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政党实践中根据不同时代的实践背景而建设的党内有机政治文化系统。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政治实践表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治本之策。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诉求不同于一般的党的建设价值诉求，它对党的建设科学化、体系化、规范化和全面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注重党的价值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以党的建设主要内容为依托，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系架构可分为价值体系、运行体系与方法体系三个层次，而政党法治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制度保障，是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政党法治；制度保障
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党实践中在其组织内部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精神观念与制度规范的复合系统，包含以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性党内政治文化与以制度规范为主体的实体性党内政治文化两部分。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已经成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治本之策。推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前提，应为其设定一个基本的建设体系架构并为其提供一个严密的制度保障，这是当前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必然和应然的理论应答与现实应对。
一、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涵
要厘清党内政治文化概念的内涵，首先应明确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的关系。（一）政治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关于政治文化的概念，美国学者阿尔蒙德等人在《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中将其界定为一个民族在历史与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并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29。这一定义实际上受当时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影响，打上了深深的行为主义政治学的烙印。有学者认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核心任务是对个体行为偏好的探讨，而一旦深究偏好的来源，这就需要涉及到文化。[2]因此，行为主义研究范式尽管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一度衰落，但它一直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流范式。政治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为我国学者关注，并于90年代以后在我国社会科学领域成为研究的亮点与焦点，其研究范式也普遍受到行为主义的影响。因此，从问题意识分析而言，西方视角中的政治文化产生于行为主义革命和比较政治运动之中，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则源于其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以及自身建设的实践。从两者关系来看，党内政治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政治文化，是诞生于中国共产党内的一种政治文化。但是，党内政治文化相较于政治文化更具有政党组织的政治属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具有高度组织性的政党，因此，要从党的组织行为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动因来解释党内政治文化，组织文化对党员日常行为产生着重大影响，从这一层面讲，党内政治文化是一个解释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实践中一切行为背后文化动因的概念，它对广大党员干部的影响是长期而深远的。从组织的政治属性来解释党内政治文化，是指政党总是以政权作为活动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因此党内政治文化既不是一般的政治文化，也不是一般的组织文化，而是附加崇高政治价值观的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党内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革命文化为源头、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党性的文化。”[3]431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政治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指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文化性”——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说明了党内政治文化的“革命性”———以革命文化为源头，强调了党内政治文化的“时代性”———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主体，突出了党内政治文化的“原则性”———充分体现党性。（二）政党文化与党内政治文化政党文化是指在相应的政治文化环境与一定的经济社会制度中萌芽生长并发展起来的、由政党实践并在其组织内形成的“相对稳定且相对独立的精神观念和制度规范的复合有机体”[4]297。作为政党意识的集中体现，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灵魂。从外在表征看，政党的组织特性与一般规定性都会通过政党文化反映出来，以此区别于其他社会组织，政党的政治价值观、政治信仰以及政治纲领等都以政治文化为标识凸显出其作为政治组织的不同特点。从内在特质看，政党文化是指党内成员与党组织行为的心理因素、政治态度与情感、价值观等。因此，党内政治文化与政党文化在系统结构、内容、构成要素、特征等方面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党内政治文化来源于政党文化，来源于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渗透在党内生活与党的建设各个方面，是政党文化的核心，是政党性质的根本表现。与政党文化相比，党内政治文化是党内成员整体的党性修养与政治价值观的集中体现，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既有利于保持与增强党的先进性与纯洁性，同时也能提升党员对党的忠诚度，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与支持度，并且有利于生成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态的良性基因，对党内政治生活有着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它比政党文化更能将政党组织的特殊性凸显出来。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将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定义为：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政党实践中在其组织内部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具有强烈政治属性的精神观念与制度规范的复合系统，包含以共产党人价值观为核心的观念性党内政治文化与以制度规范为主体的实体性党内政治文化两部分。这一定义有两方面的考量：一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一日之功，而且其形成具有客观必然性。这种概括有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党内政治文化，充分认识党内政治文化的变革、转型和创新的深层次动力；同时，党内政治文化所具有的独立发展能力和相对稳定性以及对社会产生渗透的功能，使我们明确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意义、难点所在。二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形成是一种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国共产党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由党的价值取向、组织心理理论学说等组成的观念性的党内政治文化和以党的规章制度为主体、由党的行为作风等组成的实体性的党内政治文化两部分。两部分彼此联系、不可分割。其中，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等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内显，党内制度规范则和党的行为作风是党内政治文化的外化，不同要素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中正确处理精神要素和制度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利于增强党内政治文化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
