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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回医学与古希腊医学的交流

2022-11-05  本文已影响 37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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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阿拉伯伊斯兰帝国在8-9世纪,进行过以巴格达为中心的持续两百年的“翻译运动”。其中将希腊罗马古典医学名著翻译并改造成为阿拉伯医书。拥有了古代西方医药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伊斯兰医药文化体系,继承并发展了古希腊罗马医学。古希腊罗马医学究竟何时怎样输入中国,是本文着重回答的问题。


  关键词:回回医学;古希腊医学;中外医学交流


  中图分类号:R29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86(2011)01-0099-04


  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学(7-9世纪)吸收了古希腊医学的哲学原理、医术理论和阿拉伯等地中海周边地区诸民族的古老医学遗产,并容纳了古代印度、波斯、中国等东方诸国的医术和药物学知识。因此,它是中世纪比较先进的医学,对东西方医学的发展有过巨大的影响。


  早在6世纪,先知穆罕默德就曾倡导“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公元7世纪初,穆圣的继任者们建立了伍麦叶王朝,其势力拓展到印度北部、北非及西班牙,形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哈里发大帝国。这一时期也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大发展时期,它一方面继承了阿拉伯各地的民族的医学遗产,另一方面又大量吸收了希腊、罗马、波斯、印度、中国等东西方医药文化。公元8世纪中叶,阿巴斯王朝建立后,伊斯兰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公元9世纪初,麦蒙哈里发时期,首都巴格达已经成为中世纪阿拉伯科学文化中心,这一时期也是伊斯兰医学发展的鼎盛时代,从而涌现出如拉齐(860-932)和伊本・西那(又译阿维森纳,980-1039)等一批具有世纪影响的医学巨星。尤其是阿维森纳的巨著《医典》,是对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从实践上升为理论的全面总结。伊本・西那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理论家、著名的临床医师、伤科专家,而且是一位不平凡的哲学家、诗人,与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罗马的盖伦,堪称医学史上的3座里程碑,也是中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东西方医学相结合的先驱。所以,伊本・西那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理论与拉齐所代表的阿拉伯伊斯兰临床医学相得益彰,均为伊斯兰世界观改造的东西方医学结合的典范,促进了伊斯兰医学的蓬勃发展。各族穆斯林医药学者也成为医学的出色的继承者、研究者和传播者。阿拉伯伊斯兰科技文化通过海上香药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陆续传人中国。相当于中国的晚唐至北宋前期,诸多阿拉伯伊斯兰的医药知识已传到中国,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记录了阿拉伯传人的许多药物和治方。李殉的《海药本草》归纳并总结出利用阿拉伯输入的热带树脂类香料药物为伊斯兰医药的主要特色。13世纪,蒙元帝国时期,沉寂的丝绸之路古道畅通,加之政府对伊斯兰医学殊为重视,重用穆斯林医生,设立管理伊斯兰医药事务的最高机关――回回药物院、广惠司等。伊斯兰医学在元代中国的行用,亦令其理论著作、方剂本草书籍得到朝野人士的重视。元秘书监收藏的数以百计的伊斯兰各门科学书籍中,就有“忒毕医经十三部”。“忒毕”为阿拉伯语词“医学”之音译,为利用这些书籍,在元代已有人将其译成汉方,也有人将其译著重新编写成合用的新医书,特别是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收藏的手抄本《回回药方》,原书36卷,现仅存4卷,是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与中国传统医学相互交流、融合而产生的一部回族医药学杰出的百科全书,是一部包括内、外、妇、儿、骨伤、皮肤等科的,理、法、方、药、术齐备的自成体系的医药学专著。书中吸收了中世纪以来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技术精华。


  《回回药方》虽然是汉文表述的,但其中的数以千计的药名、处方名、医学术语乃是古希腊语、古叙利亚(阿拉美语)、古波斯语、阿拉伯语、突厥语等诸种民族和地区的语词汉文音译。记载收录了许多古希腊罗马和古阿拉伯半岛及波斯地区的医药学家、国王名、地域名和药物名、疾病名称。


  从《回回药方》中不难看出,这本医典残卷是系统表述阿拉伯乃至于伊斯兰的医学理论的经典。因为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的哲学体系是源自古希腊医学的,所以,《回回药方》的医术思想也应是对古希腊医学理论的继承。书中不少内容可以回答“古希腊医学究竟何时怎样输入中国的”这一海内外史书均无记载的谜团。


