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众文化批评流派
二战爆发后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往纽约，其成员也纷纷流亡美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亲身经历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运用思辨的方法，把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作为批评对象。1947年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流行音乐、电视、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大众媒介及其产品，已形成标准化模式，导致文化产品的粗俗、低劣、单调，缺乏个性，把致力于大众娱乐作为盈利的手段。大众文化“标准化”使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1]由于受千篇一律、不断反复的熏陶和教养，大众失去了判断力。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说：“文化工业整个原则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的态度，有意识地自己决断事务。”[2]大众文化让民众在娱乐中遗忘了自身应关心的问题和权利，被流行文化所欺骗，但却浑然不觉自己受骗，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大学，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成为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的独特学派。从50年代末，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考察文化实践与权力的关系。1958年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英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产品的内容低劣，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轻视真正的通俗文化；(二)人类文化成就被搞成少数人独占的文化；(三)投机商乘虚而入，塞入并推销低劣的文化和媒介产品。[3]威廉斯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对电视类型作了如下区分：一种是以英国电视BBC为代表的“大众服务类型的节目，还有一种是以肥皂剧为代表的美国商业节目。他认为英国的公众服务型的电视风格往往是说教式的，与国家的调控有关，而美国的商业电视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轻浮、无意义，它拥有独特的信息形式和思想表达方法。相对于后来者们的批评，威廉斯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文化的基础上的。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后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但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他从受众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出发，提出“生产性受众”的概念。费斯克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4]通过“异常解码”、“受众不受任何强制而接受某种特别的论调”。每个受众都有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文本的意义和乐趣是在其阅读中产生的，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5]根据这一见解，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1989)两书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者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6]
在费斯克看来，“文化工业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7]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理论”。狂欢化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解放出来，得到的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8]费斯克对受众的能动性和追求快感的评价，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西方大众文化批评流派的主流观点认为，传媒流行文化趋于娱乐化、低俗化，掩盖了严肃的政治问题，扭转大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注意。批评家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复制不断向受众灌输娱乐与狂欢，既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统治，又是媒介资本盈利的手段。但他们忽略了媒介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无法看到市场化迎合大众的经营动力，更没有对福利主义导致的民众的精神追求进行深入探讨。