二、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现实意义
首先，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政党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要。中国共产党从其产生到发展壮大，一方面要依赖全体党员对党的奋斗目标、信仰和原则的支持和追求；另一方面党的执政理念与具体政策也要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立足于时代变迁，通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能够赋予党的宗旨和价值追求以新的时代内涵，健全党内规章制度体系，加强党的作风建设，为全体党员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环境，进而不断提高党员对党的价值目标的认同度和归属感。同时，党内政治生态的持续优化也会产生良好的“外溢”效果，使党内政治文化对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导向和引领功能越来越大。其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推动政党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现代政党政治的重大命题之一就是实现政党现代化。政党与现代化紧密相关，政党既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现代化的发展也推动着政党自身的变革，政党现代化主要体现在政党内部传统政治因素与现代政治因素随着政党实践的深化而此消彼长，直至“最终实现传统政党向现代政党的量变到质变的全面变革”[5]。因此，对所有政党而言，特别是对一个领导着现代化的政党而言，“客观上的确存在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6]28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推动自身现代化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反复强调党的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就是党为了适应新时代国家治理需要而提出的战略目标，也是党为了适应新时代所面临的国际境遇和国内挑战而推动政党现代化所实施的重大战略步骤。无论是什么样的政党，要实现自身现代化，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都是其内在要求，因为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特别关注以政党核心价值观为中心的系统化建设，同时也涵盖政党的结构、法规、作风等基本要素的建设。因此，从这个层面看，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目标与政党现代化具有一致性。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能够使党紧跟时代步伐，融入到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在共产党人价值观、党的意识形态观念、党员队伍素质、党组织结构、规章制度体系以及作风等方面全面提高党的发展科学化水平。可以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实现政党现代化的基本途径，党内政治文化现代化又是实现党的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某种程度上党内政治文化现代化就是党的现代化。再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政党应对国内国际各种挑战的客观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国际挑战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政党尤其是发达国家执政党的挑战，这种挑战是不同政党意识形态斗争或不同阶级利益纷争在政党政治中的体现。尽管当前不同意识形态政党之间的合作在加强，全球经济一体化成为时代潮流，但国家之间、政党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也从未停止过。谁要在这种斗争中略胜一筹，不仅取决于国家硬实力的较量，更取决于国家软实力的比拼，而政党的党内政治文化软实力则是国家软实力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国内挑战更为复杂，包括“四种危险”和“四大挑战”，等等，因此党要时刻进行“伟大斗争”。这就决定了党要不断建设“伟大工程”，做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不断提高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能力。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能够极大地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增强党的各级组织应对种种风险与挑战的能力。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党在坚持统筹协调原则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提高党内政治文化的品质上，进而形成一种“先进的、健康的、富有生机活力”的党内政治文化氛围。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政党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尽管这一过程不会一帆风顺，但与时俱进地创新党的建设理论和时不我待地推进党的建设实践，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可能条件。中国共产党现已积累的丰厚的党的建设理论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经过近百年发展，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中，在意识形态、规章制度、行为作风、政治建设等方面所累积的经验已经十分丰富，这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和思想指导。党近百年的建设实践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一方面，作为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党，在自身的建设实践中拥有丰富的建设经验，这为新时期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实践的可能。如在民主革命早期党就注重从思想上加强自身的建设，提出“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7]87，强调“有争论的问题，要把是非弄明白，不要调和敷衍，一次不能解决的，二次再议，以期得到明晰的结论”[7]89，90，这些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历史实践所取得的经验值得借鉴。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的失误也可以从反面为今天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诸多的思考。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建设都曾经受过“左”和“右”的干扰，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失，因而这些教训对于今天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具有一定的警示意义。