  例如《回回药方》中记载的著名药方“答儿牙吉”或“他而牙吉”就是古希腊医学处方名之一。意为“解毒剂”,是波斯语Daryaq的音译,而阿拉伯语呼为Tiryaq。在《回回药方》中看到,从“大答儿牙吉”方剂开始直到此页上的“阿的鲁兀龙饼子”的一共8个方剂,都是著名“他而牙吉”类解毒系列方。中国本草书称为“底野迦”。


  “答儿牙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成药。公元前4世纪,希腊帝国的君主――马其顿王菲利浦・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4年)率大军东征,消灭了波斯帝国,并征服了印度与中亚。其将士抵达暑湿的热带之后,多有被毒蛇咬伤的,故令部队战斗力锐减,当时急需一种能解蛇毒的解毒剂。然而在部队中仅使用的一种解毒剂“麦思鲁德秃思”的防毒剂,是古希腊医学家麦思鲁德秃思创制,他是黑海南岸的蓬杜斯王国国王,是亚历山大帝国时代的哲学家、医学家,他制造的方剂能解一切毒人致死的毒物舐剂,只是不能解蛇毒。亚历山大邀请印度医生为属下治蛇伤的感人情景和亚历山大的热情邀请,远在约旦城工作的希腊医师、哲学家,曾被誉为约旦城众工程师的领袖的安德鲁马黑斯(Adurumakhis),也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他将麦思鲁德秃思解毒舐剂进行了改造,他将其中一些本草的分量稍作增减,并且首次加进了含有蛇毒的蛙蛇(竹根蛇Ma《波斯语汉语词典》作“蝮蛇”解)的肉,因而使之具有防御毒蛇咬伤的解蛇毒的功效,从那以后,这种新药就可以解各种毒了。安德鲁马黑斯特此为新药定名为“底野迦”(Theriaca意为“解毒剂”)。


  后来,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家及医书吸收并延用了这一称谓,呼做“梯尔牙格”(Tiryaq),在《回回药方》中写做“他而牙吉”或“答儿牙吉”。


  由此可见,答儿牙吉(底野迦)首创于公元前亚历山大为政时期的希腊帝国的约且城。基福提《哲学家史》言,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它的成分增加了,麦思鲁德秃思六世(132-163年在位)时,它有54种本草。传到了阿拉伯伊斯兰大帝国(阿拔斯王朝)的阿维森纳(980-1037)《医典》中,它含有64种本草。其间大约历经874年,增加了10味本草。传到了中国,并于元明之际成书的《回回药方》中“答儿牙吉”即是七八十味或百十味药合成的膏子,专治毒蛇所伤,疯狗咬伤。


  其实,答儿牙吉早于唐代就已传人中国,然而,中国本草对其记载有歧义,故特此略作说明:尚志钧先生辑校的唐代苏敬等编撰的《新修本草》(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1年出版)一书是在唐高宗显庆四年(659年)撰成的,此书“禽鼍部卷第十五”已录有“答儿牙吉”,名之为“底野迦”。该书云:“底野迦,味辛、苦、平、无毒”。“主百病。中恶,客忻邪气,心腹积聚。出西戎。云用诸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亦甚珍贵,试用有效。新附。”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五十下“鼍部”云:“底野迦(唐本草)[集解]恭曰:出西戎,彼人云,用猪胆作之,状似久坏丸药,赤黑色,胡人时将至此,甚珍重之,试用有效。[颂日]宋时南海亦或有之。[气味]苦寒无毒。[主治]百病,中恶、客忻邪气,心腹积聚”(《唐本草》),由此观之,《本草纲目》的记述与唐《新修本草》略同。唯一不同处是,李时珍将“诸胆”改成了“猪胆”。究竟为何?下文另作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底野迦和答儿牙吉是同一种来自西域的成药。


  关于答而牙吉(底野迦)内是否用动物的“胆”或者是“猪胆”的问题。现查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大师阿维森纳《医典》中的底野迦处方,其内没有任何动物的胆。因此,苏敬在《新修本草》中所言的“云用诸胆作之”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纯属传误。而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言用“猪胆”作之,更是错误,其错在转录《新修本草》的“诸胆”时出现的笔误。


  总之,答儿牙吉(底野迦)在中国古医药书籍中的出现,尤其是《回回药方》中的录用充分表明,古希腊医药知识及其治方是以阿拉伯伊斯兰医药学的面貌被介绍到中国的,并为“东西合璧”的回回药学的源渊之一。


