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证明标准具备三大特征，即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其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其适用主体是裁判者。我国现存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立法、理论、司法实践中均存在一系列问题，“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表述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在不同审查阶段适用的证明标准欠缺层次性等。因此，我国应重新建构刑事证明标准体系。
关键词: 刑事证明标准/客观真实/法律真实/排除合理怀疑
一、刑事证明标准的概念
（一）证明标准由法律所规定
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证明标准，其都是由法律预先加以规定的。在刑事诉讼中，起诉方指控被告人有罪必须承担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必须证明所控罪行已经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法国则在《法兰西刑事诉讼法典》第342条规定了内心确信证明标准的公式，让法官在作出判决时自问“你内心确信了吗？”。
（二）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
证明标准是指由法律明确规定的运用证据去证明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关于案件事实是否已经证明的尺度。证明标准的适用客体是案件事实，运用证据都是围绕着案件事实这一客体进行的。证明标准就是用来衡量证据是否已达到证明案件事实这一客体的要求。
（三）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事物运用标准来衡量，总有一个运用标准的主体。在现代文明社会里，行使审判权的唯一主体是国家，国家再授权给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因此最终运用证明标准的还是具体负责案件的国家相关机关的工作人员。根据案件进行的不同阶段分别由负责案件的警察，检察官，法官来作为案件的裁判者。证据是否达到立案的证明标准由警察或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起诉证明标准，由检察官来裁判，是否达到有罪的证明标准，由法官来裁判。所以，证明标准的适用主体是裁判者。
根据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我认为证明标准应定义为：法律规定审查判断案件事实的人对案件事实作出裁判时，依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的证据证明案件事实所应达到的程度。
二、我国立法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立法表述过于抽象
我国证据立法的条文过少，关于证明标准的条文更是微乎其微，规定得过于原则和笼统，远不能适应司法实际的需要。简单的一句“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就成为我国证明标准的标准公式。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事实清楚，什么样才是证据确实、充分，如何做才能达到事实清楚，如何做才能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呢？我国的立法中并未叙及，显得过于抽象，不够具体。
（二）立法表述过于单一
我国刑事诉讼证明在立法中没有按司法行政机关的不同职责进行分层表述，显得过于单一。分析一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我们对此就会有更清晰的认识。1.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三条“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证明标准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
2.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起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起诉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根据此条，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检察机关提公诉的证明标准是“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4.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1）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2）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3）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根据此条一般认为我国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在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有所不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的标准只是“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逮捕的证明标准要比立案高些，要求“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而
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要比前两个阶段高得多。要求的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是这些根据案件审理的不同阶段所进行的分层是有限的，还没能很好地反映出案件审理在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真实要求。因为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与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属于相差很大的不同阶段，对证明标准的要求应该是个阶梯状，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应该要比公安机关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的证明标准要高，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也应比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证明标准要高。但立法却将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作了相同的要求。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显得过于单一。
三、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证明标准