二、政治经济学批评流派
1937年，英国学者克林格德(F. D. Klingender)和莱格(Stuart Legg)在考察本国电影产业的垄断趋势和好莱坞日渐增长的力量后，写出了第一本论述媒体政治经济学著作《幕后的金钱》。到20世纪6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逐步发展，英国的默多克和戈尔丁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对媒介制度及媒介商品化提出批评。
政治经济学批评是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及政治控制领域剖析媒介及其传播行为，揭露媒体传播的所谓自由、中立与公正的虚伪立场，强调政治及经济力量对媒介的支配。按照莫斯可的说法，“传播政治经济学家即使在集中调查媒介的经济、政治以及其他的物质结构的情况下，仍致力于将媒介非中心化(decenter the media)，非中心化也就意味着将传播系统视为社会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文化基本过程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9]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首创者是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密塞和美国学者赫伯特·席勒。斯密塞最早提出“受众商品论”，论证了媒体获得利润的秘密。1951年，他在瓦萨学院消费者联盟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这一理论，此后又将这一理论称为“受众商品论”。斯密塞认为，大众媒介公司生产受众，然后把他们移交给广告商，受众成了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对广告商来说，具有强大购买力的高收入人群才是媒介最好的商品，弱势群体被边缘化。媒体上的广告通过宣传某些生活方式、价值观，刺激了受众的消费，对受众形成诱导。[10]
美国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于1969年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披露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和军事工业构成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真相，指出：“工业经济依赖于媒体广告所拉动的消费力。为了维持现有利润并使其不断增加，美国的制造商不断地、迫切地要求逐年提高生产水平，这刺激了不断地把电子(或其它)传播媒介包装在商业化外壳下的行为。”[11]席勒于1984年出版了《信息和危机经济》一书，指出信息和传播系统对跨国资本活动的重要意义，批评了信息技术中立的神话。
美国很多民众都坚信媒介所提供的信息是多元的，他们享有丰富的信息。但席勒于1973年在《思想管理者》一书中指出，“尽管没有任何节目、表演者、评论家和资讯(信息)专栏必须与其竞争者保持同一性，但它们在品质上也的确没有重大区别。”[12]另一位美国媒介批评家巴格迪坎说：“当权者早已认识到，要控制公众，必须控制信息。最早掌握新闻和各种意见的人就具有政治权力，这就是揭露或隐藏，宣布一部分而隐匿另一部分，秘而不宣直到机会来临，事前决定如何解释所揭露的事实的权力。”[13]媒体垄断的“社会代价之一是信息和思想丧失了多样性，……报刊和广播电视上的思想越来越贫乏”，而“在思想观点上争论与分歧的抹煞和消弭损害了国家政治的发展。”[14]
美国的诺姆·乔姆斯基是坚定的美国政府的反对派，强烈抨击美国大型媒体是政府的帮凶。乔姆斯基认为，媒体在国家政治中的主要作用是控制民众思想，因为“在平民获得了政治权和公民权后，他们就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用武力控制了；因此，就有必要控制它们的思想”。[15]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之少虽然非比寻常，但采用多种方法限制自由也不同寻常。美国媒体对公众的思想控制或说“制造同意”的技巧大致有以下几种：(1)选择事实，故意忽视重要方面；(2)宣扬同政府合作，欺骗公众；(3)制造错觉，转移注意；(4)标签效应，制造恐惧。[16]
20世纪70年代，英国学者默多克和戈尔丁陆续合作发表了《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意识形态与大众媒介：关于决定论》等一系列论著，探讨大众传媒的资本化和政治控制，揭露媒体的两个神话：一是“为公众服务的神话”，二是关于自由竞争的神话。默多克在《传播工业的大公司与控制》一文中，指出媒介公司的目标是赢利，但常常介入意识形态层面，把媒介主的利益与价值纳入媒介内容中。[17]英国的尼古拉斯·加汉姆强调在商品生产主导的社会里，传媒产品的交换价值是第一重要的，资本家投资传媒主要是为了赢利，不是为公共服务。[18]