  《回回药方》卷之三十四“金疮门伤损类”一节大部分治方源于古希腊医学家盖伦(Galen,131-201),如“又一方”先贤扎里奴西用过的极有效,哈里哈达而(枯红矾)二两,乳香一两六钱,芦荟八钱,胡椒八钱,雌黄四钱,术卜新(石膏)二两,已上药捣罗为末,研极细,以捻子沾药干用,或糁伤损处,能速生肌肉,得济。又如“一方扎里奴西验过者,能治筋经肿痒,如法里��木尼肿(化脓性蜂窝组织炎)者用更得济。哈里哈的西(绿矾)一钱一分半,金丝矾九钱四分半,铜屑二两二钱半,乳香一两半,别而咱的(格蓬香胶)一两,黄腊七两,宰体油(橄榄油)九两,葡萄酒四十五两。先将干的药以10日为度研之,后将消的药等消过相和,敷在所伤的一体上。一日2次或3次。用时又加温热宰体油在内,其后将毪之蘸醋与宰体油温热,放在所伤周围。却当忌寒冷,盖缘筋经所惧怕唯冷并硬物故也。”其中“扎里奴西”就是罗马帝国的在埃及亚历山大港从事医学活动的希腊医学家盖伦,由此可知,《回回药方》中这部分内容同希腊医学有密切关系。


  不仅如此,回回医学还与古希腊的著名医学家骨科大夫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7年)有关。例如在《回回药方》卷之三十四“金疮门节骨类”一节是论说全面的骨伤科专论,其中多次提及“卜忽刺忒”(Bughrat),此词正是希波克拉底的阿拉伯语称。比如《回回药方》所论的肩部脱臼复位的5种方法及骨伤科主要内容,基本上采用了希波克拉底骨科学说的精华,其中包括希氏之后的罗马帝国时代经由扎里奴西(盖伦)和卜里西(保罗)对其所作的阐释。回回医学中骨伤科的论述,基本上是其原理的复述,这与传统中医学的方法殊不相同。


  回回医学直接吸收了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理论中的“四元”“四体液”等学说及哲学理论。其中“四元”和“四体液”均为经过希腊人改造过的学说,古希腊人毕达哥拉斯及其学生恩培多克勒(Empedscles,约公元前490-前430年)主张,四大自然要素是风、火、水、土,这四种元素配合形成不同的物体。恩培多克勒认为:“肌肉的形成是由于四种元素等量部分的混合而成;精神是由火和土与双倍的水结合而成。”“骨头是由两分水,两分土和四分火混合而成”(引自程之范《世界医学史纲要》)。伊本・西那《医典》继承并吸收了希腊医学中的“四元”说,在其卷一第一册第5页中言“各种物体是由四种自然质构成的,其中两种是轻的,另两种是重的。两种轻的是火与空气,两种重的是水与地(土)”。古代希腊医学,还有对西方医学的发展影响更大的恩培多克勒与亚里士多德,他们早就提出了生命和一切有机无机物都是由“四元”所组成。但它们主要从有形的物质实体中,竭力寻找人和世界的本原,而回回医学则将“水、火、气、土”这四元,概括为“四气”,着重研究它们连续运动的生化方式及其相互关系,并以元气学说一贯到底。所以这两种医学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四元”在《回回药方》中亦常运用。如卷之二十九“杂证门”的“论”一节,写有“火味苦”,这似乎是传统中医学的理论,如《内经》有“火生苦”一说,但仔细研读《回回药方》全书从未出现过古中医的阴阳五行的字眼,更不见什么厥阳、少阴、太阴,少阳、阳明、太阳之类的术语。由此可知“火味苦”是希腊的“四元”说,据伊本・胡尔达兹比赫《道里邦国志》中记有一个由四元与四禀性组成的圆形图。其中风、火、水、土各领四分之一个圆。火的四分之一圆内“一切都是热的和干燥的,他们是火,胆汁质,夏季、青年人、南方、微风、时间的四点钟,五点钟,六点钟,身体中的理智力和野蛮力,苦味、火星、太阳等星辰,黄道十二宫中的巨蟹宫,狮子宫,室女宫”。《回回药方》所言的“火味苦”正是吸收利用了这种流传于中亚布哈拉一带的古希腊哲学理论的表现,这一点,同中国的“内经”理论有巧合的一面。