三、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体系架构
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包括党的政治、纪律、作风、思想、意识形态等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元素，通过对这些元素进行建设并加以统筹协调，能够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并在党内形成充满生机活力且与时俱进的政治文化形态。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核心，囊括党的规章制度、行为作风等基本元素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实际上也是在党的建设基本架构中运行与发展的，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基本框架与党的建设的基本框架存在一致性。然而，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诉求有别于一般的党的建设价值诉求，它对党的建设科学化、体系化、规范化和全面化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注重党的价值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因此，以党的建设主要内容为依托，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系架构可分为价值体系、运行体系与方法体系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价值取向，这关系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精神动力与指导思想，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核心。从所有成熟的政党来看，拥有明确的价值目标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核心元素，但仅有核心价值目标还不能构成一个科学完整的价值体系。因此，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首先要对既有的价值目标加以充分发掘，科学设定以核心价值目标为轴心的价值目标体系化路径，从而使党内政治文化在价值观上的吸引力更持久和更有说服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实践主体，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追求必然是对政党的价值实践目标的承载，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价值体系就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内核，囊括“忠诚老实、光明坦荡、公道正派、实事求是、艰苦奋斗、清正廉洁”等一整套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价值体系。中国共产党从诞生时就将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而共产主义这一宏大目标落实在每一个时代，就体现为共产党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价值追求上，这就从源头上避免了很多西方政党把竞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一些零星价值诉求的思维模式上，这也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虽然历经近百年，但因为拥有一套科学的价值体系，并能根据不同的时代要求适时地对其价值体系进行补养，因此，中国共产党虽历经磨难，但始终团结一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靠的就是崇高理想的目标吸引力、道德感召力和价值凝聚力。第二个层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运行体系，是指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容体系和制度支撑体系的总和，这一体系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具体操作框架和实践保障平台，属于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体系的基础。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在这一基础层面上，与党的整体建设是基本等同的，表现为以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等为主要内容的系统化、全面化和规范化建设，是把党作为一个“伟大工程”而进行的系统性建设。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现象，需要联系具体的政治环境通过具体的政治实践体现出来。如果政治内容扑朔迷离，党内政治文化建设也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迷失具体的工作目标。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要求建立以党的建设全部内容为基本框架的运行体系，这就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一个不竭的资源系统。党的政治建设作为党的根本性建设同时也是党内政治文化的根本性建设，为形成正确的价值体系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这个资源系统中，制度建设带有双重性功能，一方面，它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得以顺利实施的保障系统，“党内法规制度是滋养培育先进党内政治文化的重要保障”[8]。制度的强制性特点使得先进的党内政治文化的赓续传承不仅需要发挥全体党员身正为范的榜样作用，而且其践行贯彻也有了权威的党纪党规的严格保障。另一方面，制度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运行体系的重要构成要素。制度与文化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正式制度往往从脱胎于文化积习的非正式制度而来，非正式制度是指如“习俗、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9]，因此，政党的制度中沉淀着政党的价值观和政党精神，同时党内规章制度也可以塑造党员的行为，可以通过严格贯彻和执行党内制度而涵养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方式和形成健康的党内政治生活习惯。党的规章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既较为全面而稳定地反映着党的思想意识形态，坚决捍卫着党的价值原则和价值追求，也为党自身的正常运行提供有效的制度平台和基本框架。因此，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必须将制度建设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党内大力培育制度文化。作风建设（行为建设）因为党员行为作风的外在性特点也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尤其是对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党来说，党的理论和奋斗目标经过长时间的宣传已经为人们耳熟能详，因此，当前群众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政党的行动上尤其是党员的行为作风上，这就要求必须将党员的行为作风建设适时纳入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运行系统中去，培育养成一种与党的思想意识形态、规章制度要求、价值追求目标相一致的行为文化。第三个层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是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针对现实情况所要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和方法。方法对于解决问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毛泽东对完成任务的方法高度重视，他曾将任务和方法比喻为过河与桥和船的关系，指出只有解决桥或船的问题，才能完成过河的任务，“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7]139。