读经典，读书只是为名而已，“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顾炎武指出明人乱改经书，他说：“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最后顾炎武感叹人人不识“六经”，使得孔子之道无法施行，“尼父道不行，喟然念泰山，空垂六经文，不覩西周年”。
顾炎武提倡回到经典中去发掘古人之意。他认识到，通过对“六经”的研读，在上可以与先秦儒家的“圣人”、“先王”思想相沟通，在下可以作为自己建立学术体系的立足点。顾炎武正试图借助于“道”的内涵和外延着手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而“六经”正是汇通“道”与“学”的关键。从此顾炎武便开创了后世乾嘉学派以“六经”为本源的学术路径。
三、结论
“道统论”最初从孟子开始就构建的儒家正统学说，最终由宋儒发扬光大，占据了从宋至明的中国古代思想界的主流。到了清代，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清代学者有感于明代政治的腐朽，纷纷认为是学术上的空疏之气导致了这一结果。因此清代学者纷纷对宋明理学加以批判，由此清代考据学风成为了学术界的主流，同时也涌现出一批学人，形成了乾嘉考据学派。由于清代学人对宋明理学的否定，使得“道统论”也失去原来的地位，逐渐不被人们所提及，但它的影响犹在，还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虽然顾炎武也反感宋明理学的学风，但对于宋明理学的优点也加以吸收与改进。正是受到宋明理学的启发，顾炎武从先秦典籍中挖掘并重新阐述了“道统论”学说，借助儒家传统的“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和“六经之道”，赋予了“道统论”以新的内涵。顾炎武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对后世学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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