法国的媒介批评家皮埃尔·布迪厄在《关于电视》中揭露了法国媒介的政治审查。布迪厄强调，“电视是一种极少有独立自主性的交流工具，受到一系列的制约。”[19]政治干涉和政治控制尤其通过新闻机构负责人起作用，更可怕的政治审查却来源于自己。“人人都以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自我审查形式加以自我约束，根本不必费心提醒他们遵守规范”[20]。
政治经济学批评的对象是资本主义的媒介体系，反对资本势力与政府从经济与政治方面对媒体的控制，但忽略对经济发展规律和市场力量的探讨。有时这种批评过于僵化，分析方法往往不够深入，很多论断忽视事实而流于空泛。
三、意识形态批判流派
媒介的意识形态批判，是把媒介活动看作意识形态现象，从意识形态的性质和控制方式揭露西方媒介对大众的愚弄。他们全面批判媒介意识形态的欺骗作用，尖锐地指出媒介意识形态是虚假的，是对社会真实图景的歪曲。
对媒介意识形态进行深入分析的学者，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1964年他出版了《单向度的人》一书，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猛烈抨击，指出科学和媒介已成为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21]他断言，“大众传播工具、吃穿住日用品，具有非凡魅力的娱乐与信息工业输出，这些也同时带来了人为规定的态度、习俗以及多少舒适的方式使消费者与生产者结合并通过后者与整个社会结合起来的某些理智和激情反应。这些产品灌输、控制并促进一种虚假意识，这种意识不因自己虚假而受影响。……作为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它抗拒质变。一种单面思想与单面行为模式就这样诞生了。”[22]马尔库塞认为，建立在工艺合理基础上的当代意识形态是“单向度”的，使人安于现状，失去应有的理性批判精神。
弗洛姆强调：“就这些合理化了的意识形态具有掩盖社会和政治活动的真正动机而言，这些意识形态又是谎言”，[23]从而消解了人的批判现实的人本精神，使社会变成没有超越维度的“单向度的”社会。阿多诺认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首要功能，在于对群众进行思想灌输和意识操纵，“这一直是由文化工业——电影院、剧场、画刊、无线电、电视、各种文学形式、畅销书和畅销唱片……加以实现的”。[24]媒介组织通过这种操纵和控制，维护了国家统治的合法性。
法国著名的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杜塞在1969年发表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机器》一文中指出，“通讯机器借助报纸、无线电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一个‘公民’灌输国家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道德准则等。”[25]阿尔杜塞因此断定：“任何一个阶级不同时对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并在其中行使其文化霸权，就不能长时间掌握国家权力。”[26]法国米歇尔·福柯对权力的考察得出的结论说，电视往往通过组织和控制人们的作息时间，灌输大量文化信息和模式而实施权力控制。媒体传播的大量资讯形成一种对世界幻觉颠倒的认识，保证每个人在既定认识中的行为保持正当性。[27]英国的斯图亚特·霍尔强调媒介是表意的工具，在表意过程中建构社会现实，因而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阿尔杜塞语)。“意识形态已经不是某种既有社会结构或秩序的后续反映了，它伴随着建构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全过程，并在此过程中始终是有所作为的。”[28]长期以来，阿尔杜塞等人大多从媒介所有制和媒介内容出发，对媒介意识形态的生产及文本意义做出批评，往往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人的逐利本性来分析媒介的意识形态倾向。
四、传媒技术批评流派
传媒技术批评是由早期的“技术决定论”发展而来的，认为新技术的应用是传媒形态及传授方式的前提，以至是引起人的行为或政治变动的决定力量。传媒技术批评流派的代表人物一致认为，新兴媒介既有优势又有危害，为人类应对媒介生态的变化提出忠告。
技术批评流派的最早代表人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瓦尔特·本雅明。1936年他发表的《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1939年发表的《讲故事的人》等论著，对音乐、影像复制技术的发展使现代艺术具有新的特点、价值和接受方式做了初步分析，指出复制技术使人类获得传统艺术所不能带来的体验，也使精神作品的“神圣与美妙”渐渐衰竭消失。本雅明认为，艺术作品的复制可以批量生产，人人都有可能接近艺术品，促成了社会平等。但他强调，“技术的进步直接关系到艺术的进步，技术促进艺术直接参与阶级斗争，成为政治斗争工具的各种手段、媒介、形式、技巧”。[29]这一观点不仅认为技术改变文化与媒介形态，而且影响了政治，成为阶级斗争的新手段。正如阿多诺所指出的：“本雅明褒扬‘机械复制’的积极潜力。‘机械复制’开启了从‘灵光文化’向‘民主文化’发展的进程。”[30]