（一）公安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从理论上讲，注重客观真实是诉讼中的基本要求，挖掘案件真实，也是诉讼的最高境界。在客观真实说指导下的客观真实标准的实践者们，尽职尽责地为挖掘案件真实，他们不惜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超期羁押，进行刑讯逼供。在他们看来，口供是证据之王，于是他们就自信地肯定犯罪嫌疑人就是犯罪人，不惜一切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招供，以此来查清案件事实，然后让犯罪嫌疑人再招供犯罪证据之所在，公安机关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指引去寻找证据。在强调尊重人权，宁可枉纵一千，不可错杀一人的今天，导致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屡禁不止的片面强调客观真实的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已经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了。
（二）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检察机关贯彻客观真实标准，自感难度大，不适于操作，于是用司法解释的形式自定“两个基本”的证明标准，即：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确实充分。是对真实证明标准有所降低，以易于适用。
（三）法院贯彻客观真实标准
梳理一下我国刑事判决书中关于证明程度的表述，我们便能更直观地了解客观真实证明标准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按照证明所达到的程度从高到低，从强到弱大致有以下几种表述方式：
1.证据非常充分，完全没有疑问的，在裁判文书中铿锵有力地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
2.证据虽然也很充分，但法官认为尚未达到确凿无疑程度的（如被告否认，但其他证据充分），表述为“足以认定”。
3.证明标准不是很高，但也达到了认定事实程度，不作为主观评价而客观叙述为“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
4.证据相对较弱，但法官认为能认定事实的，表述为“上述证据能够相互印证（或互有联系）形成锁链，对事实予以认定。这是间接证据定案的情况下使用较多。
5.双方证据相互矛盾，无法排除，法官经取舍作出判断的，表述为”证据间产生的对抗和矛盾不能排除，故事实不能认定，这多在：“一对一”的证据和双方证据冲突，法官有疑问的情况下出现。
6.虽有一些证据但法官认为认定事实没有把握的，表述为“不足以推翻（或不足以认定）”。
7.明显地证据不足的表述为“证据不足（或依据不充分），事实不能认定”。
上述前四种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表述，后三种则为证明程度不同，但都未达到证明标准的表述。[1]显然只有第1项才真正达到了立法所要求的“证据确实充分”。第2、3、4项相对立法的要求要弱很多。但这四种都被认定为达到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很显然从表面来看第2、3、4项没有达到立法所要求的证明标准。但我们并不能说第2、3、4项的认定是有错误的。怪只怪立法对证明标准的表述太过于苛刻，太过于理想化。没有考虑现实证明在一般情况下所能达到的高度。法官也是人，他的思维也摆脱不了一般人的习性。当其对一件事情的判断基于一定的条件有了六七成把握的时候，他就有信心作出判断。我国的证明标准给法官身陷这样一种难堪的境地。他尽力只能证明到有六七成以上的把握作出判断，就一定要他违心地表述为百分之百的绝对把握作出的判断。不能实事求是地表述为“证据高度确实充分”，而一定要表述为“证据确实充分”。聪明的法官显然避开了“证据确实充分”这种表述方式，而采用像前述的方式来进行表述。
四、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思考
（一）依据法律真实说来进行证明标准的立法
客观真实说过于片面强调客观真实，忽视了人的主观因素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客观实际，而且用于实践操作中也显得过于机械。该理论并未理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质。证据的确定是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认识也是相对的，人类一定历史阶段的认识还要受到一些条件的限制。客观真实说只强调人的认识能力无限，却忽视了在司法实践的特定条件下，证据，时间，科技发展水平等诸多因素对案件调查的影响。而法律真实说却尊重证据的客观性，也尊重认证的一定程度的主观性。让证明过程达到客观和主观的有机结合
，是领会马克思主义实质的表现。并按照人类的认识规律，按照法律的规定和人的理性进行取证，认证。因此，法律真实说虽不是最为理想化的理论，但却是最易于操作，给人类带来最大限度利益的理论。
（二）修改《刑事诉讼法》重构我国的证明标准
1.统一立法主体（全国人大收回司法解释权）
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之所以有不同的职责分工，就是要利用他们职责上的分工，防止权力滥用。如果司法机关即行使司法职责，又自行行使立法职责。有违宪政实质，与我国依法治国的宗旨不符。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收回立法解释权。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统一解释法律。如果确实为了更有效，更方便地行使司法权。也只能让司法机关提交全国人大审查批准，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名义来颁布。
2.立法表述中强调刑事证明标准的层次性
前面已经述及我国的证明标准根据证明的不同阶段也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是这个阶梯还不够完善。从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这三个不同阶段的证明标准是呈现阶梯状的层次性。但从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这三个不同阶段证明标准的表述却是一样的，没有呈现应该有的阶梯状的层次性。证明标准层次性要求不同阶段适用不同证明标准。即立案侦查--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判决，从低到高，构建“阶梯式”的不同的证明标准。
3.笔者主张：
（1）立案侦查：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其含义是：司法机关对报案、控告、举报、自首的材料进行审查后，认为有证据证明的犯罪事实发生，需要追究刑事责任，应当作出立案决定。[2]
（2）逮捕：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其含义是：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有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犯罪事实可以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中的一个。
（3）移送审查起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主要证据查证属实。其含义是：侦查部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重要细节都有证据予以证实。
（4）提起公诉：高度盖然性。其含义是：检察官根据已经查证确实的证据，在其内心已高度确信其作出的犯罪嫌疑人有罪应当起诉的判断，但可能还有一些疑问。
（5）判决：排除合理怀疑。其含义是：法官根据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进行确证后认定的证据进行思考，从控诉证据的思考内心达到高度确信；再结合辩护证据进行总的思考，对辩护证据的合理性进行排除。能排除合理怀疑，则判决作有罪判决；反之，则作无罪判决。所谓合理，就是指合乎逻辑的，合乎一般的常理。
注释:
[1]胡建萍.证明标准问题之司法实务考查[eb/ol].（2004-02-05）.
[2]王国枢.刑事诉讼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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