作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需要有效的运行体系的实践支撑和价值体系的精神给养，也需要一套符合实际需求的科学方法加以保障。一般来讲，这一方法体系包括宏观哲学层面的根本方法、中观层面的思维方法和微观层面的具体工作方法。根本方法是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重点解决新时代要建设什么样的党内政治文化、怎样建设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的问题。思维方法是指在建设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中要有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创新思维，其中，战略思维是指建设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要在时间上有大视野、空间上有大格局和行动上有大定力；历史思维是指要了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昨天、把握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今天、开创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明天；辩证思维是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底线思维是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忧患意识和风险意识，运用“木桶原理”，防止任何形式的党内不良政治文化侵蚀党的健康肌体，要善于补短板、强弱项，掌握主动、化解矛盾；创新思维是指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过程中要敢于抛弃不合时宜的观念、体制和做法，勇于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具体的工作方法是指将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方法、思维方法进一步转化为具体科学的工作方法，这包括对每一时期党内政治文化进行顶层设计、整体推进、狠抓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精准发力、精细管理。总之，与制度不同，方法是在基本价值体系匡约下人的思维灵活性的具体体现，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方法体系既体现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追求，也是其践行价值追求的辅助工具。将这些策略和方法加以凝练、总结进而形成一套方法论体系，对推动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四、政党法治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
作为政党生存和发展的两翼，政党文化和政党法治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是指“为了更好地发挥党的民主品性和民主职能，依据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来保障政党权利和规制政党权力，进而把党的内部行为、执政行为和领导行为纳入法治化轨道。”[10]政党法治是自党成立以来，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之后推进政党现代化的一种必然结果。政党法治作为推进党的建设的一种方法，它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理性选择，只有不断加强政党法治建设，利用法治对政党行为进行理性约束，才能使党内民主得以充分彰显，才能消弭党内的个人专断，避免人亡政息的历史厄运。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的要件性因素———党内法规制度一旦形成科学的体系，便对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支配性作用，这是因为真正先进和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都应当纳入法治化的轨道，离开党内法规制度的轨道，不仅会使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以文化人”的积极作用，而且在党内不良政治文化的浸润中甚至还会走向它的反面。因此，政党法治不仅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应有之义与内在需要，还是党内政治文化发展的路径依赖和保障机制，它既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形的法治根据，使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可操作性，而且也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提供了无形的价值指引，使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具有鲜明的方向感。先进、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党内政治文化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总是在同腐朽、庸俗、落后的政治文化的比较和斗争中发展并壮大起来的，离开了健康的党内法治环境不仅难以推动党内政治文化与时俱进地发展，而且已有的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成果也可能丧失殆尽。因此，以政党法治作为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制度保障，是当前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第一，新时代政党法治能够有效维护党的意识形态，持续增强党执政实践的有效性，不断提升党内政治文化的社会影响力。中国共产党成为全国执政党后，曾长期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党执政合法性的主要途径，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执政有效性的提升，从而迟滞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以后，党将执政合法性的重心放在执政绩效上，即将执政有效性的提升重点放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满足民众对物质和文化的需求上，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一度泛滥。将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绩之上风险很大，一旦执政绩效下降，必将引起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因此从长远看，需要将党的执政有效性转向民主、文明、法治和科学的方向，以新的执政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新时代推进党的法治建设对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实践方式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根据西方发达国家政党建设的积极经验和中国共产党40多年政党现代化建设实践来看，党的执政实践方式现代化主要是党的执政行为的法治化、民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法治化是其核心。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与改革和完善党执政兴国的实践方式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实现党的执政实践有效性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要保证党所作出的各项方针、政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只有党所作出的各项决策正确，才能保证执政实践的有效，也才能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实践方式。因此，只有加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建设，不断推动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把党的各项权力限制在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范围内，党的各种决策活动的科学化才能得到有效保证，避免因为个人意志强加于党而使决策出现错误的可能。这样才能大幅提高党的执政实践效能，使党的意识形态通过广大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而持续巩固和发展。