加拿大媒介批评家伊尼斯认为，媒介技术对社会组织形式和文化模式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甚而对帝国的形成与扩张有巨大的影响。1940年他在《鳄鱼业：国际经济史》中尖锐地指出，加拿大向美国这个“权力中心”大量出口纸浆和纸张，买回来的都是宣扬美国文化和观点的报刊，造成美国对加拿大的文化渗透，也造成了加拿大在经济上、传播上对美国的依赖。
1951年伊尼斯提出，一种新媒介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和扩大。[31]“基督教利用了一种新技术的长处，使用了一种新材料。抄《圣经》的羊皮纸取代了抄卷中的莎草纸。羊皮纸的《圣经》更加耐用、紧凑，且容易翻检。《福音书》和《祈祷文》既可以抄成单独的四卷羊皮纸，也可以合成一卷。翻检的方便加强了《圣经》的地位，也加强了法典的地位。有了羊皮纸的耐久和翻检的方便，就突出了《圣经》的厚重和权威。”[32]由此，宗教的权力和地位也加强了。
麦克卢汉是北美传媒技术批评学派的著名人物，对于印刷、广播和电视技术的应用都有别出心裁的批评。他的《机器新娘》、《古登堡星汉璀璨》等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技术决定论”的发展，对印刷媒介兴起所带来的后果，提供了新的见解。[33]麦克卢汉认为，印刷书籍将古代世界和中古世界熔为一炉，或者像有些人说的将二者混淆起来——并因此而创造出第三个世界，即现代世界。现代世界又同一种崭新的电力技术(即一种新的人的延伸)发生了撞击，急剧地改变着我们的印刷文化，就像印刷术改变中世纪的手写文化一样。但他认为，在印刷术时代，缺少文化、每天都和社会、自然界接触最多的人实际是不公平待遇的受害者。[34]
他提出“印刷机大声呼唤民族主义，收音机大声呼唤部落主义。”[35]“广播使人类非部落化的力量——它几乎在转瞬之间使个人主义逆转而为集体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力量，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36]他对电视的批评更多，写道：“电视的效果，作为我们中枢神经系统最新近、最壮观的电力延伸而言，由于种种原因是难以把握的。既然它影响到我们的整个生活，包括个人、社会和政治的生活，所以企图用‘系统的’或视觉的方式来表现这样的影响，完全是不切合实际的。”[37]1971年麦克卢汉断言，电力媒介能够迅速决定人们的政治态度，因而极大地影响社会的政治进程。
20世纪后半期，计算机和数字技术把人们带入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界定的“第二媒介时代”，由于信息量激增，给人类造成信息选择的困境。美国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在《未来的震荡》中指出：“有时选择不但不能使人摆脱束缚，反而使人感到事情更棘手，更昂贵，以至于走向反面，成为无法选择的选择。”[38]美国卡里·库珀教授批评道：“接受信息过量会令人变得孤独，有损心理健康。也会导致人际关系变差，使人老是坐着，缺少运动。”[39]
被称为“数字时代的麦克卢汉”的保罗·莱文森对“手机”传播作出“空间消失”的判断，提出瞬间与无处不在的交流社会随之而生。[40]“无论我们多么努力保护我们不想被别人打扰的希望和权力，手机的势头和偏向总是在拓展主叫方的选择和权力。……无论我们如何千方百计保护自己，或早或晚，我们都会发现，我们是越来越容易被人家找到了。”[41]这些对数字技术及新媒体的批评流于片面和简单化，低估了新的传播技术带来的社会进步，把人类需要克服、也能克服的接触媒体的旧方式，归罪于新的信息技术。
五、女性主义批评流派
女性主义也是西方媒介批评最具活力的一个流派，并给自身注入提升女权地位的远大目标。Feminism在中国有的译为女权主义，有的译为女性主义，在媒介批评领域译为女性主义更符合媒介批评的含义。在女性主义的批评家看来，妇女作为一个群体受到压制，没有享受到与男性一样的权利，传媒上的女性思想、形象和命运受到贬毁，性别信息使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物。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的主要目标和内容。
西蒙·德·波伏娃是法国“存在主义的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一书对妇女的生存和命运做了深刻的探讨。她认为，男性传播者在媒介中的主导地位决定了过于渲染女性的传统角色，女性形象被类型化和边缘化。女性媒介批评者指出，媒介上女人的角色和命运有如下三种：(1)生育的机器，把女性与母亲划等号；(2)圣女或淫妇，所有女性都归属于这两类；(3)被消费、娱乐、欣赏的美女。媒体上的女性作为男性的“观赏品”，表现出媒介对女性的成见。
1978年出版的由美国学者塔奇曼编著的论文集《炉床与家庭：媒介中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媒介批评史上的杰作，从媒介女性形象和作为媒介工作者的女性这两方面，剖析了传统的男权观念对女性的支配，批评媒体成为巩固和强化男权秩序的工具。大众媒介通常从男权中心角度对两性特征进行概括，即女性容易被定型为男性的依附者、装饰品或性对象，而男性则通常是创业者或家庭的主导者。大众媒介中的性别模式，对受众尤其是对青少年产生了有害的影响，揭示出一个过去被忽略的重要社会问题：父权制文明对女性一直存在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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