  在回族著名哲学著作《默瓦吉福》(格致全经)中关于“四元”及后生的“三子”功用这样写道“风以动之,火以发之,水以滋之,土以奠之”以及“金以定固,木以建立,活类动行。”在“四际分空”中,回族医学也主张温际属土,湿际属水,冷际属风,热际属火,其中“四元”生成,是由于水受火炽而生气,气也是水的微妙分化升腾而成;火与水博而生土,土也是火之存迹附落附着而成,所以阴阳化而为水、火,水得火则生气,火暴水则生土,是故水、火、气、土四元成也。土与水合而生“木”;气与火而生“金”;水、火、气、土四者共同生“活”。故称“三子”,滋生万物,又称名“三母”。构成了回回医学基础理论的“真一七行论”。可见,回族医学对中医学主张的“五行生克说”持否定态度,但回族先贤及哲学理论认为:四元是先天之气,三子乃后天之气。正如马注《清真指南》言:盖五行生克之理,清真造化之根,生克谓之后天,造化谓之先天。这些均渊源于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理论。在回族医学中引申为“气为水之精”、“气为木之母”、“金为土之子”以及“子母同宫”、“木、金、活”为四元之子等立“七行”为后天化育之机,均反映了“四元”、“四性”、“三子”相互关系及其制化的理论。


  古希腊医学的四种体液是指血液汁、黄胆汁、黑胆汁、痰液汁。四性是指冷、热、干、湿。并认为这四种原始本质,即四大自然要素的各种不同配合,决定着四体液间的转化与消长,体液之多少性质又决定人的身体、器官的禀性气质。随“四元”、“四性”与“四体液”的理论而出现了“四禀性”学说,亦是希腊一阿拉伯伊斯兰医学病理学、药理学的理论基础。


  《回回药方》将本草、方剂、疾病均按禀性不同而作了区分,它们之中有于性的,湿(润)性的,性冷的,性热的。比如“治干,湿头疮”,“此病并无干热,多因冷湿。净冷多在一处,不在浑身,治者易见”,“治说禀性衰败有湿者,做消渴而治。又禀性衰败有干者,做痨病而治”。回回医学在病理分析中,对“四禀性”说的运用是随处可见的。这种理论也应用于对药性、药效的分析上。《回回药方》言:说凡性冷有所伤的药等,“又白薇能助泻的力,能推润于腹内得济”,这表明本草亦各有一定的禀性。早在1世纪的希腊本草学家迪奥斯科利兹的“药性四级论”,在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大典《医典》中,以及在《回回药方》中均有所反映,如“腽肭脐,禀性第三等类至第四等上热,第二等上燥”。这些均表明,回回医学早在蒙元时期就已继承和吸收了古希腊、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中的“四性”、“四体液”以及“四禀性”学说。


  这些东西方的先进医学信息和哲学理论早在中世纪就被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体系吸收融合,又传到中国,成为中国回回医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人类学发展史上耐人寻味的一大奇迹。


  这一奇迹出现在公元13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帝国(黑衣大食王朝)被蒙古大军击破后,人们以为以医学为核心的阿拉伯伊斯兰科学文化也从此衰亡,殊不知在中国,回回医学此时发展到了黄金时代。


  回回医学在蒙元时期达到高峰,它是建立在处于世界领先水平的中国医学和阿拉伯医学基础之上的,特别是吸收融合了古希腊、罗马、波斯等医学文化精华而形成的。因此,阿拉伯伊斯兰医学不仅没有衰亡,而且通过一种新的形式――即中国回回医学的形成而得到重新发展。


  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创立的“四体液”学说,虽在中国回回医学中有所反映,但是,回医的四体液是指黑液、红液、黄液、白液,四者均为人身血肉精气之本。回医受阿拉伯伊斯兰医学影响曾保存了四体液学说的基本观点。然而,回回医学承袭了东西方“人天浑同”的思想,并汲取融合了中国中医阴阳学说的部分内容,发展成了“小世界”元始,从一点种子分为清阳与浊阴以后,清与浊又各自为两半,分成四个层次,即为黑、红、黄、白四体液,并与“四气”、“四元”直接关联,业已成为“阴阳七行”理论框架的组成部分。从而使回回医学,既是世界阿拉伯伊斯兰传统医学的一支,又绽放出典型东方色彩的古老而新生的医学。本文来自《中华航海医学与高气压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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