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能够推进党内民主发展，增强广大党员对党组织的心理认同，提高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政党的党内民主与政党法治是一对孪生兄弟，党内民主是以实现党员的主体地位为前提，政党法治是以实现党内平等为追求，党内民主需要政党法治为保障，政党法治以党内民主为目标；实现党内民主是政党生命力的根本体现，政党法治则更关注党员权利的实现。为了顺应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潮流，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党内民主参与方式的多样化，大力培育党内民主意识，积极塑造党内民主文化。但不可否认，党内民主还有许多形式主义的东西，其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缺乏法治保障是主因，党内民主的制度化、法治化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需要通过实现民主与法治的统一、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来推动党内民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以此达到以制度规制权力、依法执政等政党法治的诸多价值目标。同时，党内民主法治化也可为党内平等提供必要条件。所谓党内平等本质上就是指党内同志间关系的平等，“党内有负责人与非负责人，有领导者与非领导者，尽管有先天的不同，在工作上、职务上、职权上的不同，大家在基本上是平等的”[11]313，党内平等能够使党组织的决定比较容易得到广大党员的认同，推动普通党员积极参与到党内政治生活中去，激发他们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热情。需要明确的是，党内政治文化中的组织心理作为一种潜在的意识与作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样一种政治思想是不同的，它不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政治意识，而是政治意识形成的前期状态或者叫准备状态。党的组织心理直接受到党内政治文化中制度文化的匡约，且和党的行为文化涵容互摄。若要使党的组织心理转变为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最为有效的途径就是秉承民主精神，推动广大党员积极的民主参与，以实现党的决策民主化，从而不断强化党的组织心理认同。因此，推动党内民主的法治化，营造一种既有法治氛围又能保证广大党员依规行使民主权利的文化气场，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重要任务。而政党法治就是通过凭借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对党的各种权力进行全方位制约的管理模式，它既能为党内民主的法治化提供保障，有利于全体党员平等参与党的决策活动，又能使党员在浓厚的民主氛围中加深对组织的归属感和提高对组织的认同度，从而使党的组织力得到大幅提升。第三，中国共产党政党法治能够推动党内制度法治化的进程，对党内制度的规范性、稳定性与连续性提供基本保障。所谓政党制度法治化是指“政党在行动中受到事前规定并宣布的规则的约束，使其合理行使权力并计划组织事务。”[12]党内制度的规范性建设是新时代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内容。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在自身建设上也遭受了许多挫折，主要症结就是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没有把好的制度坚持好，没有及时将不合时宜的制度清除掉，制度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因此，制定与完善新时代党内法规制度，尤其是通过政党制度法治化来实现党内规章制度的稳定和连续，能够促进党内政治文化的发展，避免朝令夕改。作为中国现代法治的重要表现形式，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法治是以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作为其活动的基点，是把其自身治理乃至党的前途命运寄托于党内规章制度的完善与权威上。从其内容考察，政党法治能够破除人治、弱化个人权威，最大限度地按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行党的各种活动，这对推动政党制度法治化的现代转型是非常有利的。从其影响分析，政党法治在党内可以逐渐涵养出法治文化精神，这种崇尚法律至上的法治文化精神一旦为党员所领悟就会形成一种法律自觉，进而影响广大民众。有了这种党内政治文化为背景，实现党内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就有了可靠的保障。第四，政党法治能够不断推动党加强思想建设，以先进的思想指导良好作风的形成，使党的良好形象和优良作风引领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形成。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塑造党的光辉形象，进而不断扩大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影响，这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法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持续同“四风”作斗争，既重塑了党的形象，又赢得了群众的广泛认同。但是当前在某些地方和部门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仍然阴魂不散，家长制作风、一言堂现象屡禁不绝，以权寻租、圈子文化仍然存在。这些问题从根子上看还是思想问题，是思想建设力度不够、党性教育效果不好使然，使得一些党员和干部价值观出现偏差，政绩观出现畸形，进而形成社会负效应，导致社会上一部分人产生错误的价值认同。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政党法治可以通过党内法规制度来强化广大党员所接受的有关党的性质和宗旨教育，强化党的意识，最终使他们走向党性自觉。政党法治能够把新时代党根据全面从严治党的新任务而适时提出的新的道德原则及道德规范以党内法规的形式规定下来，使道德意识转变为一种制度意识，强化对共产主义道德的尊崇意识，增强对社会主义道德的遵守意识，把握新时代对共产党人提出的新的道德要求，从而随着广大党员法规意识的持续增强，使不同层次的道德自觉逐步形成。政党法治就是通过对增强不同个体党员和干部的道德意识，进而升华为政党制度意识，最终上升到政党整体道德意识，这一过程也是加强党的建设的过程，对于党树立良好形象以及传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党在执政过程中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提高执政效能，扩大对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结语
党内政治文化是根据不同时期党的建设的特点而形成的包括政党价值观、政党心理、党内规章制度和党员作风等在内的有机系统，它是变与不变的统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一个逐步成熟、逐步发展的政党实践过程。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内政治文化系统既指导党内的各种政治行为，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对一定范围内的社会政治文化产生影响；党执政以后，党内政治文化对整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方向发挥着导向功能。与此同时，某一时期党内政治文化一旦形成并不会按部就班地自然发展，而是需要党根据自身建设的内在要求持续推进其建设进程，这是党内政治文化的特性使然，也是适应政党政治发展的应然要求。新时代，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但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非一日之功，需要从思想、组织、政治、意识形态和政党行为等诸多方面进行系统地谋划，其过程彰显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核心价值观与新时代党执政兴国实践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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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成虎 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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